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例食管鳞癌ctDNA动态监测:基线TP53突变未显著区分生存,治疗后TP53转阴者2年PFS达75%
40例食管鳞癌ctDNA动态监测:基线TP53突变未显著区分生存,治疗后TP53转阴者2年PFS达75%,持续阳性者仅33.3%,提示分子清除有助预后分层
本研究通过ctDNA监测40例食管鳞癌患者,发现治疗后TP53突变清除与良好预后相关,2年PFS率高达75%。研究还发现,基于ctDNA的微小残留病灶(MRD)状态和核小体定位可作为无创生物标志物,用于疗效监测和风险分层。
研究揭示了ctDNA监测在食管癌治疗中的预后价值,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新生物标志物。
摘要
本研究通过循环肿瘤DNA(ctDNA)描绘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基因组特征,以识别预测根治性放疗联合全身治疗疗效的生物标志物。在这一纳入40例ESCC患者的前瞻性队列中,采用基因面板分析了7份肿瘤组织和71份纵向血浆样本。TP53(45%)和PIK3CA(12.5%)是最常见的单核苷酸变异(SNV),其次为NOTCH1/2(7.5%)。11q13.2–13.4扩增(包括CCND1/FGF19)见于12.5%的病例。cT4期患者的TP53突变率显著高于cT2–3期患者(60%对20%,P=0.010)。值得注意的是,治疗后TP53持续阳性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显著短于转阴患者(HR=5.090,P=0.035);两组2年PFS率分别为33.3%和75%,总生存(OS)差异接近统计学显著性(P=0.053)。治疗后基于ctDNA的微小残留病灶(MRD)阳性率为18.8%,与较差PFS的趋势相关(HR=3.027,P=0.067)。在具有治疗前后配对血浆样本的31例患者中,核小体定位检测阳性率(分布左移)由基线的67.9%下降至治疗后的35.7%(χ²=5.793,P=0.016)。这项基于血浆ctDNA谱的研究表明,对于接受根治性放疗及全身治疗的ESCC患者,治疗后TP53突变清除可能是一项有利的预后生物标志物。ctDNA衍生的MRD状态和核小体定位是有前景的无创生物标志物,可用于ESCC疗效监测及风险分层。
试验注册:本研究于2019年12月6日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注册,注册号为ChiCTR1900027936。
1 | 引言
对于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食管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CCRT)是标准治疗方式。尽管近期研究中的5年总生存(OS)率已由26%提高至33.7%~46.2%,但总体疗效仍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在免疫治疗时代,虽然多项研究探索了局部晚期食管癌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尚未确立为标准治疗。即使在晚期疾病中,单药免疫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RR)也仅为20%左右。在靶向治疗探索方面,目前仅抗血管生成药物(安罗替尼)被推荐用于ESCC治疗,适用于晚期患者二线及后线治疗。此外,近期报道显示,抗EGFR抗体尼妥珠单抗联合放化疗可使局部晚期或晚期食管癌患者获得治疗获益。然而,总体而言,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在不可切除局部晚期食管癌中的临床获益仍相对有限。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包括:(1)进一步探索优化的联合治疗策略;(2)识别可靠的生物标志物,以筛选可能获得更佳临床获益的患者。
因此,作为既往一项单臂Ⅱ期临床试验的探索性分析,我们对2020年4月至2022年1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连续入组的40例ESCC患者进行了根治性放疗前后ctDNA动态监测。本研究旨在探讨参与ESCC发生及治疗过程的潜在遗传易感基因和致癌信号通路基因,识别与治疗敏感性及疗效预测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并指导临床多模式治疗策略的制定及药物选择。
