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od》:通过MRD检测实现成人AM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个体化管理
【Blood】如何通过MRD检测实现成人AM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个体化
《Blood》发表文章通过4个代表性病例阐述了AM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CT)中利用可测量残留病(MRD)实现个体化的路径。
文内基于4类AML亚型的病例复盘了MRD在移植前后的分层价值,并指出IDH1/2亚型缺乏标准化检测手段的短板。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CT)长期以来被确立为许多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唯一的治愈选择。近期证据表明,可测量残留病(MRD)检测有助于根据移植后复发和死亡风险对缓解期AML患者进行分层,并为患者特异性的allo-HCT个体化提供机会,具体包括:选择适合移植的患者、指导预处理方案的强度、在移植后缓解期监测以早期识别复发,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筛选预计可从移植后维持治疗或抢先治疗中获益的患者。然而,正如AML的治疗尚未完美,AML的MRD检测目前也仍有许多注意事项,但正在成为特定情境下管理接受allo-HCT患者的有用工具。与所有新兴技术一样,医生在如何恰当解读或干预此类结果方面仍面临不确定性。展望未来,重要的是区分有前景的转化研究主张和理论愿望与实际检测现实,以提供稳健、可重复且可操作的结果,更好地指导治疗决策。
《Blood》一篇文章通过四个代表性病例,描述了目前如何将MRD检测用于接受allo-HCT的成人AML患者并实现个体化移植。

引言
预防缓解期成人AML的复发仍然是allo-HCT的主要适应证。供者可及性和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及管理的进展,使得每年成功实施的allo-HCT数量持续增加,但恶性肿瘤复发仍是主要死因。但并非所有进入allo-HCT的完全缓解(CR)期AML患者后续复发和死亡风险均等,即使在相同基线基因组风险组中也是如此,这也推动了使用可测量残留病(MRD)检测来实现移植方案个体化的概念。AML的MRD检测方法包括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和分子方法,如聚合酶链反应(PCR)和二代测序(NGS)(图1)。

图1.异基因HCT期间的 AML MRD检测。根据临床可用 MRD检测的检测限绘制移植周围时间线的4条代表性患者轨迹图(右)。实心圆圈表示检测到MRD;空心圆圈表示患者体内存在但低于检测限的MRD。黄色条带跨越敏感 MRD检测(MFC、qPCR、超灵敏NGS)识别残留疾病的动态范围;灰色条带位于当前检测灵敏度的底部以下。显示形态学完全缓解阈值以供参考。P1(治愈):在 CR1 HCT前检测到MRD;移植预处理和随后的同种异体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驱动深度缓解,最终在数月至数年内根除残留疾病。P2(疾病控制):在 CR1 HCT前检测到MRD;低水平负荷在 HCT后持续存在,并逐渐受到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加潜在维持治疗的抑制,降至低于检测灵敏度,无明显复发。P3(早期复发):在 CR1 HCT前未检测到 MRD-但在移植时已上升至试验底部以下,在第+ 100天可检测到,并在第一年内进展为明显复发。P4(晚期复发):在 CR1 preHCT时检测到MRD,第+ 100天时的清除率低于检测限;在明显复发前+ 1年数月时可检测到缓慢重新出现,说明连续 MRD监测可能提供提前期。
