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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3 天前AI 评分59

NGS助力子宫间叶性肿瘤精准诊疗:FH缺陷提示胚系与靶向线索,融合检测拓展诊断分型

NGS助力子宫间叶性肿瘤精准诊疗:FH缺陷提示胚系/靶向线索,TSC2突变关联mTOR抑制剂应答,融合检测拓展诊断分型及潜在治疗选择

AI 导读

本综述系统阐述了下一代测序等分子技术在子宫间叶性肿瘤诊断分类、预后分层及疗效预测中的应用现状。文章重点介绍了FH缺陷可提示遗传性平滑肌瘤病与肾细胞癌综合征风险及潜在靶向意义,TSC2突变与mTOR抑制剂应答相关,融合检测有助于缩小未分类肉瘤诊断类别并识别可靶向的致病事件。

正文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简明总结

子宫间叶性肿瘤可以是良性、恶性或恶性潜能未定。病理医师利用多种生物标志物,包括显微镜下特征、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模式和先进的分子检测,以帮助作出正确诊断。通过使用目前最佳的生物标志物,病理医师能够判断肿瘤表现出恶性行为的可能性、哪些治疗可能最为适宜,以及肿瘤是否可能与遗传性疾病相关。本综述重点介绍利用生物标志物评估子宫间叶性肿瘤的当前实践状况,并讨论该领域新兴的研究方向。

摘要

子宫间叶性肿瘤在病因和临床影响方面具有多样性。尽管组织形态学仍是诊断分类的核心,但已有多种生物标志物被开发出来,用于帮助细化诊断并为制定最佳治疗策略提供信息。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肿瘤主要依据具有疾病特征性的关键遗传事件进行分类;随着下一代测序的可及性迅速提高,预计这一数量还将继续增加。此外,已有多种定量生物标志物检测被开发出来,以帮助对形态学特征不明确的肿瘤进行预后分层,为临床医师在尽量减少不必要治疗所致损害的同时寻求最佳肿瘤学管理提供关键信息。本综述讨论生物标志物在子宫间叶性肿瘤诊断分类、预后判断及靶向治疗应答预测方面应用的重要进展,旨在重点介绍病理医师用于改善患者临床诊疗、且具有最大临床影响的生物标志物。

1. 引言

子宫间叶性肿瘤是一组具有多样性、但研究仍不充分的肿瘤。其典型代表为平滑肌肿瘤,其中良性形式,即平滑肌瘤,是最常见的子宫间叶性肿瘤。其恶性对应类型——平滑肌肉瘤——是最常见的子宫肉瘤,但其在全部子宫恶性肿瘤中占比不足5%,这一事实凸显了子宫肉瘤相对于癌的少见性。子宫内膜间质肿瘤是第二常见的子宫间叶性肿瘤家族。在这两大类之外,文献还记载了大量临床行为各异的罕见间叶性肿瘤;其中一些几乎仅发生于子宫,另一些则是可发生于多个身体部位的肿瘤在子宫中的变型,例如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PEComa)和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评估子宫间叶性肿瘤时的主要临床挑战包括:预测平滑肌肿瘤的临床行为,尤其是具有变异组织学形态者;准确判定形态学不明确肿瘤的组织学类型及恶性潜能;以及识别可能可靶向的分子驱动事件,尤其是在晚期及转移性疾病中。临床生物标志物检测的近期进展,极大地帮助解决了这些及其他诊断难题。

子宫间叶性肿瘤一直处于肿瘤病理学分子变革的前沿。随着广谱RNA和DNA测序持续进入常规临床实验室诊断,每年被识别的独立诊断实体及变型的数量都在增加。下一代测序(NGS)能够在形态学不明确的肿瘤中检出反复出现、可定义疾病的基因融合,使“未分类子宫肉瘤”这一类别逐渐缩小。尽管荧光原位杂交(FISH)用于检测致癌性重排的时间早于NGS,但后者能够检出新的融合伴侣,目前已成为该领域分子诊断的首选一线方法;不过,经过验证的NGS平台在中低收入地区的可及性仍然有限。

与此同时,诊断及预测子宫间叶性肿瘤预后的传统方法,即组织学评估和免疫组织化学(IHC),并未因这场分子变革而被搁置。准确、精确地应用组织学及免疫组化生物标志物,仍是帮助病理医师确定肿瘤起源细胞和恶性潜能的关键;必须将其与下一代测序结果紧密整合,才能为后续治疗决策提供最佳依据。组织学生物标志物仍是诊断分类的基石,多种肿瘤将坏死、细胞异型性及核分裂指数等特征纳入诊断及预后算法,即为明证。适当协调组织形态学、免疫组化和分子检测,能够获得尽可能精细的诊断,并更有把握地进行预后分层。NGS检测的日益普及并非万能,也带来了尚待厘清的新诊断挑战:我们生成分子数据的能力,开始超过消化解读这些数据的能力。例如,具有相同基因改变的肿瘤,组织形态学及临床行为可能存在很大差异;而组织学特征相似的肿瘤,则可能携带不同的、影响预后的分子改变。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整合形态学和分子发现,仍是子宫间叶性肿瘤领域持续研究的问题;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因具体肿瘤类型而异。

子宫肉瘤病理学中的许多诊断检测同时也可作为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定义疾病的分子事件,也可能成为新型治疗药物可靶向的变异。针对特定疾病及泛癌种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正在为晚期及转移性肉瘤的靶向治疗开辟新途径。

本综述旨在概述用于评估子宫间叶性肿瘤的诊断、预后及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当前状况,并讨论可能进一步优化这类复杂而引人关注肿瘤之病理评估的新研究方向。我们特别关注近年来得到认识、由分子特征定义的新型肿瘤,并将这些发现与可能的治疗干预联系起来。此外,还将简要讨论人工智能方法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具有临床意义的新认识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2. 正文

2.1. 平滑肌肿瘤

平滑肌肿瘤是最常见的子宫间叶性肿瘤家族。IHC显示,平滑肌肿瘤表达平滑肌分化标志物,包括结蛋白、平滑肌肌动蛋白及h-caldesmon。然而,其他肿瘤类型,包括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及某些由融合定义的肿瘤,也可在组织学和免疫表型上表现出局灶或广泛的平滑肌分化。因此,对子宫间叶性肿瘤进行充分的大体取材,对避免因局灶性变异组织学形态而误分类至关重要。