2 | 材料与方法
2.1 |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基于本团队开展的一项前瞻性、单中心Ⅱ期临床试验。研究按照《赫尔辛基宣言》开展,所有患者均在入组前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经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19040)。临床试验注册号为ChiCTR1900027936,注册日期为2019年12月6日。
2.2 | 患者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病理证实为鳞状细胞癌;(2)局部晚期食管癌,或仅存在区域外转移的IVb期患者;(3)无法手术切除;(4)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0~2分;(5)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既往有恶性肿瘤病史,或存在可能影响完成治疗的严重基础疾病。
2.3 | 治疗
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采用累及野照射(IFI),使用调强放疗(IMRT),处方剂量≥50 Gy。常规分割方案为PTV-C每次1.8~2.0 Gy,每日1次、每周5天。另一方案为同步推量调强放疗(SIB-IMRT):PTV-C接受50.4 Gy/28次(每次1.8 Gy,每日1次、每周5天),同时将PTV-G推量至63 Gy/28次(每次2.25 Gy,每日1次、每周5天)。
全身治疗包括化疗或尼妥珠单抗治疗。所有化疗均采用紫杉醇联合铂类方案。紫杉醇于第1天(d1)以135 mg/m²静脉输注。铂类包括顺铂或卡铂:顺铂于d1至d3以75 mg/m²静脉输注;卡铂按AUC=5于d2静脉输注。所有化疗周期均每21天重复一次,与放疗同步或序贯实施。尼妥珠单抗与放疗同步应用,于放疗期间每周第1天静脉输注,每次200 mg、每周1次,共6周,累积剂量1200 mg。
2.4 | 评价
治疗相关毒性按照《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CTCAE V4.03评价。近期疗效的定义参照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1.1,主要依据影像学结果。
2.5 | 基于二代测序的ctDNA检测与MRD判定
在开始治疗前的基线时点采集肿瘤组织和/或血液样本,在全部放疗及同步全身治疗完成后1周内采集血浆样本。本研究采用不依赖肿瘤组织信息的策略(tumor-naïve)。所有患者的血浆游离DNA(cfDNA)均采用固定的340基因面板分析;检测变异类型包括单核苷酸变异(SNV)、小片段插入和缺失(indel)、结构变异(SV)及拷贝数变异(CNV)。尽管7例患者有肿瘤组织测序数据,但这些组织来源结果未用于选择患者特异性追踪位点或定义血浆检测阳性;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检测并非肿瘤知情型(tumor-informed)。
本研究在检测血浆cfDNA的同时,对配对外周血白细胞DNA进行分析。血浆与白细胞样本使用对应面板测序。白细胞DNA中检出的变异用于识别并滤除胚系变异及疑似克隆性造血来源变异。对于治疗后血浆样本可评价的患者,在经配对白细胞DNA过滤后,若血浆cfDNA中检出至少1个符合实验室报告标准的驱动变异,则判定治疗后ctDNA-MRD阳性;若未检出符合上述标准的变异,则判定ctDNA-MRD阴性。对于cfDNA中的体细胞突变,依据COSMIC和OncoKB分类为驱动突变与乘客突变。明确驱动突变的判定标准为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0.1%、读段深度>3;乘客突变的标准为VAF>1%、读段深度>10。
2.6 | 关键术语定义
驱动突变:赋予肿瘤细胞选择性生长优势并促进肿瘤发生的体细胞遗传改变,本研究依据COSMIC和OncoKB数据库进行注释。
SNV驱动突变:以单核苷酸变异改变为表现形式的驱动突变亚型。
乘客突变:不具有已知致癌功能、不赋予肿瘤细胞选择性生长优势的体细胞变异。
MRD阳性:使用配对白细胞DNA滤除胚系及克隆性造血来源变异后,在治疗后血浆ctDNA中检出至少1个符合标准的驱动变异。TP53阳性:在某一时点(基线或治疗后)的血浆ctDNA中检出符合标准的体细胞TP53变异。
2.7 | 核小体定位分析
