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潜能未定的多灶性肺乳头状腺瘤伴ERBIN–BRAF融合及APC突变:病例报告与文献复习
66岁男性罹患多灶性肺乳头状腺瘤,NGS检出ERBIN–BRAF融合及APC p.E1306*变异,术后随访2年发现对侧肺小结节,仍需持续监测
报告一例66岁男性多灶性肺乳头状腺瘤,NGS检出ERBIN–BRAF融合及APC p.E1306*变异,术后随访2年总体良好但对侧肺发现小结节需持续监测。文献综述显示既往报道39例肺乳头状腺瘤中8例具恶性潜能,目前尚无标准治疗,建议手术切除后长期随访。
简明总结
一名66岁男性因咳嗽、咳白色黏痰约1年就诊。左肺下叶后基底段发现分叶状肿块,周围伴多个1~4 mm小结节。左肺下叶切除及纵隔淋巴结清扫后,结合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结果,诊断为恶性潜能未定的多灶性肺乳头状腺瘤。
NGS检出ERBIN第3外显子–BRAF第11外显子融合及APC第16外显子p.E1306*变异。肿瘤TTF-1、CK、CK7及Napsin A阳性,p40、CK5/6及神经内分泌标志物阴性,Ki-67约8%。分子结果为肿瘤发生机制及恶性潜能研究提供线索,但不能据此将本例确诊为肺癌,也不能将肿瘤组织检出的APC变异认定为胚系变异或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患者未接受靶向治疗。术后随访2年总体状况良好,但最新随访发现对侧肺散在3~4 mm小结节,性质尚未明确,需继续影像随访。
摘要
背景
肺乳头状腺瘤目前被认为是一种良性肿瘤,但既往少数病例报道提示其具有恶性潜能。因此,乳头状腺瘤的组织学性质仍存在争议。本文报告一例罕见的恶性潜能未定的多灶性乳头状腺瘤,伴ERBIN–BRAF基因融合及APC突变,并结合文献复习,以增进对该肿瘤的认识。
病例描述
患者因咳嗽、咳痰就诊。影像显示左肺下叶后基底段有一高密度分叶状结节,周围伴多个较小结节。肺叶切除后,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大结节由单一乳头状结构构成,乳头表面被覆单层立方或低柱状上皮。局部区域可见与周围肺泡上皮的过渡,在增生的纤维组织中可见结构良好的腺体,并有局部间质纤维化。周围小结节中部分肿瘤细胞呈贴壁生长,其细胞形态与大结节相似。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肿瘤细胞TTF-1、CK、CK7及Napsin A阳性,少数细胞表达P53,Ki-67指数约8%。二代测序(NGS)发现APC基因突变(第16外显子,p.E1306*)及ERBIN第3外显子–BRAF第11外显子融合。鉴于BRAF变异已被认为参与肺癌发生,该肿瘤中可能存在类似的BRAF介导的肿瘤发生通路,因此可能有必要完整切除腺瘤。肿瘤的多灶性分布及分子变异提示,本例属于恶性潜能未定的乳头状腺瘤。
结论
目前此类肿瘤尚无确立的标准治疗,本例接受了肺叶切除术。未来研究应积累更多病例,以明确这类肿瘤的预后及治疗指南。
1 | 引言
肺乳头状腺瘤是一种罕见良性肿瘤,主要发生于外周肺。1980年,Spencer等首次描述2例外周型肺乳头状腺瘤,指出其肿瘤细胞形态类似Clara细胞;其中1例部分肿瘤细胞突入周围肺泡腔及包膜,提示可能存在浸润。
迄今英文文献共报道39例肺乳头状腺瘤(见表1、表2),其中8例显示一定恶性潜能。这些病例呈现不同程度异型性、核质比增高、核拥挤或重叠,以及类似原位腺癌的腺样排列。部分肿瘤细胞侵入周围肺泡隔、小静脉、周围包膜及胸膜下淋巴管,并沿外周支气管腔播散。目前临床治疗方式通常包括楔形切除、肺段切除和肺叶切除。迄今仅报道1例多灶性疾病,该例未切除肿瘤,随访6年未见进展,但未进行遗传检测。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报道更多类似病例。