将平滑肌肿瘤诊断分类为良性或恶性,依据三个关键组织学参数:核异型性、核分裂率和凝固性肿瘤细胞坏死;恶性的判定阈值因肿瘤主要呈梭形细胞、上皮样还是黏液样形态而异。具有不典型形态学特征、但尚未达到恶性诊断标准的肿瘤,被归类为恶性潜能未定的平滑肌肿瘤(STUMP)。有关STUMP发病机制及预后判断的研究,是子宫间叶性病理学最活跃的研究方向之一,详见下文及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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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用于探查子宫平滑肌肿瘤恶性潜能的部分生物标志物。

普通型平滑肌瘤是最常见的子宫间叶性肿瘤。其特征为胞质嗜酸、细胞核两端钝圆的梭形细胞,呈束状排列。按发生频率由高到低,绝大多数子宫平滑肌瘤由MED12突变、HMGA2过表达或FH双等位基因失活驱动。部分平滑肌肉瘤也含有类似的遗传改变,提示既存平滑肌瘤发生恶性转化,可能是其形成的一种致病机制。

已有多种平滑肌瘤变型被描述,包括富于细胞型、核分裂活跃型、上皮样及黏液样平滑肌瘤,以及伴奇异核的平滑肌瘤。全面综述平滑肌瘤的形态学变型超出了本文范围,但其中几种由于可能与平滑肌及非平滑肌来源的恶性肿瘤重叠,值得讨论。

伴奇异核的平滑肌瘤(LBN),也称合体细胞性平滑肌瘤,是一种评估时具有诊断挑战的病变,因为其局灶至弥漫性核异型性、深染和多核表现,可模拟平滑肌肉瘤中的异型性。然而,与平滑肌肉瘤不同,其核分裂率低,且缺乏凝固性肿瘤细胞坏死。尽管这些肿瘤也可能具有平滑肌肉瘤中常见的遗传改变,详见下文,但大量临床和分子数据支持其良性行为。

与LBN诊断存在重叠的,是富马酸水合酶(FH)缺陷型平滑肌瘤这一类别(图1)。这些肿瘤由FH基因双等位基因失活所定义;尽管多数为散发性,但部分病例与一份FH基因拷贝中的胚系致病变异相关。FH缺陷型平滑肌瘤具有特征性形态学表现,但并非所有病例中均存在这些特征,或均表现充分。这些特征包括肺泡样水肿、血管外皮瘤样“鹿角状”血管、奇异核异型性、伴核仁周围晕的嗜酸性大核仁,以及胞质内嗜酸性球状小体。识别FH缺陷型平滑肌瘤,主要是为了找出可能携带FH胚系突变的患者;这类突变可导致遗传性平滑肌瘤病和肾细胞癌(HLRCC)综合征,与侵袭性肾细胞癌风险升高相关。IHC显示FH表达缺失,对致病性FH变异具有特异性,但敏感性并不完全;IHC显示2-琥珀酰半胱氨酸(2-SC)异常积聚,可能是更敏感的标志物。在难以获得这些标志物检测的情况下,仅依据特征性组织学表现提示FH缺陷型平滑肌瘤的可能,并建议考虑胚系检测,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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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富马酸水合酶缺陷型平滑肌瘤的特征包括肺泡样水肿(A)、伴突出嗜酸性核仁的异型细胞核(B)、嗜酸性玻璃样球状小体(B),以及血管外皮瘤样血管(C)。免疫组化显示富马酸水合酶表达缺失,是一项关键诊断生物标志物(D);血管内皮中FH染色保留,可作为有用的内部对照。本图采用通信作者所在机构档案中的图像制作,展示FH缺陷型平滑肌瘤的组织学和免疫表型特征。

尽管多数FH缺陷型平滑肌肿瘤为平滑肌瘤,但也已发现少部分平滑肌肉瘤与FH缺陷相关。因此,仅在平滑肌肿瘤中发现FH缺陷,并不意味着其具有良性行为;除预期的细胞异型性外,仍必须评估平滑肌肉瘤的传统形态学特征,例如凝固性坏死和核分裂率升高。

最后,卒中样平滑肌瘤通常与超生理水平的孕激素有关,原因可为妊娠或外源性孕激素治疗;其特征为星芒状坏死区,以及坏死周围核分裂活性增加,因而可能被误分类为STUMP或平滑肌肉瘤。准确的临床病史,以及对远离早期坏死灶区域的核异型性和核分裂活性进行仔细评估,有助于将这些受孕激素影响的平滑肌瘤与更令人担忧的肿瘤区分开来。

平滑肌肉瘤是子宫平滑肌瘤的恶性对应类型。普通梭形细胞型平滑肌肉瘤具有以下形态学特征中的两项或以上:中至重度核异型性、凝固性肿瘤细胞坏死,以及每2.4 mm有≥10个核分裂象。上皮样平滑肌肉瘤被定义为≥50%的肿瘤细胞呈上皮样细胞形态,细胞核圆形至卵圆形。现行第5版WHO女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将上皮样平滑肌肉瘤定义为具有以下任一项特征:(a)中至重度细胞异型性;(b)凝固性肿瘤细胞坏死;或(c)每2.4 mm有≥4个核分裂象。然而,Chapel等对81例上皮样平滑肌肉瘤进行的一项相对较大系列研究提示,将恶性判定阈值提高至至少满足上述两项标准,并不会降低诊断敏感性。在应用这三个经典组织学生物标志物后,若诊断仍不确定,肿瘤大小≥5 cm、边缘浸润性生长、淋巴血管侵犯或异型核分裂象,也可能提示上皮样平滑肌肿瘤具有较高的侵袭性行为风险。最后,黏液样平滑肌肉瘤具有丰富的黏液样间质,且常表现为浸润性边缘,但与普通型平滑肌肉瘤相比,细胞异型性程度可能较轻。黏液样平滑肌肿瘤的恶性判定阈值最低;诊断黏液样平滑肌肉瘤仅需满足以下一项或以上:(a)中至重度细胞异型性;(b)凝固性肿瘤细胞坏死;(c)每2.4 mm²有>1个核分裂象;或(d)浸润性边缘。

