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染色体异常与治疗敏感性、耐药性的全面综述
【AJH】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染色体异常、药物敏感性与耐药性
法语区血液细胞遗传学组(GFCH)在《American Journal of Hematology》发表综述,解析了MDS、MPN、AML、ALL、CLL及浆细胞肿瘤中染色体异常如何驱动治疗敏感性与耐药。例如,del(5q) MDS对来那度胺敏感,BCL-2抑制剂维奈克拉对BCR::ABL1和KMT2A重排阳性白血病有效,而1q21获得是MM和CLL对维奈克拉及硼替佐米耐药的重要机制。
全面综述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染色体异常与治疗敏感性、耐药性的关联,为精准诊疗提供遗传学依据。
染色体异常对血液恶性肿瘤具有重大临床影响,尤其是在治疗策略方面。为提供与治疗敏感性和耐药性相关的染色体异常的综合概览,法语区血液细胞遗传学组(Francophone Group of Hematological Cytogenet,GFCH)对具有预测或治疗诊断意义的细胞遗传学病变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进行了全面综述。
本综述强调了基因组异常驱动的治疗,且某些药物(例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menin抑制剂、维奈克拉)可用于共享共同分子病变的疾病,而其他药物仍具有疾病特异性,如幽门螺杆菌相关淋巴瘤。

引言
染色体异常的识别深刻地塑造了现代血液学,能够发现关键的癌症相关基因,提高了我们对致癌途径的理解,并推动靶向治疗的发展。重要的是,染色体异常为诊断和风险分层提供了信息,其中部分已经构成治疗性生物标志物。除了其诊断和预后价值,部分染色体异常也定义了特定的治疗脆弱性和耐药机制。BCR::ABL1融合或 KMT2A 重排等及基因组改变甚至可以指导不同血液恶性肿瘤的治疗策略,说明了向生物学驱动的精准医学的转变。药物敏感性和耐药性的一些潜在机制与基因突变有关,而另一些则是由染色体异常驱动的,这也代表了治疗反应的重要决定因素。为了提供与治疗敏感性和耐药性相关的染色体异常的综合概述,GFCH对细胞遗传学病变具有预测或治疗意义的血液恶性肿瘤进行了全面审查。未纳入无相关数据可用的疾病。尽管基因突变超出了本研究的主要范围,但在相关时纳入了部分突变数据。
本综述由 17 位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细胞遗传学家组成的小组编写,所有成员在骨髓增生异常、骨髓增殖性肿瘤、急性髓系白血病、B 和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成熟 B 和 T 细胞淋巴瘤以及浆细胞肿瘤等各类疾病方面均具有国家和/或国际经验。每个部分首先由小组的一个子组撰写,然后由来自不同子组的两到三名成员进行审查。关于髓系恶性肿瘤,治疗结果尽可能分为三类:缓解(客观获益)、无缓解(原发难治)和耐药(初始获益后获得性失败)。
骨髓增生异常性肿瘤
在骨髓增生异常性肿瘤(MDS)中,风险适应性治疗由预后评分 IPSS-R/IPSS-M 指导,该评分整合了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骨髓原始细胞计数和合并症。患者被分为(极)低危(LR-MDS)、中危或(极)高危(HR-MDS)。LR-MDS 异常包括 -Y、del(5q)、del(11q)、正常核型、del(12p) 和 del(20q);HR-MDS 包括 3q 异常、-7、双重异常(不包括孤立 del(5q))和复杂核型(CK)。LR-MDS 中提出的不同药物包括红细胞生成刺激剂(ESA)、罗特西普、来那度胺等。异基因造血细胞移植(allo-HSCT)考虑用于符合条件的 HR-MDS 患者。去甲基化药物(HMA)是 HR-MDS 的标准一线治疗,但也有少数患者接受强化化疗(IC)。
5q 缺失 MDS(表1)

缓解:del(5q) 赋予对来那度胺的敏感性。该药物通过与其主要靶点 E3 连接酶适配器 cereblon(CRBN)结合,导致转录因子 IKZF1、IKZF3 和酪蛋白激酶1α(由位于5q的CSNK1A1基因编码)的降解。CRBN 高表达和 CSNK1A1 单倍剂量不足是 del(5q) MDS 对来那度胺反应所必需的。
耐药:del(5q) 与突变的某些组合与治疗耐药相关。在 del(5q) 且原始细胞低的 MDS 中,约70%对来那度胺耐药的患者携带 TP53 或 RUNX1 的复发性变异或功能丧失(拷贝数变异、突变或表达改变)。
无缓解:与其它 LR-MDS 相比,del(5q) 合并 SF3B1 突变患者对罗特西普的血液学反应较差。
非 5q 缺失 MDS(表1)
8 三体缓解:伴有 8 三体的 MDS 患者对免疫抑制治疗表现出显著的缓解率(高达67%)。
13 三体缓解:提示对高剂量来那度胺可能敏感。
无缓解:已报道两例孤立性+13(非常罕见)的 MDS 患者,HMA 治疗无效。
17p 缺失、-17缓解:2期试验显示,eprenetapopt(一种在表达突变 TP53 的肿瘤中恢复 TP53 功能的小分子)与阿扎胞苷联合治疗在突变 TP53 MDS 患者中产生高完全缓解率。随后接受 allo-HSCT 的患者预后尤其良好。在这些患者中,83%–87% 显示多打击 TP53 突变/改变(del(17p) 或 -17)或 CK。
无缓解:TP53 双等位基因病变(突变/改变 del(17p)/-17)预测多药耐药。
耐药:XPO1 过表达参与对 eprenetapopt + 阿扎胞苷的耐药。
