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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20 天前AI 评分28

下腔静脉平滑肌肉瘤病例报告:多学科手术与分子特征分析

下腔静脉平滑肌肉瘤切缘阴性仍术后4个月复发,NGS检出TP53与RB1缺失支持典型分子特征,同时检出KMT2C、TSC2、ROS1变异提示潜在靶向治疗

AI 导读

69岁男性患者下腔静脉平滑肌肉瘤,经多学科手术切除并进行分子特征分析,发现TP53、RB1及KMT2C等基因变异,提示潜在靶向治疗机会。患者术后4个月局部复发,但未验证靶向治疗获益。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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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总结

本报告描述1例69岁男性下腔静脉平滑肌肉瘤,首次穿刺未能明确肉瘤亚型,4周期多柔比星后复查提示下腔静脉血栓及右肾静脉受累,复次活检结合平滑肌标志物确诊。多学科团队整块切除肿瘤、受累下腔静脉及右肾;因侧支循环充分且阻断后无明显血流动力学变化,未行下腔静脉人工血管重建,但修复并保留左肾静脉开口通畅。肿瘤NGS显示TP53及RB1缺失;WES还识别KMT2C、TSC2等胚系和体细胞变异,并发现新的ZNF101::NCAN嵌合转录本。患者术后4个月局部复发,经后续化疗及再手术,确诊后30个月死亡。分子分析为探索PARP、mTOR及ROS1相关治疗提供候选线索,但文中未在本病例中验证相应靶向治疗获益,生物信息学预测有害的变异也不能直接等同已确立的治疗靶点。

摘要

下腔静脉(IVC)平滑肌肉瘤是一种罕见、侵袭性强的恶性肿瘤,预后不良,尚无普遍接受的治疗方案。本文报告1例69岁男性IVC平滑肌肉瘤,范围从髂总静脉延伸至右肾静脉。初始影像显示腹膜后肿块,怀疑累及IVC。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认平滑肌肉瘤,患者接受4周期多柔比星化疗,随后行手术切除。采用普外科、血管外科及泌尿外科医师参与的多学科策略,将肿瘤连同IVC和右肾整块切除。由于阻断后无血流动力学变化,无需人工血管重建IVC。术后恢复除轻度肾功能损害外顺利。下一代测序(NGS)分子分析检出TP53、RB1、KMT2C、TSC2及其他与染色质稳定性和肿瘤抑制有关的基因改变。患者术后4个月局部复发,接受化疗。本病例强调,管理IVC平滑肌肉瘤等罕见肿瘤时,需采用包括手术决策、化疗和分子特征分析在内的个体化治疗策略。仍需进一步研究潜在致癌靶点,以改善预后。

引言

IVC平滑肌肉瘤是IVC最常见的原发恶性肿瘤。该肿瘤罕见,占全部成人恶性肿瘤的比例<1/100,000,通常至晚期才出现症状。IVC平滑肌肉瘤预后极差,根治性广泛切缘手术仍是治疗金标准,5年生存率接近50%。近期研究描述了平滑肌肉瘤的基因组特征,涉及DNA修复及染色质维持相关基因,主要为TP53、ATM、ATRX、EGFR及RB1。已观察到10号及13号染色体拷贝数丢失,影响PTEN及RB1,而增益通常涉及7号及17号染色体。但目前尚无广泛接受的算法支持手术决策,每项手术均需针对患者具体情况定制。本文报告1例69岁男性IVC平滑肌肉瘤,以多学科手术方式切除并联合右肾切除,同时进行基因组分析,评估组织学类型特异性事件及潜在新治疗靶点。

详细病例描述

69岁男性,因右侧腹痛就诊。腹部超声及随后CT显示腹膜后肿块(8.5×10.8×12.4 cm),推移胰头及右肾,似包绕IVC和右肾血管,按Vollman分型累及Ⅰ、Ⅱ段〔Ⅰ型位于肾静脉以下;Ⅱ型位于肝段与肾静脉之间〕(图1A)。患者在协作医疗中心接受超声引导穿刺,显示梭形细胞间叶性肿瘤,Ki-67为5%(caldesmon、结蛋白、MDM2、DOG-1及CD117阴性)。首次组织学活检结果未能明确具体肉瘤亚型,且病变局部广泛播散、累及多个邻近器官及血管结构,使手术无法作为一线选择;同时患者有腹痛,因此在等待再次活检期间,接受4周期多柔比星单药化疗。

3个月后复查CT显示多发肺微小结节,纵隔淋巴结大小增加数毫米。腹膜后肿块形态未变,但发现IVC血栓及右肾静脉受累征象(图1B)。就IVC受累范围而言,肿瘤从髂总静脉汇合处上方4 cm延伸至右肾静脉;IVC肝下段及左肾静脉未受累。在肉瘤转诊中心进行第二次组织学分型时,SMA、结蛋白及caldesmon等平滑肌标志物均阳性,支持最终诊断为平滑肌肉瘤。由普外科、肿瘤内科及血管外科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讨论,列出可用治疗选择。