平滑肌肉瘤中常见的突变基因包括TP53、RB1、ATRX和PTEN。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Momeni-Boroujeni等发现,94%的子宫平滑肌肉瘤在TP53、RB1、ATRX、PTEN、CDKN2A和MDM2中至少一个基因存在致病改变,80%在至少两个基因中存在改变。利用每个基因均具有免疫组化对应表现这一点,他们提出了一个两阶段IHC算法,用于诊断形态学上难以判断的子宫平滑肌肿瘤是否为恶性。第一阶段,对肿瘤进行p53、Rb、PTEN和ATRX IHC检测;若异常模式少于两种,再检测DAXX、MTAP(作为CDKN2A缺失的替代标志物)和MDM2 IHC(图2)。少数STUMP和平滑肌瘤显示涉及ATRX、p53或Rb的单项IHC异常,但使用完整面板时,没有病例显示两项或以上异常。总体而言,作者确定,以≥2项IHC异常为阈值,该算法区分子宫平滑肌肉瘤与平滑肌瘤/STUMP的敏感性为92%,特异性为100%。然而,在Rehman等的一项验证研究中,以≥2项IHC异常为阈值,诊断平滑肌肉瘤的敏感性仅为79%;不过,他们也发现,异常少于两项的肿瘤,平均核分裂率和核异型性较低。应用这些生物标志物的另一个陷阱见于LBN:尽管其细胞异型性常十分显著,但临床结局为良性。LBN常携带FH或TP53变异。Alves-Vale等将该IHC算法应用于29例LBN和30例FH缺陷型平滑肌瘤组成的队列,发现28.6%的肿瘤在≥2项IHC标志物中显示异常改变。该研究中一例仅有单项IHC改变的肿瘤,复发时表现为平滑肌肉瘤,由此引发至少部分LBN是否为平滑肌肉瘤前驱病变的问题;但仍需更多数据,才能确定这些肿瘤中异常IHC模式的临床病理意义。此外,Fontanges等发现,24%的LBN同时存在TP53和RB1缺失。该研究中的LBN相较普通型平滑肌瘤,也显示更高的基因组指数,尤其是在存在TP53改变者中;其基因组指数与平滑肌肉瘤及侵袭性STUMP存在重叠。尽管如此,使用基于RNA的转录组(Nanocind)分析时,所有接受检测的LBN均被归类为低复发风险。总体来看,尽管LBN的生物学潜能仍需更多研究,这些发现凸显了单纯基于分子的风险分层方案的局限,并强调将分子发现与传统组织病理学诊断标准整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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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平滑肌肉瘤(A)在免疫组化中常可显示p53(B)及p16(C)弥漫性过表达。本图采用通信作者所在机构档案中的图像制作,展示平滑肌肉瘤常见的免疫组化特征。

某些分子改变富集于具有变异组织学形态的平滑肌肉瘤。部分上皮样平滑肌肉瘤常伴有程度不一的横纹肌样形态,由涉及PGR的融合所定义,最常见的融合伴侣为NR4A3。同样,部分黏液样平滑肌肉瘤具有涉及PLAG1的致癌性融合。NR4A3融合不仅涉及PGR,还涉及CARMN、ACT及SLC05A1;这些融合已在以黏液样或上皮样形态为主的平滑肌肉瘤中得到描述。然而,PLAG1融合也见于缺乏组织学或免疫表型平滑肌分化证据的子宫肉瘤,强调在作出最终诊断时,应将分子结果与其他病理参数结合。

对子宫平滑肌肿瘤进行组织病理学评估时,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最佳处理STUMP这一类别:既应对恶性风险较高的肿瘤进行根治性手术,又要避免不必要的子宫切除,尤其是对希望保留生育能力的患者。根据研究队列及STUMP诊断标准的不同,文献报道的STUMP复发比例为0–28%。由于STUMP诊断标准的应用具有异质性,且该诊断相对少见,难以建立足够大的队列,风险分层模型的开发受到阻碍。例如,即使在妇科病理亚专科医师之间,判断平滑肌肿瘤是否存在肿瘤细胞坏死的一致性也仅为中等。氨甲环酸或孕激素治疗,以及妊娠等混杂因素,也可导致不常见的坏死模式,例如卒中样平滑肌瘤中的表现,进一步妨碍将肿瘤坏死作为预后因素进行可重复评估。此外,依据核分裂率定义的STUMP存在争议,因为报告病例有限,且WHO女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中所报道病例似乎表现为良性。Li等的一项研究提示,可采用每10个高倍视野21个核分裂象这一修订阈值,区分具有恶性潜能的病例;该研究中所有复发病例每10个高倍视野(HPF)至少有22个核分裂象。Gupta等分析了22例STUMP队列,提出将浸润性边缘、异型核分裂象及淋巴血管侵犯(LVI)作为预测侵袭性行为的补充组织学特征,与坏死、核分裂计数及细胞异型性等传统参数整合。已有报道指出,ER和PR表达较低、p16弥漫表达、p53免疫反应异常,以及IHC显示ATRX或DAXX表达缺失,均可能提示STUMP复发风险较高;但它们尚未纳入正式诊断算法,病理医师对其应用仍不一致。采用综合性阵列基因组杂交(cGH)分析的基因组检测,是STUMP预后分层的另一项有前景的技术,目标是区分可通过保留生育功能的方式处理的惰性肿瘤与需要根治性手术的肿瘤。Croce等采用cGH,根据DNA拷贝数改变总数及受累染色体数,计算平滑肌肿瘤的基因组指数。以基因组指数10为阈值,他们能够将生物学惰性的平滑肌肿瘤组(包括平滑肌瘤及部分STUMP)与生物学侵袭性亚组(包括部分STUMP及其队列中全部平滑肌肉瘤)区分开来,提示组织学分类为STUMP、且基因组指数<10的肿瘤,或可仅采用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治疗,但仍需要精心设计的临床研究。降低STUMP分类比例的另一种方法,是仔细排除形态学模拟病变。随着对子宫间叶性肿瘤更常规地进行免疫组化及分子检测,研究发现,历史上被诊断为STUMP的部分病例,实际上是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MT)等由融合定义的肿瘤。

