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预测成人烟雾病搭桥术后脑过度灌注综合征
【神麻人智】基于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和血压变化预测成人烟雾病联合搭桥术后脑过度灌注综合征
本研究纳入218例成人烟雾病患者的284个大脑半球,探讨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参数预测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术后脑过度灌注综合征(CHS)的价值。

摘要
目的 脑过度灌注综合征(CHS)是烟雾病(MMD)患者接受颞浅动脉(STA)—大脑中动脉(MCA)搭桥术后的一种重要并发症,以出现多种神经系统症状为特征。本研究旨在探讨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参数和血压(BP)在成年MMD患者接受STA-MCA搭桥术后发生CHS中的预测作用。
方法 本研究纳入218例接受STA-MCA搭桥术的MMD患者的284个大脑半球。采用颈动脉多普勒超声(CDU)和微探头血管多普勒(MVD)监测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评估受体侧大脑中动脉近端M4段(pM4)及供体侧STA顶支参数,同时进行围手术期血压监测。根据是否发生CHS,将患者分为CHS组和非CHS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CHS的预测因素,并辅以pM4平均血流速度(MFV)吻合后/吻合前(post/preanast)倍数增加与术后/术前(post/preop)局部脑血流量(rCBF)比值的相关性分析,以及STA的纵向血流动力学比较。
结果 72个大脑半球(25.4%)发生CHS,212个归为非CHS。多因素分析确定了3个独立的CHS预测因素: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8.8(OR 1.37,95% CI 1.18–1.59)、术后第1天(POD 1)收缩压(SBP)>127 mm Hg(OR 1.13,95% CI 1.07–1.19),以及POD 3时STA的时间平均峰值流速(TAPV)>66 cm/sec(OR 1.02,95% CI 1.00–1.05)。联合模型显示出更高的准确性(曲线下面积0.88,95% CI 0.85–0.94,p < 0.001),灵敏度为80.6%,特异度为84.9%。在CHS组中,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与rCBF术后/术前比值呈强相关(r = 0.8782,p < 0.001)。两组术后STA直径、TAPV和时间平均平均流速(TAMV)均增加,且CHS患者在POD 3时TAPV和TAMV更高(p < 0.001)。
结论 术中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8.8、POD 1 SBP >127 mm Hg以及POD 3 STA TAPV >66 cm/sec是成年MMD患者术后发生CHS的潜在危险因素,对上述病例术后管理必须高度警惕。
引言
烟雾病(MMD)是一种病因不明的脑血管疾病,以双侧颈内动脉终末段进行性狭窄或闭塞,并在颅底继发形成异常血管网为特征。目前,对于因缺血性卒中及再出血而就诊的MMD患者,外科血运重建(直接或间接)是主要治疗方法。在各类手术方式中,颞浅动脉(STA)—大脑中动脉(MCA)搭桥是一种有效的血运重建方法,已被证实可显著改善MMD患者的长期预后。术后脑过度灌注综合征(CHS)是MMD患者接受STA-MCA搭桥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可导致短暂性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血管源性水肿及迟发性颅内出血,在成年MMD患者中的发生率范围为21.5%~50%。既往研究发现,MCA的血流来源是术后发生CHS的高危因素。此外,适当的血压(BP)控制对于降低CHS风险至关重要。然而,既往大多数血流动力学研究为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缺乏血流动力学参数等具体信息。此外,术后CHS的发生机制及预测性血流动力学指标仍不明确。因此,本研究采用颈动脉多普勒超声(CDU)和微探头血管多普勒(MVD)对成年MMD患者的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参数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监测围手术期血压,以探讨成年MMD患者术后发生CHS的相关因素,旨在早期预防CHS。
方法