表1 既往报告及本例总结(上半部分,续表见下)。

表1(续)既往报告及本例总结。注:−,阴性;+,阳性。缩略语:ND,未进行;NM,未提及。

表2 既往报告及本例总结(第一部分,续表见下)。

表2(续)既往报告及本例总结(第二部分)。

表2(续)既往报告及本例总结(第三部分)。注:−,阴性;NED,无疾病证据;SP-A,表面活性物质载脂蛋白A。缩略语:ND,未进行;PCNA,增殖细胞核抗原。
关于肺乳头状腺瘤的起源,我们分析了若干早期病例报告。1982年,Fantone等发表一例肺乳头状腺瘤报告,电镜显示肿瘤细胞含有类似II型肺泡上皮细胞的板层小体及Clara细胞中的致密颗粒,提示肿瘤可能起源于这两种细胞(II型肺泡上皮细胞和Clara细胞)。1986年,Noguchi等再次利用电镜提示,该肿瘤可能起源于细支气管–肺泡上皮中的“干细胞”;细胞生长过程中间质弹力纤维消失,这与细支气管–肺泡细胞癌的生长模式不同。此外,有研究者提出,肺乳头状腺瘤的生长模式类似硬化性肺泡细胞瘤。1993年,Kurotaki等报道首例多灶性肺乳头状腺瘤,进一步支持其可能代表硬化性肺泡细胞瘤早期表现的观点。
本研究报告一例多灶性肺乳头状腺瘤,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及分子变异,并与既往报道的全部肺乳头状腺瘤病例比较,以进一步确定该肿瘤的性质。
2 | 材料与方法
2.1 | 试剂
检测所用试剂包括:细胞角蛋白7(CK7,克隆号UMAB161)、Ki67(克隆号UMAB107)、CK5/6(克隆号MX040)、P40(克隆号MXR010)、P53(克隆号MX008)、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克隆号8G7G3/1)、Napsin A(天冬氨酸蛋白酶A,克隆号MX015)、嗜铬粒蛋白A(CgA,克隆号RMA-0548)、突触素(Syn,克隆号MAB-0742)、CD56(神经细胞黏附分子,克隆号MX039)、EnVision FLEX/HRP试剂及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原修复液、AB-PAS及弹力纤维染色试剂盒。
2.2 | EnVision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
手术标本以4%中性甲醛溶液固定,并按标准化流程制备。脱水及石蜡包埋后,切成3~4 μm厚切片。石蜡切片置于80℃烤箱20分钟,随后冷却至室温。分别在二甲苯I、II中脱蜡各10分钟,之后经梯度乙醇水化。切片用磷酸盐缓冲盐水(PBS)洗涤3次,每次3分钟,并在pH 6.0 EDTA溶液中高温高压抗原修复2分钟。
再次用PBS洗涤3次、每次3分钟后,使用DAKO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仪(Autostainer Link 48)完成后续操作:3%过氧化氢孵育10分钟,随后PBS冲洗3次、每次1分钟。室温孵育一抗1小时,PBS冲洗3次、每次1分钟。EnVision FLEX/HRP试剂室温孵育20分钟,随后PBS洗涤3次、每次1分钟。室温DAB显色10分钟。苏木精复染、梯度乙醇脱水后,以中性树脂封片。
2.3 | DNA、RNA提取及文库制备
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组织分别采用MagPure FFPE DNA LQ Kit(货号D6323,Magen)及AmoyDx FFPE RNA Extraction Kit(货号8.02.24101X036G,Aide)提取总DNA和RNA。首先使用超声破碎仪(Covaris LE220)将DNA样本打断为200~250 bp片段,然后采用泛癌种组织样本(Master Panel)基因检测试剂盒(货号8.06.0130,Aide),经末端修复、加A尾、接头连接及PCR扩增等步骤构建二代测序(NGS)文库。
依据Agilent 2100 Bioanalyzer评估的DV200值,RNA样本于95℃孵育0~15分钟进行片段化。片段化RNA使用泛癌种组织样本(Master Panel)基因检测试剂盒处理,随后经逆转录、cDNA合成及链特异性文库制备,构建测序文库。
2.4 | 杂交捕获及测序
采用泛癌种组织样本(Master Panel)基因检测试剂盒捕获DNA和RNA文库。捕获产物随后扩增,使用Quantus Fluorometer定量,再以Agilent 2100 Bioanalyzer评估文库片段。文库合并后,在Illumina NovaSeq 6000平台(Illumina)上采用双端150 bp读长策略测序。测序数据通过内部开发的流程进行分析和注释。
2.5 | 统计分析
本研究为单病例报告,全文未开展任何统计计算,未呈现P值。文献复习为纯叙述性,未作定量统计合成,因此未使用统计软件。在适用之处遵循SAMPL指南。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及文献复习过程中未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3 | 病例介绍
患者为66岁男性,因咳嗽、咳白色黏痰约1年就诊,未发现明确感染或其他病因,术前、术后均未接受特异性药物治疗。既往无肺炎、胸腔积液、胸部手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或其他基础呼吸系统疾病史。患者吸烟,烟龄超过10年,职业为公司经理,无矽肺或职业粉尘暴露史。其父亲曾患肺部肿瘤,具体病理类型不详;其他家族成员无肺部疾病或恶性肿瘤史。术前未进行痰微生物或细胞学检查。
胸部CT显示左肺下叶后基底段一高密度分叶状肿块,直径约40 mm(图1A~C)。肿块周围可见多个直径约1~4 mm小结节,部分邻近胸膜(图1D)。