欧洲白血病网(ELN)作为一个全球联盟(ELN-DAVID),发布了关于AML MRD检测在临床实践中应用的迭代更新的权威循证共识指南,许多其他组织也提供了针对其特定领域的AML MRD评论。将MRD检测应用于真实生活中的AML患者需要显著的临床判断。与其他部分血液肿瘤不同,AML缺乏单一稳定的分子标志物类型,因此目前没有一种最佳的MRD监测检测。此外,AML是一个由许多疾病组成的诊断类别,导致患者之间以及甚至单个患者内部的遗传多样性;治疗期间和随时间推移可能发生克隆演变。本文希望概述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当前可用的MRD检测方法来指导AML治疗,特别是在allo-HCT的背景下。本文回顾了现有证据,以及它如何在缺乏足够数据的领域结合专家意见指导治疗和预后判断。
患者1:FLT3-ITD突变AML
患者为55岁男性,无既往肿瘤或血液学病史,诊断为AML。进行了二代测序(NGS)快速“髓系panel”检测,检测到FMS样酪氨酸激酶3内部串联重复(FLT3-ITD)和DNMT3A变异,两者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均为45–49%。NPM1为野生型。患者接受了住院诱导化疗,持续输注阿糖胞苷和常规推注伊达比星(7+3),并在治疗第8天开始使用FLT3抑制剂midostaurin。计数恢复后,骨髓活检符合CR1。对缓解期骨髓穿刺和血液样本重复使用之前相同的髓系诊断深度NGS panel,显示无FLT3-ITD证据,但持续检测到DNMT3A变异,VAF较低(3–5%)。在评估allo-HCT期间,经过一个周期的高剂量阿糖胞苷(HiDAC)联合midostaurin后,MFC显示无MRD证据,但超灵敏(即检测限至少为10⁻⁴)NGS-MRD检测在外周血中检测到持续性FLT3-ITD,VAF为5×10⁻⁵,在骨髓中为2×10⁻⁴。
随访
虽然无不良遗传学病变的FLT3-ITD突变AML根据ELN指南属于中危,但随后的MRD可检测性对治疗决策有影响。标准诊断NGS panel的检测限在1%至5% VAF之间,并非设计为超灵敏MRD检测;因此,阴性结果不能排除MRD,也不应被如此解读。在这种情况下,DNMT3A的孤立持续存在通常被解读为克隆性造血而非活动性白血病。
MFC检测无MRD,这部分令人放心,但该MRD方法与分子方法相比灵敏度欠佳,假阴性结果常见。因此,若可用,作者倾向于使用经过验证的分子AML MRD检测进行临床决策。与AML中大多数突变不同,用于MRD目的的FLT3-ITD超深度DNA测序可在商业上获得。
无论MRD状态如何,作者仍然常规推荐大多数FLT3-ITD患者在CR期接受巩固性allo-HCT;但如果未来试验以MRD分层方式探索非移植治疗,这一实践可能最终会改变。移植前检测到持续性FLT3-ITD是FLT3-ITD突变AML患者结局最相关的单一变量,呈剂量依赖性。Pre-MEASURE是一项回顾性全国性分析,报告了608例在2013–2019年间接受首次allo-HCT的CR1期患者至CIBMTR的数据,报告称移植前血液中FLT3-ITD可检测水平≥1×10⁻⁴时,3年复发率为68% vs 26%,总生存(OS)为24% vs 65%。在MORPHO试验中,一项针对356例CR1期FLT3-ITD突变AML患者随机接受移植后吉瑞替尼 vs 安慰剂维持治疗的大型国际3期临床试验中,骨髓MRD低于1×10⁻⁶与更优的无复发生存(RFS)(HR 0.43)和OS(HR 0.51)相关。
FLT3-ITD MRD在移植前形态学完全缓解的成人中常可检测到,而这些患者在常规诊断深度NGS测序中没有持续性FLT3-ITD证据(MORPHO试验中约50%的移植前CR1期骨髓患者为阳性)。目前没有经过验证的移植前MRD VAF“安全”阈值,因为即使检测到极低水平的FLT3-ITD也会带来可测量的复发风险增加。然而,FLT3-ITD MRD可检测性并非allo-HCT的禁忌证,且尚未证明应因此延迟allo-HCT以尝试“清除”MRD。
该患者接受了清髓性预处理(氟达拉滨/白消安),随后接受全相合无关供者(URD)allo-HCT,采用移植后环磷酰胺(PTCy)为基础的GVHD预防。移植后第+45天开始吉瑞替尼维持治疗,计划持续2年。这得到MORPHO结果的支持,该试验未达到吉瑞替尼维持治疗2年RFS获益的主要终点(HR 0.679,p=0.0518),但在预设分析中,吉瑞替尼维持治疗确实为移植前或移植后早期MRD可检测的患者带来了RFS获益(HR 0.515,p=0.0065)。作者通常在移植后3个月开始超灵敏FLT3-ITD MRD检测,然后第一年每3个月一次,之后每6个月一次直至2年。如果移植后2年MRD检测不到,就停止吉瑞替尼。应该指出,虽然骨髓超灵敏FLT3-ITD检测提供更高的灵敏度,但外周血检测具有高阳性预测价值且显然更方便。作者也承认,连续外周血检测可能取代目前偏好的多次骨髓穿刺。最后,应该指出,FLT3-ITD野生型复发确实罕见发生,这些病例不会被FLT3导向的监测单独捕获;作者认为,对移植后接受FLT3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患者,同时使用正交MRD方法(如MFC)进行监测是谨慎的。