研究人群与临床变量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我院2015年7月至2024年9月期间接受搭桥手术的成年MMD患者的临床资料,研究方案获得我院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批准。在应用纳入和排除标准后,最终共纳入284个大脑半球(图1)。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原发性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吸烟史、血液生化和炎症指标、首发临床症状、侧别及手术侧别,以及Suzuki分级。原发性高血压定义为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史、入院后多次血压测量(收缩压/舒张压)≥140/90 mm Hg(1 mm Hg = 0.133 kPa),或清醒状态下动态血压平均值≥135/85 mm Hg。¹⁰ 高脂血症定义为有高脂血症病史,或存在以下一项或多项情况:总胆固醇≥5.80 mmol/L、甘油三酯≥2.25 mmol/L,或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3.12 mmol/L。¹¹ 糖尿病定义为有糖尿病病史、空腹血糖≥7.0 mmol/L,或餐后2小时血糖≥11.1 mmol/L。¹²
手术步骤
所有患者均在全身麻醉下接受直接与间接联合血运重建术,具体为大脑中动脉近端M4段(pM4)端侧吻合联合脑硬膜动脉血管融通术,所有手术均由同一手术团队完成。根据STA额支和顶支的直径、走行及长度,选择与受体动脉相匹配的分支作为供体血管。本研究选择以顶支作为供体血管的患者。在微探头引导下,受体动脉优先选择外侧裂周围的大脑中动脉M4段额支。当额支因管径不足(<0.8 mm)、管壁脆弱、存在陈旧性梗死(提示血流动力学需求较低)或局部解剖条件受限而不适合时,选择大小合适的颞支作为替代受体动脉。¹³ 使用经环氧乙烷熏蒸消毒的经颅多普勒(TCD)超声设备(型号EMS-9PB,Delica公司)微探头(直径1.0 mm,频率16 MHz)检测术中血流动力学参数。在吻合前测量M4及STA顶支的平均血流速度(MFV)。吻合完成后,依次先移除远端(受体动脉)临时夹,再移除近端(供体动脉)临时夹以恢复血流。随即用肝素化生理盐水冲洗术野以获得清晰视野,确认吻合口完整且无活动性出血。随后进行首次流速测量,并在其后5分钟和10分钟重复测量。吻合后pM4及远端M4的MFV测量时间线详见图S1。计算吻合后5分钟和10分钟时pM4及远端M4的MFV。同时记录临时阻断时间。pM4 MFV的倍数增加以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post/preanast)的比值计算。术中使用了OPMI Pentero 900荧光显微镜(Carl Zeiss)。将吲哚菁绿造影剂(25 mg)溶于10 ml生理盐水中快速静脉注射。通过整合手术显微镜内置的Flow 800软件分析,评估血管吻合口通畅性。
围手术期血压测量涵盖术前、术中及术后各时段。术前血压于术前第1天早晨和晚间监测(高血压患者照常服用降压药)。术中血压(有创)在吻合后阻断和开放时分别记录。术后血压(袖带压)于术后第1天(POD 1)记录。记录上述参数并计算其平均值。
放射学评估
于术前第1天及术后第1天,采用CT灌注(CTP)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第二代双源CT,SOMATOM Definition Flash,西门子)进行头部CT、主动脉弓以上CT血管造影(CTA)及全脑CTP检查。随后,医务人员监测术野是否出现新的出血性或缺血性病灶,以及同侧脑灌注的变化。手动勾画感兴趣区,避开血管、钙化及梗死灶等区域。软件自动生成镜像对称部位。获取半卵圆中心、基底节及颞叶感兴趣区手术前后的灌注参数,并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灌注参数包括脑血流量(CBF)、脑血容量(CBV)、达峰时间(TTP)及平均通过时间(MTT)。计算局部CBF(rCBF)、局部CBV的术后/术前(post/preop)比值,以及术后MTT减去术前MTT(ΔMTT)和ΔTTP。术前2天,使用德国西门子Neurostar Plus/Top设备对患者进行主动脉弓以上全脑血管选择性造影。
采用3~12 MHz宽频线阵探头和1~5 MHz凸阵探头(CX50 CDU,荷兰飞利浦公司)在以下时间点进行CDU及血管超声检查:术前1天,以及术后3天、30天和90天。记录STA主干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直径、时间平均平均流速(TAMV)、时间平均峰值流速(TAPV)及阻力指数(RI)。
CHS的定义
