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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2022-03-02精选AI 评分67

ARDS 浅镇静临床实践解析:证据局限与深镇静及肌松的应用边界

“浅镇静”救了无数 ICU 病人,为什么在 ARDS 身上就失灵了?

AI 导读

浅镇静在 ARDS 患者中可能因呼吸驱动与肺保护需求不匹配而失效,临床需根据实际潮气量、叠加呼吸及人机不同步情况判断是否加深镇静。ACURASYS 试验显示在深镇静背景下加用肌松可降低 90 天院内死亡,而 ROSE 试验证实常规肌松加深镇静相比较浅镇静策略未降低死亡率。

推荐理由

原文系统梳理了浅镇静在 ARDS 中失效的生理机制与临床证据,明确了深镇静与肌松的适用边界及退出条件。

正文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肺保护是否实现,决定当前镇静需要多深;复评与退出应从治疗开始时就写清。

导言:先问浅镇静要完成什么任务

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床旁常见这样的矛盾:病人插着气管导管,能睁眼、握手,镇静评分已经“达标”,呼吸机上却不断出现叠加呼吸,实际潮气量超出设定;有时病人已经毫无反应,仍可见与机器时序错开的膈肌收缩。前一种情况让医生怀疑浅镇静是否适合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后一种则说明,加深镇静也未必能实现肺保护。

标题前半句的含义需要澄清。浅镇静帮助许多患者减少不必要的持续昏睡,在部分研究中缩短了机械通气时间,也让交流、活动和撤机评估成为可能;但“普遍降低死亡”并非所有随机证据都已证实的结论。标题后半句也不意味着ARDS患者一律不适合浅镇静。临床需要判断的是:在当前病程阶段,能否既让病人舒适、保持可接受的呼吸努力,又在较浅镇静下实现肺保护通气?如果不能,问题出在哪里,可逆原因是否已处理,何时可以再次减浅?

本文以Chanques等的专家叙述性综述《Analgesia and sedation in patients with ARDS》为主线。[1] 该文主张镇痛优先,系统评估痛苦和人机不同步,优先考虑调整呼吸机,必要时采用深镇静或肌松。本文结合随机试验和现行指南讨论这些生理与临床实施建议,重点关注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成人ARDS患者。非插管患者的镇静、神经重症的特殊目标,以及体外膜肺氧合期间的清醒策略,不能直接沿用本文的处理方式。

「本文主张:浅镇静仍是默认选择;有明确治疗需要时可以短程使用深镇静,但必须有可观察的肺保护失败作为依据,并同时记录复评和退出条件。 单凭ARDS诊断、氧合分级或一次镇静评分,都不足以作出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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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RASS为Richmond躁动镇静量表(Richmond Agitation-Sedation Scale),P/F为动脉氧分压与吸入氧浓度比值(PaO₂/FiO₂)。

01 浅镇静的证据成立,但“救命”和“适用于所有人”要分开

疼痛、躁动或镇静、谵妄、活动受限与睡眠障碍指南(Pain, Agitation/Sedation, Delirium, Immobility, and Sleep Disruption,PADIS)建议机械通气成人采用浅而非深镇静,原推荐为“conditional recommendation, low quality of evidence”,即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2] 这是多数患者的起点,并不要求每位患者始终达到某个固定评分。

Richmond躁动镇静量表(Richmond Agitation-Sedation Scale,RASS)需结合疼痛、呼吸机波形和器官支持需求解读。各研究对“浅镇静”的定义并不相同,不能套用另一项研究的阈值后直接比较死亡率。

Kress的经典试验在单中心内科ICU随机分配了150人,主要分析纳入128人,其中每日中断组68人、常规组60人。每日中断镇静输注使机械通气中位时间由7.3天缩短至4.9天,原文未给出这一中位差的置信区间。[3] 结果说明,在当时常规持续镇静的背景下,主动评估病人是否仍需镇静药,可以改变治疗过程。但它没有证明所有ARDS患者每天停药都安全,也没有证明固定RASS目标能独立降低死亡。随机后排除早期死亡或拔管等患者、单中心设计,以及当时的镇静实践,都限制了结果的外推。

Awakening and Breathing Controlled(ABC)试验进一步协调了自主唤醒试验(spontaneous awakening trial,SAT)与自主呼吸试验(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SBT)。试验随机336人,分析335人,其中配对策略组167人、常规镇静加SBT组168人。主要结局为随机后28天内存活且无辅助呼吸的天数,两组分别为14.7和11.6天,差3.1天,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0.7–5.6天。

随访一年死亡为74/167与97/168,风险比(hazard ratio,HR)0.68,95%CI 0.50–0.92;这是次要结局。[4] 该研究支持唤醒、呼吸评估与团队执行相互配合。将结果简化为“少打镇静药就能救命”,会忽略这套流程的作用。