对于移植前NGS FLT3-ITD MRD检测不到的患者,MORPHO试验的数据表明吉瑞替尼维持治疗可能总体获益甚微。然而随着MRD检测技术的发展,这也可能会改变;如果选择移植后不给予FLT3抑制剂维持治疗,连续FLT3-ITD MRD检测的密切监测至关重要,因为FLT3-ITD MRD检测阳性的出现可能应立即启动FLT3抑制剂。
患者2:NPM1突变AML
患者为58岁女性,诊断为NPM1突变(NPM1m)AML。核型正常,未检测到FLT3-ITD或DNMT3A突变。她接受7+3诱导化疗并达到CR1。经过一个周期的高剂量阿糖胞苷巩固后,MFC检测不到MRD,但NPM1m超灵敏NGS MRD检测检测到持续性NPM1m,VAF为3.5×10⁻³。
随访
无并发FLT3-ITD的NPM1m AML通常具有有利的预后特征,结局良好。许多患者仅通过化疗为基础的方法即可治愈,但一些患者仍会复发,需要包括allo-HCT在内的挽救治疗。能够对CR1期患者进行分层以预测哪些患者可能从一线allo-HCT中获益将是有价值的,而CR1期的NPM1m MRD检测有助于指导巩固治疗的最佳选择。
NCRI AML17和AML19试验已提供证据表明,CR1期血液中基于qPCR检测到的持续性NPM1m转录本与显著更高的复发风险和更低的生存率相关。在这些患者是否在CR1期接受allo-HCT的非随机回顾性比较中,allo-HCT的获益似乎仅限于那些检测MRD阳性的患者。具体对于本文的患者,对于MRD阳性NPM1m AML且无FLT3-ITD共突变的患者,CR1期allo-HCT的获益显著(OS HR:0.26,95% CI:0.10–0.67)。同样,对于MRD可检测CR1状态的NPM1m AML患者,allo-HCT的获益在无DNMT3A突变(OS HR:0.20,95% CI:0.07–0.62)、年龄40–60岁(OS HR:0.43,95% CI:0.24–0.76)或正常核型(OS HR:0.40,95% CI:0.24–0.68)的患者中较高。应提及这项事后分析的重要注意事项:AML17中仅27%(仅16例)MRD阳性患者接受了allo-HCT,而 later AML19研究中为60%(50例),当时MRD状态被披露并推荐allo-HCT。MRD阳性CR1期allo-HCT的OS获益也仅在 later AML19试验中观察到。尽管如此,在没有随机试验的情况下,这一观察性证据为实践提供了依据,即在这种情况下,当常规巩固化疗第一周期后NPM1m MRD可检测时,推荐allo-HCT。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周期强化治疗后NPM1 MRD可检测会导致推荐allo-HCT,但仅此干预不一定能减轻所有疾病复发风险。NCRI研究显示,在CR1期allo-HCT前检测到和未检测到MRD的患者3年OS存在差异(61% vs 79%)。在一项更大的美国多中心研究(186例NPM1m AML患者)中,Al-Ali等人显示,HCT前立即通过NGS检测到的NPM1m MRD与显著更高的3年复发率(40% vs 15%;HR=3.4;P<0.001)和降低的OS(50% vs 75%;HR=2.9;P<0.001)相关。然而,尚未证明在CR1期进行额外治疗以使患者在allo-HCT前从MRD可检测转为检测不到与改善结局相关。因此,与病例1类似,作者不建议为了给予“清除MRD”意图的治疗而延迟移植,尽管实际上许多患者由于安排allo-HCT的后勤原因确实接受了“桥接”治疗。