在本研究测序流程中,通过质量控制标准的体细胞突变,以及明确的肿瘤抑制基因或癌基因上依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标准被分类为意义未明变异(VUS)、可能致病(LP)或致病(PAT)的胚系变异,均纳入核小体分析。核小体阳性定义为检出片段长度分布左移;未出现左移的样本归为核小体阴性。检测与验证方法为:提取覆盖特定基因组位点的所有测序片段,测量野生型及突变等位基因片段的长度分布。肿瘤来源cfDNA通常短于正常细胞来源cfDNA。对于仅存在于肿瘤中的体细胞突变,预计100%的突变片段来源于肿瘤,而(1−K×TF/N)×100%的野生型片段来源于正常组织,其中K为肿瘤基因组中突变等位基因的拷贝数,N为肿瘤基因组中该位点的总拷贝数,TF为cfDNA中的肿瘤比例。对于胚系突变,我们认为潜在致病突变可能在肿瘤中经选择形成杂合性缺失状态。
因此,预计(K×TF/N)/2×100%的突变片段,以及〔(N−K)×TF/N〕/2×100%的野生型片段来源于肿瘤,其中N−K<K。在这两种情况下,与野生型片段相比,突变片段更可能来源于肿瘤,因此应更短。我们对以下长度分布进行K–S检验:(1)患者的野生型与突变等位基因片段;(2)此前已完成测序的36名健康供者队列的野生型片段与患者的突变等位基因片段。对于两项检验均有显著差异(P<0.05)的变异,进一步人工检查其分布是否左移(变短)。通过将培养的肿瘤细胞(A549)上清液稀释至健康供者血清中对检测进行校准,得到0.1%的检测限(LOD)。对于核小体谱信号较弱、无法进行有效分析的患者,在后续分析中将其纳入阴性队列。
2.8 | 随访与统计分析
治疗后前2年每3个月随访一次,此后每6个月随访一次。失访患者在末次可获得的随访时点删失。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Kaplan–Meier法估计PFS和OS。不同临床病理特征亚组中驱动基因突变的分布采用R×C列联表χ²检验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进行单因素预后分析。
3 | 结果
3.1 | 患者临床特征与治疗
2020年4月至2022年1月,整个队列共纳入40例病理证实的ESCC患者,详细临床特征见表1。队列包括10例锁骨上淋巴结转移和1例腹腔淋巴结转移患者,按照第8版AJCC肿瘤分期系统被归为M1期。所有患者中,N0期11例、N1期14例、N2–3期15例。所有患者均接受以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其中28例接受SIB-IMRT联合尼妥珠单抗,12例接受序贯或同步放化疗。SIB-IMRT的处方剂量为PTV-C 50.4 Gy/28次,PTV-G同步剂量63 Gy/28次;常规分割放疗为50.4~60 Gy/28~33次。

表1 患者基线特征。数值以例数(百分比)或均值±标准差表示。
3.2 | 治疗反应与疗效
治疗后采用CT、食管造影和超声综合评价疗效。4例(10%)达到完全缓解(CR),32例(80%)达到部分缓解(PR),3例(7.5%)为疾病稳定(SD),1例(2.5%)为疾病进展(PD)。中位随访27个月(四分位距14~34个月),1、2、3年PFS率分别为67.5%、54.9%和51.0%,1、2、3年OS率分别为80.0%、57.5%和54.1%。中位PFS与OS均未达到(图1)。

图1 全队列的治疗反应与生存。(A)治疗反应饼图;(B)治疗反应及生存结局的泳道图。
3.3 | 肿瘤组织与ctDNA检测结果
肿瘤组织或ctDNA检测结果见图2。治疗前(基线)39例患者接受外周血ctDNA检测,其中7例同时接受肿瘤组织测序。治疗后32例接受外周血ctDNA检测,31例具有治疗前后配对血浆样本。具体检测及突变状态见图3。20例(50%)存在驱动基因突变,7例(17.5%)仅检出乘客突变,12例(30%)未检出突变。体细胞突变主要为SNV和CNV。在SNV驱动突变中,TP53突变频率最高,为45%(18/40),其次是PIK3CA、NOTCH1/2及CDKN2A,频率分别为12.5%、7.5%和5%;CUL3、NFE2L2及BRCA2突变较少,均为2.5%。最常见的改变为11q13.2–11q13.4扩增(12.5%),对应CCND1、FGF19、FGF4、FGF3基因,其次是EGFR和CDKN2A/CDKN2B改变,均为5%。FGFR1、MDM2、SOX2和YAP1改变少见,均为2.5%。

图2 研究设计与患者入组流程图。ESCC:食管鳞状细胞癌;NGS:二代测序;ctDNA:循环肿瘤DNA。

图3 40例可评价ESCC患者的肿瘤组织体细胞突变、治疗前后ctDNA检测状态汇总。(A)治疗前后DNA/ctDNA检测状态。ctDNA:循环肿瘤DNA。(B)治疗前后核小体定位分析。(C)患者的SNV突变。SNV:单核苷酸变异。(D)患者的CNV改变。CNV:拷贝数变异。底部为患者OS状态。原图注将OS写为overall status(总体状态),此处保留其含义;文中其他生存分析中的OS指总生存。