配对策略也存在风险。ABC试验中,两组自拔管发生于16/167与6/168人,自拔后再插管分别为5人与3人。[4] 实施时需要做好导管固定和沟通,确保护士在场,并准备失败后的处理。SAT前先检查持续深镇静或肌松等禁忌,SBT前则另行评估氧合、循环和呼吸条件;通过SAT不等于可以立即进行SBT。试验失败后,应恢复必要支持、处理原因,再选择合适时机评估。即使停止镇静,仍有镇痛需要的病人也应继续接受疼痛治疗。

近期随机证据同样不支持将浅镇静的死亡获益扩大到所有患者。Ceric等汇总15项随机试验、4352名成人,浅镇静组死亡739/2177,深镇静组748/2175,各研究随访时间约为28天至一年;合并风险比(risk ratio,RR)0.94,95%CI 0.83–1.06。[5] 这一置信区间既未证明浅镇静普遍具有死亡率优势,也未证明两种策略等效。纳入试验涵盖无镇静、不同药物及不同实施策略,镇静深浅的定义和观察时间不一致,多数试验的偏倚风险较高。减少无指征深镇静仍有合理性:恢复交流、评估神经状态和及时撤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治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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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eric等[5] Fig3的原始死亡森林图。左侧为较浅镇静方向,右侧为较深镇静方向;随机效应RR0.94(95%CI 0.83–1.06)跨越无效线,未证明浅镇静普遍具有死亡率优势。原图P值与正文有差异,本文仅使用两者一致的效应量与CI。

ARDS患者的数据更能体现混杂的影响。Palakshappa等对ROSE(Reevaluation of Systemic Early Neuromuscular Blockade)试验对照组作倾向评分匹配,将早期RASS为0或−1定义为浅镇静,≤−2定义为深镇静;后者已与许多ICU采用的浅镇静范围重叠。匹配后每组110人,90天院内死亡为37/110和45/110,比值比(odds ratio,OR)0.72,95%CI 0.41–1.27,未见明确差异。[6]

 匹配前深镇静组死亡更多,也可能反映肺损伤更重、脑病、循环不稳定,以及医生对严重程度的判断。匹配无法消除所有残余混杂,样本减少又降低了估计精度。因此,这项分析既不能证明深镇静致死,也不能证明浅镇静在ARDS中没有价值。

临床应先确定目标,再判断如何实现。病人能舒适配合、实际通气受控,且没有持续深镇静的需要时,应采用目标导向的较浅镇静。护士已经通过滴定维持合适深度的患者,每日仍需评估用药必要性,但不必将停泵视为唯一合格做法。若唤醒引起明显痛苦、持续叠加呼吸,或氧合和循环恶化,应恢复必要支持并查明原因。短暂完成SAT,也不能成为其余时间维持无指征深镇静的理由。[2]

02 清醒程度、呼吸驱动与肺负荷,是不同的观察对象

RASS反映病人对声音、接触的反应和行为状态;呼吸驱动反映神经系统发出吸气指令的强度,呼吸努力则体现呼吸肌实际产生的压力。肺应力还取决于胸壁、局部肺状态和呼吸机施加的压力。病人安静、没有挣扎,并不意味着这些指标都合适。发热、酸中毒、低氧、死腔增加、疼痛与焦虑,都可能在不同程度的意识抑制下持续驱动呼吸。单纯增加催眠药可能使面部行为消失,却未解决推动呼吸的病因。[1]

ARDS肺的力学状态并不均匀。可通气肺体积减少,背侧与腹侧、病变区与相对保留区之间的力学差异增大。强烈膈肌收缩产生的负胸膜压可能集中作用于依赖区;即使气道口测得的总潮气量尚可,各区域仍可能承受不同负荷。Yoshida等报告一例人体观察,并开展7只猪的生理实验,使用电阻抗断层成像和动态计算机断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观察摆动气(pendelluft):气体从非依赖区转入依赖区,气道口却未必记录到额外潮气量。在受损肺动物模型中,即使整体潮气量低于6 mL/kg,也可见这种区域内移气。[7] 这解释了为什么设定低潮气量仍不能保证局部负荷安全。

这项小样本研究观察的是区域充气、局部胸膜压和生理变化,没有随机比较患者的死亡或恢复。因此,不能从这一机制直接推导出“看到自主呼吸就必须肌松”。患者自身造成肺损伤(patient self-inflicted lung injury,P-SILI)是可解释部分现象的机制框架,目前还没有一个单一阈值,既能用于床旁确诊,又能指导升级镇静并被证实改善患者结局。Goligher等提出应同时考虑肺与膈肌保护,冲突时优先保护肺;本文仅核对该文摘要,属于摘要级证据,不将其建议范围视为已验证的安全界值。[8]

 Jubran等的批判性综述指出,从机制推演到预防性插管或抑制努力能否改善临床结局,仍有证据缺口。[9] 这些质疑要求我们限制推断,但并未证明强烈努力绝对无害,也未推翻现行低潮气量肺保护原则。