CHS的诊断标准如下:¹⁴ 1)CTA证实搭桥血管通畅。CTP显示术后吻合口部位CBF较术前基线增加>100%。2)患者术后出现与手术部位相对应的新发神经功能缺损,包括严重头痛、癫痫、短暂性失语及运动或感觉障碍。3)术后头颅MRI(包括弥散加权成像)排除新发脑梗死病灶。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version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Kolmogorov-Smirnov法对计量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将单因素分析中p < 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向前法),以确定影响术后CH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bootstrap验证评估模型性能和预测因素的稳定性,以处理潜在的过拟合问题。计算p值、比值比(OR)及该比值的95%置信区间(CI)。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确定截断值。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估各因素对MMD患者术后CHS发生的诊断价值。采用Spearman检验分析CHS组中pM4 MFV倍数增加与rCBF术后/术前比值的相关性。最后,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E)分析CHS组和非CHS组在动态随访期间STA的血流动力学参数。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术后CHS的发生率及特征
共纳入218例MMD患者的284个大脑半球。为客观定义术后过度灌注,CHS的诊断基于新发神经症状与确认性影像学发现的结合,具体为术后CTP显示CBF较术前基线增加>100%。根据该标准,72个大脑半球(25.4%)归入CHS组,212个大脑半球(74.6%)归入非CHS组(图1)。两组间CTP参数的定量比较证实了该分类的有效性。CHS组在rCBF、局部CBV、ΔTTP及ΔMTT方面均表现出统计学显著变化(均p < 0.05),其中rCBF差异最为明显。代表性病例分别见图2和图3。在72例CHS患者的临床表现方面,37例(51.4%)出现明显的术后头痛,15例(20.8%)出现短暂性失语,10例(13.9%)出现癫痫,8例(11.1%)出现肢体肌力较术前下降,2例(2.8%)发生脑出血(ICH),6例(8.3%)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SAH)。CHS发生于2周内,其中61例(84.7%)在术后前3天内被识别。

图1.研究纳入流程图

图2. 非CHS的代表性病例。 一名33岁女性,表现为持续性头痛和右手麻木,经血管造影诊断为MMD。行STA-MCA搭桥术。术后第1天(POD 1)收缩压(SBP)为121 mm Hg。搭桥手术中FLOW 800的显微图像及彩色血流图(A和B)。STA标记为1,pM4标记为2,大脑中动脉M4段远端(dM4)标记为3。pM4吻合前(C)和吻合后即刻(D)的MVD频谱。吻合后pM4的MFV未见明显升高。术前(E)和术后(F)CTP。术后CBF显示手术区域(箭头)无明显过度灌注

图3. CHS的代表性病例。 一名30岁男性,经血管造影确诊为MMD,在右侧STA-MCA搭桥术后3天出现严重头痛和短暂性运动性失语。术后第1天(POD 1)收缩压(SBP)为144 mm Hg。DSA显示左侧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闭塞,并可见烟雾状血管形成(A)。术前CTP(B)。pM4吻合前(C)和吻合后即刻(D)的MVD频谱。吻合后pM4的MFV显著升高。CDU显示POD 3时STA TAPV升高至112 cm/sec(E)。与术前水平相比,术后吻合口周围(箭头)CBF显著增加,符合CHS表现(F)。
CHS的处理及结局
对于72例确诊患者,立即实施术后强化管理方案。核心干预措施为使用静脉降压药物维持严格的血压控制,通常将动脉血压维持在术前水平±10 mm Hg范围内,并将收缩压(SBP)控制在130 mm Hg以下。根据具体神经系统表现进行针对性调整:对于有明显头痛的患者,在控制血压的同时给予镇痛治疗;对于出现失语或肢体无力等神经功能缺损,且CT影像显示相应脑区明显水肿的患者,立即开始强化脱水治疗(如甘露醇或高渗盐水)以降低颅内压。一旦患者神经系统状况无急性进展,即尽早开始积极的语言训练和肢体功能康复。对于出现癫痫发作的患者,立即静脉给予抗癫痫药物以终止发作,防止神经损伤加重。在出现出血性并发症的患者中,影像学随访显示7例病情稳定,1例需行手术清除血肿。绝大多数患者(90.3%[65/72])在开始强化管理后1周内神经功能显著改善。头痛和失语等症状通常首先缓解。少数患者(9.7%[7/72])症状持续超过1周,其中3例遗留轻至中度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
