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身免疫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TSHR D633N胚系变异病例分析
老人长期低TSH伴甲状腺肿但抗体阴性,检出TSHR D633N胚系变异考虑非自免甲亢,放射性碘治疗后加重,全切后恢复,提示遗传检测或有助决策
报道了一名75岁女性的罕见非自身免疫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病例,发现TSHR D633N胚系变异。该变异导致甲状腺毒症和弥漫性甲状腺肿,提示遗传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和治疗决策。
详细解析了一例罕见的非自身免疫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提示遗传检测有助于早期诊断和治疗决策。
简明总结
一名75岁日本女性自53岁起持续TSH偏低并伴腺瘤样甲状腺肿,随后出现显性甲状腺毒症;TRAb、TSAb、TgAb及TPOAb均阴性。碘化钾治疗未改善,放射性碘治疗后出现破坏性甲状腺炎、甲状腺毒症加重及心力衰竭,最终接受甲状腺全切除术,术后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
术后以外周血DNA进行遗传分析,检出TSHR c.1897G>A(p.D633N)杂合胚系变异,按ACMG 2015标准归为可能致病。功能实验显示其基础cAMP活性高于野生型,但低于所比较的其他激活性变异。病例提示:即使患者年龄较大且无已知家族史,抗体阴性甲亢仍需考虑TSHR激活性胚系变异相关的非自身免疫性甲亢;较早遗传检测可能有助于病因判断及治疗决策。
摘要
由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SHR)基因激活性胚系突变引起的非自身免疫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是一种罕见疾病,常给诊断带来挑战。我们报告一名75岁女性,既往有20年的甲状腺肿及亚临床甲亢病史,此次出现显性甲状腺毒症。实验室检查证实甲亢,TSH受到抑制,而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及甲状腺刺激性抗体(TSAb)均阴性,因而难以与毒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鉴别。
初始使用碘化钾治疗无效。随后放射性碘(RI)治疗并发严重破坏性甲状腺炎,伴甲状腺毒症加重及心力衰竭。使用甲巯咪唑(MMI)和地塞米松控制激素水平后,实施甲状腺全切除术作为根治性治疗,成功使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组织病理学显示腺瘤样甲状腺肿。
由于临床过程不典型,术后使用外周血DNA进行遗传分析,发现TSHR基因新型杂合胚系突变:c.1897G>A(p.D633N)。本例扩展了引起非自身免疫性甲亢的TSHR激活性突变谱。功能分析显示该变异具有程度较低的组成性活性,这可能解释其异常晚的临床起病。本报告强调,对于抗体阴性甲亢患者,即使是没有已知家族史的老年人,也应考虑非自身免疫性甲亢,包括非自身免疫性甲亢。
1 | 引言
甲状腺毒症可由多种疾病引起,包括Graves病、无痛性甲状腺炎和毒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Graves病是甲亢最常见的病因。然而,部分患者表现为抗体阴性甲亢。既往研究报告,在经过筛选的、伴弥漫性甲状腺肿且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阴性的甲亢患者队列中,约4.5%的患者携带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SHR)激活性变异。这些疾病统称为非自身免疫性甲亢,可呈散发型或家族型。
TSHR位于甲状腺滤泡细胞的基底外侧膜,是一种G蛋白偶联受体(GPCR),主要与Gs和Gq蛋白偶联,以调节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及滤泡细胞增殖。TSH结合后,受体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主要通过Gs介导的环磷酸腺苷(cAMP)刺激作用,也在较小程度上通过Gq介导的磷酸肌醇信号传导发挥作用。TSHR激活性变异导致这些通路持续激活,引起甲状腺激素过度生成及甲状腺增大。
TSHR激活性胚系变异可引起非自身免疫性甲亢,表现为弥漫性甲状腺肿、甲状腺自身抗体阴性,以及缺乏甲状腺眼病或胫前黏液性水肿等自身免疫表现。虽然抗甲状腺药物(ATD)可能使患者的生化指标改善,但停药后长期缓解并不常见,往往需要根治性治疗。
2 | 病例介绍
患者为75岁日本女性,自53岁起持续TSH偏低并伴腺瘤样甲状腺肿。73岁时患者注意到甲状腺肿块,74岁时被诊断为甲状腺毒症(TSH<0.005,FT4 1.95),随后转诊至我科。无重要既往病史,无规律用药,也无甲状腺疾病家族史(图1)。

图1 家系图。患者儿子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正常。患者父母无资料可用(均在转诊前去世),孙辈尚未接受检测。
诊断时,除甲状腺增大外,患者基本无症状。未报告体重下降、心悸、疲乏、食欲减退或任何其他典型甲亢症状。体格检查发现甲状腺弥漫性肿大,质地坚实、有橡皮样感,无压痛。整个临床过程中甲状腺肿始终无痛,也未报告吞咽困难、呼吸困难或声音嘶哑等局部压迫症状。甲状腺双叶明显增大,超声无法区分弥漫性甲状腺增大与占据整个叶的多个腺瘤样结节(图2)。估算甲状腺体积为58.7 mL。