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3q 异常、-7、排除孤立 del(5q) 的双重异常、CK)总体与低或无缓解以及治疗耐药相关。
最后,在非 del(5q) LR-MDS 中,来那度胺耐药在计算上与基因组异常相关,包括 SF3B1 和 TET2 突变,以及 WNT3A、MCL1 和 PSEN2 扩增。
总结:孤立性5q 缺失是染色体异常赋予药物敏感性的典型例子。仅与细胞遗传学异常相关的治疗耐药在 MDS 中罕见。耐药更多是多因素的,涉及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异常,可能还有代谢和免疫因素。
骨髓增殖性肿瘤
慢性髓性白血病伴t(9;22)(q34.1;q11.2)/BCR::ABL1
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是第一种发现复发性染色体异常的白血病,并成为连接染色体异常与靶向治疗发展的典型范例。经典染色体病变是平衡相互易位 t(9;22)(q34.1;q11.2),也称为费城染色体(Ph),导致 BCR::ABL1 融合基因。该改变也可能表现为涉及三条或更多染色体的变异易位(t(9;22;v))或隐匿性插入。CML 的致癌驱动因素为嵌合 BCR::ABL1 蛋白编码的组成性活性酪氨酸激酶(TK),其促进不受控制的造血增殖并赋予白血病细胞生存优势。特异性靶向 ABL1 的 TK 抑制剂(TKI)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治疗管理,使 CML 从致命白血病转变为长期生存接近一般人群的慢性疾病。对 TKI 的反应不受变异易位或隐匿性插入的影响(表1)。
无缓解:费城阳性细胞中的高危额外染色体异常(ACA)可导致早期分子学反应欠佳。目前,高危 ACA 包括 +8、+Ph、i(17q)、+19、+17、+21、CK、-7/7q 以及 3q26.2 和 11q23 异常。
耐药:虽然尚未证明在耐药中的直接因果作用,但 TKI 治疗下 ACA 的发展被认为是克隆耐药和治疗失败的生物标志物。在分子水平上,对 TKI 的耐药由几种 ABL1 突变诱导,这些突变通常降低 TKI 与靶点的亲和力。
伴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 TK 基因融合的髓系/淋系肿瘤
世界卫生组织(WHO)第五版和国际共识分类(ICC)定义了“伴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eo)和 TK 基因融合的髓系/淋系肿瘤”(WHO,MLN-TK;ICC,M/LN-eo-TK)这一实体。这种罕见的实体包括表型和预后异质性的疾病,构成重大的诊断挑战。从细胞遗传学角度看,MLN-TK 组包括导致编码 TK 的基因(如 PDGFRA 和 PDGFRB)重排的各种易位。每种重排诱导所涉及 TK 的组成性激活,使其成为 TKI 的治疗靶点(表1)。
4q12/PDGFRAr 和 5q32/PDGFRBr
缓解:由于伊马替尼是一种不仅靶向 ABL1 还靶向 PDGFR 和 KIT 激酶的 TKI,携带 4q12/PDGFRA 和 5q32/PDGFRB 融合基因的患者在伊马替尼治疗下经历显著有利的长期临床过程。慢性期患者的5年总生存(OS)率>90%。这使得在诊断时识别这些重排至关重要。
耐药:D842V 突变可作为获得性耐药机制发生在 4q12/PDGFRA 中,特别是在既往接受过 TKI 治疗的患者中。
8p11/FGFR1r、9p24/JAK2r、13q12/FLT3r和t(9;12)(q34;p13)/ETV6::ABL1
尽管罕见,但这些病变必须在诊断时识别,因其具有重大治疗意义。
缓解:8p11/FGFR1r、9p24/JAK2r、13q12/FLT3r 和 t(9;12)(q34;p13)/ETV6::ABL1 融合患者对 TKI 的敏感性可变。伴有 9p24/JAK2r 的 MLN-TK 可能受益于 JAK 家族蛋白抑制剂,包括芦可替尼(JAK1 和 JAK2 抑制剂)。Pemigatinib(一种 FGFR 抑制剂)已在伴有 8p11/FGFR1r 的 MLN-TK 患者中显示出临床疗效。具有抗 FLT3 活性的多激酶抑制剂(如舒尼替尼)在 13q12/FLT3r 患者中疗效有限。索拉非尼可能更有前景,但数据仍然有限。
耐药:总体而言,由于涉及骨髓和/或髓外部位的原发/继发急变期在这些实体中更为普遍,应考虑序贯选择性 TKI 联合或不联合先前 IC 和/或后续 allo-HSCT。
其他费城阴性(Ph-)骨髓增殖性肿瘤
7 号单体/del(7q)
缓解:额外的染色体异常在 Ph- 骨髓增殖性肿瘤(MPN)中经常获得,可能影响治疗敏感性,尽管数据仍处于探索阶段。例如,-7/del(7q) 导致几个肿瘤抑制基因的单倍剂量不足,包括 EZH2、CUX1 和 SAMD9/SAMD9L。这些改变促进疾病进展,并可能产生特定的治疗脆弱性,尽管靶向策略仍 largely 处于研究阶段。值得注意的是,-7/del(7q) 也发生在 MDS/MPN 重叠综合征中。
Amp 21q22-23、基因组不稳定性和染色体碎裂
耐药:在晚期 MPN 中(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治疗耐药经常在基因组和染色体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发展,特征为 CK、-7/del(7q)、del(17p) 和染色体碎裂(chromoanagenesis)等异常。这些改变促进克隆进化和耐药亚克隆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急变期 MPN 中报道了 21q22-23 的复发性扩增,导致 DYRK1A 过表达,通过 DYRK1A-BCL2 轴促进白血病细胞存活。然而该机制也突出了基于 DYRK1A 或 BCL2 抑制的新治疗机会。