基线特征及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参数
两组在年龄、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史、血液生化和炎症指标、首发临床症状、侧别及手术侧别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CHS组中Suzuki分期较晚的患者比例高于非CH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术前1天,两组间STA直径、TAMV、TAPV及R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中吻合后,pM4 MFV显著大于远端段(p < 0.05)(图S2),且CHS组的STA MFV及pM4 MFV倍数增加均统计学显著高于非CHS组(p < 0.05)。CHS组术后第3天(POD 3)STA的TAPV和TAMV高于非CHS组(p < 0.05)。CHS组术中开放时及POD 1测量的SBP显著高于非CHS组(p < 0.05)。
CHS的潜在危险因素
根据单因素分析,Suzuki分期较晚、术中STA MFV、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POD 3时STA的TAPV和TAMV,以及开放时和POD 1的SBP均与术后CHS显著相关(p < 0.05)。多因素分析表明,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OR 1.37,95% CI 1.18–1.59)、POD 1的SBP(OR 1.13,95% CI 1.07–1.19)及POD 3时STA的TAPV(OR 1.02,95% CI 1.00–1.05)是CHS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由ROC分析得出的截断值如下:8.8(灵敏度68.1%,特异度90.6%,AUC 0.77)、127 mm Hg(灵敏度90.3%,特异度56.1%,AUC 0.78)及66 cm/sec(灵敏度55.6%,特异度70.8%,AUC 0.66)。联合模型(灵敏度80.6%,特异度84.9%,AUC 0.88)对术后CHS的预测更为准确。经bootstrap重采样(1000次迭代)进行内部验证后,乐观校正AUC为0.87。同时评估了变量选择的一致性,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及POD 1的SBP在>90%的bootstrap模型中仍具有显著性。ROC曲线见图4。

图4. CHS的ROC曲线分析。 图中显示了与术后CHS显著相关的特征的预测能力。整合预测模型的AUC为0.879(95% CI 0.846–0.941),优于所有单一参数,灵敏度为80.6%,特异度为84.9%。
相关性分析及随访
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CHS组中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与rCBF术后/术前比值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r = 0.878,p < 0.01)。。GEE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术后STA直径和RI的变化趋势一致。STA直径较术前水平增加,在POD 30达到峰值后趋于稳定。相比之下,STA RI较术前值下降,并在POD 3后趋于平稳。然而,两组在术后TAMV和TAPV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轨迹:两个参数在POD 3时均升高,但CHS组表现出急剧且显著的升高(p < 0.001),在POD 3达到峰值水平,此后下降并于POD 30最终趋于稳定,上述纵向变化见图5。

图5. STA血流动力学参数的纵向评估。 折线图比较了CHS组(红色)与非CHS组(蓝色)在术前基线(术前第1天)及术后3天、30天和90天随访时的直径(STA-D)(A)、RI(B)、TAMV(C)及TAPV(D)。
讨论
CHS是成年MMD患者血运重建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可表现为单侧或双侧中重度头痛、癫痫、认知障碍及短暂性神经功能缺损,其中ICH和SAH最为严重,常导致不良结局甚至死亡。本组成年MMD患者搭桥术后CHS发生率为25.4%,与既往报道一致。所有CHS患者均具有术后CBF较基线增加>100%的明确影像学特征。头痛是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但本研究中仍有11.1%的CHS病例发生ICH和SAH等严重表现。所有CHS症状均出现于术后2周内,发病高峰在前3天,与文献报道的临床时间窗相符。因此,及时识别甚至预测CHS至关重要。