3.4 | 治疗前驱动基因突变与临床因素及预后的关系
治疗前各临床亚组的驱动基因及TP53突变情况见表2。按性别、年龄、吸烟史、家族史及肿瘤部位分析,SNV驱动突变均无显著差异。其中,cT4期患者的TP53突变率显著高于cT2–3期患者,分别为60%与20%(χ²=6.709,P=0.010)。TP53突变更多分布于cT4期患者,Spearman相关检验显示二者存在相关性(r=−0.415,P=0.009)。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基线SNV驱动突变患者与未检出突变或仅有乘客突变患者的生存曲线。单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预后分析显示,这两个亚组的OS和PFS均无显著差异(表3、图4A、E)。TP53突变组与非突变组的OS及PFS也均无显著差异(表3、图4B、F)。

表2 按临床病理亚组列示的治疗前驱动基因突变。注:粗体数值表示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或呈统计学显著性趋势的P值。

表3 治疗前后驱动基因突变与预后。注:粗体数值表示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或呈统计学显著性趋势的P值。
3.5 | 治疗后基于ctDNA的MRD结果及与预后的关系
32例患者接受治疗后外周血基因组分析。基于ctDNA的MRD检出率为18.8%(6/32),所有MRD阳性病例均携带TP53突变。整个队列中,12例基线存在驱动突变的患者在治疗后转为仅检出乘客突变或未检出突变。MRD阳性组相对于阴性组的PFS风险比为3.027(95% CI:0.925~9.902,P=0.067);OS风险比为2.642(95% CI:0.821~8.503,P=0.103;表3、图4C、G)。按治疗前后TP53突变状态分析生存,基线TP53突变治疗后转阴者的生存结局明显更佳。与TP53突变持续存在者相比,转阴者的PFS显著更佳(HR=5.090,95% CI:1.126~23.014,P=0.035)。OS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差异接近统计学显著性(HR=4.394,95% CI:0.979~19.726,P=0.053)。治疗全程无驱动突变或仅有乘客突变的患者,其生存曲线介于上述两组之间(表3、图4D、H)。
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纳入协变量包括性别(男性对女性)、年龄(<70岁对≥70岁)、肿瘤部位(颈段及胸上段对胸中段及胸下段)、cT分期(cT2–3对cT4)、cN分期(N0对N1对N2–3)、cM分期(M0对M1)、疗效(CR对PR对SD对PD)、治疗前TP53突变状态(阴性对阳性)、MRD状态(阴性对阳性)及治疗前后TP53状态动态变化(治疗前阳性/治疗后阴性对治疗前后持续阳性对无突变组)。多因素分析显示,与M0期相比,M1期是生存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HR=5.402,95% CI:1.786~16.343,P=0.003)。与治疗后TP53突变清除者相比,治疗全程TP53持续阳性与较差生存的关联接近统计学显著性(HR=12.556,95% CI:0.986~159.810,P=0.051)。

图4 治疗前后不同驱动基因突变亚组的生存分析。(A)治疗前驱动突变组与无突变/乘客突变组的PFS;(B)治疗前TP53突变组与非突变组的PFS;(C)治疗后基于ctDNA的MRD阴性组与阳性组的PFS;(D)治疗前后TP53不同突变状态亚组的PFS;(E)治疗前驱动突变组与无突变/乘客突变组的OS;(F)治疗前TP53突变组与非突变组的OS;(G)治疗后基于ctDNA的MRD阴性组与阳性组的OS;(H)治疗前后TP53不同突变状态亚组的OS。
3.6 | 探索性分析:基于ctDNA的核小体定位分析
基线时,22例核小体定位分析阳性,9例阴性,9例无法进行基于Nuke的核小体定位分析,其中包括1例未进行基线ctDNA检测者。治疗后11例核小体定位分析阳性,19例阴性,10例无法进行基于Nuke的核小体定位分析,其中包括8例未进行治疗后ctDNA检测者。治疗前后核小体定位阳性检出率分别为56.4%(22/39)和34.4%(11/32),χ²=3.431,P=0.064。31例具有治疗前后配对血浆样本的患者中,ORR〔(CR+PR)/可评价患者总数×100%〕为90.3%(28/31)。达到客观缓解的患者中,治疗前后核小体定位(分布左移)阳性检出率分别为67.9%(19/28)和35.7%(10/28),治疗后阳性率显著下降(χ²=5.793,P=0.016)。图5展示了1例CR及1例PD患者治疗前后的CT影像和核小体分布检测结果。