除STUMP预后分层外,另一项推动大量研究的任务,是早期平滑肌肉瘤的预后分层:此类肿瘤通常不推荐辅助治疗,但仍有相当比例发生复发及转移。传统上用于判断预后的病理参数包括较大的肿瘤大小及较高的核分裂计数。Davidson等在147例Ⅰ期肿瘤队列中发现,IHC显示较高的孕激素受体表达,与总生存改善相关。Dermawan等建立了子宫平滑肌肉瘤三级基因组风险分层模型:高风险肿瘤同时携带TP53突变,以及染色体20q扩增或ATRX突变;低风险肿瘤不含上述任何改变;中风险肿瘤则携带其中一项改变。免疫组化显示ATRX或DAXX表达缺失,与端粒替代延长(ALT)表型相关,也已被证实与早期子宫平滑肌肉瘤预后较差相关。平滑肌肉瘤的另一个不良预后因素是组织学去分化,即肿瘤的一部分呈高度异型、多形性细胞核,并丧失平滑肌标志物的免疫表型表达。去分化平滑肌肉瘤的基因组通常比普通型更复杂,依据IHC替代标志物,与TP53、RB1及ATRX改变相关。Chapel等为Ⅰ期子宫平滑肌肉瘤设计了一项预后风险评分,将肿瘤细胞坏死、每2.4 mm²>25个核分裂象、异型核分裂象、淋巴血管侵犯及紧贴子宫浆膜,纳入不良预后因素。其他已被证明在平滑肌肉瘤中具有预后意义的IHC标志物,包括微管不稳定蛋白(stathmin)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Ⅱ信使RNA结合蛋白3(IMP3),但这些标志物尚未广泛用于临床。就更先进的分子分类方法而言,以cGH基因组指数35为阈值,可将Ⅰ期平滑肌肉瘤划分为惰性及侵袭性预后风险组。同时,肉瘤复杂性指数(CINSARC)Nanocind特征评估67个与肉瘤发生相关基因的表达,可用于预测子宫平滑肌肉瘤的复发及死亡风险。仍需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更广泛应用这些先进方法,能否用于筛选接受辅助治疗的患者。

鉴于化疗在晚期/转移性平滑肌肉瘤中疗效有限,迫切需要识别能够开启潜在更有效靶向治疗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尽管子宫平滑肌肉瘤传统上不进行分级,与软组织部位的同类肿瘤不同,但“较低级别”、且形态学特征与STUMP标准重叠的肿瘤,对内分泌治疗的应答更好。子宫平滑肌肉瘤治疗中另一项受到日益关注的潜在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是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RD)表型。在一项专门研究509例子宫肉瘤患者肿瘤中同源重组(HR)通路改变的研究中,Nasioudis等在28.2%的肿瘤样本中发现致病改变,其中平滑肌肉瘤的改变比例最高,为36%。Choi等同样在约25%的平滑肌肉瘤中发现特征性HRD突变特征。值得关注的是,HR通路改变可能与子宫平滑肌肉瘤患者预后较差相关。Hensley等发现,5%的子宫平滑肌肉瘤存在BRCA2纯合缺失,且与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治疗产生部分缓解相关。在一项研究携带BRCA1/2致病改变的子宫肉瘤的研究中,86%的肿瘤为平滑肌肉瘤;在复发或转移阶段接受PARP抑制剂治疗的13例患者中,6例至少达到部分缓解,但与PARP抑制剂单药治疗相比,这种情况在联合化疗时更常见。

2.2. 子宫内膜间质肉瘤

子宫内膜间质肉瘤家族大体分为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LG-ESS)和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HG-ESS)。LG-ESS的特征为形态温和、胞质少的梭形细胞,伴程度不一的小动脉周围旋涡状排列。肿瘤可具有多种变异结构,包括性索样分化、平滑肌分化、纤维黏液样结构、腺样及假乳头状改变,以及伴化生性骨形成的骨化性纤维黏液样肿瘤样形态。边界清楚、无淋巴血管侵犯、且向子宫肌层突出的部分≤3处、每处大小<3 mm的肿瘤,被归类为子宫内膜间质结节;但这些肿瘤与LG-ESS具有相同的分子驱动事件,且存在于同一形态学谱系中。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通常IHC显示CD10、ER和PR阳性,偶尔局灶表达平滑肌标志物(图3)。IFITM1用于与富于细胞型平滑肌瘤这一重要形态学模拟病变鉴别时,特异性更高;不过,据报道其敏感性低于CD10,且在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中也可表达。约75%的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携带反复出现的融合。LG-ESS中的特征性融合包括JAZF1::SUZ12、BRD8::PHF1、JAZF1::PHF1、EPC1::SUZ12、EPC1::PHF1及MEAF6::PHF1。融合阴性及融合阳性肿瘤的组织形态学与免疫表型相似。相对较新描述的一种肿瘤,是所谓伴广泛旋涡状结构及CTNNB1易位的子宫内膜间质肿瘤。顾名思义,此类肿瘤的特征为梭形至上皮样细胞形成紧密旋涡,类似LG-ESS细胞,伴小血管,以及程度不一的玻璃样变、黏液样及纤维母细胞性间质。其特征为CTNNB1重排及β-连环蛋白弥漫性核表达。它们可表现出局灶性性索样结构及相关免疫表达。尽管具有独特形态和分子发病机制,DNA甲基化聚类证据提示,将其归类为LG-ESS的一种变型可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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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A)通常cyclin D1弥漫阳性(C),而CD10仅弱阳性或阴性(E)。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B)仅有罕见细胞cyclin D1染色(D),但CD10强阳性(F)。本图采用通信作者所在机构档案中的图像制作,展示子宫内膜间质肉瘤常见的免疫组化特征。

尽管这些肿瘤的转移及复发倾向低于HG-ESS,但部分仍表现出侵袭性行为。在Devins等一项大型LG-ESS研究中,仅宫颈间质受累,而非其他任何显微镜下特征,是复发风险升高的独立预测因素。在晚期及转移阶段,LG-ESS可采用全身内分泌治疗。ESR1热点突变可预测LG-ESS对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耐药,并似乎与组织学高级别转化及IHC显示ER表达降低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可考虑使用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氟维司群治疗。