临床监测宜从容易取得、能直接影响决策的资料开始。应核对按预测体重计算的实际呼出潮气量,不能只看机器设定;记录叠加呼吸后的总容量,同时检查呼吸频率、辅助肌参与、胸腹运动和呼吸困难。平台压及据此推算的驱动压,需在测量条件合适且没有明显主动用力时解读,否则数值可能失真。气道闭合、内源性呼气末正压、胸壁负荷和患者努力都可能影响结果,可结合气道闭合与呼吸驱动进一步判断。气道压力正常,也不能排除吸气肌额外产生的跨肺负荷。

具备经验和设备的科室,可用气道闭合压、短暂阻断时的压力变化、食管压或电阻抗断层成像辅助判断。这些方法分别有助于评估驱动、努力或区域分配,但仍受设备算法、泄漏、阻塞、胸壁及测量时序等因素限制,任何一个读数都不宜单独决定是否深镇静。本文不设未经患者结局验证的数字“红线”。若床旁表现、波形和测量一致提示负荷过高,应先寻找可逆刺激,检查呼吸支持是否匹配,纠正后复测相同指标。肺保护仍无法实现时,再评估是否需要暂时加深镇静或肌松。

自主呼吸同样有价值。适度努力可维持膈肌活动,减少完全卸载造成的失用,并帮助康复;过度支持则可能造成无效触发、极低努力和延迟脱机。床旁目标是让呼吸努力与病程阶段相适应,而非消灭每一次自主呼吸。早期肺极不稳定时,肺保护优先;肺与循环改善后,应主动寻找恢复适度自主活动的机会。一次氧合改善不足以证明负荷已经安全,长期没有任何努力也不能仅因“同步很好”而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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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图中区分意识、驱动、努力与区域肺负荷:整体容量和RASS均不能单独排除区域负荷。此机制图不能用作P-SILI的床旁确诊工具。

03 看见不同步,先找到不匹配发生在哪一段

人机不同步是一种现象,不能直接等同于“镇静不足”。床旁应在同一时间轴上查看压力、流量和容量波形,同时观察病人。无效触发说明患者的努力未能成功触发机器,需检查内源性呼气末正压、触发设置、肌力和过度支持;自动触发则需排查泄漏、管路积水或触发过敏。容量控制下,流量不足可表现为吸气压力曲线向下凹,即患者仍需要流量,而机器供给受限。双触发可能源于患者神经吸气时间长于机器吸气时间,两次送气之间几乎没有充分呼出;肺实际承受的是叠加后的总容量。[1]

先排除气管导管移位或阻塞、分泌物、支气管痉挛、气胸及设备问题,再评估疼痛、呼吸困难、发热、酸中毒和循环异常。能可靠表达的病人,以自报疼痛为主;不能自报但可观察行为时,使用重症疼痛观察工具(Critical-Care Pain Observation Tool,CPOT)或行为疼痛量表(Behavioral Pain Scale,BPS)。心率、血压和呼吸频率只能提示需要进一步评估,不能单独诊断疼痛。[2] 镇痛后病人更安静,但叠加呼吸仍持续,可能说明疼痛已改善,而通气问题尚未解决。此时应另查原因,不能无限追加阿片。

Chanques等的非随机研究为调整呼吸机提供了参考,但证据有限。研究筛查254人,发现66人有严重叠加呼吸,最终分析30名患者的50次临床决策,其中26次调整呼吸机、16次增加镇痛镇静、8次不干预。观察前后30分钟,不同步指数在调机组从38%降至2%,在加药组从41%降至27%;原文未给出这两个差值的CI。[10] 同一患者可能贡献多次决策,干预由医生自行选择,且部分患者原先的吸气时间很短,因此不能将其视为随机比较。波形改善也不等于已经证实肺损伤或死亡减少;转入压力支持模式后,潮气量可能增加,仍需核对实际容量和努力。

调整时应根据失配类型改变一个主要参数,并立即观察连续波形。流量不足时,可调整供气方式、流量形态或上升速度;但增加流量会改变机器吸气时间,双触发可能仍需调整时序。吸气过早结束时,检查吸气时间和切换条件;过晚结束时,应避免机器继续送气、对抗主动呼气。无效触发需结合呼气流量是否回零、内源性呼气末正压和支持强度判断,不能一味提高触发敏感性。可以考虑更换模式,但仍须保证低潮气量和合适压力;若同步改善,实际潮气量或努力却增加,肺保护问题仍未解决。

深镇静时还可能出现反向触发:机器先送气,随后诱发或夹带患者的吸气活动。其先后顺序与清醒患者的主动双触发不同。[1] 进一步加深镇静未必能消除反向触发,反而可能维持其诱发条件。应辨认压力或流量变化与机器送气之间的固定时序,有条件时结合膈肌电活动或食管压判断。若循环、氧合和肺保护允许,可调整机器频率或时序,尝试减浅镇静以解除固定耦联;若反向触发造成持续危险叠加,而病人暂时无法承受减浅,再考虑短程阻断努力。是否升级治疗应依据可观察的后果,不能仅因确认了反向触发就使用肌松。