图1 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表现。(A)平扫:左肺下叶基底段血管束附近见不规则分叶状肿块,CT值约40亨氏单位(HU)。(B)增强CT动脉期:肿块轻度强化,CT值约78 HU。(C)静脉期:CT值约63 HU。病灶大小4.8×3.5×2.5 cm;邻近支气管部分轻度受压移位,前内基底段支气管分支穿过病灶,未见明显截断。(D)病灶远端附近见多个实性结节(1~4 mm)。缩略语:CT,计算机断层扫描;HU,亨氏单位。
肿块边界清楚,沿左肺后段肺动脉树分布;周围小结节沿血管支气管束分布(图2)。根据这些影像特征,临床高度怀疑肺部恶性肿瘤。血清肿瘤标志物,包括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及糖类抗原19-9(Ca19-9),均在正常范围。包括C反应蛋白(CRP)在内的血清感染标志物也在正常范围。

图2 (A)轴位:病灶远端附近见多个实性结节。(B)冠状位:实变沿左肺后段支气管树分布(上图)。(C、D)矢状位:部分结节沿血管支气管束分布(长箭头)(下图)。 译者核对:原图B呈轴位、C呈冠状位,与上述原文切面标注不一致。
临床行胸腔镜辅助左肺下叶切除及纵隔淋巴结清扫,将新鲜组织送术中冰冻病理诊断。左肺下叶标本显示一大分叶状结节,大小4.8×3.5×2.5 cm,切面灰白,质实且均匀。周围可见多个最大径0.1~0.4 cm小结节,部分邻近脏层胸膜,但不累及支气管壁。
石蜡切片显示,大结节表面由纤维组织包裹,肿瘤细胞呈乳头状或腺样排列,局部间质纤维组织增生(图3A、B)。乳头或腺样结构由单层立方或低柱状上皮衬覆,上皮细胞形态一致,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位于基底部,胞质透明或嗜酸。部分区域细胞排列紊乱,与周围肺泡上皮过渡,部分局部突入周围肺组织,其内可见淡粉色分泌物(图3C、D)。

图3 组织病理学表现(苏木精–伊红[HE]染色)。(A、B)大结节由纤维组织包裹,内部局部间质纤维组织增生(放大×40)。(C)肿瘤细胞呈乳头状生长,细胞核位于基底部,胞质透明或嗜酸(放大×200)。(D)肿瘤细胞过渡至周围肺泡上皮,部分细胞突入肺泡腔(放大×200)。
周围小结节内,部分细胞呈贴壁生长,细胞形态与大结节相似(图4)。肿瘤细胞无异型性,未见坏死或核分裂象。