除细胞遗传学异常外,MPN 的一个标志为体细胞激活突变 JAK2-V617F。对 JAK2 抑制剂的耐药似乎主要是非细胞遗传学的,由克隆可塑性和替代途径激活(NRAS/KRAS、SETBP1)驱动。
细胞遗传学异常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预后和治疗分层在 ELN 2022 分类中的核心。部分染色体病变不仅作为预后标志物,还代表了可操作的治疗靶点,从全反式维甲酸(ATRA)/三氧化二砷(ATO)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到新出现的 menin抑制剂治疗 KMT2A重排(KMT2Ar)AML(表1)。
inv(3)(q21q26.2)/t(3;3)(q21;q26.2)/GATA2::MECOM
耐药:伴有 inv(3)/t(3;3) 的 AML 是一种罕见的、高危细胞遗传学亚型,以 MECOM 失调为特征,是最具治疗耐药性的 AML 亚型之一。对 IC、HMA 和基于维奈克拉的方案反应差,CR 率通常低于50%,生存结果不佳。
t(6;9)(p23;q34)/DEK::NUP214
伴有 t(6;9)/DEK::NUP214 的 AML 是一种罕见的、生物学上独特的高危实体,以侵袭性临床过程和对 FLT3-ITD 的强关联为特征。
缓解:携带 t(6;9) 的 AML 可能对 menin 抑制有反应。并存的 FLT3-ITD 可能为 FLT3 抑制提供理由,但临床获益仍然有限。
耐药:该亚型对 IC 和 HMA 表现出显著耐药,导致低完全缓解率和不良生存结果。Allo-HSCT 仍然是唯一可能治愈的选择。
t(8;21)(q22;q22)/RUNX1::RUNX1T1 和 inv(16)(p13q22)/CBFB::MYH11:CBF-AML
缓解:CBF-AML 对 IC 高度敏感,完全缓解(CR)率超过90%,长期生存约60%–70%。这些结果反映了与 CBF 转录复合物破坏相关的内在化疗敏感性。
无缓解/耐药:CBF-AML 可能通过增加的细胞静止或并存的激活 KIT 突变(约20%–40%的病例)获得耐药。这些 KIT 突变可能减弱 CBF-AML 的有利预后,但尚未正式纳入当前风险分层方案,如 ELN 2022。
t(9;22)(q34;q11)/BCR::ABL1
缓解:新发 BCR::ABL1 AML 是一种独特且罕见的实体,在 ELN 2022 分类中被归类为高危。TKI 的纳入显著改善了新发 BCR::ABL1 AML 的结局。最近一项研究报告 CR/CR 伴不完全计数恢复(CRi)率接近95%,生存结果与低危或中危 AML 相当,而非高危AML。
11q23/KMT2Ar
KMT2Ar AML 占成人 AML 的约2%–5%,但占儿童病例的15%–20%,婴儿病例的近一半,与不良预后相关。
缓解:KMT2Ar AML 高度依赖 menin/KMT2A 融合复合物,使 menin 抑制成为关键治疗策略。Revumenib 和 ziftomenib 可破坏这种相互作用,下调致癌转录程序,在复发/难治(R/R)疾病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总缓解率(ORR)为40%–63%,而几种下一代 menin 抑制剂目前正在临床研究中,单独或与维奈克拉或 HMA 联合。
耐药:获得性耐药最常见由 MEN1 突变导致,损害药物结合。其他机制包括表观遗传重编程和旁路转录途径的激活。
t(15;17)(q24;q21)/PML::RARA 和变异型 17q21/RARA、3p24.2/RARB 和 12q13.13/RARG 重排(RARr)
缓解:APL由 t(15;17)/PML::RARA 融合定义,仍然是成功靶向治疗的典范,ATRA 和 ATO 在不使用常规化疗的情况下达到 CR 率>90%,长期生存>80%。
无缓解:对基于 ATRA 治疗的原发耐药可能发生在携带替代 RARA 融合伙伴或涉及其他维甲酸受体基因(RARB 或 RARG)重排的 AML 中。已描述12种 RARA 的非 PML 融合伙伴,包括 t(11;17)(q23;q21)/ZBTB16::RARA。这些非典型变异约占 APL 诊断的2%,其对 ATRA 和 ATO 的反应由特定伙伴基因决定。特别是,t(11;17)(q23;q21)/ZBTB16::RARA 特征性地与对 ATRA 反应差相关。涉及 RARB 或 RARG 的重排(RARr AML)代表极其罕见的 APL 样白血病,对 ATRA 无反应。
耐药:尽管罕见,但已描述对 ATRA/ATO 的耐药,特别是在携带 RARA 配体结合域突变的病例中。
其他 HOX 驱动的融合 AML
缓解:携带 t(10;11)(p12;q21)/PICALM::MLLT10、11p15/NUP98r 或其他 HOXA/MEIS1 驱动融合的 AML 可能对 menin 抑制有反应。有趣的是,伴有 PICALM::MLLT10 融合的 AML 似乎也对维奈克拉敏感。
无缓解:menin 抑制是否能克服 3q26/MECOM 驱动的白血病发生仍属推测。
复杂核型、单体性和 17p 异常
无缓解:CK(≥3个异常)、单体核型、-5/del(5q)、-7/del(7q) 和 17p 异常经常与 TP53 改变同时发生,是强化化疗和基于维奈克拉方案耐药的主要决定因素。CR 率通常低于30%,中位 OS 仍低于6个月。耐药机制包括基因组不稳定性和线粒体适应,特别是 CLPB、MCL1 和 BCL-XL 表达增加。TP53 导向的方法和 MDM2 抑制剂仍在研究中。
调节靶向治疗反应的细胞遗传学背景