每次处理后,都需复查痛苦是否减少、实际总潮气量是否受控、呼吸努力是否合适,以及氧合与循环能否耐受。若仍有持续叠加、明显呼吸困难,或无法达到压力与容量目标,应重新评估肺、胸壁和病因,再判断是否需要加深镇静。危险已经解除后,仅为获得“完美波形”而持续压制病人,也属于治疗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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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NMBA为神经肌肉阻滞剂(neuromuscular blocking agents)

04 深镇静与肌松:两项大试验回答的是不同问题

深镇静可以减少感知、恐惧和部分呼吸活动;神经肌肉阻滞剂(neuromuscular blocking agents,NMBAs)则阻断肌肉运动,不具备镇痛、催眠或遗忘作用。研究若将两者联合使用,得到的是整套策略的效应,无法单独判断深镇静与浅镇静孰优。解读ACURASYS和ROSE时,需要先明确这一点。

ACURASYS(ARDS et Curarisation Systematique)在法国多个ICU纳入起病早期、氧合较差的ARDS患者:起病不超过48小时,动脉氧分压与吸入氧浓度比值(PaO₂/FiO₂,简称P/F)<150,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PEEP)≥5 cmH₂O。试验随机340人,撤回一人后,分析纳入顺式阿曲库铵组177人、安慰剂组162人,两组均接受很深的镇静。顺式阿曲库铵采用静脉负荷15 mg,随后以37.5 mg/h连续输注48小时。这是试验方案,不能直接作为不同体重患者的固定医嘱。[11]

预设调整分析显示,90天院内死亡HR为0.68,95%CI 0.48–0.98,达到主要终点;未调整死亡率为31.6%与40.7%(分母177与162),P=0.08。解读时应同时交代两种分析,不能任选其一代表全部结果。气压伤为9/177与19/162,RR0.43,95%CI 0.20–0.93。[11] 在相同深镇静背景下,消除危险努力与叠加可能带来额外收益,但试验没有直接测清全部机制。对照组死亡率低于预期、基线氧合不平衡、低氧亚组阈值存在事后决定,以及肌无力只能在可配合的幸存者中测量,都限制了“普遍安全且救命”的推断。该试验比较的是深镇静基础上加肌松与不加肌松,并非深镇静与浅镇静。

ROSE提出的问题更接近当前实践:在采用较高PEEP的早期中重度ARDS患者中,常规肌松加深镇静,是否优于允许较浅镇静、必要时救援肌松?试验随机1006人,干预组501人、对照组505人,纳入条件为P/F<150且PEEP≥8 cmH₂O。90天院内死亡为213/501(42.5%)与216/505(42.8%),差−0.3个百分点,95%CI −6.4至5.9个百分点;试验因无效提前停止。[12] 对照组有86/505使用救援NMBA。因此,这一阴性结果针对常规联合策略,不能据此断言NMBA对任何患者都无益。

ROSE干预组发生严重心血管不良事件14起,对照组4起;这是事件数,不能换写为患者人数。更深镇静可能增加循环负担,但试验无法将联合策略的伤害全部归于某一种药物或镇静深度。[12] ROSE与ACURASYS在对照组镇静深度、通气背景、入组时机和救援措施上均有差异,也都未系统量化所有不同步。因此,两项结果不同,不必解释为某一项试验出错:深镇静已不可避免时加用肌松,与原本能维持较浅镇静时再加入深镇静和肌松,可能带来不同收益。

对照策略

ACURASYS:深镇静+安慰剂

ROSE:较浅目标常规治疗,可救援肌松

床旁含义:不能把两者当相同对照

主要死亡结果

ACURASYS:调整HR0.68(0.48–0.98)

ROSE:风险差−0.3个百分点(−6.4至5.9)

床旁含义:效应尺度不同,不能直接合在同一轴

回答范围

ACURASYS:已深镇静者加肌松

ROSE:常规深镇静+肌松组合

床旁含义:不直接裁定单独镇静深度

指南之间也存在分歧。美国胸科学会(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ATS)建议早期重度ARDS使用NMBA,原等级为“conditional recommendation, low certainty”;实施讨论将主要范围限定于起病<48小时、P/F≤100,尽量不超过48小时,改善后提前停用。既有的低潮气量4–8 mL/kg预测体重、平台压<30 cmH₂O建议仍为“strong recommendation, moderate certainty”。[13]

 欧洲重症医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ESICM)则反对在非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相关的中重度ARDS中,为降低死亡而常规持续输注NMBA,原等级为“Strong recommendation, moderate level of evidence”。[14] 前者有条件支持特定早期重度人群,后者反对常规持续策略,不能概括为“两会完全一致”。

