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研究:dMMR子宫内膜癌MLH1高甲基化与MMR基因突变患者免疫治疗缓解及生存无显著差异
晚期/复发dMMR子宫内膜癌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74.4%,MMR基因胚系/体系突变25.6%,两组免疫获益相似且TMB无差异,需寻找JAK1等新预测标志物
一项纳入133例晚期或复发dMMR子宫内膜腺癌患者、覆盖美国14家机构的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显示,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组99例(74.4%)与胚系或体细胞MMR基因突变组34例(25.6%)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或多塔利单抗的缓解率分别为57.6%和55.9%(P=0.90),临床获益率70.7%和64.7%(P=0.82)。
简明总结
本项14家美国机构参与的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纳入133例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或多塔利单抗治疗的晚期或复发性错配修复缺陷(dMMR)子宫内膜腺癌患者,其中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hMLH1)99例(74.4%),胚系或体细胞Lynch综合征相关MMR基因突变(gLS/sLS)34例(25.6%)。两组免疫治疗缓解率分别为57.6%和55.9%(P=0.90),临床获益率分别为70.7%和64.7%(P=0.82);24个月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59.0%和68.0%,24个月总生存率分别为62.2%和70.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GS获得的肿瘤突变负荷在两组间亦无显著差异,且未显示与完全或部分缓解显著相关。结果提示,dMMR的表观遗传学或遗传学形成机制本身可能不足以预测PD-1抑制剂疗效,仍需寻找JAK1等新的耐药和获益生物标志物。
摘要
目的:本研究评估错配修复缺陷(dMMR)的潜在病因,即遗传性因素(胚系/体细胞)与表观遗传性MLH1高甲基化(hMLH1),以及这些因素与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晚期和复发性dMMR子宫内膜腺癌患者缓解率及生存结局之间的关系。
方法:利用子宫内膜癌分子靶向治疗联盟(ECMT2)数据库,筛选2016—2023年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或多塔利单抗治疗的dMMR肿瘤患者。病例分为两组:胚系Lynch综合征突变(gLS)和体细胞Lynch综合征突变(sLS)组,以及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hMLH1)组。临床与病理学资料包括患者人口学特征、肿瘤特征、复发日期、生存情况及治疗信息。
结果:共纳入133例患者:gLS/sLS组34例(25.6%),hMLH1组99例(74.4%)。两组的人口学及肿瘤特征(包括诊断时分期和组织学类型)相似。全队列缓解率为57.1%[gLS/sLS组55.9%,hMLH1组57.6%;P=0.90]。gLS/sLS组与hMLH1组的生存结局无显著差异:2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8.0%和59.0%(P=0.77),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0.9%和62.2%(P=0.55)。
结论:研究结果提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及生存结局与dMMR的不同形成机制无关。
引言
子宫内膜癌是美国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也是唯一死亡率仍在上升的妇科癌症。约28%的子宫内膜癌存在错配修复缺陷(dMMR),其原因可能是MMR基因的胚系或体细胞突变,也可能是表观遗传学改变。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特别是抗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单克隆抗体的应用,复发性或晚期MMR缺陷子宫内膜癌患者获得了一种前景良好的新治疗选择。帕博利珠单抗和多塔利单抗均为抗PD-1药物,其缓解率约为40%~60%。帕博利珠单抗于2017年获批用于dMMR复发性子宫内膜癌,多塔利单抗于2020年获批用于相同适应证。
