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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2026-10-16AI 评分61

浙江大学顾臻团队Biomaterials发文:基因工程改造肥大细胞靶向杀伤肿瘤细胞

浙江大学顾臻教授Biomaterials:基因工程改造肥大细胞实现靶向肿瘤细胞毒性

AI 导读

浙江大学顾臻团队与UCLA李松团队在Biomaterials发表研究,用慢病毒转导使小鼠肥大细胞系MC/9过表达穿孔素与颗粒酶B,经IgE致敏后可直接杀伤B16-mOVA黑色素瘤细胞。体外4:1效靶比下诱导约25%早期凋亡与20%晚期凋亡,瘤内注射延长B16-mOVA荷瘤小鼠生存期,并增加CD8⁺与CD4⁺ T细胞浸润。作者指出异体移植屏障、脱靶激活与过敏性休克等毒性仍是走向临床应用的关键障碍。

正文

5分钟前 BioMED科技 BioMED科技 发表于上海

该研究首次将肥大细胞从过敏反应的传统“元凶”改造为可精准识别并直接杀伤肿瘤的效应细胞,提出了一种“以IgE为靶头、以天然颗粒机器为武器”的新型细胞治疗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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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细胞毒性淋巴细胞(主要包括细胞毒性T细胞和NK细胞)能在免疫监视过程中迅速清除肿瘤细胞,基于这一原理,T细胞与NK细胞已被赋予不同的嵌合抗原受体(CAR)用于靶向肿瘤。肥大细胞虽然与细胞毒性T细胞、NK细胞功能不同,但它们共享一个核心机制——脱颗粒,即通过释放含有效应分子的颗粒来发挥免疫功能。传统上以过敏反应著称的肥大细胞是一类富含颗粒的粒细胞,在皮肤和黏膜等与外环境密切接触的部位大量富集。其作为“哨兵”最经典的机制是IgE介导的I型超敏反应:变应原被识别后,细胞膜上的FcεRI发生交联,激活多条下游信号通路,储存在颗粒中的组胺、蛋白酶和细胞因子等预存介质通过颗粒-质膜融合被迅速释放;同时肥大细胞活化还会新合成并释放白三烯C4等脂质介质以及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穿孔素与颗粒酶是淋巴细胞杀伤靶细胞的核心武器:穿孔素多聚化形成孔道,使多种颗粒酶得以进入靶细胞并诱导凋亡,而这两类阳离子颗粒毒素依赖阴离子蛋白聚糖serglycin稳定储存,敲除serglycin的T细胞或NK细胞细胞毒性显著下降;而肥大细胞本身富含serglycin,理论上完全具备储存穿孔素与颗粒酶的“仓库”条件。与必须进行抗原受体基因转导的CAR-T或CAR-NK疗法不同,肥大细胞的靶向能力来源于IgE与FcεRI之间超过10¹⁰ M⁻¹的高亲和力结合,这使其有望成为一种“现货型”细胞治疗平台;更重要的是,由于IgE与FcεRI的亲和力极高,预先结合的IgE不会被体内自身IgE竞争置换,从而降低了脱靶效应。然而,以往对肥大细胞的治疗探索主要集中在其强大的分泌炎性介质、招募免疫细胞和调节肿瘤微环境的能力上,例如有研究利用肥大细胞递送溶瘤病毒等外源治疗剂。那么,能否跳出“药物载体”的思路,直接把肥大细胞改造成能够识别并直接杀伤肿瘤的效应细胞,仍是一个尚未开垦的方向。