图2 甲状腺超声检查。峡部厚度:8 mm;右叶:24 mm×27 mm×67 mm;左叶:28 mm×21 mm×69 mm。多个腺瘤样结节占据整个叶。
观察到甲状腺血流轻度增加,实验室检查显示TSH<0.005 μU/mL(0.5~5),FT3 3.9 pg/mL(2.3~4),FT4 1.52 ng/dL(0.9~1.7),TRAb、甲状腺刺激性抗体(TS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均阴性(表1)。¹²³I甲状腺扫描显示弥漫性摄取,左叶下部存在冷区(24小时摄取率为20.2%)。

表1 初始实验室检查值。缩略语:ALP,碱性磷酸酶;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BUN,血尿素氮;CK,肌酸激酶;FT3,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4,游离甲状腺素;GGT,γ-谷氨酰转移酶;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Ab,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PO-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RAb,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SAb,甲状腺刺激性抗体;TSH,促甲状腺激素。
根据上述结果,怀疑毒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或非自身免疫性甲亢,考虑到TSH受抑制(<0.1 μU/mL)及相关心血管风险,开始治疗。虽然考虑过ATD治疗,但患者非常担心ATD的不良反应,因此开始使用碘化钾。4个月后,甲状腺激素水平未改善。由于总体状况仍稳定,且患者仍担忧ATD的不良反应,遂接受放射性碘(RI)治疗。
RI治疗2周后,FT3/FT4比值下降,但甲状腺激素水平较治疗前显著升高,提示破坏性甲状腺炎(TSH<0.005 μU/mL,FT4 4.92 ng/dL,FT3 10.2 pg/mL)。2个月后出现水肿。尽管开始使用10 mg甲巯咪唑(MMI),患者改善有限。MMI剂量增至15 mg,并加用地塞米松3 mg。3个月后,破坏性甲状腺炎有所改善,但尚未完全恢复正常(FT3 5.1 pg/mL,FT4 5.22 ng/dL)。由于可能需要长期使用地塞米松,且患者也已发生心力衰竭,遂实施甲状腺全切除术。
患者在首次就诊后近9个月接受甲状腺全切除术,随后地塞米松减至1.5 mg,并开始左甲状腺素75 μg/日。地塞米松以每2周减少0.5 mg的速度逐步减量。减量期间及减量后均未发生医源性肾上腺功能不全。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图3)。

图3 甲状腺激素水平随时间变化的临床过程。横轴表示自首次就诊起的时间(月),纵轴表示甲状腺激素水平。KI:碘化钾;RI:放射性碘治疗。
病理检查显示腺瘤样甲状腺肿。考虑到临床过程较轻及破坏性甲状腺炎的发生,认为毒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能性较低。在取得患者同意后,于独协医科大学进行遗传检测,以探查其他可能病因。遗传分析作为研究性调查的一部分开展,已取得患者书面知情同意。
从外周血提取DNA进行遗传分析,发现TSHR c.1897G>A(p.D633N)杂合变异(图4),证实为胚系突变。D633位于受体已知的激活性热点区域,该残基的其他替换已在非自身免疫性甲亢中报道。依据ACMG 2015标准(PM1、PM5、PP2及PP4),该变异被归类为可能致病的TSHR激活性突变,与患者表型一致。

图4 基因组DNA中TSHR基因的测序分析结果。先证者第1897位存在鸟嘌呤向腺嘌呤的杂合转换(箭头)。TSHR:促甲状腺激素受体。
患者长期临床病程、治疗时间线及诊断过程总结见图5。