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HG-ESS)是一个认识不断演变的实体。定义这一实体的反复出现的致癌性融合包括YWHAE::NUTM2、ZC3H7B::BCOR及BCOR内部串联重复(ITD)。YWHAE::NUTM2相关HG-ESS由圆形细胞组成,细胞异型性相对单一,核分裂活性显著;但部分伴有组织学低级别成分,呈程度不一的纤维黏液样结构,再次强调充分组织取材的重要性。BCOR重排肿瘤通常由相对单一的梭形细胞组成,排列于丰富的黏液样间质中。BCORL1为与BCOR同源的转录共抑制因子,涉及BCORL1的融合,其临床病理特征与BCOR重排HG-ESS相似。BCOR/BCORL的其他融合伴侣基因包括L3MBTL2、NUTM2G、RALGPS1、MAP7D2、RGAG1、ING3、NUGGC、KMT2D、CREBBP、EP300、LPP、JAZF1和EPC1。另有一类肿瘤存在BCOR内部串联重复,也常伴黏液样间质。无论其基础融合为何,cyclin D1和/或BCOR弥漫表达,均为支持HG-ESS诊断的IHC发现。与黏液样平滑肌肿瘤不同,HG-ESS通常不表达平滑肌标志物;与LG-ESS相比,其ER和PR免疫反应减弱。HG-ESS中其他已报道融合包括EPC1::KDM2B和EPC1::SUZ12。尤其是KDM2B重排肿瘤,已报道其融合伴侣包括EPC1、EP400和CITED1,依据RNA表达分析,似乎代表HG-ESS的一个独特亚型。此外,BCOR重排肿瘤常见CDK4和MDM2扩增,这可能提供使用哌柏西利等CDK4/6抑制剂治疗的靶点。

当形态学与分子发现不一致时,LG-ESS与HG-ESS的鉴别可能具有挑战性。尽管存在JAZF1::SUZ12或EPC1::PHF1等经典LG-ESS融合,LG-ESS仍可发生高级别转化,表现出高级别组织学特征、激素受体免疫表达相对减弱及临床侵袭性行为。相反,Devins等报道了一组形态学完全为低级别、但携带YWHAE::NUTM2融合的肿瘤,其中部分表现出侵袭性临床行为。作者主张,对所有形态学为低级别的ESS常规进行cyclin D1和CD10 IHC检测,因为其系列病例中的免疫表型更符合HG-ESS,从而提示开展分子检测予以确认。类似现象也见于一例携带ZC3H7B::BCOR融合的肿瘤:尽管存在定义HG-ESS的融合,但除细胞形态温和外,其CD10、ER和PR均强阳性,而cyclin D1仅局灶阳性。综合来看,对于形态学高级别的肿瘤,或具有定义HG-ESS的致癌性融合者,即使组织学为低级别,诊断HG-ESS似乎最为恰当。

转录组分析已被用于探索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的预后因素,但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方向,仍需进一步研究。值得关注的是,Hojny等发现,未证实致癌性融合的HG-ESS,倾向于与未分化子宫肉瘤聚类,且预后比已证实存在致癌性融合的HG-ESS更差。

2.3. 腺肉瘤

子宫腺肉瘤是双相性肿瘤,其特征为叶状结构、腺周间质凝聚、富于细胞的间质,伴程度不一的细胞异型性及核分裂活性增加。它们被认为是包裹良性腺体成分的恶性间叶性肿瘤,不过在罕见病例中,腺体成分可独立发生继发性癌。

依据细胞异型性,腺肉瘤可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纯肉瘤成分≥25%的肿瘤,被归类为伴肉瘤过度生长。与低级别病例相比,高级别和/或伴肉瘤过度生长的病例,与更多拷贝数变异、其他基因组复杂性标志及较差预后相关。TP53致病变异更倾向于与高级别组织学相关。腺肉瘤的分子谱具有异质性。反复出现的基因改变包括DICER1、PIK3CA、PTEN及KRAS突变,MDM2/CDK4扩增,BAP1缺失,以及ESR1-NCOA3融合。DICER1改变的腺肉瘤,尤其是伴异源性横纹肌肉瘤样分化者,是一个可能导致误诊为胚胎性横纹肌肉瘤的诊断陷阱;充分取材以识别腺肉瘤的典型结构区域,是作出鉴别的关键。

已有研究描述具有不典型特征、但不足以诊断腺肉瘤的子宫息肉,且证实其临床病程为良性。不过,部分此类不典型息肉具有与腺肉瘤相似的分子谱,提示它们可能是尚未充分发展的腺肉瘤前驱病变。

2.4. 类似卵巢性索肿瘤的子宫肿瘤

类似卵巢性索肿瘤的子宫肿瘤(UTROSCT),顾名思义,可表现为多种性索样结构模式,包括巢状、片状、条索状、管状和梁状,同一肿瘤中常同时存在多种模式。病变细胞可呈上皮样或梭形,部分可具有横纹肌样形态。细胞形态通常温和,但临床恶性病例可表现出更明显的核异型性及核分裂活性。充分取材和分子检测,有助于将UTROSCT与伴性索分化的LG-ESS区分。

IHC显示,UTROSCT往往对上皮、平滑肌及性索标志物表现出程度不一的表达。尽管IHC可显示FOXL2表达,但此类肿瘤均不具有成人型颗粒细胞瘤及支持-间质细胞瘤中常见的FOXL2和DICER1致病变异。

下一代测序在UTROSCT诊断和预后判断中均发挥重要作用。约70%的UTROSCT携带反复出现的融合。典型融合以NCOA1、NCOA2或NCOA3为3′端伴侣,以ESR1或GREB1为5′端伴侣。ESR1::NCOA2/3融合也已见于腺肉瘤,再次凸显作出诊断时将分子发现与组织学整合的重要性。

