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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2026-10-20AI 评分60

研究:慢乙肝患者无脂肪肝但合并多项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者肝癌风险最高

慢乙肝患者有这种“病”,癌变风险反而更低?

AI 导读

一项发表于Annals of Medicine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在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单纯性肝脂肪变性(SLD)与较低的肝细胞癌(HCC)风险独立相关,而≥2项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CMRFs)显著增加HCC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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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乙肝患者有这种“病”,癌变风险反而更低?

12分钟前 肝胆相照平台 肝胆相照平台 发表于上海

本研究显示,在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CHB患者中,SLD与较低HCC风险独立相关,而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聚集则明显增加HCC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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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是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重要病因。随着恩替卡韦、替诺福韦等高效核苷(酸)类似物广泛应用,HBV复制可以被长期抑制,但HCC风险并未完全消失。传统HCC风险分层主要关注年龄、性别、肝硬化和肝纤维化程度,而近年来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以及脂肪性肝病等代谢因素在HBV相关肝癌发生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这里存在一个颇具争议的现象:肝脂肪变性与代谢异常并不一定对HCC产生相同方向的影响。既往研究提示,单纯肝脂肪变性可能与较低的HBV复制水平、更高的HBsAg清除率以及较低的HCC风险相关;但当脂肪变性与糖尿病、肥胖、高血压等代谢异常共同存在时,肝脏炎症、纤维化及HCC风险又可能增加。也就是说,“有没有脂肪变性”和“代谢负担有多重”可能需要分开评价。

发表于 Annals of Medicine 的回顾性队列研究聚焦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CHB患者,试图回答一个重要问题:脂肪性肝病(steatotic liver disease,SLD)和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CMRFs)分别如何影响抗病毒治疗期间的HCC风险?两者联合评估能否识别出真正的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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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及设计: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者筛选了2004—2022年接受CHB诊疗的1885例患者,最终纳入1012例规律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且随访超过12个月的患者。排除基线或治疗开始后1年内已经发生HCC、接受肝移植、合并HCV、HDV或HIV感染以及资料不足者。最终按基线有无SLD分为SLD组(n=702)和非SLD组(n=310)。

SLD与HCC定义:SLD主要通过腹部超声或肝活检诊断;肝硬化通过超声或肝活检判定。HCC按照AASLD或EASL标准,经多期增强CT、MRI或组织病理学确认。

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定义:研究纳入肥胖、血糖异常、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等CMRFs。亚洲人群肥胖定义为BMI≥23 kg/m²或腰围升高;血糖异常包括空腹血糖≥100 mg/dL、HbA1c≥5.7%或使用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高血压定义为血压≥130/85 mmHg或使用降压药;血脂异常包括甘油三酯≥150 mg/dL、HDL-C降低或使用降脂药物。

统计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HCC相关因素,并使用逆概率治疗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IPTW)减少SLD组与非SLD组基线差异所带来的混杂。HCC累积发生率采用Kaplan-Meier法及log-rank检验比较,并进一步进行年龄、肝硬化、BMI和CMRF数量等亚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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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队列筛选及按SLD与CMRF负担进行分层的流程图

02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显示,SLD患者代谢异常更明显,但肝纤维化程度反而较轻:最终纳入1012例患者,其中SLD组702例、非SLD组310例;中位抗病毒治疗时间约5.5年,共73例患者发生HCC。SLD组年龄略小、BMI更高、甘油三酯更高、HDL-C更低,提示代谢异常更明显;但其肝硬化比例更低、血小板计数更高、FIB-4评分更低,提示基线肝纤维化程度相对较轻。两组HBV DNA、qHBsAg和HBeAg状态总体相似。

SLD组HCC发生率低于非SLD组:随访期间,SLD组HCC发生率为39/702(5.6%),非SLD组为34/310(1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这提示在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的CHB患者中,SLD与较低HCC发生风险相关。

表1  接受抗病毒治疗CHB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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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D与较低HCC风险独立相关,而≥2个CMRFs明显增加HCC风险:多因素Cox回归中,SLD与HCC风险降低独立相关(aHR=0.431,P=0.001);FIB-4≥3.25仍是HCC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与SLD相反,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呈现风险累积效应:≥2个CMRFs时HCC风险显著升高(aHR=1.927,95%CI 1.177–3.154,P=0.009)。其中,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与HCC的关联相对更强,而单独BMI升高、高血压、高甘油三酯或低HDL-C并未显示同等强度的独立效应。

表2  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模型中与HCC发生相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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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SLD + ≥2个CMRFs”是HCC风险最高的人群:以“SLD阳性且CMRFs<2个”作为参照,SLD阳性且≥2个CMRFs或无SLD且<2个CMRFs的合并组HCC风险未达到统计学显著升高(aHR=1.480,95%CI 0.850–2.578,P=0.166);而无SLD且≥2个CMRFs者的HCC风险最高,其调整后风险约为参照组的近5倍(aHR=4.943,95%CI 2.379–10.27,P<0.001)。

表3  SLD与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联合模型中与HCC发生相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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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SLD且≥2个CMRFs者5年HCC累积发生率最高:Kaplan–Meier分析进一步显示,无SLD且≥2个CMRFs者的5年HCC累积发生率达到21.4%,而“SLD阳性且CMRFs<2个”组仅为3.4%,进一步说明在多个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聚集的背景下,无脂肪变性患者构成HCC发生风险最高的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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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抗病毒治疗期间不同SLD状态及CMRF负担患者的HCC累积发生率