F1

图1.(A)确诊时CT:右肾移位,下腔静脉(IVC)及右肾血管(RRV)是否受累尚不确定。(B)3个月后CT(4周期化疗后):IVC血栓形成及RRV受累。

手术报告

血管外科及肿瘤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切除手术,并由泌尿外科支持。经正中切口探查,发现肿瘤起源于IVC,累及其下段、中段及右肾血管。控制IVC近、远端后,在髂静脉汇合处上方2 cm及IVC肝下段阻断IVC,同时阻断肾静脉;阻断期间未观察到中心静脉压变化。游离并结扎右肾静脉后,将肿瘤连同IVC整块切除(图2A)。

由于术前无下肢肿胀,且IVC阻断后无明显术中血流动力学紊乱,未进行IVC人工血管重建。在髂静脉汇合处上方2 cm缝合IVC;缝合IVC近端时重建左肾静脉开口(图2B、C),保留其通畅。随后完成右肾切除。麻醉诱导及术前准备约90分钟,手术持续6小时。术中输注7单位浓缩红细胞及5瓶白蛋白。患者在重症监护室停留3天。术后肌酐中度升高〔术前1.05 mg/dL;术后1.70 mg/dL〕。给予抗凝治疗以预防血栓栓塞并发症。患者术后14天出院。

F2

图2.(A)整块切除的肿瘤。(B)重建前IVC近端及左肾静脉(LRV)管腔。(C)缝合IVC近端并保留LRV(上方指示标记);在髂静脉汇合处上方缝合IVC远端(下方指示标记)。

最终组织学报告为平滑肌肉瘤,按FNCLCC分级为G3(依据WHO 2020),切缘无肿瘤。术后4个月CT显示局部复发,肝旁有3 cm小腹部病灶,提示肿瘤生物学行为尤其具有侵袭性。由于距首次手术<6个月,排除局部区域治疗,转而继续全身治疗,最初为吉西他滨联合多西他赛4周期。疾病进展后,改为吉西他滨联合达卡巴嗪,再治疗4周期,疾病稳定直至2处腹部病灶进展,随后手术处理。患者确诊后30个月死亡。随访中未出现下肢静脉淤滞症状;术后CT亦证实广泛侧支静脉循环,进一步支持不重建IVC策略的适宜性。

分子特征分析

考虑疾病罕见及部位特殊,研究者采用NGS分析该肿瘤的基因组及转录组状态,以更好界定其分子特征,并识别可能对预后和治疗有用的致癌靶点。拷贝数分析显示肿瘤抑制基因TP53(17p13.1)及RB1(13q14.2)均存在缺失;二者为平滑肌肉瘤最常改变的基因,呈现该肉瘤组织学类型的典型遗传谱。

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检出胚系变异(补充表1)。部分涉及染色质稳定性相关基因,包括KMT2C(Y816*)、ERCC4(G403R)及FANCA(D953E)。此外,胚系变异还累及肿瘤抑制基因SDHA(S540L)及TSC2(F1266del),以及可激活SET核癌基因的SETBP1(T228Sfs*8)。外显子组测序还识别出以下在恶性转化及疾病进展过程中获得的体细胞事件(补充表2)。值得关注的是,KMT2C、TSC2及原癌基因ROS1分别存在错义突变D2366N、S136Y及I468V,生物信息学预测工具认为其有害。

融合分析发现新的ZNF101::NCAN嵌合转录本。该转录本在两个完整外显子之间保持阅读框:ZNF101第1外显子末端位于chr19:19668966,NCAN第12外显子起始位于chr19:19240603。锌指蛋白ZNF101参与基因转录,而融合仅保留其主要由5′非翻译区(UTR)组成的第1外显子,因此该事件可能改变转录活性。

讨论

IVC原发肿瘤极为罕见,其中平滑肌肉瘤占95%;与动脉系统不同,在动脉原发肿瘤中,平滑肌肉瘤位列血管肉瘤及内膜肉瘤之后,为第3常见类型。IVC平滑肌肉瘤为间叶来源肿瘤,起源于血管中膜平滑肌细胞。首例报道可追溯至19世纪末,Mechior描述的首次手术切除约在20世纪30年代。这类肿瘤生长相对缓慢,症状出现较晚,常至晚期才确诊,因而预后不良。临床表现与部位密切相关。已有按位置及相应症状体征分型的方案:Vollman分型Ⅰ型位于肾静脉以下(下肢水肿、深静脉血栓、腹痛、可触及腹部肿块);Ⅱ型位于肝段与肾静脉之间(腹痛、高血压及肾炎综合征);Ⅲ型位于右心房至肝静脉之间(体重下降、恶心、布加综合征、心律失常)。

目前,对局限性疾病患者,手术切除仍为金标准,但并不总能获得长期生存。联合放疗、化疗等辅助治疗十分重要,但其实施方式尚未明确。因此常需广泛整块切除,不仅涉及血管,也涉及病变邻近器官。整块切除后是否重建IVC,仍存在争议。侧支网络是选择重建策略的关键;肿瘤缓慢生长常使替代静脉回流逐渐适应,从而无需重建腔静脉亦可根治切除。文献常在肿瘤累及肾下IVC时描述此情况。