较罕见的融合包括ESR1::CITED2、GTF2A1::NCOA2、GREB1::CTNNB1及GREB1::SS18。多项研究显示,GREB1重排肿瘤更倾向于表现出侵袭性临床行为。此外,GREB1重排肿瘤的性索样结构往往发育不充分,而旋涡状结构更突出。然而,Bennett等报道,部分具有横纹肌样形态的ESR1::NCOA2融合肿瘤表现出侵袭性行为,伴局部复发,提示无论定义肿瘤的融合为何,所有UTROSCT均应视为具有恶性潜能。此外,Flídrova等发现,依据RNA表达谱,ESR1::NCOA3 UTROSCT聚集在一起,而以GREB1和/或NCOA2作为融合伴侣的肿瘤则显示不同表达谱。鉴于这些发现,GREB1重排肿瘤与ESR1重排肿瘤之间的关系曾存在争论,但目前共识是将其视为同一UTROSCT范畴内的变型。

在一组具有长期随访的34例UTROSCT中,坏死及核分裂率升高是侵袭性行为的独立组织学预测因素。而Boyraz等则依据以下特征中超过三项,将UTROSCT归为恶性:大小>5 cm、至少中度细胞异型性、每10个高倍视野≥3个核分裂象、浸润性边缘及坏死。最后,据报道,间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中较高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是UTROSCT的不良预后标志物,但免疫治疗在这一情况下的潜在作用仍需更多研究。

2.5. 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PEComa)

典型的子宫PEComa由上皮样细胞组成,胞质丰富、透明至嗜酸性、呈颗粒状,有时混有比例不一的梭形细胞成分。其一贯被描述为具有丰富的薄壁血管,部分病例的肿瘤细胞似乎自这些血管向外放射状排列。IHC显示,PEComa不同程度表达平滑肌和黑色素细胞分化标志物(图4)。HMB45的敏感性高于melan-A,不过表达常可为局灶性。组织蛋白酶K通常也为阳性。多数子宫PEComa由两条主要分子通路所定义。第一条涉及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通路基因突变,例如TSC1、TSC2及FLCN。约10–15%的子宫PEComa与TSC1/TSC2胚系变异相关,这些变异可导致结节性硬化症。少数PEComa由致癌性TFE3融合驱动。这些病例通常与更明显的巢状结构和透明胞质相关,且IHC平滑肌标志物表达不稳定。PEComa中其他罕见的致癌事件包括HTR4-ST3GAL1和RASSF1-PDZRN3融合,以及涉及RAD51B的融合。部分平滑肌肿瘤在IHC中也显示异常黑色素细胞分化。因此,Selenica等建议,仅对具有支持性组织学特征、且至少两种黑色素细胞标志物阳性的肿瘤诊断PEComa;当结果不明确时,分子检测可发挥作用。值得关注的是,Chiang等报道了一组同时携带TSC2突变及JAZF1::SUZ12融合的子宫肉瘤。这些病例同时表现为上皮样(PEComa样)及梭形(LG-ESS样)形态,表达CD10、ER和PR,并不同程度表达黑色素细胞标志物及组织蛋白酶K。也有罕见肿瘤同时具有平滑肌肉瘤及PEComa特征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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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子宫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PEComa)(A)可不同程度共表达结蛋白等平滑肌标志物(B),以及melan-A(C)和HMB45(D)等黑色素细胞标志物。本图采用通信作者所在机构档案中的图像制作,展示子宫PEComa常见的免疫组化特征。

子宫PEComa的预后判断主要依据组织学生物标志物。最初的妇科专用PEComa风险分层算法,若肿瘤具有以下四项或以上标准,则归类为恶性:大小≥5 cm、重度细胞异型性、坏死、淋巴血管侵犯,以及每50个高倍视野>1个核分裂象。Bennett等的大型系列研究修订了这些标准,仅要求≥3项特征,以提高识别恶性病例的敏感性;但他们同时强调,即使少于三项“高风险”特征的肿瘤,也可能表现出侵袭性行为,因此所有PEComa均应分类为“恶性”或“恶性潜能未定”,取消“良性”PEComa类别。除经典mTOR通路改变外,恶性PEComa还常在TP53、RB1、ATRX及BRCA2等基因中存在额外的致癌性突变。

对于晚期或转移性PEComa,推荐采用西罗莫司等mTOR抑制剂治疗。在一项不限定组织来源的恶性PEComa研究中,纳入了8例子宫PEComa;近40%的患者对mTOR抑制剂白蛋白结合型西罗莫司(nab-sirolimus)治疗产生应答,且TSC2突变患者更容易产生应答(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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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部分子宫间叶性肿瘤的诊断、预后及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缩写:UTROSCT,类似卵巢性索肿瘤的子宫肿瘤;LVI,淋巴血管侵犯;mTOR,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IMT,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2.6. 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子宫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MT)通常表现为三种主要组织病理学模式的某种组合:梭形细胞排列于黏液样间质中;束状梭形细胞形成平滑肌样结构;以及细胞相对稀少、由梭形细胞嵌于玻璃样变胶原中组成的结构。尽管淋巴浆细胞浸润常见,但其可能不明显,甚至完全缺如;若未进行ALK IHC或分子检测,可能被误分类为平滑肌肿瘤。IHC可见平滑肌标志物和CD10程度不一的表达。

>90%的IMT携带ALK基因致癌性融合。ALK蛋白IHC是检测ALK重排的高敏感性、高特异性标志物;在Mohammad等一项纳入274例子宫间叶性肿瘤的研究中,所有ALK重排IMT均显示ALK免疫反应,而形态学模拟病变均未显示(图5)。已报道的ALK融合伴侣包括DCTN1、CASC15、ACTG2、THBS1、IGFBP5、DES、SEC31、TPM3、TIMP3、TNS1及NRP2。TIMP3和THBS1似乎更常作为妊娠相关IMT的融合伴侣;这类IMT往往发生在伴医疗并发症的妊娠背景下,但肿瘤本身临床行为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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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A)可显示广泛的平滑肌瘤样分化。免疫组化中ALK弥漫阳性(B),有助于避免将其误分类为平滑肌肿瘤。本图采用通信作者所在机构档案中的图像制作,展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ALK阳性表现。