研究思路

针对上述挑战,浙江大学顾臻教授、何恺鑫研究员联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李松教授(通讯作者)团队提出并验证了一种全新的细胞治疗平台: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小鼠肥大细胞系MC/9,使其过表达成孔蛋白穿孔素(Prf1)和丝氨酸蛋白酶颗粒酶B(Gmzb),从“内部”重写肥大细胞固有的脱颗粒机器,使之能够像细胞毒性T细胞和NK细胞那样直接杀伤肿瘤细胞。研究首先系统表征了MC/9的活化与脱颗粒行为:经抗OVA IgE过夜致敏后,可溶性OVA可显著提高β-氨基己糖苷酶释放,并促进TNF-α、IL-6及CCL2/CCL3/CCL4等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分泌;细胞膜上LAMP-1与小麦胚芽凝集素(WGA)信号共定位,证明发生了颗粒-质膜融合;借助与肝素高亲和结合的avidin-sRho探针,团队实现了对脱颗粒过程的实时示踪。随后,团队构建了表达膜锚定OVA的B16黑色素瘤细胞(B16-mOVA),发现致敏MC/9只有在与肿瘤细胞直接接触时才会被激活——Transwell隔离后细胞因子释放完全消失,且仅发生细胞-细胞接触的“命中”肥大细胞内Fluo-4钙信号升高约4倍。时间分辨成像进一步揭示,肥大细胞对肿瘤细胞执行的是“极化脱颗粒”:颗粒胞吐集中在细胞-细胞接触形成的突触部位,FcεRI在突触区富集,而F-actin在突触区域发生局部解聚,为颗粒迁移与释放创造条件。在完成机制解析后,团队通过慢病毒转导构建了同时过表达Prf1-mGFP与Gmzb-mGFP的PG-MC,并刻意保持为多克隆群体以避免单克隆扩增带来的偏移;Western blot、免疫荧光与流式检测证实两种毒性蛋白被正确分选、储存在颗粒中并与5-羟色胺共定位,而颗粒内的酸性环境可抑制穿孔素活性以避免自伤;同时PG-MC仍保留c-kit与FcεRI等肥大细胞标志物及完整的IgE依赖脱颗粒能力。在功能验证中,IgE致敏的PG-MC可在B16-mOVA细胞上形成穿孔素孔道,表现为PI自突触部位涌入并快速扩散至胞质与细胞核,同时上清中可检测到颗粒酶B释放;在4:1的效靶比下,PG-MC激活诱导了最显著的肿瘤细胞凋亡(约25%早期凋亡、20%晚期凋亡),并在AggreWell肿瘤球模型中显著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而去除IgE致敏或错配对照组均无显著杀伤效果。在体内,瘤内注射经IgE致敏的PG-MC显著延长了B16-mOVA荷瘤小鼠的生存期,并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CD8⁺ T细胞增加约2倍、CD4⁺ T细胞增加约3倍,Ki67⁺与IFN-γ⁺CD8⁺ T细胞增多,巨噬细胞M1/M2比值显著升高,呈现出由杀伤引发的免疫激活。针对肥大细胞治疗伴随的髓源抑制性细胞(MDSC)浸润增加这一局限,团队进一步将PG-MC-IgE与低剂量5-氟尿嘧啶(5-Fu,10 mg/kg,腹腔注射)联合,通过清除被招募的PMN-MDSC实现协同抑瘤,并进一步提高了CD4⁺与CD8⁺ T细胞浸润。相关内容以 Genetically Engineering Mast Cells as Effectors for Targeted Cancer Cell Cytotoxicity 发表在 Biomaterials!

