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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教授在ESMO会议上公布维贝柯妥塔单抗联合普特利单抗治疗EGFR阳性难治甲状腺癌的II期初步研究结果

ESMO 2026专访 | 王宇教授:中国创新 EGFR ADC 联合 PD-1 打破桎梏,为EGFR阳性难治甲状腺癌带来“中国方案”

AI 导读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宇教授团队在ESMO会议上公布了维贝柯妥塔单抗联合普特利单抗治疗EGFR阳性难治甲状腺癌的II期初步研究结果,整体人群的客观缓解率超过48%,部分患者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为难治性甲状腺癌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推荐理由

研究团队在ESMO会议上公布了维贝柯妥塔单抗联合普特利单抗治疗EGFR阳性难治甲状腺癌的初步疗效,为该领域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

正文

ESMO 2026专访 | 王宇教授:中国创新 EGFR ADC 联合 PD-1 打破桎梏,为EGFR阳性难治甲状腺癌带来“中国方案”

12分钟前 MedSci原创 MedSci原创 发表于上海

梅斯医学特邀王宇教授就研究的设计思路、核心数据与未来规划进行专访。

甲状腺癌是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地区女性甲状腺癌发病率以位居女性所有恶性肿瘤的第4位,是近年来发病率上升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尽管多数分化型甲状腺癌预后良好,但甲状腺未分化癌与低分化甲状腺癌因恶性程度极高、进展迅猛、长期缺乏有效治疗手段,是当前甲状腺肿瘤领域重要挑战。

今年 ESMO 年会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宇教授公布了维贝柯妥塔单抗联合普特利单抗治疗 EGFR 阳性不可切除间变性/低分化甲状腺癌的 II 期初步研究结果。作为全球首个在EGFR阳性不可切除间变性/低分化甲状腺癌患者中前瞻性评价EGFR靶向ADC联合PD-1抑制剂的的临床研究,该成果成功入选大会快速口头报告。会议期间,梅斯医学特邀王宇教授就研究的设计思路、核心数据与未来规划进行专访。

梅斯医学:间变性/低分化甲状腺癌素以恶性程度高、治疗手段匮乏著称,您团队此次在 ESMO 公布了维贝柯妥塔单抗联合普特利单抗针对 EGFR 阳性不可切除人群的 II 期初步数据。请问您和团队启动这项研究,主要是基于哪些未被满足的临床痛点?也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本次公布的核心疗效数据。

王宇教授:人们甲状腺癌的认知往往停留在“懒癌”预后好的阶段,但这只适用于分化型甲状腺癌。甲状腺未分化癌来源于甲状腺滤泡上皮,恶性程度极高,历史上患者中位生存期不足6个月,过去临床中一旦确诊,基本就进入终末期姑息关怀阶段,几乎没有有效的系统治疗方案。关于它的起源学界有两种假说,一部分认为由分化型甲状腺癌逐步失分化进展而来,另一部分认为肿瘤起始就处于未分化状态,但无论哪种路径,其凶险程度都没有区别。

靶向与免疫治疗的兴起第一次打破了这一僵局。对于携带 BRAF 突变的患者,BRAF/MEK 双靶联合免疫治疗显著延长了患者生存,新辅助治疗模式下部分患者的获益还能进一步提升。但临床痛点依然十分突出:一是治疗选择高度绑定 BRAF 突变,无 BRAF 突变、缺乏明确驱动靶点的患者,即便使用多靶点激酶抑制剂联合 PD-1,疗效仍十分有限;二是即便接受标准系统治疗,患者的生存获益仍有局限。我们团队此前在《欧洲甲状腺杂志》发表的研究显示,系统治疗可将患者中位生存期提升至12.3个月,但距离临床期望仍有很大差距,学界始终在探索更精准、更高效的治疗方案。