图4 (A)周围小结节的细胞形态与大结节相似(放大×200)。(B)部分细胞沿肺泡壁呈贴壁生长(放大×200)。
免疫组织化学显示肿瘤细胞表达TTF-1、CK、CK7及Napsin A,p40和CK5/6阴性;少量细胞表达P53,Ki67增殖指数约8%(图5)。Syn、CgA及CD56阴性。

图5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放大×100)。肿瘤细胞CK7(A)、Napsin A(B)及TTF-1(C)弥漫阳性;Ki-67增殖指数约8%(D)。缩略语:CK,细胞角蛋白;TTF-1,甲状腺转录因子1。所有图片均来源于原始临床资料,未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或编辑。
NGS发现结肠腺瘤性息肉病基因(APC)突变(第16外显子,p.E1306*)及ERBIN第3外显子–BRAF第11外显子融合。结合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谱及分子结果,诊断为恶性潜能未定的多灶性乳头状腺瘤。
4 | 讨论
肺乳头状腺瘤男性更常见,起病年龄为2个月至78岁(中位26.5岁,根据既往24例具有个体年龄资料的病例计算)。临床表现不特异,患者常在常规检查中获诊。在39例已报道病例的文献复习中,多数CT表现为肺外周孤立结节或肿块,直径1~6 cm,边缘光滑、圆形或卵圆形。偶尔结节或肿块位于肺中央区域(肺门及主支气管),仅5例表现为肺炎、3例为支气管扩张、1例为磨玻璃影、1例为胸膜下间质纤维化(表1)。
迄今仅Kurotaki报道1例多灶性肺乳头状腺瘤,为13岁男性,无临床症状,X线显示双肺弥漫性网状小结节,最初怀疑肺纤维化。本例CT显示左肺下叶后基底段分叶状肿块,周围伴多个小结节,影像特征尤为独特。
本例诊断具有挑战性,因为肿瘤同时表现出良性特征和恶性证据。首先,支持良性肿瘤的特征包括大结节周围的纤维包膜、边界清楚,以及由单层立方或低柱状上皮被覆、结构清晰的乳头状或腺样排列。上皮细胞形态相对一致,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位于基底部,胞质透明或嗜酸,无核分裂象。上皮细胞表达TTF-1、CK、CK7及Napsin A,与文献中的良性肺乳头状腺瘤描述一致。
一例已报道良性病变显示纤维包膜,低倍下肿瘤呈乳头状和腺样排列,上皮细胞立方或柱状;高倍下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染色浅,无核分裂或其他异常。肿瘤上皮细胞表达CKs、TTF-1、表面活性蛋白、p63、上皮膜抗原及Napsin A,而间质细胞从不表达这些标志物。
另一方面,支持恶性行为的证据包括多结节影像特征及可疑气道播散,本文首次报告这一表现。Liu曾报告一例恶性潜能未定的肺乳头状腺瘤,肿瘤细胞增殖活跃,热点区Ki-67增殖指数达20%。本例Ki-67增殖指数为8%,也提示潜在恶性行为。综上,本例诊断为恶性潜能未定的肺乳头状腺瘤。
本例首次在多灶性肺乳头状腺瘤患者中检出APC(E1306*)突变。已知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由位于染色体5q的APC基因胚系突变引起。FAP患者通常从青春期开始出现数百个结肠腺瘤性息肉,APC基因的激活启动一系列“腺瘤–癌”分子通路,最终导致结直肠癌。
Naoyuki Iwahashi等收集结直肠癌卵巢转移患者的血浆及石蜡包埋卵巢肿瘤样本,发现APC(E1306*)、KRAS G13D及TP53 H193Y基因突变。本肿瘤中APC基因突变的存在提示,肺内也可能激活类似的“腺瘤–癌”相关分子通路,提示潜在恶性转化。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相关病例报告及进一步研究。
本例首次在肺乳头状腺瘤中发现BRAF第11外显子与ERBIN第3外显子融合。BRAF属于RAF激酶家族,在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中发挥重要作用。BRAF基因融合于2005年首次在甲状腺癌中报道:AKAP9第1~8外显子与BRAF第9~18外显子(含激酶结构域)框内融合,导致BRAF蛋白的N端自抑制区域丢失,进而通过MAPK通路激活细胞内效应分子并增强激酶活性。