2020快速实践指南进一步区分了治疗条件:优化通气前,反对常规输注,原文为“Recommendation, low certainty of evidence”;能维持较浅镇静者,不应常规输注,偶尔需要阻断者可间断给药并配合适度深镇静,属于“Suggestion, low certainty”。已经需要持续深镇静,且必须阻断努力才能实现肺保护者,可考虑持续输注至多48小时,同为“Suggestion, low certainty”。[15] 因此,不能认为间断给药一定优于持续输注;应根据是否需要持续阻断来选择。

美国重症医学会(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SCCM)2026指南进一步建议:P/F<150,且持续低氧和/或在镇静下仍不能达到机械通气目标的ARDS成人,可以使用NMBA。本文未取得指南主文,属于摘要级证据,并通过官方推荐页核对原推荐为“Conditional for,Low certainty”。实施工具包却将同条证据标为Very Low,两种载体存在差异,目前无法依据主文裁决。俯卧位时用或不用、固定剂量或按阻断深度滴定等选择,官方证据确定性为very low。即使存在这些不确定性,肌松前、中、后仍须持续提供适当镇痛镇静。[16]

床旁应先明确哪些目标未能实现。优化镇痛、病因治疗和通气后,若仍有危险叠加,无法限制实际容量或压力,或持续低氧而无法执行必要通气治疗,再启动短程深镇静或NMBA。肌松前,应确认镇痛和具遗忘作用的镇静已起效,并核对输注通路;肌松后,观察原先未达成的目标是否改善,监测循环和并发症,在每班及治疗调整后重新评估。若短时阻断没有收益,应复查肺、胸壁、气道、通气测量及救援需求,不能只延长疗程。阻断需求解除后,先停肌松、确认恢复,再减镇静。四个成串刺激(train-of-four,TOF)评估的是神经肌肉阻断程度,不能证明患者没有意识或痛苦。

05 药物按治疗任务选择,别让药名代替目标

选药前应明确治疗需要:病人主要需要缓解疼痛、保持可唤醒和交流,还是暂时需要充分催眠与遗忘?核心综述主张镇痛优先,但这不意味着所有不同步都源于疼痛。[1] 阿片可减轻痛苦并影响呼吸驱动,过量则可能造成过度抑制、肠道功能问题和药物累积。能交流时,应反复询问疼痛和空气饥饿感;不能交流时,结合行为量表、护理操作和临床情境判断,给药后分别评估疼痛与呼吸表现。镇痛已经足够而通气目标仍未实现时,应检查呼吸支持和镇静需求,不能无限追加阿片来追求同步。

丙泊酚便于快速滴定催眠深度,适用于确有深镇静需要、且循环能够耐受的患者;它没有镇痛作用。每次加量后,应检查血压、升压药需求和通气反应;持续输注时,关注脂质负荷、代谢变化及不明原因的循环恶化。若不断加量仍达不到目标,应先核对通路、疼痛、时序失配和新出现的病因,再考虑联药或换药。出现难以解释的酸中毒、横纹肌损伤,或心律与循环异常时,应立即评估丙泊酚输注综合征及其他原因,停用疑似药物并提供替代镇静,不能只为达到评分而继续加量。[1]

右美托咪定的优势是可唤醒性,较适合需要保留交流、向自主呼吸和撤机过渡的患者。PADIS 2025在浅镇静和/或降低谵妄风险为优先目标时,建议右美优于丙泊酚,原文为“conditional recommendation; for intervention; moderate certainty”。[17] 这一适用条件需要保留:需要深镇静,或有明显心动过缓风险时,应考虑其他药物。右美单药通常无法提供肌松期间所需的充分催眠与遗忘,不能仅因患者已经“不动”就认定镇静充分。

SPICE III(Sedation Practice in Intensive Care Evaluation III)未能证明将右美作为所有患者的主要镇静药可以降低死亡。试验随机4000人,主要分析3904人;右美组90天死亡566/1948,常规组569/1956,均为29.1%,调整差0.0个百分点,95%CI −2.9至2.8。[18] 右美组实际接受该药的1910人中,前两个完整治疗日有1235/1910补用丙泊酚,低血压和心动过缓也更多。临床仍需按需求联药,并认识到单药的能力有限,不能凭药名判断患者预后。研究并非纯ARDS人群,采用开放治疗且大量补药,也限制了将结果解释为单一分子效应。

苯二氮卓仍有适用情境,例如其他药物不耐受、特定戒断或需要持续深镇静,但应防止长期累积和撤药延迟。PADIS 2018在常规机械通气镇静中建议丙泊酚或右美优于苯二氮卓,原等级仍为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2] 每班应核对器官功能、既往用药、联用的抑制药物和实际唤醒趋势。深镇静需求解除后逐步减量,避免到准备拔管时才发现药物清除滞后。长程使用后出现躁动、交感兴奋或通气改变,应同时考虑戒断、谵妄和新病因,避免简单恢复原高剂量并长期输注。