在这些药物的研发期间,评估dMMR子宫内膜癌结局的研究重新受到关注。回顾性研究显示,与MMR基因胚系或体细胞突变所致的dMMR肿瘤相比,由MLH1启动子表观遗传学改变所致的dMMR肿瘤(hMLH1)具有更差的预后性肿瘤特征,提示二者在肿瘤生物学方面可能存在差异。鉴于已有研究报告其复发率更高,且绝大多数子宫内膜癌的dMMR可由MLH1甲基化解释,MLH1甲基化病例在多数免疫检查点研究中构成最大亚组。免疫检查点阻断对这些不同人群的差异性影响仍在研究之中。例如,NRG-GY018的一项亚组分析显示,研究者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风险比(95% CI)在甲基化患者中为0.30(0.18~0.50),在非甲基化患者中为0.17(0.04~0.79),提示两组结局均得到改善。
因此,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dMMR状态的潜在病因能否预测子宫内膜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疗效。本研究旨在真实世界环境中评估MMR缺陷的潜在病因,即遗传性因素(胚系/体细胞)与表观遗传性hMLH1,并分析其与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晚期和复发性dMMR子宫内膜腺癌患者缓解率及生存结局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免疫治疗耐药的潜在机制,并识别疾病进展风险较高的患者。

表1 错配修复缺陷的构成。饼图显示hMLH1占75.0%;体细胞dMMR中MLH1/PMS2缺失占17.4%、MSH2/MSH6缺失占3.0%;胚系dMMR中MLH1、MSH6和PMS2突变各占1.5%。
方法
本研究在美国14家机构开展,研究时间为2016—2023年。纳入接受单药PD-1抑制剂多塔利单抗或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的复发性或晚期dMMR子宫内膜腺癌患者。由于本研究开展时间早于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成为标准治疗,因此没有患者接受一线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肿瘤分子检测、遗传学检测和下一代测序(NGS)由治疗医师根据各机构的常规实践自行决定。总体而言,参与中心的标准实践是通过MMR蛋白表达检测,并酌情联合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对Lynch综合征进行系统性普筛。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评估MLH1、MSH2、MSH6和PMS2蛋白表达。对于MLH1蛋白表达缺失的癌症患者,反射性检测MLH1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对于不存在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的dMMR肿瘤患者,以及发病年龄较早、具有多种Lynch综合征相关癌症病史和/或强肿瘤家族史的患者,建议进行遗传学检测。
研究数据使用REDCap电子数据采集工具收集和管理。研究获得各参与中心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并由杜克大学监督(IRB编号:Pro00103465)。
通过病历回顾提取临床、病理学及NGS数据,包括患者人口学特征、肿瘤分级和组织学类型、分期特征、复发后的既往系统治疗、抗PD-1治疗持续时间、抗PD-1治疗后的进展时间及生存状态。缓解率定义为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的患者比例。临床获益率定义为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或疾病稳定的患者比例。总生存期(OS)定义为自免疫治疗开始至死亡的月数;未死亡患者在末次随访时删失。无进展生存期(PFS)定义为自免疫治疗开始至复发或进展的月数。若患者在出现进展前死亡,则死亡计为进展事件,并以死亡日期作为进展日期;未进展患者在末次随访时删失。各中心均对包括缓解率和生存结局在内的全部数据进行双人复核;去除身份信息的病理报告和肿瘤检测结果上传至杜克临床研究团队审核,以确保数据录入准确,并对提出的质询及回复进行复核。