靶向治疗的疗效可能因细胞遗传学背景而异。在 FLT3 突变 AML 中,FLT3 抑制剂在中危遗传学组中提供最大获益,而在 CK AML 中活性似乎降低。同样,对 IDH1/2 抑制剂的反应可发生在各细胞遗传学类别中,但在非高危核型中显著高于高危核型。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 细胞淋巴母细胞淋巴瘤(B-ALL/LBL)通常按照三阶段方案接受 IC 治疗:诱导、巩固和维持治疗。治疗前可能进行糖皮质激素(GC)预治疗以减瘤。除 IC(包括长春新碱、蒽环类和阿糖胞苷)外,通常使用 L-天冬酰胺酶以达到完全缓解,以及鞘内化疗用于中枢神经系统(CNS)预防。免疫治疗(单克隆抗体、CAR-T 细胞)已成为 R/R 疾病的关键挽救策略,并也作为维持治疗出现。对于特定染色体异常,靶向治疗要么是标准治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 Ph+ ALL 中的 TKI),要么目前正在早期临床试验中评估,以确定其最佳整合到现有治疗策略中(表2)。

1.染色体异常和药物敏感性
t(9;22)(q34;q11)/BCR-ABL1
BCR-ABL1 阳性白血病细胞对 TKI 高度敏感。第一代 TKI 伊马替尼与新诊断 Ph+ ALL 化疗联合显著改善了结局。下一代 TKI 对伊马替尼耐药 BCR-ABL1 突变体表现出更强的效力和活性。值得注意的是,达沙替尼相对于伊马替尼具有优越的 CNS 穿透性,而泊那替尼和 阿思尼布对 p.T315I BCR-ABL1 突变(TKI 耐药的主要驱动因素)显示出疗效。
Ph 样ALL
Ph 样(或 BCR-ABL1 样)ALL 最初基于其与 BCR-ABL1-ALL 的转录相似性定义。它们现在被认识到是异质性疾病,根据 ICC 包括3种分子亚型,每种由特定的激酶激活改变驱动。ABL 类融合(涉及 ABL1 (9q34)、ABL2 (1q25)、CSF1R (5q32)、LYN (8q12)、PDGFRA (4q12) 或 PDGFRB (5q32) 与多个伙伴基因融合)激活 SRC/ABL 信号传导,并赋予对 SRC/ABL 导向 TKI(如伊马替尼或达沙替尼)的敏感性。JAK/STAT 途径的改变最常见由 CRLF2 (Xp22.33 和 Yp11.2) 重排(主要是 IGH::CRLF2 和 P2RY8::CRLF2)或涉及 JAK2 (9p24.1)、EPOR (19q13.2)、JAK1 (1p31.3)、JAK3 (19q13.11)、IL7R (5p13.2) 或 SH2B3 (12q24.12) 引起,赋予对 JAK 抑制剂如芦可替尼的敏感性。罕见的激酶融合(涉及 NTRK3 (15q25)、BLNK (10q24)、DGKH (13q14)、FGFR1 (8p11)、PTK2B (8p21)、FLT3 (13q12) 或 TYK2 (19p13))代表 Ph 样 ALL 的一小部分,但可能对高度特异性抑制剂有反应;例如,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TRK)融合已显示出对特定抑制剂如 larotrectinib 的有希望的临床反应。
11q23/KMT2Ar
Menin 直接与 KMT2A 融合蛋白相互作用,促进其染色质结合并维持驱动白血病细胞增殖的异常转录程序。Revumenib是首个 FDA 批准的 menin 抑制剂,在 AUGMENT-101 试验(I/II 期)中显示出有希望的活性,在 R/R KMT2Ar 白血病中达到63.2%的 ORR。KMT2A 融合蛋白直接诱导 BCL2 上调,为使用 BCL2i 提供了生物学理由。迄今为止,一项 III 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评估维奈克拉与贝林妥欧单抗联合在 KMT2Ar 白血病中的应用(ChiCTR2200064906)。此外,最近一项研究报告了在 R/R 儿童 ALL 中使用维奈克拉的临床获益,在包括 KMT2Ar 白血病在内的各亚型中显示出疗效。
t(17;19)(q22;p13)/TCF3::HLF
TCF3::HLF 融合的存在上调 LMO2 和 BCL2,产生对 BCL2 信号的显著依赖。维奈克拉(选择性 BCL2i)和 navitoclax(BCL2/BCL-XL 抑制剂)正在评估中,与化疗联合作为 allo-HSCT 或 CAR-T 细胞治疗的桥接。也已报道维奈克拉和 navitoclax 与抗 CD22 抗体药物偶联物 奥加伊妥珠单抗的成功联合用于一例难治性儿科病例。
2.染色体异常和药物/治疗耐药
GC 耐药是一个主要的不良预后因素,因为对 GC 的早期反应差与复发风险增加强烈相关。多种遗传改变可诱导或促成 GC 耐药。
3q26 (TBL1XR1)、12q21 (BTG1) 和 16p13 (CREBBP) 改变
这些基因的改变与 GC 耐药相关,主要是基于体外研究。
5q31 (NR3C1) 改变
NR3C1 基因编码 GC 受体。该基因的改变损害其在 GC 暴露期间的表达和诱导,从而促进 GC 耐药。
7p12 (IKZF1) 改变
影响这一淋巴细胞生成关键转录因子的缺失或突变与 GC 耐药相关。因此,除对 GC 耐药的贡献外,IKZF1 缺失还驱动额外的耐药途径,为下文描述的非 GC 耐药机制提供了自然过渡。在 Ph+ ALL 中,IKZF1 (7p12) 缺失与对 TKI 反应降低相关。
11q23/KMT2Ar
对免疫治疗的耐药也可能通过谱系转换产生,最常见于 KMT2Ar (11q23),但也见于 ZNF384r (12p13)、DUX4r (4q35 或 10q26) 和 PAX5 (9p13) P80R ALL。
16p11 (CD19) 改变