下表仅以核心原文Table1的低端剂量提供成人滴定示例,说明如何在医嘱中写明途径、治疗需要和复评要求。这是本文的实施示例,须根据体重、循环、器官功能和本院制度调整。[1] 持续用药应在相应需求解除后停止,每班复评,不设统一固定疗程。表中启动量不足时,应逐步滴定并检查原因,不能直接跳到原综述剂量范围的上限。

芬太尼,明确疼痛或操作痛

途径、频次及启动示例:静脉缓慢推注0.3–0.5 μg/kg,必要时每1–2 h评估追加;持续疼痛可从0.7 μg/kg/h静脉连续输注滴定

疗程、复评与失败处理:操作痛消退后停止追加,持续泵入每班重审;给药后复核痛苦、血压、呼吸和肠道。痛已缓解而叠加持续则调机/评估其他任务

丙泊酚,催眠深度需要可快速调整

途径、频次及启动示例:静脉连续输注,可从10 mg/h这一保守低端示例按反应滴定,不把它当所有成人的有效深镇静量

疗程、复评与失败处理:只在需要催眠期间维持;加量后看循环和目标。循环不耐受或疑毒性则减停、改替代方案

右美托咪定,浅镇静与交流/撤机过渡

途径、频次及启动示例:静脉连续输注,从0.2 μg/kg/h滴定;此处不采用负荷剂量

疗程、复评与失败处理:每班重审任务和心率、血压;心动过缓或低血压则减停。需要深镇静/肌松保障时改用充分催眠方案

咪达唑仑,其他药物受限时的催眠方案

途径、频次及启动示例:静脉连续输注,可从1 mg/h低端滴定,合并镇痛

疗程、复评与失败处理:每班检查累积和清除,任务解除后逐步减停;苏醒延迟先排累积及脑病,长程使用后警惕戒断

吸入镇静的判断需要纳入新研究。2020核心综述仍将七氟烷大试验列为待解问题,而SESAR(SEvoflurane for Sedation in ARds)已于2025年发表。[19] 该试验随机分配700名早期中重度ARDS患者,主要分析纳入七氟烷组346人、丙泊酚组341人,最长治疗七天;两组初始均接受深镇静和肌松,之后尝试较浅目标。主要结局为28天无呼吸机天数(ventilator-free days,VFD),两组中位数均为零,但分布不同,模型估计差−2.1天,95%CI −3.6至−0.7。

90天死亡为183/346(52.9%)与151/341(44.3%),死亡HR1.31,95%CI 1.05–1.62。

两组中位数相同,不能用来否定模型结果;死亡HR也不能误写成存活优势。多数入组患者为COVID相关ARDS,镇静和肌松时间较长,部分用药及液体等资料未全面采集,因此不能将结果直接扩展到所有挥发性药物或短程应用。不过,主要结局与死亡信号已经足以反对将这套七氟烷方案常规推广为ARDS镇静的优选。[19] 这是药物策略的新证据,并非“深镇静战胜浅镇静”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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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线段表示原研究95%CI。三个面板分别展示调整死亡HR、死亡风险差和死亡HR,各用独立坐标,不合并效应。SESAR的死亡结局为次要终点。三项研究的比较对象与效应尺度不同,不能视为同一项深浅镇静试验。

06 俯卧位与减浅:一开始就写好退出条件

俯卧位有其肺保护作用,不能仅因需要俯卧位,就在整个病程中固定使用深镇静和肌松。ESICM建议:有创通气后,经低潮气量及PEEP优化,P/F仍<150的患者应早期采用俯卧位,每次连续至少16小时;非COVID人群的原等级为“Strong recommendation; high level of evidence in favor”,COVID人群因间接性为中等证据。[14] 翻身、导管操作及严重不耐受时,可能需要加深镇静;稳定维持阶段则应根据实际痛苦、活动风险、通气和努力表现决定深度。SCCM 2026认为,俯卧位时使用或不使用NMBA仍处于均势,证据确定性很低。[16]

俯卧位前,团队应确认导管、回路和静脉通路,评估循环耐受,以及是否需要暂时增加镇痛或催眠。转位后,重新检查波形和实际容量,同时检查受压部位、气道、眼部保护及血压。若持续叠加、低氧或循环恶化,应先排查导管、姿势、分泌物,以及肺与右心的变化,再决定是否增加药物。初次氧合未明显改善,不等于俯卧位无效;其对区域应力的作用不完全反映在即时P/F上。[14] 镇静不能替代这些检查。

开始深镇静时就应写明退出条件,例如叠加解除、优化参数后能维持实际肺保护、呼吸困难缓解、氧合与循环足以耐受减浅,或暂时性操作已完成。这些条件是本文提出的实施框架,并非试验验证的统一撤药阈值。每班,以及病情改善、翻身或调机后,都应重新核对原适应证。如果继续用药的理由只剩“昨天就是这样”,应主动尝试减量,不必等待固定疗程结束。