图5 患者临床病程及诊断路径总结流程图。展示了关键临床事件、治疗及TSHR D633N变异的发现。
3 | 实验方法
3.1 | 质粒构建
野生型人TSHR质粒由Bryan Roth惠赠(Addgene质粒#66518),野生型TSHR构建体被克隆至pcDNA3.1质粒载体。随后,按照产品说明,使用Phusion Plus DNA Polymerase(Thermo,F630S)及以下引物对进行诱变PCR,在野生型TSHR质粒中构建含D633N、D633E、D633Y或V656F突变的质粒。所有亚克隆片段均经测序确认。
D633N:
Fw:TTTCACGAATTTTATCTGTATGGCAC
Rv:ATAAAATTCGTGAAAATGAGCACGGC
D633E:
Fw:TCACGGAGTTTATCTGTATGGCACCT
Rv:AGATAAACTCCGTGAAAATGAGCACG
D633Y:
Fw:TTTCACGTATTTTATCTGTATGGCAC
Rv:ATAAAATACGTGAAAATGAGCACGGC
V656F:
Fw:GATCACCTTTTCCAATAGCAAGATCC
Rv:TTGGAAAAGGTGATCAAAGGTTTGTT
3.2 | cAMP积累测定
按照制造商说明,使用FuGENE HD Transfection Reagent(Promega,E2311),在96孔板中(每孔1×10⁴个COS-7细胞)瞬时表达野生型及突变型TSHR。
转染48小时后,用PBS洗涤细胞1次,随后在含500 μM 3-异丁基-1-甲基黄嘌呤(Selleck,S5836)的无血清Dulbecco改良Eagle培养基(DMEM)中,于37℃预孵育1.5小时。
之后,按照制造商说明,使用cAMP-Glo Max Assay(Promega,V1681)测定细胞cAMP含量。结果以相对于野生型TSHR组的倍数变化表示。
4 | 结果
在瞬时表达各TSHR构建体的COS-7细胞中定量基础cAMP水平,结果总结见图6。基础活性以相对光单位(RLU)表示,并以野生型TSHR归一化(WT=1.00)。每项实验均设置3个重复(每个构建体n=3)。相对cAMP水平如下:WT为1.00 RLU,D633N为1.10 RLU,D633E为1.22 RLU,D633Y为1.33 RLU,V656F为1.34 RLU。
单因素方差分析后进行Tukey HSD检验,显示各TSHR构建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D633N、D633E、D633Y和V656F的基础活性均显著高于WT。已知激活性突变体V656F在受检构建体中具有最高的基础活性。

图6 不同TSHR变异的cAMP生成比较。数据以相对光单位(RLU)表示,经WT归一化(WT=1.00),以3次独立实验(n=3)的均值±标准误(SEM)展示。与WT相比,所有变异的基础cAMP活性均显著升高(p<0.05)。TSHR-D633Y与TSHR-V656F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差异。
5 | 讨论
本例显性甲亢伴弥漫性甲状腺肿,TRAb及TSAb缺如,因而难以区分毒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与非自身免疫性甲亢。最终实施甲状腺全切除术,切除的甲状腺组织病理检查显示腺瘤样甲状腺肿。使用外周血DNA进行遗传分析,发现TSHR c.1897G>A(p.D633N)杂合变异。D633N为新突变,既往文献未见报道。该变异位于TSHR第6跨膜螺旋(TM6),该区域已知在受体激活中发挥关键作用,可能促成弥漫性甲状腺肿及甲状腺毒症。
对于伴弥漫性甲状腺肿且TRAb、TSAb阴性的亚临床或显性甲亢患者,应考虑TSHR激活性变异引起的非自身免疫性甲亢。日本已报道数例抗体阴性亚临床甲亢或妊娠相关一过性甲亢持续存在的病例,最终诊断为非自身免疫性甲亢或其他TSHR激活相关疾病。
非自身免疫性甲亢是一种由TSHR基因激活性胚系突变引起的甲亢。既往研究报告,在伴弥漫性甲状腺肿、TRAb阴性的亚临床或显性甲亢患者中,约4.5%存在TSHR激活性突变。临床表现的差异包括甲状腺毒症的严重程度及是否存在甲状腺肿;但当甲亢持续存在、甲状腺自身抗体却阴性时,应怀疑非自身免疫性甲亢。已报道的非自身免疫性甲亢相关TSHR激活性突变总结见表2。