图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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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IgE-变应原识别介导的MC/9活化与脱颗粒:(a) 基因工程改造MC/9以实现IgE介导的肿瘤识别与杀伤的示意图。(b) MC/9经抗OVA IgE(克隆2C6,1 µg/mL)过夜致敏后与OVA在Tyrode’s缓冲液中孵育1小时,检测上清与裂解液中β-氨基己糖苷酶的酶活性,并据此计算脱颗粒程度。(c-d) 有/无致敏的MC/9在含OVA培养基中孵育24小时后,上清中TNF-α(c)与IL-6(d)水平的ELISA检测。(e) 致敏MC/9接种于多聚赖氨酸包被板并与OVA孵育1小时后固定、染色LAMP-1,A23187(离子载体)作为阳性对照,标尺10 µm。(f) 致敏MC/9在含8 µg/µL avidin-sRho的Tyrode’s缓冲液中受OVA刺激后的延时显微成像,标尺5 µm。(g) 基于Image J的avidin-sRho荧光信号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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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肥大细胞通过IgE-表面结合抗原的相互作用识别肿瘤:(a) 肥大细胞-B16-mOVA识别与脱颗粒示意图。(b) 致敏MC/9与B16-mOVA细胞在不同效靶比共培养后的脱颗粒率。(c-d) 直接共培养与Transwell实验中IL-6(c)与TNF-α(d)的释放水平。(e-f) 负载Fluo-4-AM的致敏MC/9与B16-mOVA孵育后的钙信号成像(e,底部色条为Fluo-4伪彩)及“命中”与“未命中”细胞的信号定量(f)。(g) 在avidin-sRho存在下MC-IgE与B16-mOVA-GFP共培养的延时显微成像,胞吐颗粒于细胞接触后不久即可检出(白色箭头,每10秒采集一帧),标尺10 µm。(h) avidin-sRho荧光信号定量。(i-j) FcεRI与胞吐颗粒的荧光染色(i,标尺10 µm)及突触区与远端区FcεRI信号的比较(j)。(k) 罗丹明-鬼笔环肽染色的F-actin代表性图像(标尺10 µm)。(l) 突触区与远端区鬼笔环肽信号的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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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PG-MC的基因工程构建及其功能:(a) 携带穿孔素或颗粒酶B的lenti-ORF质粒示意图。(b) Western blot检测未处理MC/9与PG-MC中Prf1-mGFP和Gmzb-mGFP的表达。(c) 未处理与转染肥大细胞的穿孔素、颗粒酶B免疫荧光染色(标尺10 µm)。(d) 穿孔素1与颗粒酶B染色的代表性流式结果。(e) 在100 µM PI存在下,IgE致敏的MC或PG-MC与B16-mOVA-GFP共培养的延时成像,红色爆发信号指示PI经穿孔素孔道扩散进入胞质(标尺50 µm)。(f) PI信号随时间变化的倍数定量。(g) 未处理MC与PG-MC经IgE致敏并以OVA刺激24小时后,上清中释放颗粒酶B的ELISA检测。(h) 以4:1效靶比共培养后,通过膜联蛋白V/7-AAD染色定量GFP⁺细胞的凋亡比例。(i) 4:1效靶比下各组共培养的代表性显微图像(底部色条为GFP伪彩,标尺200 µm)。(j-k) 各组细胞球大小与GFP信号强度的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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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瘤内注射PG-MC-IgE抑制B16-mOVA肿瘤生长:(a) 小鼠皮下接种5×10⁵ B16-mOVA细胞,待肿瘤体积达50 mm³时瘤内注射4×10⁶不同配方肥大细胞(MC、MC-IgE、P-MC、P-MC-IgE、G-MC、G-MC-IgE、PG-MC与PG-MC-IgE)。(b-c) 各组肿瘤生长曲线(b)与生存曲线(c)。(d-g) CD45⁺淋巴细胞中CD4⁺与CD8⁺ T细胞的代表性流式分析及定量。(h) 瘤内注射PG-MC-IgE后肿瘤组织CD4⁺与CD8⁺ T细胞的免疫荧光代表图。(i-j) CD3⁺CD8⁺ T细胞中Ki67⁺细胞的流式分析与定量。(k-l) CD3⁺CD8⁺ T细胞中IFN-γ⁺细胞的流式分析与定量。(m) CD3⁺CD4⁺ T细胞中Treg比例的定量。(n-o) CD11b⁺F4/80⁺巨噬细胞中M1与M2表型的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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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瘤内PG-MC-IgE与5-Fu的联合治疗:(a) 小鼠皮下接种5×10⁵ B16-mOVA细胞,待肿瘤体积达50 mm³时瘤内注射4×10⁶ PG-MC-IgE共3次(间隔3天),每次注射后1天腹腔注射5-Fu(10 mg/kg)。(b-d) 各组肿瘤生长曲线。(e-f) 各组体重变化与生存率。(g-h) CD45⁺CD11b⁺淋巴细胞中MDSC的流式分析与定量。(i-j) CD45⁺CD11b⁺淋巴细胞中PMN-MDSC(Ly6G⁺Ly6Cˡᵒ)的流式分析与定量。(k) CD45⁺淋巴细胞中CD4⁺与CD8⁺ T细胞的代表性流式分析。(l-m) CD4⁺与CD8⁺ T细胞的定量结果。

结论

该研究首次将肥大细胞从过敏反应的传统“元凶”改造为可精准识别并直接杀伤肿瘤的效应细胞,提出了一种“以IgE为靶头、以天然颗粒机器为武器”的新型细胞治疗范式。与依赖TCR-MHC复合物识别的经典机制或CAR-抗原识别不同,该平台利用IgE-FcεRI超过10¹⁰ M⁻¹的超高亲和力实现靶向,只需更换识别不同肿瘤抗原的IgE并进行过夜致敏即可完成“定制”,制备时间远短于其他细胞治疗产品,展现出“现货型”细胞治疗的潜力。研究还表明,瘤内注射的杀伤性肥大细胞可通过初步杀伤肿瘤细胞发挥“破墙”效应,招募并激活T细胞、推动巨噬细胞向M1表型极化,从而扭转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与低剂量5-Fu联用清除随之被招募的PMN-MDSC,可进一步产生协同抑瘤效果。作者同时指出,异体移植屏障、脱肿瘤激活以及系统性过敏毒性(如过敏性休克)仍是通往临床应用的关键障碍,未来需要在自体原代人肥大细胞、HLA配型供体或通用型工程细胞平台等方向开展更深入的临床前研究,并通过剂量递增、提高给药频次与联合治疗等策略探索实现持久肿瘤清除的可能。作为一种可模块化、可快速定制的效应细胞平台,该策略也有望拓展至其他治疗药物的靶向递送及多种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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