退出顺序必须明确:先停肌松并确认阻断恢复,再逐步减镇静;仍在肌松时不能做每日唤醒。 TOF测得的阻断程度不能代替意识判断,完全瘫痪时,行为痛量表也失去主要观察基础。必要时可借助脑电监测趋势,结合药物输注和临床情境判断,但监测数字仍不能保证患者无痛或无意识。[1,15] 恢复肌肉活动前,应继续维持充分镇痛与催眠。

减浅镇静时,应同时观察病人和呼吸机。先检查疼痛、药物清除迟缓及可能的戒断,再逐步减少催眠药。若出现持续危险叠加、明显痛苦,或循环与氧合不能耐受,应停止本次减量,恢复到足以完成治疗的水平并查明原因,待病程更合适时再次尝试。通过唤醒评估后,仍需单独进行SBT安全筛查;不满足呼吸条件时应维持合适支持,并不意味着需要恢复深镇静。协调SAT、SBT、谵妄筛查、活动和家属参与,才能完整支持患者恢复。[2,4]

07 把镇痛、调机、加深和复评连成床旁路径

接班时,应将镇静目标写成可核验的要求:为什么需要镇静、当前允许多清醒、用哪些指标判断成功,以及出现什么变化后应退出。仅要求病人看起来安静,目标仍不完整。核心原文将RASS−1至+1列为浅镇静、−2/−3列为中等镇静、<−3列为深镇静,但这些目标不能与ARDS轻、中、重度一一对应。[1] 同一患者从不稳定期进入恢复期,镇静目标可以随之改变。

床旁先筛查急性危险,再并行处理镇痛、可逆刺激和呼吸机调整。导管或肺部急变需要立即处理,疼痛与恐惧也应及时缓解;随后根据波形纠正失配,检查实际潮气量、合适测量条件下的压力、呼吸努力和循环。若能达到这些要求,病人也能配合,就维持足以满足治疗需要的最浅镇静。若仍未达标,应明确问题所在,暂时加深;加深后仍无法执行肺保护,且符合前述人群与情境时,可短程使用NMBA。用药后除了记录RASS下降,还要记录原通气目标是否改善。[1,13–16]

复评时应沿用治疗前的指标,才能判断药物究竟改变了什么。例如,处理前的主要问题是叠加容量,处理后就需再次核对完整叠加呼吸;处理前是空气饥饿和酸中毒,处理后则应同时评价症状与代谢原因。血压下降、升压药增加或药物清除迟缓,都是需要权衡的代价。若呼吸努力消失,肺保护却仍未实现,应重新检查支持和病因。深镇静不能取代必要的PEEP、俯卧位及其他救援措施,继续增加泵入量也不能替代这些治疗。

退出是这套处理过程的一部分。原适应证改善后,应评估能否停肌松,确认恢复,再尝试减少催眠药,并根据恢复情况重新安排SAT、SBT、活动和沟通。一次尝试失败后,应记录原因及再次评估的条件,避免下一班仅凭ARDS诊断重新决定镇静深度。

核心原文在ABCDEF组合中加入呼吸驱动控制(Respiratory-drive control,R):A为疼痛评估与处理(Assess, prevent and manage pain),B为协调SAT和SBT(Both awakening and breathing trials),C为选药(Choice of drugs),D为谵妄评估与管理(Delirium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E为早期活动(Early mobility),F为家属参与(Family engagement),由此构成ABCDEF-R。

这是有启发性的专家扩展,整套组合的结局尚未验证,也并非具有指南推荐等级的建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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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依据Chanques等[1] Fig3。图中加入肌松前后镇静保障和安全退出顺序;病人及设备为AI示意,并非临床病例影像,波形仅作装饰示意。R是原综述的专家提议,整套ABCDEF-R的结局尚未验证。患者因素与呼吸机因素需共同处理,恢复活动是退出过程的方向。

08 虚构教学病例:从暂时加深到及时退出

虚构教学病例。 以下时间、监测值和改善轨迹均为教学构造,并非文献病例或试验结局。患者为重症肺炎后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成人,预测体重70 kg,没有需要持续深镇静的神经系统问题。病例用于说明两个决策:何时判断浅镇静暂时无法实现肺保护,以及何时停止已经发挥作用的肌松和深镇静。

0 h:评分够浅,但治疗任务失败。

容量控制设定潮气量420 mL,PEEP12 cmH₂O,FiO₂0.80,PaO₂72 mmHg,P/F90。RASS−1,患者能点头,但诉疼痛和吸不够气,呼吸频率34次/分。多次双触发后,呼出总容量约760 mL。团队不能将420 mL设定量视为已实现肺保护,也不能在患者主动用力时,仅凭一次平台压读数认定安全。立即检查导管、分泌物、支气管痉挛和气胸,根据自报疼痛给予镇痛,处理发热及代谢刺激,并结合波形调整流量和机器吸气时间。症状有所改善,但叠加仍反复出现,实际容量仍不受控,因此决定短程加深镇静,并记录适应证为肺保护失败,而非单纯ARDS诊断。