我们选择 EGFR ADC 联合 PD-1 的组合,主要基于两方面的依据:一方面,我们在临床中观察到,甲状腺未分化癌组织中存在相当比例的 EGFR 蛋白高表达,这为 EGFR 靶向 ADC 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机制基础;另一方面,在头颈部鳞癌等其他实体瘤中,EGFR ADC 联合 PD-1 抑制剂已经展现出确切的抗肿瘤活性,联合方案的协同效应已得到验证。基于此,我们与乐普药业合作,在维贝柯妥塔单抗(研发代号 MRG003)上市前就启动了这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希望跳出 BRAF 突变的局限,为患者开辟新的治疗路径。

这项研究计划纳入 60 例 EGFR 阳性的不可切除间变性 / 低分化甲状腺癌患者,BRAF 突变阳性与阴性各 30 例,主要研究终点为客观缓解率(ORR)。截至今年 9 月,研究已入组 36 例患者,其中 31 例进入疗效可评估阶段。从目前的中期数据来看,整体人群的 ORR 超过 48%;其中间变性甲状腺癌人群的疗效更为突出,ORR 达到 50% 以上,低分化甲状腺癌人群的随访时间尚短,数据尚未成熟。

亚组分析的结果尤其值得关注:无论患者是否携带 BRAF 突变,都能从该联合方案中获益。BRAF 野生型患者的 ORR 为 45%,BRAF 突变型患者也观察到明确的肿瘤缓解,在当前样本量下两组未显示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这意味着,该方案不再受限于 BRAF 突变状态,为既往缺乏精准治疗手段的野生型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选择。

更让我们惊喜的是,有 2 例患者经治疗后肿瘤显著退缩,经基于 CT 的标准化评估达到可手术标准,我们为其实施了根治性手术,术后病理均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这种深度缓解在既往单纯靶向治疗时代十分罕见,也印证了 ADC 与免疫治疗的协同作用 —— 不仅能实现肿瘤退缩,甚至能为局部晚期患者创造根治性手术的机会。

梅斯医学:基于目前的初步研究结果,这项研究后续还有哪些推进计划?在您看来,这项国产ADC联合PD-1的治疗方案,将给全球难治性甲状腺癌的精准治疗带来哪些启示?

王宇教授:后续我们的工作主要围绕两个方向展开。第一,全力完成单中心研究的入组与随访。这项研究计划入组 60 例患者,目前已完成 36 例入组,我们会继续加快入组节奏,待全部患者入组完成、随访数据充分成熟后,再向学界公布更完整的疗效与安全性数据,进一步夯实该方案的循证医学基础。第二,我们正在与乐普药业沟通,希望将这项单中心研究者发起的研究,拓展为多中心临床研究,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提升研究的循证级别,让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惠及更多患者。

在我看来,这项研究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全球首个将 ADC 类药物应用于甲状腺癌治疗的临床研究,能够入选 ESMO 的快速口头报告,也恰恰说明国际学界对这一全新治疗方向的高度关注。过去,未分化癌的系统治疗始终围绕 BRAF 等少数驱动基因突变展开,大量无驱动突变的患者没有精准治疗的可选方案;而 EGFR ADC 联合免疫的方案,跳出了传统驱动基因的框架,以肿瘤细胞的蛋白表达为靶点,为难治性甲状腺癌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赛道。

这项方案全部由国产自主研发药物组成,研究由中国研究者自主设计、自主开展,这一点有着特殊的意义。甲状腺未分化癌属于相对少见的恶性肿瘤,国际上的研究进展一直相对缓慢。依托我国强大的医药研发实力与丰富的临床资源,中国研究者与本土药企紧密合作,能够快速将新型治疗理念转化为临床研究,产出高质量的中国循证医学证据。这不仅能为中国患者带来更可及的治疗选择,也能为全球难治性甲状腺癌的诊疗贡献中国方案,填补领域内的治疗空白。

当然,这只是 ADC 药物在甲状腺癌领域探索的第一步。目前国内还有多项针对甲状腺癌的 ADC 研究正在推进,比如靶向 TOP2 的 ADC 临床研究也在开展中。未来,随着更多靶点的探索、更多联合方案的验证,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精准治疗手段涌现,逐步改写高侵袭性甲状腺癌的治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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