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早期乳腺癌ctDNA清除与pCR及长期生存相关,术后MRD阳性提示远处复发
早期乳腺癌新辅助ctDNA清除与高pCR率和长生存相关,术后MRD阳性与远处复发相关,连续监测可提前10-15个月发现复发,正探索ctDNA指导治疗
一篇发表于JAMA Oncology的综述汇总早期乳腺癌ctDNA微小残留病灶(MRD)检测的现有证据,指出其预后价值已确立但临床效用尚未证实。新辅助治疗期间ctDNA清除与病理完全缓解及长期结局相关,术后MRD阳性与远处复发密切相关,连续监测通常可提前10~15个月发现分子复发。综述强调,目前尚无证据表明ctDNA指导的治疗调整能改善患者结局,临床指南也未推荐常规应用。
综述区分ctDNA MRD在早期乳腺癌的预后价值与临床效用,读者可据此把握该检测当前的证据边界与实施条件。
简明摘要
循环肿瘤DNA(ctDNA)微小残留病灶(MRD)检测可无创监测早期乳腺癌治疗反应,并在临床或影像学复发前识别分子复发。现有研究一致证实其预后价值:新辅助治疗期间ctDNA清除与病理完全缓解和长期结局相关;根治性治疗后ctDNA阳性则强烈提示远处复发。I-SPY2研究中,残余癌负荷II/III级患者的3年无远处复发生存率随ctDNA清除时间延迟而由98%降至35%;monarchE研究中,基线MRD阴性与阳性患者4年无浸润性疾病生存率分别为79%和20%;PALLAS研究中的5年无远处复发间期分别为93%和27.8%。连续监测通常可提前10~15个月发现分子复发,但不同检测方法、乳腺癌亚型及采样时间造成明显差异。尽管ctDNA可补充传统风险分层并支持治疗强化或减量研究,目前尚无证据证明ctDNA指导管理可改善患者结局,临床指南也未推荐常规应用;在证实临床效用前,应限于前瞻性登记研究或设计严谨的临床试验。
摘要
重要性
循环肿瘤DNA(ctDNA)已成为一种无创生物标志物,可能用于检测微小残留病灶(MRD)、监测治疗反应,并比常规临床或影像学方法更早识别复发(即分子复发)。尽管基于ctDNA的MRD检测已在早期乳腺癌中显示出预后价值,其最佳临床用途仍不确定。
观察结果
本综述总结了早期乳腺癌ctDNA MRD检测的现有数据。虽然这些检测已经确立分析有效性和临床有效性,但其临床效用仍不明确。新辅助治疗期间ctDNA的动态变化与病理完全缓解和长期结局相关。完成根治性治疗后,ctDNA阳性(即存在MRD)与未来远处复发密切相关。同样,随访期间出现ctDNA早于临床上确诊显性转移性疾病。观察性研究和荟萃分析支持将ctDNA作为现有风险分层工具的补充生物标志物,但证明ctDNA指导管理能够改善结局的证据仍然有限。此外,最佳检测时间和频率尚不明确,检测方法间的直接比较研究也不足。多项正在进行的前瞻性干预试验正在评估,ctDNA指导的治疗强化或减量能否改善患者结局,并为ctDNA检测常规进入临床实践提供依据。
结论与意义
基于ctDNA的MRD检测有望改善早期乳腺癌患者的风险分层、更早发现复发并辅助治疗决策,但其临床效用尚未得到证实。必须通过前瞻性试验确定ctDNA指导的干预能否在标准管理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结局。临床医生在将ctDNA检测纳入患者照护前,应了解其优势、局限、不断演变的证据基础以及患者偏好。
引言
许多早期乳腺癌患者会复发,而另一些患者接受了不必要的治疗并承受相关毒性。这些问题凸显了精准评估风险并指导个体化临床决策的生物标志物需求。ctDNA是一种有前景的微创生物标志物。ctDNA仅占无细胞DNA(cfDNA)的一部分,而cfDNA的大部分来自正常细胞更新,因此ctDNA的数量通常以肿瘤分数表示。MRD是指传统影像学无法检出的微小病灶。高灵敏度ctDNA检测的发展,使ctDNA成为实体瘤患者MRD检测中最具前景的分析物。
从定量角度看,ctDNA是血液中MRD存在与否的灵敏指标,纵向追踪时还可动态反映治疗反应。从定性角度看,ctDNA能够从多个维度反映潜在肿瘤生物学,并可随时间评估治疗选择压力下的肿瘤演化。