6 h:加深有收益,仍需短程阻断才能稳定执行。

具遗忘作用的静脉催眠药滴定至肌松前RASS−4,继续镇痛,但叠加仍未得到持续控制。确认药物已起效、输注通路可靠后,按本院方案启动短程静脉NMBA,并安排俯卧位。肌松期间,不再用行为RASS判断意识。此后实际呼出容量稳定在420 mL,被动测量平台压27 cmH₂O、PEEP12 cmH₂O,P/F110,循环未明显恶化。团队记录危险叠加得到控制、测量条件改善;氧合的小幅变化不能单独归功于肌松,肌松期间也不安排SAT。

24 h:原任务改善,先停肌松。

经病因治疗、通气优化和俯卧位,P/F升至165。团队先评估原危险不同步是否改善、是否仍需持续阻断,在继续镇痛和催眠的保障下停用NMBA。确认肌肉活动恢复后,观察是否再次出现危险叠加。实际容量仍受控、循环稳定,遂逐步减少催眠药,将目标调整为可交流。P/F165仅表示病例中的变化趋势,并非统一停药界值;能否退出,取决于恢复呼吸努力后是否仍能达到通气要求。

72 h:保留适度自主努力,分别评估清醒与呼吸。

PEEP8 cmH₂O,FiO₂0.40,PaO₂82 mmHg,P/F205;RASS0,呼吸频率22次/分,无持续双触发,患者能交流,疼痛可控。停止催眠药,按需保留镇痛。团队安排活动和谵妄评估,再根据当日呼吸条件单独决定是否进行SBT。既不因患者此前为重度ARDS而恢复深镇静,也不只凭清醒和P/F判断可以拔管;气道保护、分泌物、肌力和循环仍需独立评估。

若24小时停肌松后再次出现叠加,应恢复必要支持,重新检查疼痛、驱动和时序,明确是否仍需短程阻断。一次减量失败,不意味着以后都不能浅镇静。若72小时出现躁动,则需同时考虑疼痛、谵妄、戒断、缺氧和其他新病因,不能仅为恢复安静就回到此前的镇静深度。这个病例中,每个节点都需重新判断:当前镇静最浅可以减到什么程度,仍能完成必要治疗?

09 证据局限与未解问题

ARDS仍缺少按呼吸努力和病程分层、足够直接的镇静深度随机比较。许多支持浅镇静的研究来自混合ICU,重症ARDS患者可能未得到充分代表;许多支持肌松的研究又将镇静深度、通气策略和阻断联合使用。观察性研究即使作了匹配,也无法完全排除病情、脑病和临床选择造成的混杂。目前最可靠的做法仍是默认浅镇静,允许因明确治疗需要而暂时加深,并持续复评;不能声称已有适用于所有ARDS患者的最佳评分。

机制研究尚未充分证明相应干预能改善患者结局。Hohmann等的Cochrane综述针对COVID-19 ARDS早期自主呼吸,检索至2022年3月2日,未找到符合条件的研究;本文仅取得摘要,属于摘要级证据。[20] 这反映的是当时特定问题的证据缺口,不能解读为所有ARDS截至现在仍无随机试验。摆动气、食管压摆幅或驱动指标有助于解释负荷,但依据这些指标调整镇静,能否改善存活、功能和长期恢复,仍需验证,不能仅以指标改善作判断。

已发表的更新包括ROSE对常规深镇静加肌松策略的阴性结果、PADIS对右美适用目标的限定,以及SESAR中七氟烷方案的不利结果。解读当前证据时,应纳入这些结果,不能用2020核心综述中的未来展望替代。

在研项目与注册完成的项目也需区分:EFFORT-GUIDE Trial 2(NCT06242236)已注册完成,但本次未找到其已发表疗效结果;俯卧位时PEEP与肌松需求的master protocol(NCT06849570)正在招募;持续与间断NMBA比较COBRA(NCT07567768)尚未开始招募;自主与控制通气可行性研究(NCT07463885)也尚未开始招募。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期间减镇静、拔管和活动的REDEEM(NCT05562505)正在招募,但这一人群不能直接代表常规有创通气ARDS。

上述注册状态按本次检索时点核对,不能视为疗效证据。

关于长期认知、肌力、创伤体验和功能恢复的资料,远少于短期氧合和通气资料。目前仍难以量化个体患者暂时加深镇静、避免肺负荷的收益,并将其与药物累积、循环抑制和失用的代价作比较。SCCM 2026主文、Goligher全文及Cochrane全文尚未取得,相关讨论限于摘要或官方推荐资料。本文是围绕临床问题展开的叙述综述,并非穷尽所有文献的系统综述。

床旁应坚持几项明确原则:治疗疼痛,切实实现肺保护,肌松前确保充分镇痛与催眠;意识评分不能替代呼吸评估。每次加深镇静,都要说明哪项目标未能实现;每次病情好转,都要检查能否退出。这些原则既保留了浅镇静在ARDS中的价值,也明确了其临床边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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