涉及 CD19 外显子2-5(16p11)的缺失已在 CD19 CAR-T 细胞治疗后复发时被识别,导致表面表达缺失或产生截短的非功能性跨膜蛋白。此外,非突变 CD19 等位基因的非整倍体介导的丢失,以及低超二倍体 ALL 中更高的 CD19 突变负荷,与对贝林妥欧单抗的耐药相关。
除染色体异常外,基因突变也可能有助于调节对靶向治疗的反应性,最著名的点突变介导的耐药是发生在 BCR::ABL1 的 ABL1 激酶域内对 TKI 的耐药。另一方面,RAS/MAPK 途径的特定激活点突变(NRAS、KRAS、NF1、PTPN11)可能对 MEK 或 RAF 抑制剂有反应。
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MPAL)和药物敏感性
MPAL 包括 B/髓系、T/髓系和罕见的 B/T 谱系分配的病例。WHO 和 ICC 分类均识别遗传学定义的亚型,包括 Ph+/BCR::ABL1 MPAL 和 KMT2Ar MPAL(表2)。
t(9;22)(q34;q11)/BCR::ABL1
与 B-ALL 一样,Ph+ MPAL 表现出对 TKI 的治疗敏感性,TKI 已被纳入治疗策略。
11q23/KMT2Ar
KMT2Ar MPAL 可能表现出对 menin 抑制剂的敏感性。值得注意的是,首个 FDA 批准的 menin 抑制剂revumenib也适用于 R/R KMT2Ar 白血病,无论肿瘤谱系如何。
T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T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 细胞淋巴母细胞淋巴瘤(T-ALL/LBL)的治疗主要涉及多药 IC,通常基于包括长春新碱、蒽环类和皮质类固醇的骨架,有时辅以放疗,在部分高危病例中随后进行 allo-HSCT。最近,靶向治疗方法已被引入。尚未报道 T-ALL 中对特定化疗药物耐药与定义的染色体异常之间的明确关联。复发性潜在可靶向染色体改变详述如下(表2)。
t(5;9)(q31;p24)/DIAPH1::JAK2 和 t(9;12)(p24;p13)/ETV6::JAK2
这些易位已在非常罕见的 T-ALL 病例中观察到。在这种高危 JAK2 改变疾病中,已提出靶向 JAK2 抑制的潜在作用。半选择性 JAK1/2 抑制剂芦可替尼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评估,此前在临床前模型中观察到有希望的疗效。
t(7;9)(q34;q34)/TRB::NOTCH1
易位 t(7;9)(q34;q34) 通过其与 T 细胞受体β(TRB)基因座的并置破坏 NOTCH1。虽然激活 NOTCH1 的突变在超过50%的 T-ALL 病例中检测到,但易位 t(7;9) 本身极其罕见。涉及 NOTCH1 和 TCR 基因座的重排导致 NOTCH1 截短形式的异常表达。小分子γ-分泌酶抑制剂(GSI)和靶向 NOTCH1 途径的单克隆抗体(MoAb)已显示出调节 T-ALL 淋巴母细胞中 NOTCH1 信号传导的能力;然而其临床开发受到显著毒性和适度抗白血病活性的阻碍。
t(9;22)(q34;q11)/BCR::ABL1
t(9;22)/BCR::ABL1 的存在在 T-ALL 中不常见,但具有重大治疗意义,因为它可用 TKI 靶向。
染色体外扩增(来自染色体 9q34 的片段):NUP214::ABL1
NUP214::ABL1 片段在细胞遗传学上隐匿,由扩增的染色体外元件产生,代表 T-ALL 中最常见的 TKI 可靶向细胞遗传学异常。支持 TKI 获益的数据主要来自 B-ALL,其中在儿童新诊断 ABL1 重排病例中,将达沙替尼加入 IC 与单独化疗相比显著改善结局。
相比之下,TKI 在 ABL1 重排 T-ALL 患者中的使用尚未广泛研究,其临床获益仍不太明确。因此,TKI 目前未纳入该疾病的标准治疗方案,即使存在 ABL 类重排。阿思尼布已在体外和体内证明对 NUP214::ABL1 阳性 ALL 有效,前提是 ABL1 SH3 域保留,支持其在该亚型中的潜在治疗作用。
1q23/KMT2Ar
携带 KMT2A 基因融合的 T-ALL 患者被认为具有高危白血病。Menin 抑制剂破坏 menin-KMT2A 复合物,对淋巴母细胞的生存和生长至关重要。Revumenib 选择性靶向 menin-KMT2A 相互作用,目前正在 I 期临床试验中研究。
T-ALL 是一种基因组复杂的疾病,其中许多驱动病变无法通过细胞遗传学识别,需要全转录组、外显子组或基因组测序来检测。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在化学免疫治疗(CIT)联合氟达拉滨-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FCR)时代之后,当前治疗主要依赖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i)抑制剂(共价和非共价)或 BCL2(维奈克拉和 BCL2i)联合抗 CD20 单克隆抗体。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中,没有染色体异常与药物敏感性相关。与之相反,已报道多种细胞遗传学异常可导致治疗耐药(表3)。

染色体异常和药物耐药
1q21获得(Gain)
1q21获得包含 MCL1 基因座,已被确定为对维奈克拉耐药的机制。Guieze 等人首次报道了三例维奈克拉耐药 CLL 患者以及一株也对维奈克拉耐药的 BCL2 驱动淋巴瘤细胞系中 1q21 区域的获得MCL1 获得与 MCL1 过表达相关:这种抗凋亡蛋白以类似于 BCL2 的方式起作用,其过表达可能补偿维奈克拉对 BCL2 的抑制。此后,Thijssen 等人描述了在维奈克拉进展的患者中普遍存在 MCL1 基因上调,但仅在部分病例中检测到 MCL1 基因扩增(3/13)。有趣的是,这些样本中携带 MCL1 拷贝数获得的白血病细胞负荷可变,MCL1 表达相应变化。最后,第三项研究报告了两例维奈克拉耐药患者中影响 MCL1 基因的 1q21.2q21.3 区域获得性获得。在体外,携带 1q 获得的细胞比没有的细胞对维奈克拉更耐药。携带 1q 获得的细胞也对 MCL1 抑制剂和维奈克拉的组合更敏感。