由于预后价值已经确立且商业可及性不断提高,基于ctDNA的MRD检测在临床实践中的使用日益增加。然而,临床指南目前并不推荐其常规应用,因为其临床效用——即ctDNA指导的干预能否改善患者结局——尚未得到证明。本综述聚焦为检测和追踪MRD而开发的ctDNA检测,介绍其特征、现有证据,以及支持其在早期乳腺癌患者中临床实施所需的后续步骤。
用于MRD检测的ctDNA分析方法
MRD检测可分为肿瘤知情型(即定制型)和肿瘤不知情型。肿瘤知情型检测首先对肿瘤组织DNA进行测序,识别肿瘤特异性变异,再通过个体化检测在血浆中追踪这些变异。这种方法通过识别特异性基因组指纹,并利用正常DNA测序排除胚系变异和克隆性造血,从而区分ctDNA与cfDNA并尽可能提高特异性。然而,早期疾病中ctDNA浓度远低于正常cfDNA,目标改变可能未出现在少量血浆样本内,因此检测灵敏度受到采样偏倚限制。
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型检测追踪的改变数量不断增加:从数字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追踪1~2个变异,发展到基于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和全基因组测序(WGS)的检测,可追踪数十至数千个改变。由此产生的高灵敏度检测,其检出限可达到百万分之1~3。该方法的主要局限包括依赖肿瘤组织——约20%的患者可能因组织不足而无法检测;每位患者均需开发定制检测,周转时间较长;以及无法发现转移灶中新出现、但原发肿瘤中不存在的获得性改变。

图1|肿瘤知情型与肿瘤不知情型循环肿瘤DNA(ctDNA)微小残留病灶(MRD)检测示意图。A,肿瘤知情型:发现癌症后获取活检或存档组织,依据肿瘤改变设计个体化检测,再从血浆提取cfDNA并检测ctDNA,报告是否检出及肿瘤分数。B,肿瘤不知情型:发现癌症后直接以标准面板从血浆提取cfDNA,通过计算方法依据非整倍体、片段组学和甲基化模式等肿瘤特异性特征区分ctDNA与cfDNA,再报告是否检出及肿瘤分数。cfDNA,无细胞DNA。点击图片可查看原始清晰图。
肿瘤不知情型检测不需要组织,周转更快且成本可能更低。此类方法不是检测基因组变异,而是识别肿瘤来源DNA特有的非整倍体、片段长度和甲基化模式等特征,并常通过机器学习组合多种特征以提高灵敏度。为进一步描述肿瘤生物学,部分肿瘤不知情型检测还利用WES或靶向下一代测序(NGS)面板,对常见癌症基因变异进行测序,方式类似于转移性疾病中用于识别可靶向基因变异的全面基因组分析。然而,现有肿瘤不知情型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明显低于定制型方法;后者可以利用组织测序确认的真阳性变异,过滤测序错误或克隆性造血相关变异,并优化信噪比。

表1|具有分析验证数据的早期乳腺癌微小残留病灶(MRD)循环肿瘤DNA(ctDNA)检测。肿瘤不知情型Guardant Reveal检测约4 Mb差异甲基化表观基因组区域,95%检出限为0.01%。肿瘤知情型检测包括NeXT Personal(最多1800个体细胞变异;95%检出限3.45 ppm)、RaDaR(最多48个体细胞变异;95%检出限0.0011% VAF)、Pathlight(最多16个患者特异性结构变异;95%检出限5 ppm)、Signatera Exome(16个患者特异性克隆变异;0.01% VAF)、Signatera Genome(64个患者特异性克隆变异;95%检出限5~9 ppm)、FoundationOne Tracker(2~16个患者特异性克隆变异;≥5 MTM/mL时分析灵敏度>97.3%)及Oncodetect(50~200个患者特异性克隆变异;检出限5 ppm)。部分检测获得美国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特定适应证报销,但均未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也未获临床指南推荐。点击图片可查看原始清晰表格。
早期乳腺癌ctDNA检测与追踪的临床证据
新辅助治疗期间的ctDNA动态监测