分类变量以例数(百分比)汇总,连续变量以中位数(范围)和均数(标准差,SD)汇总。组间分类变量差异酌情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连续变量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采用反向Kaplan-Meier法估计随访时间,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OS和PFS,并通过log-rank检验比较研究组。基于缓解率进行效能分析:纳入132例患者时,在显著性水平0.10下,检出22%缓解率差异的效能超过80%。
采用带限制性立方样条(RCS)的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肿瘤突变负荷(TMB)与缓解(CR/PR对SD/PD)之间的关系,并确定是否存在非线性关联。如存在,该模型可用于识别与达到CR/PR而非SD/PD相关的TMB阈值。文中报告RCS图以及总体关联和非线性关联的P值。该模型未对其他协变量进行校正。RCS分析显示为线性关联,因此无法估计阈值。另采用不带RCS的Logistic回归模型,在校正TMB和诊断年龄后估计研究组与CR/PR而非SD/PD之间的关系。由于样本量和事件数有限,校正因素的数量受到限制。未对多重比较进行校正。全部统计分析使用SAS 9.4版(SAS Institute,Cary,NC)完成;每项分析仅纳入数据完整的患者。

表2 人口学及疾病特征。除另有说明外,数据均以例数(%)表示。*分级仅报告子宫内膜样组织学病例。

表3 真实世界缓解率和临床获益率。CR:完全缓解;PR:部分缓解;SD:疾病稳定;NOS:未另行说明。
结果
数据库共纳入268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其中1748例接受了MMR蛋白表达分析。最终共133例女性纳入分析,并根据MMR检测结果分为两组。99例(74.4%)存在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7例(5.3%)存在已确认的胚系MMR基因突变,27例(20.3%)存在体细胞突变(表1)。115例患者接受遗传学检测,其中gLS/sLS组34例中有30例获得相关信息,hMLH1组99例中有85例获得相关信息。7例患者存在胚系突变,包括MLH1(n=2)、MSH6(n=3)和PMS2(n=2)。体细胞异常多数为MLH1/PMS2缺失(27例中23例)。由于样本量较小,将胚系和体细胞突变患者合并为一组(gLS/sLS)进行分析。
人口学和临床病理特征见表2,两组之间相似。大多数患者为白人(80.5%),诊断时为晚期[III/IV期,占55.6%],组织学类型为子宫内膜样(85.0%),既往接受过一线治疗(51.9%),并在研究期间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94.0%)。
队列中位随访时间为25.9个月。全队列缓解率为57.1%,两组相近:hMLH1组为57.6%,gLS/sLS组为55.9%(P=0.90;表3)。全队列临床获益率为69.2%,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MLH1组为70.7%,gLS/sLS组为64.7%(P=0.82)。
48.1%的队列患者具有基于NGS的TMB数据。两组的平均TMB[hMLH1组24.4,gLS/sLS组21.6,P=0.65]以及TMB高频率[hMLH1组31.3%,gLS/sLS组32.4%,P=0.88]相似(表2)。RCS分析显示TMB与缓解之间呈线性关系,因此认为不适合估计阈值(非线性P=0.21)。在校正年龄和MMR状态后,不带RCS的Logistic回归未发现TMB与达到CR或PR的概率存在显著关联(P=0.85,数据未显示)。
两组的生存结局相似。hMLH1组和gLS/sLS组患者的24个月PFS分别为59.0%和68.0%(log-rank P=0.77;图1)。

图1 hMLH1组与gLS/sLS组的无进展生存期。
两组OS同样相似。hMLH1组和gLS/sLS组患者的24个月OS率分别为62.2%(95% CI 49.8~72.3)和70.9%(95% CI 49.8~84.4)(log-rank P=0.55;图2)。

图2 hMLH1组与gLS/sLS组的总生存期。
讨论
随着免疫治疗在子宫内膜癌中的应用增加,确认该疗法在真实世界人群中的有效性,并探索dMMR以外能够预测疗效的生物标志物至关重要。本研究全队列超过55%的患者获得有记录的完全或部分缓解,与早期dMMR肿瘤抗PD-1治疗研究一致。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免疫检查点抑制为晚期和复发性子宫内膜癌患者提供了一种前景良好的治疗方式。此外,与其他研究相似,无论MLH1甲基化状态如何,均观察到较高缓解率。由于hMLH1约占dMMR病例的70%~75%,迄今大型试验的结果很可能主要反映hMLH1肿瘤。在本项真实世界研究中,与MMR基因胚系或体细胞突变相比,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似乎并不伴随不同的免疫治疗缓解率。接受多塔利单抗或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的hMLH1癌症患者与其他机制所致dMMR子宫内膜癌患者之间,无复发生存和总生存亦均无显著差异。