2p Gain
2p Gain(2p+)与不良预后因素、OS 降低和药物耐药相关。描述的最小gain区域包括 MYCN (2p24) 或 REL 和 XPO1 基因(位于 2p15/16)。体外研究首先证明 2p+ CLL 细胞对氟达拉滨和伊布替尼的敏感性降低,独立于 del(17p) 或其他高危特征。纵向分析显示,2p+ 克隆在接受 FCR 治疗的患者中持续存在,并且未被伊布替尼完全根除。机制上,耐药与 XPO1 过表达以及最近与 REL 过表达相关,驱动经典 NF-κB 激活,在 BTK 抑制下维持信号传导,并赋予对共价和非共价 BTKi 的广泛耐药。2p+ 对长期 BTKi 结局的影响仍有争议,因为 Miller 等人报告无显著不良影响,而 Dehgane 等人观察到 BTKi 治疗患者中至下一次治疗时间(TTNT)更短。
8p 缺失
在获得性伊布替尼耐药患者中观察到 del(8p) 富集。Burger 等人显示 TNFRSF10A/B(TRAIL 受体)的单倍剂量不足足以消除 TRAIL 的促凋亡效应,并注意到在伊布替尼存在下 TRAIL 对 CLL 细胞凋亡的加性诱导。Jondreville 等人证明 TNFRSF10B 丢失消除了氟达拉滨和 TRAIL 诱导凋亡之间的协同作用。三项研究报告了在维奈克拉耐药 CLL 患者中 del(8p) 克隆的出现或扩增。此外,Khalsa 等人证明携带 del(8p) 的原代 CLL 细胞在体外对维奈克拉敏感性降低,可能与 TNFRSF10 基因表达降低有关。
8q24 获得(MYC)
MYC 异常(包括 MYC获得)已在伊布替尼复发患者中识别(30%)。它与 CK 和 del(17p) 相关。
9p 缺失(CDKN2A/B)
CDKN2A/B (9p21.3) 缺失在耐药患者中被检测为维奈克拉下的克隆进化。然而Herling 等人显示,完全丧失 CDKN2A/B 单独在体外消除细胞周期控制似乎不足以诱导维奈克拉耐药。Del(9p) 也已在伊布替尼复发患者中报道。纯合缺失可能发生。
17p 缺失(TP53)
TP53 改变(缺失和/或突变)长期以来被描述为诱导对嵌入剂如氟达拉滨的耐药,即使与环磷酰胺和利妥昔单抗联合。事实上,氟达拉滨,一种嘌呤类似物,需要 TP53 依赖性凋亡途径来杀死细胞。相比之下,BTKi 和 BCL2i 在 TP53 异常患者中均有效。然而已显示 TP53 异常(包括 del(17p) )与维奈克拉(即使与奥妥珠单抗联合)下更短的缓解持续时间、无进展生存(PFS)和 TTNT 相关。
TP53 异常在 BTKi 下的影响不太清楚。事实上,有研究显示在初治患者中 TP53 异常无影响。然而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显示,del(17p) 对接受一线伊布替尼治疗的 CLL 患者 OS 和 TTNT 的负面影响。在 R/R 患者接受伊布替尼治疗中,双打击 TP53 异常的负面影响仅在 PFS 上保留。
18p 缺失
尽管非常罕见,但del(18p) 已在伊布替尼复发患者中被识别。这种缺失通常影响整个臂,被认为是治疗前存在的,并与 del(17p) 共现。目前尚未识别出候选基因,其致病作用尚未确立。
复杂核型
一项对5290例接受 CIT 治疗患者的回顾性研究证明,CLL 伴高复杂核型(HCK)(定义为5个或更多异常)表现出不良临床结局。Fürstenau 等人显示,在没有 del(17p) 的情况下,CK 与维奈克拉方案下更短的 PFS 相关,尽管只有 HCK 导致对维奈克拉方案反应差。已显示 CK 的发展与维奈克拉耐药相关。事实上,60%在维奈克拉下疾病进展的患者发展了 CK,其特征是获得涉及染色体8的不平衡易位,最终导致 HCK。在 BTKi 治疗下,HCK 的影响也与更差的预后相关,在初治和 R/R中 PFS 更短,ORR 更低。负面影响随复杂性程度增加。
除染色体异常外,基因突变也与药物耐药相关。对 BTKi 的耐药与 BTK 突变(特别是在编码 Cys481 结合位点的区域)和 PLCG2 的功能获得性突变(编码 BTK 下游酶)相关。BTK 中的突变也与新的 BGB-16673 BTK 降解剂耐药相关。同样,BCL2 中的突变可能在 BCL2i 治疗期间出现,降低维奈克拉结合亲和力并赋予耐药。
成熟淋巴肿瘤
成熟 B 细胞肿瘤
在成熟 B 细胞肿瘤的治疗中,靶向 BTK 或 BCL2 已显示出显著疗效,无论是作为单药还是与化疗联合。虽然没有染色体异常与 B 细胞淋巴瘤中的药物敏感性相关,但已描述几种细胞遗传学改变与化疗和靶向治疗耐药相关。胃结外边缘区淋巴瘤代表一个特殊情况,幽门螺杆菌根除可诱导缓解。在这种情况下,t(11;18)(q22;q21) 易位已被关联与治疗耐药(表3)。
套细胞淋巴瘤(MCL)
8p23.3 缺失与接受伊布替尼或 temsirolimus 治疗的患者反应差相关(RAY 试验)。8p23.3 区域包括 FBXO25,其缺失时是淋巴瘤发生的关键驱动因素。
MYC (8q24) 失调(通过拷贝数获得或易位)已在 MCL 细胞系中与伊布替尼耐药相关。然而这种关联尚未在患者中观察到。
9p 缺失(CDKN2A/B)和 CCND1 或 IGH::CCND1 融合获得与化疗耐药相关。
11q22 缺失(BIRC3)——连同 BIRC3 突变——与在 RAY 试验中接受伊布替尼或 temsirolimus 治疗的患者中较差的 PFS 和 OS 相关。