少数IMT携带涉及非ALK基因的致癌性融合,包括ROS1。ROS1 IHC是ROS1重排的敏感替代指标。已报道的ROS1融合伴侣包括SORBS1、TIMP3、FN、TFG及NUDCD3。IMT中报道的非ALK或ROS融合包括SORBS1::RET、IGFBP5::PDGRRB、THBS1::INSR及ETV6::NTRK3。

Ladwig等设计了一项临床病理风险评分,将IMT分为三个风险组:年龄>45岁、大小≥5 cm、每10个HPF≥4个核分裂象及浸润性边缘,各计1分。0分肿瘤未发生复发或转移,而1–2分肿瘤中21%、以及全部3–4分肿瘤,表现出临床恶性行为。作者主张,对于中风险类别肿瘤,将该风险评分与检测额外致癌驱动因素的靶向分子检测相结合。表现出恶性行为的肿瘤,除致癌性融合外,往往还携带额外的致病变异和/或拷贝数改变。从分子角度看,CDKN2A/2B缺失及相关的p16异常表达,更倾向于见于临床侵袭性病例。在一项30例IMT研究中,Devins等发现,所有表现出恶性行为的病例均存在p16免疫表达异常,即<1%、>90%,或一例中的亚克隆性表达缺失;而所有良性肿瘤均在20–80%的细胞中呈斑片状染色。作者建议,对所有子宫IMT常规进行p16 IHC,并强调其对依据Ladwig等风险评分归为中风险的肿瘤进一步分层的价值。

与IMT相关的,是临床侵袭性更强的上皮样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肉瘤;此类肿瘤同样与反复出现的ALK融合相关,典型融合伴侣为RANBP2或RRBP1,但细胞形态更偏上皮样,且ALK IHC呈独特的核周染色模式。尽管这类肿瘤更多见于男性,但女性腹腔内病例也已有报道。

IMT的诊断在初始阶段就对适当手术管理和监测具有重要意义,在复发/转移阶段尤其关键,因为已有证据支持使用克唑替尼等抗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进行靶向治疗。

2.7. 未分化子宫肉瘤

未分化子宫肉瘤(UUS)是典型的“兜底”诊断实体,按定义属于排除性诊断。它可表现为单一形态或多形性,特征为缺乏特定分化谱系的组织学、免疫表型或分子证据。随着识别定义疾病之致癌事件的能力提高,被诊断为UUS的子宫肉瘤比例似乎正在下降,尤其是在单一形态亚组中。事实上,在Cotzia等的一项研究中,其队列内多数最初诊断为UUS的肿瘤,携带YWHAE-NUTMB2等反复出现的基因融合或BCOR重排,应重新归类为HG-ESS。还需充分取材,以排除伴广泛肉瘤过度生长的腺肉瘤或癌肉瘤。

尽管UUS均具有侵袭性,但有证据表明,使用每10个高倍视野25个核分裂象这一核分裂指数截断值,可以识别相对惰性的亚组。

2.8. 由分子改变定义的新诊断实体

近年来,根据反复出现的致癌性融合或突变,以及与共同形态学谱系的相关性,已定义了多种新实体。

KAT6B/A::KANSL1融合肉瘤的形态学特征,介于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与平滑肌肿瘤之间,存在重叠(图6)。其特征为形态单一的圆形至梭形细胞,胞质少,螺旋小动脉突出,伴程度不一的旋涡状结构及间质玻璃样变。多数病例ER、PR、CD10及SMA阳性,部分还显示结蛋白和caldesmon免疫反应。在一个系列中,6/9患者表现为晚期、复发或转移性疾病。另一组12例KAT6B::KANSL1融合肉瘤患者的复发率为33.3%。转录组聚类分析显示,其与LG-ESS相近但有所区别;识别这一实体至关重要,因为其相对温和的形态掩盖了潜在的侵袭性行为。侵袭性病例往往存在额外的致癌打击,包括TP53、RB1及PTEN等基因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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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携带KAT6A/B::KANSL1重排的子宫肉瘤,在形态学上与平滑肌肿瘤及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肿瘤存在重叠(A),并可共表达SMA(B)及CD10(C)等IHC标志物。本图采用通信作者所在机构档案中的图像制作,展示KAT6A/B重排肉瘤常见的免疫组化特征。

NTRK重排肉瘤更倾向于发生于子宫颈,而非子宫体;其形态与纤维肉瘤重叠,单一形态的梭形细胞呈片状、束状、席纹状或鱼骨状排列。约70%具有淋巴细胞浸润,许多具有黏液样间质。已报道的融合伴侣包括STRN、LMNA、TPM3、NTRP1、SPECC1L及EML4。IHC通常显示S100和CD34共表达。泛TRK IHC对于定义疾病的NTRK融合具有高敏感性,但无特异性,因为其在LG-ESS、HG-ESS、UUS及平滑肌肉瘤(LMS)中也可表达。部分NTRK重排肉瘤表现出侵袭性临床行为。预测侵袭性行为的因素包括核分裂率升高,即每10个HPF≥8个核分裂象、坏死、淋巴血管侵犯,以及NTRK3作为致癌性融合伴侣。NTRK重排肿瘤可能对拉罗替尼等TRK抑制剂产生应答。

除NTRK融合肿瘤外,已描述越来越多携带其他酪氨酸激酶融合的子宫肉瘤。COL1A1-PDGFB融合肉瘤呈程度不一的“纤维肉瘤样”组织形态,IHC显示CD34阳性,而S100及泛TRK阴性。其他例子包括携带CIQTNF1-ERBB4、FGFR1-TACC1及RET-SPECC1L融合的肉瘤。尽管上述提示性组织学特征,可促使及早开展分子检测以帮助明确诊断分类,但由于可能存在变异形态,病理医师对晚期及转移性/复发性的不常见间叶性肿瘤,应适当降低启动测序的门槛。识别这些融合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能成为伊马替尼或塞普替尼等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治疗靶点。

携带MEIS1-NCOA2融合的肉瘤,是另一种罕见、新近认识的融合定义子宫肉瘤亚型,具有局部复发倾向,不过这些肿瘤更常起源于盆腔而非子宫体。肿瘤细胞通常形态单一,表现为程度不一的席纹状/旋涡状或实性结构,伴程度不一的黏液样间质及微囊性结构。由于形态学特征重叠,它们可能被误诊为LG-ESS。一例报道中,肿瘤显示明显脂肪细胞化生。免疫组化谱缺乏特异性,诊断依据是检出定义性融合。已有罕见远处转移的报道。