清髓性预处理(MAC)与减强度预处理(RIC)相比,在65岁以下适合的成人中与显著更低的复发和更优的生存相关。里程碑式随机3期BMT CTN 0901试验入组了272例18–65岁形态学缓解的MDS/AML患者,随机分配至MAC vs RIC,长期随访显示随机分配至MAC的患者OS显著改善(HR 1.54,95% CI 1.07–2.2;p=0.03),差异由接受RIC者复发显著增加驱动。随后对该试验中AML患者移植前血液进行超深度NGS测序的转化分析表明,MAC的获益仅限于那些有移植前MRD基因组证据的患者。该分析中仅11例受试者在allo-HCT前检测到NPM1m MRD,那些移植后无复发存活者均接受了MAC。较小的NCRI试验也显示接受MAC者生存更高的趋势,但未检测到统计学显著差异。当前2025 ELN-DAVID关于AML MRD的共识指南指出,“在allo-HCT前MRD可检测的患者中,应考虑清髓性预处理”,作者在此病例中也会倾向于MAC,但需注意预处理强度是一个连续体(而非二元模式),且相似预处理强度组合之间的抗白血病效力可能不同。因此,在移植前NPM1m MRD持续存在的患者中,根据患者的生物学健康度(fitness),作者会强烈考虑更强烈的预处理。
allo-HCT后,当前指南推荐通过qPCR连续监测,从血液每4–6周和/或从骨髓穿刺每3个月,至少24个月。在作者的实践中,常规使用超灵敏NGS检测从骨髓监测移植后NPM1m MRD,第一年每3个月一次,第二年每6个月一次,如果检测不到则在两年后停止。虽然历史发表的NPM1m MRD监测证据集中于qPCR检测,但基于DNA的超灵敏NGS检测现已可用且标准化。Shayegi等人确定了一个与移植后低复发率相关的qPCR阈值<1% NPM1m/ABL,他们将其近似为基于DNA的NGS-MRD检测VAF约0.01%。超灵敏NGS-MRD DNA检测的验证检测限(VAF:0.005%)非常适合该检测水平。针对NPM1m NGS-MRD检测的进一步研究,特别是针对这一使用背景的研究,尚待进行。
虽然连续NPM1m MRD监测理论上可以早期发现即将发生的移植后复发,但尚未证明应采用仅基于孤立性可检测NPM1m MRD的抢先干预。RELAZA、VALDAC和INTERCEPT试验均在单臂、非随机环境中证明,在NPM1m MRD可检测时进行干预可在部分患者中导致长期缓解。从检测不到转为可检测且NPM1m MRD升高的移植后状态将被视为复发,值得强烈考虑抢先治疗,尽管稳定的低水平持续存在应仅通过连续重复检测进行监测。在复发的情况下,NPM1m的治疗格局最近已扩大。Menin抑制剂zifitomenib和revumenib已获FDA批准用于NPM1m AML。Menin抑制剂在移植后维持治疗设置中的临床试验目前正在进行中(NCT07355335、NCT06575296)。由新出现的和连续升高的NPM1m MRD触发的抢先启动menin抑制剂直觉上是合理的,但显然需要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会尽量提供参与menin抑制剂维持治疗临床试验的机会,否则就会进行常规连续密切监测NPM1m MRD。
患者3:IDH1/2突变AML
患者为66岁男性,因全血细胞减少就诊后被诊断为AML。诊断性NGS panel检测到DNMT3A(R882H)、SRSF2(P95H)和IDH1(R132H)突变,VAF在30–40%之间。他开始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治疗,2个周期后达到CR。骨髓活检显示完全缓解,但所有三个突变持续存在,VAF在1–3%之间。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显示无异常免疫表型群体。计划进行巩固性allo-HCT。
随访
IDH1/2突变存在于约20%的AML中,随着IDH突变AML靶向治疗的出现,最佳治疗范式也在持续演变。IDH1突变(IDH1m)或IDH2突变(IDH2m)AML的预后意义,虽然常因并发NPM1和FLT3突变而复杂化,但在接受allo-HCT时总体似乎与未突变IDH的AML患者相当或更好。
然而与FLT3-ITD和NPM1m不同,目前没有经过充分验证的IDH1m和IDH2m商业分子MRD检测,且IDH1m/IDH2m(通常在诊断panel上检测到)在缓解期持续存在的预后效用作为MRD检测尚不清楚。对于该患者,可用的监测检测方式包括MFC、标准诊断NGS panel和移植后嵌合体检测,这些均无法与前两个病例中讨论的MRD方法性能相近。如前所述,先前研究表明,在allo-HCT前缓解期孤立检测到DNMT3A、TET2或ASXL1持续突变不影响预后,因为这些突变通常代表克隆性造血而非真正的残留恶性疾病。