IPTW平衡基线差异后,主要结果仍然成立:加权后,两组年龄、性别、肝硬化、HBV DNA、qHBsAg和FIB-4等主要指标总体得到平衡。即便如此,SLD仍与较低HCC风险相关(aHR=0.461,95%CI 0.250–0.848,P=0.013),而≥2个CMRFs仍与HCC风险增加相关(aHR=2.093,95%CI 1.078–4.064,P=0.029)。说明SLD与较低HCC风险之间的关联并不能完全由年龄较轻或基线纤维化程度较轻解释。

SLD与较低HCC风险的关联在老年、肝硬化及高代谢风险患者中更明显:亚组分析显示,SLD总体与较低HCC风险相关(HR=0.467,95%CI 0.295–0.739)。这一关联在年龄≥50岁者(HR=0.383)、肝硬化患者(HR=0.566)以及CMRF负担较高者中更为明显。提示SLD与较低HCC风险的关联并非仅出现在低危人群,在传统HCC高危亚组中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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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亚组中SLD与HCC风险关联的森林图

在≥2个CMRFs患者中,有SLD者HCC风险仍明显更低:在328例合并≥2个CMRFs的患者中,有SLD者267例,无SLD者61例;HCC发生率分别为7.49%和21.3%(P=0.003)。多因素Cox分析中,SLD仍与较低HCC风险独立相关(aHR=0.262,95%CI 0.125–0.548,P<0.001);IPTW后这一关联仍然存在(aHR=0.382,95%CI 0.172–0.852,P=0.019)。

SLD组较低的HCC风险不能简单由更好的抗病毒疗效解释:5年抗病毒治疗期间,两组qHBsAg下降、HBV DNA持续抑制以及纤维化替代指标改善幅度均总体相近。FIB-4在两组均下降,肝脏硬度也均改善,但变化幅度未见明显组间差异。因此,作者认为SLD与较低HCC风险之间的关联并不能简单归因于HBV复制抑制更充分、HBsAg下降更多或纤维化逆转更明显。

03 研究结论

本研究显示,在接受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CHB患者中,SLD与较低HCC风险独立相关,而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聚集则明显增加HCC风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没有SLD但合并≥2个CMRFs的患者HCC风险最高,其风险接近“SLD阳性且CMRFs<2个”患者的5倍,5年HCC累积发生率达到21.4%。

这些结果提示,CHB患者的HCC风险分层不能只关注病毒学指标和肝纤维化,也不能简单把“脂肪变性”和“代谢风险”视为同一件事。未来风险评估可能需要同时纳入SLD状态、CMRF负担及肝纤维化程度,以识别真正需要强化HCC监测的高危患者。

04 思考

这篇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挑战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临床认识——“脂肪越多,肝癌风险就一定越高”。作者的结果提示,在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的CHB患者中,肝脂肪变性和代谢异常可能代表两个方向不同的风险维度:SLD与较低HCC风险相关,而多个CMRF聚集则显著增加HCC风险。但需要避免的误读是: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即使使用IPTW,也只能说明SLD与较低HCC风险存在独立关联,而不能证明脂肪变性本身具有因果性的抗肿瘤作用

对于“无SLD但代谢危险因素很多”的患者为什么反而风险最高,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解释——“脂肪变性耗竭”现象。在部分晚期MASLD患者中,随着纤维化和肝硬化进展,肝内脂肪可能逐渐减少。因此,一个已经存在糖尿病、肥胖、高血压等明显代谢风险,却“看不到脂肪肝”的患者,未必代表代谢性肝病已经改善,也可能意味着既往脂肪随着严重纤维化而减少。

不过,这一解释在本文中仍属于推测。因为作者只根据基线一次SLD状态进行分类,没有动态记录患者长期随访过程中肝脂肪的变化,因此无法证明无SLD患者此前曾存在脂肪变性。作者也明确指出,这一“脂肪变性耗竭”机制在接受NA治疗的CHB患者中的适用性仍需前瞻性研究验证。

研究局限性同样需要注意。首先,本研究为台湾单中心、亚洲三级医院队列,结果外推到其他种族和地区需要谨慎。其次,SLD主要依靠超声诊断,可能漏诊轻度或亚临床脂肪变性。第三,部分空腹血糖、甘油三酯和HDL-C数据缺失,可能影响CMRF分类。第四,即便进行了IPTW,生活方式、药物使用和代谢疾病控制程度等未测量混杂仍无法完全排除。第五,本研究缺乏机制性生物标志物,暂时无法解释SLD为何与较低HCC风险相关。

总体而言,这篇文章提示我们:在抗病毒治疗的CHB患者中,代谢风险和脂肪变性应该分开看;尤其对于存在多个代谢危险因素但没有明显脂肪变性的患者,不应因为“没有脂肪肝”而降低警惕,这可能恰恰是一组需要强化HCC监测的高危人群。

文献索引:

Wang HW, Lai HC, Hsu WF, Chen SH, Kuo YC, Peng CY. Absence of steatosis combined with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confers the highes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in treated chronic hepatitis B. Ann Med. 2026;58(1):2658921. doi:10.1080/07853890.2026.2658921. PMID: 4200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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