表2 已报道的非自身免疫性甲亢相关TSHR激活性突变。缩略语:cAMP,环磷酸腺苷;ECL,细胞外环;TM,跨膜结构域。
本例发现了涉及密码子633的TSHR胚系突变。该残基的激活性突变(例如D633E和D633Y)构成受体第6跨膜结构域内公认的热点,也已被反复报道为毒性甲状腺腺瘤中的体细胞突变。为评价该新变异的功能后果,我们进行了功能分析,将D633N与既往报道的激活性变异V656F、D633E和D633Y进行比较。
cAMP测定中观察到的D633N变异组成性活性相对较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本例相对较晚的临床起病。与既往报道的早发疾病相关TSHR激活性突变相比,该变异较低的基础信号活性可能导致轻度、缓慢进展的甲状腺刺激。随着时间推移,甲状腺逐渐增大,最终可能引起临床显性甲亢。既往报告提示,TSHR激活性突变可在较晚年龄表现,尤其当受体组成性活性相对较低时,可能随时间推移导致缓慢进展的甲状腺刺激。
已知D633残基通过与TM7中的N674相互作用,使受体维持非活化构象。与野生型TSHR相比,D633N变异的基础cAMP活性约升高至1.3倍,而TSH刺激后活性几乎与野生型受体相同。同一位置的其他替换,如D633F或D633W,据报道可产生明显更强的受体激活。由于D633N变异的组成性活性似乎相对较低,对甲状腺激素生成的刺激可能较轻且缓慢进展。
然而,TSHR激活性突变患者存在表型差异,提示仅凭受体活性不能完全决定疾病严重程度。在一项TSHR I640V突变报告中,携带相同致病变异的个体之间,甲状腺肿和甲亢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非先证者亲属往往表现出特别轻的疾病形式。其他研究也提示,表观遗传因素、IGF-1水平、碘摄入及其他环境影响,可能促成TSHR突变个体甲亢和甲状腺肿临床表现的异质性。
其他TSHR激活性变异的报告也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例如,位于TSHR第3细胞外环的V656F突变,尽管体外基础cAMP活性仅中度升高,却被报道引起新生儿起病的非自身免疫性甲亢。此外,既往实验研究显示,TSHR激活性突变体的生物学活性可能随细胞环境而变化,提示组成性cAMP活性并不能完全决定临床严重程度。本研究功能分析显示,D633N的基础cAMP活性高于野生型TSHR,但低于既往报道的激活性变异V656F、D633E和D633Y。这些结果提示,基础受体激活程度的差异可能部分促成临床表现的差异。TSHR变异与其功能及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总结见图7。

图7 本研究分析的TSHR激活性突变位置。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SHR)拓扑结构示意图,突出本例发现的D633N突变位置。该突变位于第6跨膜结构域(TM6),该区域已知存在激活性变异。图中还展示了既往报道的同一残基激活性突变(D633E、D633Y),以及邻近的激活性变异(I640V、V656F),以供比较。
除受体内在活性外,环境因素也可能影响TSHR激活性变异的临床表达。尤其是碘摄入,被认为可能影响甲状腺增大及甲亢。由于日本的膳食碘摄入相对较高,环境碘暴露可能促成该患者甲亢临床表现的延迟出现。
非自身免疫性甲亢通常采用与Graves病相似的治疗策略,包括ATD、RI治疗或手术。本例因患者强烈担心ATD的潜在不良反应,初始选择碘化钾单药治疗。但甲状腺激素水平未充分改善,可能与巨大甲状腺肿相关的碘诱发甲状腺毒症有关。随后实施RI治疗,但由于巨大甲状腺肿、RI治疗后破坏性甲状腺炎加重、高龄及存在心力衰竭,最终需要甲状腺全切除术。回顾来看,较早开始ATD治疗,随后采取手术等根治性治疗,可能更为适宜。近期研究也提示,碘化钾治疗可能使巨大甲状腺肿或自主性甲状腺疾病患者的甲状腺毒症加重,因此这类患者应谨慎采用碘化物单药治疗。
较早进行遗传检测也可能通过提高对非自身免疫性甲亢的警惕,促使更早考虑根治性手术而非RI治疗,从而影响临床管理。虽然美国甲状腺协会指南推荐对合并心血管疾病的甲亢患者采用RI治疗,但在巨大甲状腺肿患者中,其疗效可能有限;对于这些患者,手术往往被认为是更适宜的根治性治疗。这些发现结合本例临床过程提示,老年巨大甲状腺肿且抗体阴性的甲亢患者,应谨慎使用碘治疗及RI治疗,并可能有必要较早考虑根治性手术。
应认识到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首先,未进行家系遗传检测,限制了对外显率及家系内表型差异的评估。未开展检测是因为患者父母已去世,且患者拒绝对子女进行遗传检测或临床评估。如果无症状亲属携带相同变异,他们今后仍可能面临甲状腺功能异常或心血管并发症风险升高。其次,未评价TSH刺激后的cAMP反应。因此,本研究对D633N变异的功能表征仅限于基础受体活性。在Graves病中,cAMP生成由TSH或TSHR刺激性抗体(TSAb)刺激TSHR所驱动。相反,在没有配体的情况下基础cAMP活性升高,提示受体内在激活,正如TSHR激活性变异所表现的那样。既往研究也报告,这类变异的基础cAMP活性升高,而对TSH刺激的反应减弱或呈平台,本例变异可能也有类似功能特征。
总之,本例扩展了非自身免疫性甲亢相关TSHR激活性突变谱。对于抗体阴性甲亢患者,即使是没有已知家族史的老年人,也应考虑非自身免疫性甲亢。
文献来源
Mori S, Osaki Y, Fukazawa H, et al. Non-Autoimmune Hyperthyroidism Associated With a Novel Germline Mutation (D633N) in the TSH Receptor. Case Reports in Endocrinology. 2026;2026:3274433. DOI: 10.1155/crie/327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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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