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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平教授:人工肝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

AI 导读

孟繁平教授详细解答了人工肝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场景、介入时机及临床定位,强调人工肝是支持与桥接治疗,而非直接抗肿瘤治疗。

推荐理由

专家详细解析了人工肝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场景和介入时机,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正文

孟繁平教授:人工肝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

6分钟前 肝胆相照平台 肝胆相照平台 发表于上海

围绕人工肝在肿瘤患者中的主要应用场景、介入时机及临床定位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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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普及人工肝规范化诊疗理念,促进临床经验互通与学科经验传承,北京肝胆相照公益基金会特别举办“人工肝•智汇谈——千帆杯系列专家访谈”活动。

随着肿瘤治疗进入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细胞治疗并行发展的阶段,患者生存获益不断提高,但治疗相关肝损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对于肝癌患者,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常与肿瘤并存,肝功能储备本身有限;手术、介入、感染及抗肿瘤药物等多重因素均可能进一步诱发胆汁淤积、肝功能失代偿甚至肝衰竭。

人工肝并不是直接的抗肿瘤治疗。其核心价值是在肝脏短期内无法完成正常解毒、排泄和合成功能时,通过血浆置换(PE)、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PMAS)等体外血液净化技术,清除部分胆红素、炎症介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并根据治疗模式补充白蛋白和凝血因子,为肝功能恢复及下一步治疗争取时间。现有人工肝共识将肝衰竭前、早、中期,严重胆汁淤积及排除梗阻后的严重高胆红素血症等列为可考虑人工肝支持的临床情形。

“人工肝•智汇谈——千帆杯系列专家访谈”第四期,特别邀请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孟繁平教授,围绕人工肝在肿瘤患者中的主要应用场景、介入时机及临床定位进行解答。

Question 1

肿瘤患者出现哪些情况时,可以考虑人工肝支持治疗?

孟繁平教授:肿瘤患者是否需要人工肝,首先取决于肝功能受损的严重程度和可逆性,而不是单纯取决于是否患有肿瘤。临床常见的诱因包括肿瘤本身广泛累及肝脏、基础慢性肝病失代偿、抗肿瘤药物相关肝损伤、肝切除或介入治疗后的肝功能恶化,以及感染、脓毒症等应激状态。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如果患者出现持续加重的高胆红素血症、凝血功能恶化、肝性脑病,或逐渐进展至急性、亚急性肝衰竭,人工肝可作为综合治疗中的支持手段。

临床决策中还需要进一步判断患者是否具有“可桥接性”。也就是说,通过短期支持后,肝功能是否可能恢复,患者是否仍有后续系统治疗、手术、介入或其他抗肿瘤治疗机会。对于排除梗阻后的严重胆汁淤积和高胆红素血症,或合并严重肝损伤的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患者,也可根据病情考虑人工肝支持。相反,如果肝实质已经被肿瘤广泛取代、肝功能损害缺乏逆转可能,人工肝的获益通常有限,因此治疗前必须综合评估肿瘤负荷、肝功能储备、全身状态和后续治疗目标。

治疗模式并非固定不变。以胆红素和蛋白结合毒素蓄积为主时,可考虑吸附类模式;伴明显凝血因子缺乏时,PE可在清除部分有害物质的同时补充血浆成分;临床也可根据胆红素、凝血功能及炎症状态选择DPMAS联合PE等组合方式。其目的都是暂时代偿部分肝脏功能,为病因治疗和肝细胞恢复创造条件。

Question 2

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人工肝何时介入?

孟繁平教授:化疗药物、靶向药物、抗体偶联药物(ADC)、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以及CAR-T等均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肝损伤。多数轻中度患者首先需要明确可疑药物、判断肝损伤类型和严重程度,并根据具体药物采取停药、减量、抗炎保肝或免疫抑制等处理。人工肝并不是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的常规一线治疗。

真正需要考虑人工肝的,多是肝损伤快速进展、胆红素持续升高、凝血功能恶化,甚至已经出现急性或亚急性肝衰竭的重症患者。《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诊疗指南(2025年版)》明确提出,ALF或SALF等重症患者应进行多学科诊疗,必要时可考虑人工肝支持或肝移植。对于肝细胞癌患者,2024年相关管理共识也提出,分子靶向药物所致4级肝损伤在停药和积极对症治疗基础上,必要时可选择PE或DPMAS联合PE;对于糖皮质激素难治性免疫相关肝炎,在规范免疫抑制治疗基础上,必要时也可进行人工肝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人工肝的作用是“托住”患者,而不是替代停用可疑药物和病因治疗。已有小样本研究观察到PE或DPMAS联合PE,可在短期内改善ICI相关肝炎患者的肝功能指标,但现有样本量有限,尚不足以据此认为所有免疫相关肝损伤都应接受人工肝。临床更重要的是尽早识别重症化趋势,在肝衰竭进入晚期、多器官损伤难以逆转之前完成综合评估。

Question 3

肿瘤治疗相关细胞因子风暴或高炎症状态,人工肝能做什么?