近期,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CC)对10000例晚期癌症患者开展NGS,发现约39例BRAF融合(其中非小细胞肺癌约占0.38%)。因此,BRAF融合基因可能作为致癌驱动因素,并成为潜在靶向治疗靶点。本例存在BRAF突变,提示MAPK通路相关因子可能被激活,为这类肿瘤相关遗传变异提供重要认识。
本例鉴别诊断包括硬化性肺细胞瘤、肺乳头状腺瘤等。通过分析比较肺乳头状腺瘤与硬化性肺细胞瘤的异同,我们发现:第一,两者影像特征相似,均表现为边界清楚的硬币样结节。第二,硬化性肺细胞瘤乳头状生长模式的结构特点,包括细胞形态、超微结构及免疫组织化学研究,也强调其与肺乳头状腺瘤的相似性。这提示两者上皮细胞起源相同,均来源于II型肺泡上皮细胞及Clara细胞。
第三,尽管文献报告肺乳头状腺瘤生长模式类似硬化性肺细胞瘤,例如Nakano等报道一例局灶实性生长的肺乳头状腺瘤,Cornejo等根据形态特征识别出一例明显硬化性特征的病例,但多数肺乳头状腺瘤没有实性或硬化区域。第四,镜下硬化性肺细胞瘤显示两种细胞:立方形表面细胞及圆形间质细胞。免疫组织化学上,表面细胞表达AE1/AE3及CK7,间质细胞表达波形蛋白,两种细胞均表达TTF-1及EMA。相比之下,肺乳头状腺瘤镜下仅有一种细胞。第五,硬化性肺细胞瘤分子检测可发现AKT1突变,部分病例存在BRAF V600E突变,与肺乳头状腺瘤不同。
我们进一步比较肺乳头状腺瘤与肺泡腺瘤的异同,发现:第一,两者影像特征相似,常表现为孤立结节。第二,肺泡腺瘤由多个囊腔构成,囊壁由厚度不一的II型肺泡上皮细胞衬覆。囊腔可含嗜酸性蛋白液体,间质可见数量不等的梭形细胞,但无乳头状结构。第三,肺泡腺瘤囊腔衬覆立方形上皮细胞,免疫组织化学表达CK及TTF-1,而间质梭形细胞表达SMA、MSA及CD34。相比之下,肺乳头状腺瘤镜下仅有一种细胞。第四,迄今肺泡腺瘤尚无特异性基因突变报道。
关于这类肿瘤的预后及治疗,文献报道的8例具有一定恶性潜能的肺乳头状腺瘤,诊断后接受楔形切除或肺叶切除。除1例肺叶切除后死亡外,其余术后随访结果良好,未复发。因此,目前尚无此类肿瘤的确立手术标准。但鉴于恶性潜能,建议诊断后实施肺段切除或肺叶切除等根治性手术。
本例影像提示肺部恶性肿瘤,外科医师因此实施左肺下叶切除。患者在2年随访期间总体状况良好;然而,最近一次随访在对侧肺发现散在3~4 mm小结节,其性质需持续影像监测。未来仍需积累更多病例,以进一步明确这类肿瘤的治疗策略。
5 | 结论
总之,我们首次报告一例极罕见的恶性潜能未定的多灶性肺乳头状腺瘤,伴ERBIN–BRAF基因融合及APC突变。多数肺乳头状腺瘤预后良好,因此手术切除应为主要治疗方式。我们推测,部分非典型乳头状腺瘤可能携带导致恶性转化的基因突变,临床医师应保持更高警惕。未来研究应积累更多病例,以进一步阐明这类肿瘤的性质和预后。
伦理声明
所有涉及人体受试者的研究程序均符合机构和/或国家研究委员会伦理标准,以及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及其后续修订或同等伦理标准。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的机构政策,涉及不超过2例患者的回顾性病例报告无需正式机构审查委员会(IRB)伦理批准;如有需要,可提供该政策的书面文件。已取得患者发表本病例报告的书面知情同意。
文献来源
Ao N, Wu H, Li W, et al. Multiple Pulmonary Papillary Adenoma With Malignant Potential Accompanied by ERBIN–BRAF Gene Fusion and APC Mutation: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Canadi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26;2026:3589904. DOI: 10.1155/carj/3589904.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