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CSCO | 钱朝南教授:从“饿死肿瘤”到“血管正常化”,抗血管生成治疗正在被重新定义
广州泰和肿瘤医院钱朝南教授在2026 CSCO年会上提出,抗血管生成治疗正从单纯阻断肿瘤血供转向“血管正常化”及阻断癌细胞血行播散。他认为VEGF抑制剂可通过正常化瘤内血管改善药物递送,并指出高内皮微静脉是癌细胞经淋巴结入血的关键通道,未来抗血管生成需重点拦截远处转移。
编者按
抗血管生成治疗,正从“切断肿瘤血供”的粗放逻辑,走向“血管正常化”与“阻断转移通道”的精准调控。钱朝南教授深耕鼻咽癌与肿瘤转移机制研究,提出血管劫留、高内皮微静脉作为癌细胞血行播散的关键入口等关键概念,重新审视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联合治疗中的价值。当鼻咽癌的放疗损伤、乳腺癌的器官倾向性转移仍待破解,基础研究的突破能否为临床决策打开新窗口?
在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上,【医悦汇】对话大咖栏目特邀广州泰和肿瘤医院钱朝南教授展开深度对话,探寻关于调控肿瘤微环境的下一个突破口。
医悦汇:从“直接杀伤”到“血管正常化”,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临床定位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您提出的肿瘤微环境调控理念,如何重新解释了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联合治疗中的价值?
钱朝南教授:人们一开始设想,肿瘤的生长高度依赖肿瘤血管系统的构建,因此阻断肿瘤血管系统的构建有助于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肿瘤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去构筑自身的血管系统。除了新生微小血管外,肿瘤还可以劫持肿瘤周围的正常血管,使其成为肿瘤血管的一部分,这一现象称为“血管劫留”(vessel co-option)。肿瘤细胞向周围侵袭的同时会诱导瘤周正常组织去生成新的小动脉,随后在肿瘤侵入这些正常组织时保留新生的小动脉变成肿瘤的主干血管,这一现象的发现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随着我们对肿瘤构筑血管这一过程的复杂程度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认为切断肿瘤血管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目前所有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研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要消灭肿瘤内所有的血管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们已知的VEGF抑制剂却有可能使杂乱无章的瘤内小血管得到很好的抑制,这就产生了“血管正常化”这一现象。也就是说,将杂乱无章的小血管清除掉,留下穿过肿瘤组织、仍然具有功能的大血管,人们认为这就是血管正常化。其实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改变。正常化的肿瘤血管系统意味着血流的效率更高,因此人们借此向肿瘤组织输送更多药物就成为可预期的,事实上也有数据显示,正常化的血管系统对于药物递送是有帮助的。
然而,现在人们必须直面更重要的问题,即癌症的全身播散是大部分癌症患者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而癌症的全身播散高度依赖于癌细胞进入血循环。人们已经发现,癌细胞进入淋巴结,即进入前哨淋巴结,或称肿瘤引流淋巴结(Tumor-draining lymph node,TDLN)之后,其实也要进入血循环。在淋巴结里有一个专门的通道,称为高内皮微静脉(High endothelial venule,HEV)。肿瘤到达淋巴结后,很容易通过该血管进入血循环,从而实现远处播散。因此,未来抗肿瘤血管生成实际上引申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即阻断癌细胞进入血循环。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主攻方向。因此,我们还是很期待我们的研究能够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策略上也有所突破。
医悦汇:从您的研究视角来看,抗血管生成治疗在鼻咽癌这类“血管依赖性肿瘤”中的疗效,与在肺癌、肉瘤等瘤种中有何不同?
钱朝南教授:众所周知,在所有头颈肿瘤中,鼻咽癌的恶性度最高,其转移率也最高。因此,鼻咽癌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样是远处转移。鼻咽癌对治疗相对敏感,对化疗和放疗均相对敏感。但鼻咽位于头部中央,周围毗邻重要器官,包括中枢神经系统、颅神经及大血管等,因此放疗会产生较多毒副作用。随着放疗技术的进步,例如目前采用质子调强放射治疗鼻咽癌,就可以很好地保护周围器官,同时确保较高的疗效。
此时,人们可能会认为药物治疗的作用似乎不太重要了。实则非也。因为鼻咽癌还有另外一个属性,即部分患者在肿瘤早期就会发生远处全身转移。因此,抗鼻咽癌转移仍然是临床上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人们认为目前抗转移药物疗效有限,我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未来我们需要研发更多的抗转移药物,用于鼻咽癌的综合治疗。
事实上,在鼻咽癌治疗的所有副作用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副作用,即脑的放射性损伤,例如颞叶坏死。脑组织的放射性损伤往往会损伤血管系统而形成大量渗漏、明显的脑水肿。此时,VEGF作为血管通透性的重要调节因子,起着重要作用。因此,VEGF受体抑制剂的使用,对于防治放射性脑病也是有帮助的。简而言之,在治疗放射性脑病的过程中,抗血管生成是有帮助的;在鼻咽癌的综合治疗中,抗血管生成也有一定的作用。
未来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阻断鼻咽癌的远处转移,即随着下一代抗转移药物的涌现,我们觉得鼻咽癌应该是一个预后良好的瘤种,有助于践行我们在治疗局部肿瘤的同时防治远处转移这一宏大的目标。
医悦汇:目前乳腺癌治疗分层主要依据分期和分子分型,尚未纳入器官倾向性,您认为转移前微环境标志物在未来能否进入辅助决策,以指导骨、脑、肺的差异化预防?
钱朝南教授:该问题涉及肿瘤转移的多样性。众所周知,最常发生转移的部位除了淋巴结,就是骨、肝、脑、肺,乳腺癌亦如此,其中骨骼转移、肺转移、肝转移尤为多见。因此,这个问题在于:能否在转移出现之前进行预判,判断某一患者,例如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在发生转移时更多是趋向骨转移、肺转移还是肝转移?抑或是多器官同时转移?目前医学上尚难以精准预测。原因在于,我们对肿瘤转移的许多基础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每一个癌细胞的恶性行为尚不能做到预判。
我们目前只知道三阴性乳腺癌比较容易发生远处转移,但至于转移到哪个器官,目前尚无法做到如此深入,这确实有些遗憾。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研判某位乳腺癌患者将来最有可能发生转移的脏器,就可以提早进行干预。这也是医学上需要许多基础研究突破之处,以帮助临床更好地判断,更好地采取防治措施。
写在后面
从血管劫留到血行转移的入口,从血管正常化到阻断癌细胞入血循环,钱朝南教授为我们勾勒出抗血管生成治疗的全新图景。它不再只是“饿死肿瘤”的单一手段,而是调控微环境、改善药物递送、防治放射性脑病、乃至拦截远处转移的多面手。然而,乳腺癌的器官倾向性转移能否预判?转移前微环境标志物能否进入辅助决策?这些问题的答案,仍寄望于基础研究的深入突破。抗血管生成的下半场,或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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