SMARCA4缺陷型子宫肉瘤由SMARCA4变异及伴随的IHC显示BRG1染色缺失所定义;不过,少数病例可能与SMARCB1变异及伴随的IHC显示INI1表达缺失相关。肿瘤由具有异型性的上皮样细胞组成,伴程度不一的横纹肌样形态,且预后一贯极差。鉴别诊断包括未分化子宫内膜癌,后者可具有相似组织形态,且常与错配修复缺陷相关。值得关注的是,一例携带SMARCA4致病变异的病例,同时显示腺肉瘤、纯肉瘤及未分化癌的重叠特征。准确诊断SMARCA4缺陷型子宫肉瘤,对于排除SMARCA4胚系变异,以及使患者有机会进入不限定组织学类型的临床试验,均具有重要意义;此类试验正在研究EZH2及CDK4/6抑制剂等药物,以靶向SWI/SNF异常肿瘤。

部分侵袭性子宫肉瘤携带涉及RAD51B的致癌性融合,已报道的融合伴侣包括OPHN1、NUDT3、HMGA2、PDDC1及CEP170。Chang等描述了7例RAD51B融合子宫肉瘤,其形态表现不一,包括类似平滑肌肉瘤的梭形细胞形态、以黏液样间质为主的肿瘤、提示PEComa的以上皮样细胞为主的肿瘤,以及具有高级别、多形性、未分化形态的病例。其核分裂率均为每10个HPF>10个核分裂象。IHC显示程度不一的肌源性-黑色素细胞分化。RAD51B重排肉瘤群体包括被直接归类为RAD51B重排肉瘤者,以及PEComa和平滑肌肉瘤,再次凸显何时应将分子发现视为疾病定义性事件、而非某个由组织学定义实体的亚型这一判断难题。尤其需要注意,RAD51B融合在平滑肌瘤中也已有报道;若无适当组织学背景,仅发现RAD51B融合,并不足以将肿瘤归类为肉瘤。

另一组最近被描述、临床上为恶性的肿瘤,其特征为程度不一的纤维肉瘤样形态、IHC显示S100和SOX10共表达,以及ERBB2/ERBB3突变。最后,近期还描述了FOXO1重排子宫肉瘤,其形态学及免疫表型与腺泡状横纹肌肉瘤不同,但其临床意义仍需进一步研究。

2.9. 其他肿瘤

通常发生于其他身体部位、但在子宫中极为罕见的肉瘤,包括腺泡状软组织肉瘤、横纹肌肉瘤(含胚胎性、腺泡状及多形性亚型)、血管肉瘤、尤文肉瘤及脂肪肉瘤。

3. 结论

随着病理医师及肿瘤医师寻求对子宫间叶性肿瘤进行最佳分类、预后判断和治疗,组织学、免疫组化与分子分析之间的关系仍在不断演变。关键挑战依然存在,主要与许多实体的罕见性有关。许多肿瘤罕见,意味着迄今发表的最大系列中,转诊会诊病例,以及仅在晚期或转移阶段才接受下一代测序的病例,常占不成比例的较大份额,这可能导致恶性潜能被高估。此外,子宫间叶性肿瘤相对罕见,使靶向治疗和伴随诊断的开发及临床验证面临挑战。然而,仅依据是否存在明确分子改变开展、不限定组织来源的临床试验日益受到重视,代表了有前景的方向;基于此类研究,现行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建议考虑NTRK重排肉瘤采用拉罗替尼、PEComa采用西罗莫司,以及RET重排肉瘤采用塞普替尼等治疗。最后,应认识到不同地区辅助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可及性仍不均衡。尽管IHC和NGS可提供关键信息,且某些由分子特征定义的肿瘤诊断可能必须依赖这些检测,但如前所述,仔细评估组织学参数仍是子宫间叶性肿瘤诊断的核心,并可在相当一部分病例中用于适当的预后分层及治疗指导。

4. 未来方向

随着对肿瘤进行多组学表征的成本持续下降、可及性持续提高,预计将不断产生有关子宫肉瘤最佳预后分层的新认识,并发现新的治疗选择。除前述cGH及转录组分析外,DNA甲基化分析是子宫肉瘤诊断和预后判断中一项尤其有用的技术;但由于成本和技术挑战,目前主要仍局限于研究用途。例如,Kommoss等使用甲基化分析,确认了BCOR-ITD肿瘤、罕见BCOR/BCORL1重排肿瘤,以及携带ZC3H7B::BCOR和YWHAE::NUTM2融合的“普通型”HG-ESS之间的关系,为将其分类为HG-ESS提供了额外的分子学验证。甲基化分析还可用于肿瘤类别内部的预后分层。Felicelli等采用基于芯片的全基因组甲基化分析,将子宫平滑肌肉瘤(uLMS)分为两个不同、具有临床意义的预后亚组。鉴于该技术可提供有力认识,未来几年很可能开发出更多甲基化分析的应用场景。

最后,人工智能(AI)工具很可能在子宫间叶性肿瘤病理评估的各个方面发挥日益核心的作用;不过,由于具有充分标注的数据集相对匮乏,与乳腺癌及前列腺癌等更常见肿瘤中的AI应用相比,这一领域的发展尚不充分。然而,该领域的早期研究颇有前景。例如,已有一种深度学习算法被开发出来,能够仅依据形态学评估,对子宫STUMP进行预后分层。机器学习也可应用于大型分子数据集:Khamaiseh等使用AI辅助转录组分析,识别出一组相对惰性、且转录组特征类似平滑肌瘤的uLMS。

过去十年,分子病理学的发展改变了子宫间叶性肿瘤的诊断评估。随着新技术进入诊断实验室的常规应用,未来十年在开发新型预后及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方面充满前景;但要有效利用这些数据,仍需要细致分析及有效的多学科协作。

文献来源
Dedda J, Zyla RE. Advances in Diagnostic,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Biomarker Testing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Uterine Mesenchymal Neoplasms. Onco. 2026;6:29. DOI: 10.3390/onco60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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