Del(17p) 和 TP53 突变——当发生为双等位基因 TP53 改变时——与接受多药化疗的 MCL 中更短的至治疗失败时间和较差的 OS 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化疗耐药主要由受损的 TP53 介导的凋亡信号驱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并发 TP53 突变的情况下,孤立 del(17p) 的患者显示出与 TP53 野生型疾病相当的结果。在比较 temsirolimus 和伊布替尼在 R/R MCL 中的 RAY 试验中,TP53 改变(缺失和/或突变)与反应差相关。然而对于限于 TP53 改变的患者,伊布替尼似乎消除了这种有害影响。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
Jimenez 等人研究了五例既往接受伊布替尼治疗进展的 WM 患者,在所有五例中检测到 6q 缺失,包括纯合 del(6q) (3/5),未识别机制。缺失区域包括几个基因,包括 TNFAIP3。在同一研究中,在伊布替尼进展时观察到 4/5 (80%) 患者的 del(8p)。TNFRSF10A/B 基因包含在共同最小缺失区域中。在一项238例接受化学(免疫)治疗的 WM 患者的回顾性队列中,TP53 异常(包括 del(17p))与更短的 PFS 和 OS 相关。
伴有 MYC 和 BCL2 重排的高级别 B 细胞淋巴瘤(HGBL-MYC/BCL2)
根据当前 WHO 分类,HGBL-MYC/BCL2 的特征是在高级别或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背景下同时存在 MYC 和 BCL2 重排。诊断时患有 HGBL-MYC/BCL2 和晚期疾病(Ann Arbor III/IV)的患者在常规 CIT(R-CHOP)后经历高治疗失败率,并且与经典 DLBCL 或非双打击 HGBL 相比更容易早期复发。几项研究显示 HGBL-MYC/BCL2 与特别不良的结局相关,主要是由于对标准 CIT 的耐药。因此,诊断时现在首选 IC 或伯基特淋巴瘤样方案,以及针对 R/R 患者的CAR-T 细胞治疗。
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结外边缘区淋巴瘤
t(11;18)(q22;q21)/BIRC3::MALT1 在约25%的幽门螺杆菌(HP)阳性胃 MALT 淋巴瘤中检测到,但在 HP 阴性胃 MALT 淋巴瘤中频率更高(53%)。这种易位与抗生素治疗难治性显著相关,抗生素治疗是局部疾病的标准一线治疗,在80%的病例中导致 HP 根除和治愈。与 t(11;18) 阴性病例相比,胃 MALT 淋巴瘤中抗生素治疗疗效降低和 PFS 更短已在几项研究中得到证实。此外,t(11;18)/BIRC3::MALT1 在抗生素耐药患者的胃活检中持续存在,并与更晚期疾病相关。因此,t(11;18)/BIRC3::MALT1 代表胃 MALT 淋巴瘤中治疗耐药的关键标志物。
除染色体异常外,基因突变也与药物耐药相关。关于对 BTKi 的耐药,虽然 BTK 和 PLCG2 突变代表 CLL 和 WM 中的主要机制,并且在 MZL 中也有记录,但它们在 MCL 中罕见。在 MCL 中,对 BTKi 的耐药反而与 TRAF2、BIRC3 和 CARD11 基因突变相关。在 WM 中,对 BTKi 的反应进一步受 CXCR4 突变影响,其赋予对伊布替尼的耐药。
成熟 T 细胞肿瘤
成熟 T 细胞肿瘤是高度异质性的恶性肿瘤,包括多种不同亚型,具有异质性临床表现和治疗管理,包括化疗、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与 B 细胞淋巴瘤相反,没有染色体异常与成熟 T 细胞淋巴瘤中的药物耐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一种染色体改变与靶向治疗敏感性相关,即 ALK+ 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CL)中的 ALK 重排,其赋予对 ALK 抑制剂的敏感性。
2p23/ALKr主要来自 t(2;5)(p23;q35) 易位,在约80%的 ALK+ ALCL 中检测到,导致 NPM1::ALK 融合转录本。这导致融合蛋白二聚化,从而触发激酶域和下游信号通路的组成性激活,促进增殖和生存。在 T 细胞淋巴瘤中,2p23/ALKr(NPM1::ALK 或其他 ALK 融合)的识别提供了强诊断标志物和靶向 ALK 抑制剂治疗的生物学理由。在儿童中,克唑替尼显示 ORR 为90%,而一线联合化疗产生2年 OS 为95%。在成人中,ORR 高达67%,PFS 持久。另一种抑制剂阿来替尼在 R/R 疾病中显示80% ORR 和58%的1年 PFS。耐药通过 ALK 扩增、变异融合或激酶域突变降低对 ALK 抑制剂的敏感性而出现。
除 2p23/ALKr 外,部分复发性突变已在 T 细胞淋巴瘤中识别,作为治疗敏感性或耐药性的生物标志物。影响表观遗传标记(TET2、DNMT3A、IDH2)的突变赋予对 HMA 的敏感性。同样,EZH2 的功能获得性突变可被特定抑制剂(如他泽司他)有效靶向。相比之下,JAK3 突变与对抗 PD-1 治疗反应差相关,反而支持使用 tofacitinib(一种 JAK 抑制剂)而非单独 PD-1 免疫治疗。
浆细胞肿瘤
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MM)的治疗基于化疗组合,可能包括地塞米松、蛋白酶体抑制剂(PI)、免疫调节剂、抗 CD38 单克隆抗体,通常随后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对于 R/R 疾病,额外的治疗选择包括:维奈克拉、XPO1 抑制剂,以及最近针对 BCMA (TNFRSF17) 和 GPRC5D 的双特异性 T 细胞衔接器(TCE)和 CAR-T 细胞。