图5 分别展示1例CR和1例PD患者治疗前后的CT影像及核小体分布检测。(A)53岁女性,颈段食管鳞状细胞癌(T3N1M0,Ⅲ期),无病生存45个月:治疗前CT显示颈段食管壁增厚,右侧高位气管旁淋巴结增大。ctDNA检测显示核小体分布明显左移(图中红色曲线移动方向),核小体信号阳性,提示检出肿瘤信号。突变分析在治疗前检出低丰度致病性体细胞突变,突变丰度为9.34%。放疗结束后,CT显示病灶部位食管壁无明显增厚,增大的淋巴结近乎消失,影像评价为CR;核小体信号转阴,ctDNA未检出低丰度致病性体细胞突变,提示疗效良好。(B)64岁男性,胸下段食管鳞状细胞癌(T3N3M0,IVA期),生存13个月,因疾病进展死亡:治疗前CT显示胸下段食管壁增厚,纵隔及贲门区多发淋巴结增大。ctDNA检测显示部分核小体明显左移(图中红色曲线移动方向),核小体信号阳性。突变分析检出体细胞突变TP53 E339*,突变丰度为1.28%。放疗联合尼妥珠单抗后,CT显示病灶食管壁较治疗前变薄,肝内出现新发病灶,MRI提示肝转移,影像评价为PD;ctDNA检测显示部分新出现的核小体分布左移,部分核小体信号转为阳性。突变分析检出体细胞突变TP53 E339*,突变丰度为3.18%,呈治疗后升高趋势。
4 | 讨论
液体活检包括ctDNA检测,是近年来最有前景的肿瘤无创诊断及监测方法,具有便捷、无创等优点。ctDNA片段的主峰约为167 bp,含量很低,仅占全部循环DNA(游离DNA,cfDNA)的0.01%~1%,其含量与肿瘤类型、肿瘤负荷及疾病分期有关。由于ctDNA携带与原发肿瘤相同的分子遗传信息,且半衰期短,因此在肿瘤诊断及疗效动态监测中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临床常用ctDNA检测方法包括定量PCR、扩增阻滞突变系统(ARMS)及高通量测序(NGS),可检测基因突变、缺失、插入、融合和重排等。其中NGS凭借高敏感性及高特异性的优势,显示出重要临床应用价值,已用于多个系统的肿瘤。对于食管癌,基于肿瘤组织的基因突变特征已得到较全面研究,但ctDNA基因突变图谱仍需深入探索。基于此,我们在连续入组的食管癌队列中进行治疗前后NGS动态监测(tDNA/ctDNA,340基因面板),观察ESCC基因突变特征,评价基于ctDNA的MRD预后价值,并寻找新的疗效相关生物标志物以指导临床治疗。
患者检出的基因突变中,最常见的SNV驱动突变为TP53和PIK3CA,分别占全队列45%和12.5%。CNV驱动改变中,最常见的是11q13.2–11q13.4扩增区带改变(12.5%),对应基因为CCND1、FGF19、FGF4、FGF3;EGFR改变率较低,为5%。这一结果与基于肿瘤组织的基因改变特征相似,但相较于既往报道高达58%~93.1%的TP53突变频率,本队列TP53突变频率似乎略低,考虑可能与送检样本(血液对组织)、检测方法等有关。不过,本研究与既往报道较为一致地显示,TP53和PIK3CA属于食管癌最重要的驱动突变基因。既往研究认为TP53是一种肿瘤抑制基因,突变后可因空间构象变化影响转录激活功能及p53蛋白磷酸化过程,而发挥癌基因功能。目前与其发生相关的临床因素尚不明确,有报道称TP53突变可能与吸烟及饮酒相关。本研究在不同临床因素亚组(性别、年龄、吸烟史、家族史等)中未发现驱动突变分布的显著差异,但临床T、N、M分期较晚亚组的TP53突变比例似乎升高,尤其是cT4期患者,其TP53突变频率显著高于较早cT分期患者(60%对20%,P=0.010),提示TP53突变似乎与疾病分期较晚相关。
虽然TP53突变被认为具有癌基因功能,且似乎在较晚期患者中更常见,但本研究发现,抗肿瘤治疗后这种突变似乎可被清除,突变频率由治疗前45%下降至18.8%。预后分析还发现,治疗前驱动突变状态与OS或PFS均无显著相关性;但治疗后仍存在TP53突变的亚组(阳性–阳性组),PFS显著差于TP53突变阳性转阴组,前者的疾病进展风险为后者的5.09倍。两组OS差异也接近统计学显著性(95% CI:0.979~19.726;HR=4.394;P=0.053),提示ctDNA中TP53突变状态的变化似乎可预测抗肿瘤疗效。Ryosuke Fujisawa等既往研究同样发现,部分食管癌患者在化疗后TP53突变被清除,提示ctDNA检测可用于预测早期疗效。