关于hMLH1与gLS/sLS相比是否与子宫内膜癌生存结局及检查点抑制剂疗效存在不同预测关系,目前证据相互矛盾。多项回顾性研究显示,hMLH1肿瘤患者的生存结局不同,但按该肿瘤特征分层报告免疫治疗缓解的研究很少。Toboni等通过Caris CODEai数据库分析900余例dMMR肿瘤,显示hMLH1肿瘤的OS显著差于MLH1突变肿瘤;但将分析限制于接受免疫治疗者后,两组OS无显著差异。一项纳入24例患者的小型前瞻性试验显示,hMLH1肿瘤的缓解率更低(100%对44%)。近期RUBY试验显示,多塔利单抗联合化疗在hMLH1和gLS/sLS亚组中均显著改善生存结局。尽管36个月时gLS/sLS组的缓解概率高于hMLH1组(80%对50.3%),该研究受样本量较小限制。GY018和RUBY的两项探索性亚组分析未显示MMR缺陷机制造成差异。与之相似,本研究中不同dMMR机制似乎不能预测PD-1抑制剂疗效。这些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包括基线人口学特征、组织学亚型、研究设计和治疗方式不同。此外,由于样本量较小且胚系/体细胞MMR突变病例有限,许多研究的统计效能不足。
重要的是,hMLH1与gLS/sLS亚组的TMB状态似乎并无差异,提示在hMLH1以及胚系或体细胞MMR突变基础上进一步根据TMB分层,不太可能增加预测价值。鉴于24%~50%的dMMR癌症患者会在12个月内进展,寻找其他生物标志物仍具有重要意义。其他癌种研究已识别出可能的候选预测生物标志物,用于判断哪些患者最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并区分免疫治疗耐药性疾病。免疫治疗,特别是PD-1抑制剂,在黑色素瘤和结直肠癌中有效。在黑色素瘤中,JAK1/2突变与PD-1抑制剂耐药相关;有研究显示,获得性JAK1/2突变的肿瘤随后失去对PD-1抑制的敏感性。在子宫内膜癌中,一项小型研究发现hMLH1肿瘤富集JAK1突变。转化研究显示,JAK1杂合突变肿瘤可能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具有更佳疗效,而纯合性缺失则显示较差疗效。在结直肠癌中,研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计算肿瘤组织的CD3:CD8比值,较高比值对应更高的PD-1抑制剂敏感性。然而,子宫内膜癌中尚未评估CD3:CD8比值与免疫治疗疗效。评估可用于指导子宫内膜癌免疫治疗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是当前研究中的重要空白,也为识别最可能获益的患者提供了重要机会。
本研究的优势包括队列规模较大,覆盖美国14家机构;同时纳入了dMMR子宫内膜癌的两种免疫检查点抑制治疗选择,尽管仅约6%的队列接受多塔利单抗。本研究未纳入同时接受化疗和抗PD-1治疗的患者。随着GY018和RUBY试验发表,一线免疫治疗的使用日益增多,这限制了本研究数据的解释。
本研究的局限包括患者数量较少和回顾性临床资料审查。虽然多机构数据库增加了地域多样性,但其反映的是三级医疗中心的临床实践,可能存在难治性治疗后转诊患者的选择偏倚。疗效分类基于高级研究者对病历的解释;由于未收集RECIST标准,无法应用严格标准界定部分缓解或疾病稳定。因此,这些数据反映了上述药物当前的真实世界使用情况。其他局限包括52%的患者缺少TMB和NGS数据。由于样本量和事件数较少,可纳入的校正因素数量受到限制。
尽管如此,本研究数据提示,dMMR的形成机制,即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或MMR基因突变,可能不会影响疗效,这与GY018和RUBY试验的辅助分析一致。仍需利用新的生物标志物对dMMR进行进一步分层,以预测免疫治疗耐药并识别新的治疗靶点。
文献来源
Borden LE, Cosgrove CM, Washington CR, et al. MLH1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and associations with survival outcomes: A real-world endometrial cancer molecularly targeted therapy consortium cohort study. Gynecologic Oncology. 2026;211:231–237. DOI: 10.1016/j.ygyno.2026.0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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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