在新辅助治疗中,ctDNA的检出率和动态变化具有很强的预后价值。采用高灵敏度MRD检测时,超过90%的三阴性乳腺癌(TNBC)和ERBB2阳性肿瘤在新辅助治疗前ctDNA阳性;管腔型肿瘤的比例较低,这与不同亚型的增殖率和肿瘤DNA释放特征一致。在同一肿瘤亚型内,只要检测足够灵敏,肿瘤分数也会随疾病负荷增加,并与淋巴结状态和肿瘤分期相关。
与基线检出相比,治疗期间的ctDNA动态变化更具临床意义,并与结局显著相关。在加拿大多伦多Princess Margaret医院的回顾性队列中,采用肿瘤知情型WGS检测发现,新辅助治疗第2周期前ctDNA清除与更长的无复发间期显著相关;中位随访4.7年时,所有ctDNA清除患者均未发生疾病进展。
I-SPY2研究采用WES检测。与持续阴性相比,术前较晚清除或持续存在ctDNA均与更短的无远处复发生存相关,校正已知预后因素后的风险比分别为6.88和16.50。对于残余癌负荷(RCB)II/III级患者,持续ctDNA阴性者、在第3周清除者、第12周清除者、术前清除者和始终未清除者的3年无远处复发生存率分别为98%、91%、92%、63%和35%。这表明,即使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ctDNA清除仍可进一步细化风险分层。其他采用WGS检测的研究也得到一致结果。TBCRC-040(PREDICT-DNA)研究显示,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余病灶的TNBC或ERBB2阳性患者,术前ctDNA阴性与阳性者的3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94%和54%。
ctDNA清除与手术疗效(如pCR和RCB)之间的关联则不够一致,并高度依赖评估时间和肿瘤亚型。I-SPY2中,基线ctDNA阳性率分别为TNBC 92%、ERBB2阳性77%和激素受体(HR)阳性/ERBB2阴性76%,但术前仍阳性的比例仅为16%、3%和8%。由于大多数患者均清除了ctDNA,新辅助治疗后ctDNA清除预测RCB-0/I的阴性预测值有限,三种亚型分别为65%、66%和32%;但所有达到疗效的患者均实现ctDNA清除,特异性为96%~100%。
快速ctDNA清除与疗效有关:TNBC或ERBB2阳性患者中,第3周清除者有82%在手术时达到RCB-0/I;HR阳性/ERBB2阴性患者中这一比例仅为42%。TBCRC-030研究中,TNBC患者第3周清除者8例中7例达到RCB 0/1,而第12周清除者11例中7例达到该疗效。仅评估术前晚期清除的TBCRC-040研究使用另一种WGS检测,阴性结果预测pCR的阴性预测值为60%。因此,新辅助治疗期间ctDNA动态检测的最佳时间尚未确定,也可能因检测灵敏度、肿瘤亚型和治疗方案而异。
在部分乳腺癌亚型中,尤其TNBC,pCR已成为重要的早期结局,但加速批准后仍需通过长期随访证实获益。能够更早且更准确预测长期结局的动态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更快评估新药。不过,新辅助内分泌治疗中ctDNA的价值研究较少,且早期HR阳性肿瘤的ctDNA检出率低。采用肿瘤不知情型检测的研究基线检出率也较低:PELOPS研究的HR阳性/ERBB2阴性人群中约40%淋巴结阳性;PHERGAIN研究ERBB2阳性患者的基线检出率为67.5%。
这些研究证明了新辅助治疗期间ctDNA动态变化的临床有效性,但在临床实施前,仍需ctDNA指导干预的前瞻性临床试验证实临床效用。试验可评估在这一阶段改用新型药物能否清除MRD,并避免患者发展为转移性复发。早期清除、高pCR率和优异长期结局之间的联系,也支持缩短新辅助治疗疗程的减量试验。