微小残留病灶(MRD)是指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治疗(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等)期间或之后,体内仍残留少量肿瘤细胞或微小病灶的临床状态。这些潜在残留难以通过常规临床方法发现,但与肿瘤复发及预后相关。对于MRD,高准确度ctDNA检测和定量方法可早于标准临床或影像学方法检出残留病灶。研究已证实MRD阳性患者预后较差。由于ctDNA半衰期短,分子复发的检出早于临床复发,因此具有更强的预测性。目前食管癌MRD研究尚不成熟,相关报道较少。一项纳入45例食管癌患者的ctDNA分析发现,放化疗后检出的MRD与较高的肿瘤进展及远处转移风险、较短的疾病特异性生存相关,放化疗后ctDNA检出MRD比影像证据提示的肿瘤进展提前2.8个月。本研究中,治疗后MRD检出率为18.8%(6/32),MRD阴性组1、2年PFS和OS率在数值上高于MRD阳性组,但基于Cox回归模型的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无统计学显著差异,考虑与病例数较少及观察时间不足有关。
为寻找可早期预测疗效的新型生物标志物,我们还进行了基于ctDNA的核小体定位分布检测。核小体是由DNA和组蛋白构成的染色质基本结构单位,每个核小体由146 bp DNA围绕组蛋白八聚体缠绕1.75圈形成。核小体的形成对DNA包装及基因表达调控发挥重要作用。核小体紧密排列,可将长DNA分子压缩于细胞核有限空间内。核小体结构及位置改变可影响基因转录活性,因此对细胞功能及疾病发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核小体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相关报道较少。本研究显示,在有治疗反应(客观缓解)的患者中,核小体定位(分布左移)阳性检出率由基线67.9%显著下降至治疗后35.7%。相反,唯一的PD患者持续核小体定位阳性。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核小体定位是一项有前景的疗效相关生物标志物,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第一,本研究纳入40例ESCC患者并分析71份血浆ctDNA样本,但仅7例有配对肿瘤组织测序。由于缺乏足够的配对组织样本验证,无法完全确认血浆中检出的所有遗传变异均来源于原发肿瘤,可能引入偏倚。需要更大样本量及肿瘤组织、血浆配对测序研究验证本研究所识别生物标志物的临床价值。第二,综合治疗完成后1周内检出的ctDNA可能部分来源于放射相关肿瘤坏死,构成潜在混杂因素。第三,本队列接受根治性放疗联合全身治疗的患者所用方案存在异质性;由于样本量不足,无法按治疗方式开展亚组或敏感性分析。
TP53是ESCC最主要的SNV驱动突变之一,在根治性放疗或联合治疗后可于部分患者中被清除。基线TP53突变阳性而治疗后转阴的患者,预后优于TP53持续阳性者。基于ctDNA的MRD与核小体定位是有前景的疗效相关生物标志物,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描绘的基因组谱为血浆来源的ctDNA改变。由于肿瘤组织测序样本有限,这些结果可能无法完整反映原发肿瘤组织固有的基因组图谱。总体而言,对于接受根治性放疗联合全身治疗的ESCC患者,纵向血浆ctDNA-MRD监测有望用于风险分层,并指导个体化随访及适应性治疗(图6)。

图6 本研究的图形摘要示意图。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患者接受根治性放疗联合全身治疗(化疗或基于尼妥珠单抗的靶向治疗)。采集纵向血浆样本,采用340基因面板进行ctDNA测序,以检测MRD并分析核小体定位。治疗后TP53突变清除合并ctDNA-MRD阴性状态与有利生存结局相关;相反,TP53突变持续存在及ctDNA-MRD阳性提示疾病复发风险升高。本研究表明,ctDNA衍生的MRD及核小体定位特征是有前景的无创生物标志物,可支持接受根治性放疗联合全身治疗的ESCC患者开展风险分层随访。
文献来源
Liu S, Wang Q, Han C, et al. Dynamic Changes of ctDNA-Based MRD and Genomic Mutations Predict Prognosis in ESCC Treated With Definitive Radiotherapy. Cancer Science. 2026;0:1–13. DOI: 10.1111/cas.7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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