CHS发病机制主要涉及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受损及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导致局部CBF相对增加并超过脑组织的代谢需求,在影像学上表现为明显的过度灌注。本研究中CHS组Suzuki分期较晚的患者比例显著更高。Suzuki分期反映MMD脑血管病变的严重程度:分期越高,提示脑血管狭窄越重、侧支代偿越不足,导致皮质血管长期处于最大扩张状态、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严重受损,从而使患者易发生CHS。
既往研究报道,外侧裂周围的皮质动脉(即M4段)常作为MMD患者搭桥术的受体动脉,其血流动力学特征与术后CHS密切相关。pM4段流速常高于其远端,提示STA供血主要向近端段再分布。这种再分布有效改善了颅内灌注,但急性血流动力学改变可诱发CHS,其中血运重建区域内CBF异常升高直接促进CHS发生。本研究通过术中实时监测和即时血流动力学变化的定量分析发现,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是术后CHS的危险因素,当该值超过8.8时尤需警惕。CHS组中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与rCBF术后/术前比值呈强正相关(r = 0.878),为利用术中监测评估灌注风险并早期预警CHS提供了有力理论依据。
研究表明,CHS最常发生于血运重建术后前3天,部分病例起病延迟,SAH常出现于第3~7天。由于搭桥术中STA作为供体动脉,STA流速升高反映受体脑血管床阻力持续偏低。因此,本研究采用CDU分析两组POD 3的STA血流动力学,结果显示CHS组STA的TAMV和TAPV均显著更高,且STA TAPV被确定为CHS的危险因素,提示STA血流参数可作为术后CHS监测的便捷指标,术后STA TAPV升高的MMD患者应持续警惕CHS。
在高动力血流状态下,血压升高可直接传递至脑微循环,加重血管源性水肿和出血风险。本研究观察到CHS组术中临时开放时及POD 1的SBP显著高于非CHS组,但仅POD 1 SBP显著增加CHS风险。这一差异可能归因于麻醉医师对术中血压积极及时的管理,减轻了短暂性高血压风险;相比之下,术后病房管理虽按方案执行,但可能不够精细和灵敏,从而可能导致更持续、更显著的血压波动。因此,应结合患者基线血压和脑灌注状况,参考本研究确定的截断值(SBP 127 mm Hg),制定个体化血压管理策略。本研究创新性地将术中实时pM4段流速变化与术后STA血流参数及术后血压相结合,构建了多维、动态的血流动力学风险模型,用于早期识别高危CHS患者并实施针对性强化管理。
此外,本研究纵向随访数据阐明了CHS的血流动力学演变。GEE分析显示,CHS组TAMV和TAPV在POD 3出现急剧、短暂的峰值,与CHS临床发病高峰相吻合。这一早期流速峰值代表血流动力学最不稳定的阶段,是干预和管理的关键窗口。相比之下,STA直径逐渐增加和RI稳步下降可能反映血管结构重塑和远端阻力降低,是成功血运重建后的常见良性适应现象,而非CHS特异性表现。因此,术后前3天加强对STA流速(尤其是TAPV)和术后血压的监测至关重要,应将血压维持在最佳范围内。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定量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监测可有效评估血流动力学变化。pM4 MFV吻合后/吻合前倍数增加>8.8、POD 1 SBP >127 mm Hg及POD 3 STA TAPV >66 cm/sec可能为成年MMD患者血运重建术后CHS的潜在危险因素。三者联合应用可用于预测术后CHS的发生,符合这些标准的患者术后需接受格外严格的管理。
原文链接:
Zhong W, Yan Y, Zhang B, et al. Prediction of cerebral hyperperfusion syndrome in adults with moyamoya disease after combined bypass surgery using perioperative hemodynamic and blood pressure changes. J Neurosurg. 2026 Aug 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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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