表2|探讨早期乳腺癌ctDNA MRD检测预后作用的代表性研究。表内依次列出研究来源、设计、人群与样本量、检测方法、时间点、目标/终点及结果;涵盖新辅助治疗期间ctDNA动态、根治性治疗后MRD与复发风险,以及ctDNA指导的监测和干预研究。缩写:C1D1,第1周期第1天;ddPCR,微滴式数字PCR;DFS,无病生存;DRFI,无远处复发间期;DRFS,无远处复发生存;EFS,无事件生存;EOT,治疗结束;ET,内分泌治疗;HR,激素受体;iDFS,无浸润性疾病生存;MRFS,无分子复发生存;NAT,新辅助治疗;NPV,阴性预测值;OR,比值比;OS,总生存;pCR,病理完全缓解;PPV,阳性预测值;RCB,残余癌负荷;RFS,无复发生存;TNBC,三阴性乳腺癌;VAF,变异等位基因频率;WES,全外显子组测序。纳入研究依据其与早期乳腺癌ctDNA监测的相关性、样本量(≥50例)或研究设计(ctDNA指导的前瞻性临床试验)进行选择。点击图片可查看原始清晰表格。
新辅助治疗后MRD检测
围手术期检出MRD同样与长期结局有关。I-SPY2中,新辅助治疗后ctDNA状态对手术疗效的预测能力较差,但仍与复发风险相关,并可进一步细化残余病灶患者的预后。RCB-II级患者中,新辅助治疗后ctDNA未检出与检出者的3年无远处复发生存率分别为88%和57%,校正风险比为0.29;RCB-III级患者分别为83%和22%,校正风险比为0.14。不过,广泛残余病灶本身仍与较差预后相关。
EBLIS研究采用WES检测术后ctDNA状态,首次术后时间点MRD阳性患者的复发风险在各亚型中约为MRD阴性患者的30倍。monarchE中,基线MRD阳性与阴性患者的4年无浸润性疾病生存率分别为20%和79%。PALLAS试验采用WGS检测,基线MRD阳性与阴性患者的5年无远处复发间期分别为27.8%和93%。
重复检测对结局的预测最准确:任何一次阳性归为MRD阳性,所有检测均阴性归为MRD阴性。EBLIS中,连续检测时MRD阳性与阴性患者的复发风险比为53,几乎是单一术后时间点风险比30的两倍。monarchE中,10%的基线ctDNA阴性患者随访期间转为阳性,41%的基线阳性患者清除了ctDNA。持续阳性、阴性转阳性、阳性转阴性和持续阴性患者的4年无浸润性疾病生存率分别为0%、11%、58.3%和87.5%。这提示ctDNA清除可能无法完全消除部分患者的复发风险,但对另一些患者可能反映微转移灶已被清除。
连续分析容易受到不死时间偏倚影响,因为患者必须保持存活且无进展,才有机会接受重复检测,因此对特定时间点的决策价值有限。与单一时间点的界标分析比较提示,MRD阴性患者的良好结局主要与反复阴性有关;超过80%的复发发生在首次MRD检测阴性的患者中。
术后MRD阳性患者预后不良,已推动治疗强化试验。ASPRIA试验对新辅助治疗后有残余病灶且ctDNA阳性的TNBC患者给予6个周期戈沙妥珠单抗联合阿替利珠单抗。KAN-HER2则评估在ERBB2阳性、存在残余病灶且MRD阳性的患者中,在恩美曲妥珠单抗基础上加用奈拉替尼。截至2026年3月,多项研究正将ctDNA MRD状态作为整合性生物标志物。
此类研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筛查人数庞大,因为多数早期乳腺癌患者预后良好,围手术期MRD阳性率低。PALLAS和monarchE中仅8%的患者基线MRD阳性。新辅助治疗后有残余病灶的TNBC患者中,不同人群和检测方法的术后MRD阳性率为3.6%~34%;DAPHNE研究中,ERBB2阳性且新辅助治疗后有残余病灶的患者,术后MRD阳性率为4.7%。
MRD结果也可作为低风险人群考虑减量治疗时的额外预后因素。Safe-De研究纳入I期TNBC或ERBB2阳性乳腺癌患者,对术后2周和4周均MRD阴性者省略化疗,转为分子监测,并在检出MRD时开始治疗。类似地,SIGNAL-ER 202研究评估ctDNA能否帮助筛选中危HR阳性/ERBB2阴性患者接受辅助CDK4/6抑制剂治疗;仅基线ctDNA阳性者启动CDK4/6抑制剂,阴性者仅接受内分泌治疗,每3个月检测ctDNA,并推迟至检出MRD时再开始CDK4/6抑制剂。
随访期间分子复发的诊断
在随访阶段(除内分泌治疗外的全身治疗已经完成),连续ctDNA检测可在临床复发前数月至数年发现MRD;在随访充分时,几乎所有出现MRD的患者最终均发生远处复发。MRD检出至复发的提前时间受检测时间点的频率与安排以及检测方法影响很大,各研究的中位时间约为10~15个月,总范围为0~63.5个月,并随亚型不同而变化。