关于allo-HCT前缓解期使用IDH1m或IDH2m检测的现有数据显示,对移植后复发和死亡高风险患者的识别欠佳。一项148例IDH1m AML患者的研究显示,allo-HCT前从血液测量的CR1期IDH1m持续存在很常见,但与复发累积发生率或总生存的显著差异无关。在独立临床队列中也进行了相同观察。有趣的是,MFC MRD检测对此类患者的分层能力也很差。对于IDH2m AML患者,一项257例接受allo-HCT患者的研究显示,使用高灵敏度检测从血液测量的CR1期持续性IDH2m检测非常常见,并与移植后复发率适度增加(HR 2.1,95% CI:1.4–5.7,p=0.003)和OS降低(HR 2.5,95% CI:1.5–4.2,p<0.001)相关。然而这些检测性能特征与FLT3-ITD和NPM1m MRD检测相比表现较差,后者已被证明在共突变患者中是更好的MRD检测选择。最后,有人提出IDH2m持续存在的意义可能是突变特异性的,缓解期可检测到IDH2 R172的患者复发风险增加,而IDH2 R140突变患者则不然。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移植前IDHm检测不到的患者移植后生存结局相对有利。
对于该患者,作者给予的巩固性allo-HCT后的标准治疗是单独观察,每3个月通过多参数流式细胞术、诊断深度NGS检测和标准嵌合体测量进行常规骨髓监测。移植后IDH抑制剂维持治疗的作用目前正在确定中。1期研究(18例患者)表明,IDH1m抑制剂艾伏尼布作为移植后维持治疗安全且耐受良好,2年总生存率为88%,2年复发率为19%。同样,早期研究已证明IDH2m抑制剂enasidenib作为移植后维持治疗安全,并对IDH2m AML患者显示出有前景的疗效信号。一项评估IDH2抑制剂作为移植后维持治疗的随机研究已完成入组(NCT04522895)。作者团队目前正在领导一项随机2期研究,验证艾伏尼布作为IDH1m AML维持治疗的获益(NCT06707493),会为该患者提供参与机会。
allo-HCT后,缓解期可检测到的患者特异性IDH1m或IDH2m持续存在,特别是当观察到VAF随时间增加时,与复发和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例如,在一项使用ddPCR监测57例allo-HCT后患者的研究中,移植后可检测到IDHm的患者复发累积发生率显著更高,中位至明显复发的提前时间为40.5天(IDH1m)和91天(IDH2m)。虽然关于移植后缓解期患者特异性IDHm检测的预后和预测意义的数据有限,但鉴于良好的耐受性,作者会强烈考虑对移植后出现AML相关IDHm进行性出现的患者开始IDH抑制剂治疗,即使没有明显疾病复发。在实践中,作者会使用MFC对IDH突变AML患者进行移植后监测。此外作者将MFC连续升高的MRD可检测性视为即将发生或明显的复发,并提供下面患者4中概述的抢先治疗。
患者4:TP53突变AML
患者为65岁女性,有乳腺癌病史,8年前接受过辅助蒽环类和环磷酰胺化疗及放疗,现表现为进行性疲劳和容易瘀伤。实验室评估显示全血细胞减少伴循环原始细胞,骨髓活检显示细胞过多骨髓几乎完全被髓系原始细胞取代,符合治疗相关AML。细胞遗传学分析显示复杂核型,包括一条7号染色体丢失,NGS诊断panel检测到TP53突变(TP53m),VAF为40%。她接受阿扎胞苷和维奈克拉联合治疗,2个周期后骨髓活检显示形态学完全缓解。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显示无MRD证据,相同诊断NGS panel未发现致病突变。随后她接受了RIC allo-HCT,移植后过程无并发症。第+100天骨髓评估显示形态学正常骨髓,100%供者嵌合体;然而,她之前的TP53突变被检测到,VAF为1%,流式细胞术发现异常髓系原始细胞群体,占总有核细胞的0.04%。
随访
该患者表现为高危AML,为治疗相关AML,具有复杂核型并携带TP53点突变。TP53m AML很少仅通过化疗治愈,因此适当的标准治疗是在达到CR后进行巩固性allo-HCT。鉴于即使在TP53m髓系恶性肿瘤中使用allo-HCT,历史上报告的预后也极差,一些人主张不常规提供巩固性allo-HCT。然而作者仍然认为allo-HCT是标准治疗,可提供最长的缓解,即使复发最终常会发生,并且是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可用后续治疗。