对于肾下IVC平滑肌肉瘤,近期文献建议:管腔受累<25%时直接缝合,受累不超过50%时采用补片重建(补片成形),以保证充分层流并尽量减少修复后狭窄。但肿瘤累及血管>50%时,可能需要切除腔静脉并移植物重建。可选Dacron或聚四氟乙烯(PTFE);感染风险较高时,应考虑自体或同种异体移植物。

Sidawy等报道的梅奥诊所经验指出,肾旁及肾下腔静脉切除不作静脉重建可以成功,但肾衰竭风险高,尤其同时行右肾切除时。因此作者建议,此类情况下重建或重新植入左肾静脉。尽管左肾静脉回流可由侧支替代,与右肾切除后结扎左肾静脉可能导致的肾衰竭相比,左肾静脉重建增加的时间极少。

本病例术前CT显示肾下IVC环周受累,但无下肢静脉高压表现。术前已考虑人工材料重建;但术中阻断肾上段后无血流动力学变化,证实既往已存在慢性状态,其逐渐形成使代偿性侧支循环得以建立。本病例中重建腔静脉将延长手术时间、增加感染风险,且无明显患者获益。因此选择重建左肾静脉流入部,以尽量降低肾衰竭风险;临床结果良好,无肢体肿胀及静脉血栓临床体征。

近期文献报道1例Ⅱ型IVC平滑肌肉瘤,从肾静脉开口至肝段阻塞,同样切除腔静脉而未重建。作者根据无血流动力学变化作出决定,并强调术中双功能超声评估血流的应用。本病例不重建IVC的决定,得到术中所见慢性闭塞IVC及发育良好侧支循环支持;既往在此情境下已有不重建切除安全、可行的报道。尽管近期报告强调术中多普勒或超声进一步验证血流动力学充分性的潜在作用,本中心当时无法使用这些工具。但术中无静脉淤血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支持IVC已被功能性排除,与侧支充分时并非必须重建的文献一致。

不可切除、复发或转移IVC平滑肌肉瘤的标准药物策略,与其他平滑肌肉瘤相同:一线为蒽环类联合或不联合达卡巴嗪,疾病进展后使用曲贝替定,或吉西他滨联合或不联合多西他赛。但疾病缓解率及生存获益仍较低。为更好描述该平滑肌肉瘤样本并可能检出可干预致癌靶点,我们开展NGS。结果证实其典型基因组特征:TP53与RB1在该组织学类型中常改变,两者合计可解释高达75%的病例;KMT2C及TSC2突变仅见于少数样本。本病例KMT2C及TSC2呈复合杂合状态,其对肿瘤发生及恶性进展的贡献仍需进一步研究。

KMT2C是赖氨酸甲基转移酶,使需要转录或DNA修复的区域发生染色质重塑;因此发生改变后,同源重组受损,促进肿瘤发生。TSC2是参与细胞代谢及生长的肿瘤抑制因子,任何改变都可能激活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通路,导致不受控制的细胞增殖。有趣的是,未检出PTEN及ATRX改变。相反,患者具有FANCA及SDHA胚系变异,这两种基因通常分别在范可尼贫血及胃肠道间质瘤(GIST)中发生突变,但这些变异在发病中的作用远未明确。

从治疗角度考虑,FANCA及KMT2C通过调控DNA修复维持染色质稳定性,其改变提示可能对PARP抑制剂(PARPi)敏感。PARPi使聚ADP核糖聚合酶失活,导致DNA双链断裂积累,最终细胞死亡。其他可考虑策略包括mTOR抑制剂,其似对TSC1/2突变有效;以及针对编码酪氨酸激酶受体的原癌基因ROS1的酪氨酸激酶(TK)抑制剂。尽管ROS1重排更常与致癌转化相关,点突变也已开始被发现可作为驱动事件。总体而言,结果强调该亚型分子异质性,以及确定可靶向致癌突变、选择最合适治疗的困难。正是这种异质性及侵袭性,使上述靶向药物成为需要探索的方向。但考虑毒性及相互干扰风险,应谨慎评估针对不同分子的协同作用。

结论

腔静脉平滑肌肉瘤极为罕见。由于疾病少见,很难标准化治疗,而其无疑需要多学科策略。手术切除联合药物治疗发挥关键作用。部分病例可成功广泛整块切除而无需进一步重建,取得技术及临床成功。据作者所知,将手术管理与IVC平滑肌肉瘤详细基因组分析结合的报道较少,这可能为未来个体化策略提供信息。例如本病例不仅识别TP53及RB1相关的组织学类型特异事件,也发现KMT2C、TSC2及ROS1等潜在靶点;对具有相同改变的其他平滑肌肉瘤,其相关抑制剂可作为有待考虑的治疗策略。

文献来源:Pini A, Pantaleo MA, Astolfi A,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management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inferior vena cava leiomyosarcoma: a case report. World Journal of Surgical Oncology. 2026;24:7. DOI: 10.1186/s12957-025-0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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