可用的跨检测比较研究很少,但更高灵敏度与更高检出率和更长提前时间有关。cTRAK-TN中,TNBC随访期MRD首次由WES知情型检测检出的比例为47.9%,由数字PCR单独检出的比例为0%,两种方法同时检出为52.1%;中位提前时间由微滴式数字PCR的3.9个月延长至WES检测的6.1个月。chemoNEAR中,治疗前检出率分别为WGS 100%、WES 84%和数字PCR 76%;中位提前时间由WES的10.2个月延长至WGS的15.6个月。回顾性研究估计提前时间的一项重要局限是缺少同步影像学检查,因为常规随访期间通常不进行影像扫描。因此,无法推断MRD检出相对于影像学复发的真实提前时间,且这一时间很可能短于分子复发相对于临床复发的报告值。
目前的关键未知问题是,在分子复发阶段进行干预能否治愈患者或显著延缓复发,因为迄今仅有的两项随机研究均未证明临床效用。cTRAK-TN是一项Ⅱ期研究,纳入新辅助治疗后有残余病灶或术后Ⅱ~Ⅲ期TNBC患者。研究先每3个月进行一次MRD监测,持续1年;在肿瘤知情型数字PCR检测到MRD后,患者被分配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或观察。该检测追踪1~2个变异。12个月内MRD检出率为27%(44/161)。32例进入干预分配的MRD阳性患者中,23例(72%)在MRD检出时已由影像学确认存在转移。无影像学复发的患者中,4例拒绝帕博利珠单抗,只有5例开始治疗,且均未实现持续MRD清除。由于实际治疗人数太少,试验最终无法对疗效终点提供有效结论。
cTRAK-TN也揭示了MRD指导试验的若干关键挑战:需要高灵敏度检测以最大化分子复发至临床复发的时间窗;高危人群应尽早开始MRD监测;干预药物应已在辅助治疗中显示确切活性。


表3|评估早期乳腺癌ctDNA临床效用的进行中临床试验。表内列出研究设计、应用场景、人群、MRD检测、干预和主要终点,包括ASPRIA、KAN-HER2、Artemis、Cupcake、PERSEVERE、Safe-De、SIGNAL-ER 202、DARE、LEADER、MIRaDoR、TRAK-ER、TREAT-ctDNA、CATE、SURVIVE HERoes和SURVIVE。缩写:CDK4/6i,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抑制剂;CTC,循环肿瘤细胞;DFS,无病生存;DRFS,无远处复发生存;ET,内分泌治疗;HR,激素受体;iDFS,无浸润性疾病生存;MRD,微小残留病灶;OS,总生存;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RFS,无复发生存;RT,放射治疗;T-DM1,恩美曲妥珠单抗;TNBC,三阴性乳腺癌。点击图片可查看原始清晰表格。
ZEST采用相似设计,纳入风险较低的Ⅰ~Ⅲ期TNBC患者,或携带BRCA1/2致病性/可能致病性变异且为HR阳性/ERBB2阴性的患者。两类人群分别在根治性治疗结束后16周至5年入组。研究每2~3个月采用肿瘤知情型检测进行MRD监测,发现MRD后按1∶1随机接受尼拉帕利或安慰剂。由于ctDNA检出率低且检出MRD时已有转移性疾病的比例高,试验因可行性困难提前终止。2746例预筛查患者中,147例(8%)MRD阳性,其中49%在ctDNA检出时已发生影像学复发,仅40例符合随机分组条件。59.2%的MRD阳性在最早时间点(根治性治疗结束后≤6个月)检出,凸显了早期检测的重要性。筛查人数庞大也说明在较低风险人群中开展此类试验的困难。
由于随机患者很少,疗效结果的解释受到限制;但尼拉帕利相较安慰剂显示无复发生存延长的数值趋势,中位复发时间分别为11.4个月和5.4个月,风险比0.64(95% CI,0.30~1.39)。这些结果提示MRD指导干预试验必须尽早检测,并面临明显的实施挑战,但这种策略仍可能预防或延缓复发。
其他多项随访期间MRD追踪干预研究正在进行,多数纳入HR阳性/ERBB2阴性患者,并评估CDK4/6抑制剂和/或新型内分泌药物。LEADER已完成入组:162例接受筛查,140例成功设计检测,15例阳性(10.7%),10例开始接受瑞波西利联合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12个月。9例有3个月清除数据的患者中,6例出现分子反应,其中3例ctDNA完全清除。MRD清除者与未清除者的中位复发时间分别为18.6个月和7.2个月,仍需继续随访。