在这种高危疾病背景下,特别是伴有复杂核型的TP53m AML,作者不会因移植前缓解期未检测到TP53m而错误地感到放心。与FLT3-ITD和NPM1m不同,尚未证明TP53m在治疗后清除与总生存之间的关联。鉴于在具有如此基线高危的患者中移植前MRD检测缺乏已证实的预后价值,作者会考虑使用某种移植后干预以试图预防疾病复发,无论移植前MRD检测结果如何;相关选择包括早期逐渐减少免疫抑制以增强推测的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经验性使用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以去甲基化药物(HMA)为基础的维持治疗,或入组临床试验。
最常用的策略是移植后HMA维持治疗,尽管没有数据显示明确获益。一项187例高危AML接受allo-HCT患者的研究将患者随机分配至HMA或观察,发现RFS或OS无显著差异,尽管解读具有挑战性,原因很多,包括许多患者因血细胞减少无法接受所有计划治疗。目前没有关于最佳方案的数据,也注意到口服制剂的维持HMA治疗可能是可行的。Mishra等人报告了阿扎胞苷联合eprenetapopt作为TP53m疾病维持治疗的有前景结果;然而该药物已不再开发。一项使用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的移植后维持治疗3期试验最近已终止,作者目前不推荐该联合方案。
虽然移植前缓解期评估TP53m持续存在的价值可能有限,但移植后连续监测先前突变的早期检测可能意味着即将发生的疾病复发,并可能在促使更早治疗干预方面有价值。抢先使用HMA单药已被研究;在RELAZA2研究中,95例变为MRD可检测的患者中有60例在MRD触发的阿扎胞苷治疗后6个月仍无复发,尽管应该指出大多数患者为NPM1m而非TP53m AML,且未接受allo-HCT。对于该患者,鉴于多色流式细胞术显示MRD可检测和先前TP53m重新出现的意义,作者建议加速免疫抑制逐渐减量、DLI输注和启动HMA治疗,以期预防明显疾病复发。
结论
allo-HCT前后的AML MRD检测在移植管理个体化中日益核心,但其应用需要细致解读,考虑突变特异性生物学、检测性能特征和临床背景。如这些病例所示,MRD检测的临床效用因AML分子亚型而异:FLT3-ITD MRD可靠地分层复发风险,并可识别最可能从维持治疗中获益的患者;NPM1 MRD检测可能识别从巩固性移植中获益的患者,并提供提前时间以在移植后复发前进行干预;IDH1/2 MRD评估因性能特征欠佳、突变特异性差异和克隆性造血而复杂化;在TP53突变AML中,当前MRD检测结果不显著改变一致的高危预后,尽管连续动力学最终可能证明有信息价值。
重要的是,还必须生成关于阿扎胞苷和维奈克拉诱导后以及移植后环磷酰胺患者中MRD结果预后意义的新证据。在所有亚型中,缺乏单一标准化方法强调了持续开发超灵敏、商业可及的检测方法,以及测试MRD导向干预的前瞻性临床试验的必要性。虽然移植后设置中的常规嵌合体可用于大多数髓系疾病的复发预测,但其灵敏度和特异性较差。新兴方法如超灵敏嵌合体和全基因组测序信息化的AML MRD正在开发中,可有助于移植后患者监测的一般方法,特别是对于没有商业可用分子检测的经过充分验证的AML MRD靶点。
CIBMTR/NMDP正在开展一项全国性努力,通过将尖端基因组分析与高灵敏度监测相结合,将精准医学带入髓系恶性肿瘤的allo-HCT,目标是测量和优化每位患者对治疗的独特反应。该计划始于一项临床方案“MEASURE”,在美国18个高容量移植中心进行,前瞻性确定MRD检测对接受allo-HCT的AML患者复发和生存的临床效用。其意图是系统地生成证据,支持一个框架,不仅支持和加强当前临床实践,还允许对allo-HCT进行合理的迭代改进,作为综合整体护理包的一部分,不仅基于患者和疾病因素,还基于对患者整个旅程中剩余需治疗白血病的数量和质量的稳健且可重复的评估。结合GVHD预防方面的最新重大进展,这种“精准移植”方法将允许清晰识别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并旨在作为实践指导临床试验和新药开发努力的基础。对科学潜力的热情不应掩盖当前的临床现实,正如当前的复杂性和不完整证据不应导致过度怀疑或脱离。然而在这些数据成熟之前,治疗决策应整合来自经过验证的靶点和检测的MRD结果,与已建立的疾病和患者特征相结合,由临床判断指导,并尽可能入组前瞻性、设计良好的临床试验。
参考文献
Blood . 2026 Sep 22:blood.2025032501. doi: 10.1182/blood.202503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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