尽管有这些进展,尚未有专门针对 MM 中染色体异常的靶向治疗被验证用于临床。然而,正在进行的早期试验正在研究诸如 FGFR3 或 MMSET 抑制用于 t(4;14) 易位和 MDM2 抑制用于 del(17p) 的策略。此外,1q21 获得也正在成为对 MCL1 抑制剂敏感性的潜在生物标志物(表3)。
染色体异常和药物敏感性
t(11;14)(q13;q32)/IGH::CCND1
易位 t(11;14)(q13;q32)/IGH::CCND1 发生在15%–20%的 MM 病例中,在 AL 淀粉样变性中高达60%,导致 CCND1 过表达。在 t(11;14) 浆细胞疾病中,三分之二的病例表现出高 BCL2 表达,BCL2/BCLXL 和 BCL2/MCL1 比率升高。这产生对抗凋亡 BCL2 蛋白的依赖,并解释了它们对 BCL2i 如维奈克拉的敏感性。这种 BCL2 依赖的分子基础仍未解决。尚未证明 CCND1 上调与 BCL2 表达之间的机制联系,沉默 CCND1 不影响维奈克拉敏感性,表明 BCL2 驱动的生存独立于 CCND1 发生。临床证据支持这种敏感性:3期 BELLINI 试验显示在 t(11;14) 患者中维奈克拉联合硼替佐米/地塞米松改善 PFS。AL 淀粉样变性的回顾性研究也报告了高血液学缓解率。
染色体异常和药物/治疗耐药
以下描述的赋予治疗耐药的各种异常的存在不影响当前临床实践,目前不排除使用既定疗法。
1q21 获得/扩增
1q21 获得/扩增与对硼替佐米耐药相关。一种提出的机制涉及位于 1q21.3 的 PSMD4 过表达,其编码 19S 蛋白酶体复合物的一个亚基。1q21 获得/扩增也与对达雷妥尤单抗(抗 CD38 单克隆抗体)耐药相关。在携带 +1q21 的患者中已报道 CD38 表面表达降低。这种下调可能由位于 1q21.3 的 IL6R 过表达引起,已显示通过激活 IL-6/JAK/STAT 信号通路降低 CD38 表达。由于达雷妥尤单抗的疗效依赖于浆细胞上足够的 CD38 表达,+1q21 因此可能损害治疗反应。这种效应可能限于 1q21 扩增(≥4拷贝)。最后,+1q21 可能降低携带 t(11;14) 患者中维奈克拉的疗效。
8p21 缺失
Del(8p21) 涉及编码 TRAIL 受体的基因。这种改变损害硼替佐米诱导的促凋亡受体 TRAIL-R1 和 TRAIL-R2 上调,同时观察到抗凋亡诱饵受体 TRAIL-R4 的过表达。因此,硼替佐米不再能够通过 TRAIL/APO2L 信号通路诱导骨髓瘤细胞凋亡。Del(8p21) 已在体外和体内证明赋予对硼替佐米的耐药。
12p13.1 缺失
Del(12p13.1) 影响 GPRC5D 基因,这是 塔奎妥单抗(一种双特异性 GPRC5D 导向 CD3 TCE)以及 GPRC5D 靶向 CAR-T 细胞治疗的关键靶点。耐药可能通过 GPRC5D 的双等位基因缺失(包括局灶性或大的 12p 丢失)或单等位基因缺失结合失活单核苷酸变异或插入/缺失而产生。这些基因组改变代表抗原逃逸机制,可能导致治疗失败。
t(14;16)(q32;q23)/IGH::MAF 和 t(14;20)(q32;q12)/IGH::MAFB
t(14;16)(q32;q23)/IGH::MAF 和 t(14;20)(q32;q12)/IGH::MAFB 易位分别导致 MAF 和 MAFB 过表达。这些转录因子水平升高与 PI 的中位抑制浓度(IC50)增加相关,表明药物敏感性降低。此外,PI 本身干扰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介导的 MAF 和 MAFB 正常降解,导致其积累。MAF 和 MAFB 的过表达和稳定化最终损害 caspase 激活并减少对 PI 的凋亡反应。
16p13 缺失
Del(16p13) 影响 TNFRSF17 基因,其编码 B 细胞成熟抗原(BCMA),这是 MM 中 CAR-T 细胞治疗和 TCE 的关键靶点。TNFRSF17 的双等位基因丢失导致对 BCMA 导向 CAR-T 细胞和 TCE 如 teclistamab 和 elranatamab 的耐药,因为恶性浆细胞上靶抗原缺失。值得注意的是,TNFRSF17 的单等位基因丢失在约9%的新诊断、初治患者中观察到,这可能对治疗压力下的克隆选择有影响。
17p13 缺失
影响 TP53 基因的 Del(17p13) 似乎是 t(11;14) 患者中维奈克拉疗效降低的原因。
染色体碎裂
染色体碎裂(Chromothripsis)在高达36%的 R/R MM 中检测到,并与对达雷妥尤单抗反应较差相关。假设染色体碎裂可能导致免疫微环境的改变,包括免疫细胞组成的变化,这可能影响 CD38 靶向治疗的疗效;然而这种关联的确切机制仍不完全清楚。
除染色体异常外,基因突变也与药物耐药相关。PSMB5 和 XBP1 突变似乎介导对 PI 的耐药,而 BCL2 突变可在维奈克拉治疗期间出现,降低其结合亲和力并赋予耐药。
结论
将细胞遗传学和分子评估整合到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管理中,使得高度特异性和有效的靶向治疗得以发展。染色体异常不再仅仅是诊断或预后标志物;它们代表真正的治疗诊断决定因素,可作为指导个性化治疗策略的治疗灯塔。除了定义疾病实体和风险类别外,它们还告知治疗选择、预测药物敏感性或耐药性,并有助于理解治疗压力下的克隆演化。
参考文献
Am J Hematol . 2026 Oct 4. doi: 10.1002/ajh.7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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