DARE每6个月检测一次MRD,MRD阳性者随机接受氟维司群联合哌柏西利,或继续辅助治疗安慰剂2年。初步结果显示MRD检出率为8.9%,阳性患者中71%尚无转移证据。实验组和对照组3个月清除率分别为56.3%和25%。MRD清除的9例中1例复发,而MRD升高的10例中6例复发。ctDNA检出时已转移的比例在DARE为29%,明显低于ZEST采用同一检测方法报告的50%;ZEST中90%的患者为TNBC。这与管腔样肿瘤和TNBC的不同生物学特征一致,提示生长较缓慢的肿瘤可能具有更长的干预窗口;而对于侵袭性更强的亚型,单纯分子复发能否被成功治疗仍不清楚。
建立MRD监测临床效用的另一种方法,是评估其作为常规随访策略而非绑定特定干预的效果。大型Ⅲ期SURVIVE研究将3500例中高危乳腺癌患者随机分配至标准随访或基于液体活检的随访,后者使用WES检测ctDNA,并监测循环肿瘤细胞和肿瘤标志物。主要终点为总生存。如果结果为阳性,该研究将证明随访期MRD追踪的临床效用,而不依赖于MRD阳性后采用哪一种具体治疗。
结论
早期乳腺癌ctDNA MRD检测仍处于研究阶段,但不断积累的证据表明,其可通过细化风险分层、监测疗效以及在临床复发前发现分子复发来补充标准治疗。MRD检测的潜在应用见图2。

图2|乳腺癌ctDNA检测潜在应用示意图。健康/筛查阶段可使用泛癌种或乳腺癌特异性检测,并探索与乳腺X线摄影联合;诊断阶段可利用检出和肿瘤分数辅助治疗,特异性变异亦可能提供治疗信息;新辅助治疗阶段可依据清除和肿瘤分数变化探索治疗减量或强化;MRD随访可辅助指导各亚型辅助治疗并实施分子复发干预;转移复发时可从外周血识别可靶向变异并以肿瘤分数作为肿瘤标志物;转移性疾病监测可发现潜在耐药变异并追踪肿瘤分数。LOD,检出限;MRD,微小残留病灶;TNBC,三阴性乳腺癌。点击图片可查看原始清晰图。
各研究一致显示MRD状态是强有力的预后标志物,但在常规应用前仍须证明其临床效用。在新辅助治疗阶段,ctDNA清除与不同亚型的长期结局相关,并与TNBC的pCR相关。对于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余病灶的患者,MRD可进一步细化复发风险。这些数据支持开展ctDNA指导的治疗强化或减量试验,但ctDNA清除尚未被前瞻性验证为替代终点;此类研究应纳入可靠的事件时间结局。
术后MRD阳性可识别高复发风险人群,也是治疗强化试验的合理目标。随访期早期发现分子复发虽具吸引力,但筛查人数多、提前发现能否带来获益尚不确定,且最佳检测时间、与影像学可见转移的重叠、检测频率及提前干预的潜在危害等问题仍未解决。
尽管美国已有ctDNA MRD检测可用,在常规实践中使用前仍需考虑若干问题。液体活检会增加费用及患者自付支出。阳性结果可能导致额外检查、患者焦虑及不必要的治疗。对无症状患者提前开始治疗不仅可能损害生活质量,也可能限制未来治疗选择,并选择出侵袭性更强、耐药的克隆,从而对生存产生不利影响。
在所有应用场景中,对患者和临床医生进行教育都至关重要,因为不同检测的性能存在差异,不能互换使用。在临床效用得到证明前,用于MRD检测的ctDNA检测应仅限于前瞻性登记研究和设计严谨的临床试验,并针对阳性或阴性结果预先明确相应干预。还应认真关注患者的理解和偏好、心理影响及后续连锁后果。随着研究持续推进,ctDNA有望切实推动早期乳腺癌个体化治疗。
文献来源
Schlam I, Tolaney SM, Lin NU, Parsons H, Morganti S. Circulating Tumor DNA in Early Breast Cancer: A Review. JAMA Oncology. 2026;12(7):773-784. doi:10.1001/jamaoncol.2026.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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