孟繁平教授:部分肿瘤患者在免疫治疗、细胞治疗或严重感染后,可出现明显的全身炎症反应,IL-6、IL-8等细胞因子升高,并伴随肝功能恶化、血流动力学异常甚至多器官功能障碍。此时处理的核心仍然是明确诱因并进行针对性治疗,例如控制感染、纠正循环障碍以及实施相应的免疫调节,人工肝或细胞因子吸附不能取代这些治疗。

人工肝在这一场景中的潜在价值,是利用吸附技术降低部分炎症介质和毒性物质负荷,同时处理合并的高胆红素血症和肝衰竭。相关临床实践资料中,一例胃神经内分泌癌伴广泛肝转移、慢加急性肝衰竭和脓毒症患者,治疗前IL-6为485.3 pg/mL;在细胞因子吸附联合胆红素吸附及PE后,IL-6降至54.87 pg/mL。这个病例提示,对于高炎症负荷并同时存在肝功能障碍的患者,联合吸附模式具有一定探索价值。

但目前肿瘤相关细胞因子风暴,应用血液净化的证据,仍以小样本研究和病例经验为主,因此需要辩证看待。是否采用吸附治疗,需要结合感染情况、器官功能、胆红素水平、血流动力学以及标准治疗后的反应,由肿瘤科、肝病科和重症医学科共同判断。

Question 4

肝癌术后发生肝衰竭,人工肝如何发挥桥接作用?

孟繁平教授:肝切除是肝癌的重要根治性治疗方式之一,但肝癌患者常合并肝纤维化、肝硬化或脂肪变,手术后剩余肝体积减少,再叠加缺血再灌注损伤、胆汁酸代谢紊乱、出血、感染等因素,可能出现术后肝衰竭。临床应重点观察胆红素持续升高、凝血功能进行性恶化、乳酸清除下降以及肝性脑病等变化,并结合残肝体积和术前肝功能储备综合判断。

对于仍具有肝再生和功能恢复可能的患者,人工肝可在术后早期提供暂时支持:吸附类治疗有助于清除胆红素及部分毒性物质,PE可补充白蛋白和凝血因子,组合治疗则可根据患者主要矛盾灵活选择。其目标不是替代残肝再生,而是维持相对稳定的内环境,让剩余肝脏获得恢复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肝并不能解决所有导致术后肝衰竭的原因。胆道梗阻需要及时解除,感染需要积极控制,循环和容量管理、营养支持以及其他器官功能支持同样重要。对于持续恶化且恢复可能性低的患者,还应尽早评估肝移植等进一步治疗。因此,人工肝在肝癌术后更适合被理解为综合救治中的“桥接环节”,而不是单独的终点治疗。

Question 5

高胆红素血症患者,人工肝能否帮助重新获得抗肿瘤治疗机会?

孟繁平教授:高胆红素血症是肝胆肿瘤和重症肿瘤患者中非常现实的问题。胆红素升高不仅反映肝脏排泄功能受损,也会直接限制部分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的使用。现有多项抗肿瘤药物研究对中重度肝功能不全患者的数据仍然有限,因此当胆红素明显升高时,后续治疗往往需要暂停并重新评估。这时首先要回答的不是“能不能做人工肝”,而是“胆红素为什么升高”。

如果主要是机械性胆道梗阻,应优先进行胆道引流或解除梗阻;如果是肿瘤广泛浸润导致正常肝实质大量丢失,人工肝即使能够短期降低胆红素,也未必能改变整体病程。相对而言,排除或处理梗阻后仍存在严重胆汁淤积,或由药物性肝损伤、基础肝病失代偿等可逆因素导致的高胆红素血症,更可能成为人工肝支持的适宜场景。

临床实践中,确有部分患者在人工肝治疗后胆红素和肝功能明显改善,并重新进入化疗、靶向治疗等抗肿瘤治疗流程。这类病例的意义在于提示人工肝可能为患者创造“重新评估”的时间窗口,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要胆红素下降就可以马上恢复抗肿瘤治疗。后续决策仍需结合胆红素变化趋势、凝血功能、Child-Pugh或其他肝功能评估、感染控制情况、体能状态和肿瘤负荷,由多学科团队共同判断治疗获益与风险。

结语:人工肝在肿瘤患者中的临床价值,正在从传统肝衰竭救治逐步拓展到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高胆红素血症、肿瘤治疗相关高炎症状态以及肝癌围手术期等场景。但无论应用场景如何变化,其定位始终应当清晰:人工肝是支持与桥接治疗,而不是直接的抗肿瘤治疗。

临床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患者是否存在可逆性肝损伤、何时介入最可能获益,以及肝功能改善后是否仍有下一步治疗机会。通过肿瘤科、肝病科、外科、重症医学科及血液净化团队的多学科协作,合理选择患者、把握治疗时机并动态调整治疗模式,才能使人工肝真正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中的有效支持手段。

【参考文献】

[1]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诊疗指南工作组. 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诊疗指南(2025年版)[J]. 国际肿瘤学杂志, 2025, 52(8): 47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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