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规回避”到“理性抉择”——老年患者围术期苯二氮卓类药物与术后谵妄的循证再评价
从"常规回避"到"理性抉择"——老年患者围术期苯二氮卓类药物与术后谵妄的循证再评价
文章回顾了多项高质量研究和指南更新,指出围术期使用短效或超短效苯二氮卓类药物并未增加老年患者术后谵妄风险,建议从“常规回避”转向“风险分层与理性抉择”的管理策略。
分析了多项高质量研究和指南更新,为围术期BZD与POD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循证依据。
从"常规回避"到"理性抉择"——老年患者围术期苯二氮卓类药物与术后谵妄的循证再评价
16分钟前 麻醉MedicalGroup 麻醉MedicalGroup 发表于上海
本文据此对围术期BZD与POD的关系进行循证再评价,并提出从"常规回避"转向"基于风险分层的理性抉择"的临床管理思路。
【摘要】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POD)是老年患者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之一。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ines,BZD)长期被视为POD的可修正危险因素,临床上逐渐形成"围术期常规回避"的做法。然而,近期多项高质量研究与2025—2026年发布的指南和共识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中国一项纳入5663例老年非心脏手术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术中应用咪达唑仑并未增加POD风险;北美20个中心、19768例心脏手术的集群随机交叉试验(B-Free)发现,机构层面限制术中BZD并未显著降低POD;I-PROMOTE等随机试验提示单剂量术前咪达唑仑不损害老年患者的患者中心结局;瑞马唑仑与丙泊酚相比,在老年骨科及髋部手术中POD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诱导期血流动力学更稳定。基于上述证据,2025年美国麻醉医师学会(ASA)实践建议与2026年麻醉患者安全基金会(APSF)脑健康建议均不再支持单纯为预防POD而回避短效或超短效BZD。本文据此对围术期BZD与POD的关系进行循证再评价,并提出从"常规回避"转向"基于风险分层的理性抉择"的临床管理思路。
【关键词】苯二氮卓类;咪达唑仑;瑞马唑仑;术后谵妄;围术期脑健康;老年人;麻醉管理
一、前言
术后谵妄是老年患者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在高危人群中发生率可高达65%,并与住院时间延长、并发症和病死率增加以及远期认知功能下降密切相关[1]。在围术期诸多可干预因素中,麻醉药物的选择始终是麻醉医师关注的核心。苯二氮卓类药物因其γ-氨基丁酸A型(GABA_A)受体正向变构调节作用所产生的镇静、抗焦虑和顺行性遗忘效应,被广泛用于术前用药、麻醉诱导与维持以及重症监护镇静。
然而,自谵妄危险因素研究兴起以来,BZD逐渐被贴上"致谵妄"标签,并在不少机构演变为"老年患者围术期一律回避"的经验性做法。这一做法在缺乏高质量随机证据的年代具有一定的审慎合理性,但也带来术前焦虑控制不足、区域阻滞辅助镇静受限、诱导期血流动力学波动等现实问题。近两年,随着大样本队列、集群随机试验以及针对超短效BZD瑞马唑仑的随机对照试验相继发表,加之权威指南的更新,围术期BZD与POD的关系有必要重新评价。本文面向麻醉临床实践,梳理关键证据与指南脉络,并提出可操作的管理建议。
二、"谵妄顾虑"的药理学与流行病学由来
BZD的谵妄顾虑主要源于三方面。其一,GABA_A受体广泛参与觉醒与认知网络调控,过度抑制被认为可能破坏皮层-丘脑-皮层信息整合。其二,以美国老年医学会Beers标准为代表的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目录,长期将BZD列为老年人应谨慎使用的药物[2]。需要指出的是,Beers标准的证据基础主要来自长期、慢性、门诊或住院用药场景,其将短效与长效制剂、单次给药与长期用药在一定程度上合并评价,直接外推至"围术期单次给药"存在局限[1-2]。其三,早期观察性研究提示,长效BZD(如氯氮卓、地西泮、氟西泮)与术后谵妄的关联强于短效制剂,提示药物半衰期与体内蓄积可能是影响谵妄风险的关键变量[3]。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前提:讨论"BZD是否致谵妄",必须区分药物种类(长效/短效/超短效)、用药情境(长期居家用药/围术期单次给药)与给药途径和剂量,而非将BZD作为一个同质整体加以回避。这正是近年证据更新的着力点。
三、关键临床证据的再评价
(一)术中咪达唑仑与术后谵妄:大样本队列证据
2025年发表于Anesthesiology的中国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5663例年龄≥65岁、接受择期非心脏手术的患者,其中3110例(54.9%)术中接受咪达唑仑(中位剂量2 mg),2553例(45.1%)未使用。术后7 d内POD发生率两组几乎相同(12.9%比12.7%);校正混杂因素后,术中咪达唑仑与POD无关联(校正风险比1.09,95%CI 0.91~1.33,P=0.35);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未显示剂量-反应关系;按年龄、性别、ASA分级及合并症进行的亚组分析均未发现任何高危亚群存在POD风险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咪达唑仑者术后焦虑发生率显著更低(5.7%比13.4%)[4]。该研究以较大样本和严谨的混杂控制,为"术中短效BZD不增加老年患者POD"提供了有力的真实世界证据。
(二)心脏手术中的限制策略:B-Free集群随机交叉试验
心脏外科是POD的高发场景,也是"限制BZD"呼声最高的领域之一。B-Free试验在北美20个心脏外科中心纳入19768例成人开放性心脏手术患者,采用务实的多时期、患者与评估者盲法的集群随机交叉设计,比较机构层面"限制"与"宽松"两种术中BZD使用政策。结果显示,术后72 h内谵妄发生率限制组为14.0%、宽松组为14.9%(校正比值比0.92,95%CI 0.84~1.01,P=0.0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无患者报告术中知晓[5]。
该试验的解读需要兼顾其设计与精度:作为机构层面(而非患者个体层面)的政策干预,其置信区间仍涵盖了"谵妄相对风险最多降低约16%"的可能,试验原本按15%相对风险降低设计检验效能,因而不能排除较小的获益;事后分析提示,在严格按分配政策用药、且术前24 h未接触BZD的患者中,谵妄校正比值约降低10%(95%CI 0.82~0.99)[5]。换言之,B-Free并未证明限制BZD"有害",而是证明"在机构层面常规限制并不能带来具有临床意义的POD下降",从而削弱了"一律回避"的强制性依据。
(三)术前咪达唑仑用药:患者中心结局的随机证据
术前用药是BZD最典型的应用场景。I-PROMOTE随机临床试验表明,单次低剂量口服咪达唑仑术前用药并未改变老年手术患者的围术期整体满意度等患者中心结局[6]。此前Wang等的前瞻性研究已提示,手术即刻前给予咪达唑仑与术后早期谵妄无关[7];Zarour等的回顾性队列同样未发现术前咪达唑仑与POD的关联[8]。
需要与围术期单次给药严格区分的是长期、慢性BZD使用。针对BioCog队列的附加分析提示,长期或术前既有的BZD使用可能与POD风险相关[9]。这提示真正需要警惕的或许是"慢性暴露与戒断、耐受"问题,而非麻醉医师在围术期的单次、短效、滴定式给药。对长期服用BZD者,术前应进行用药核查与风险评估,而非简单延续或骤然停用。
(四)超短效制剂瑞马唑仑:从药理优势到临床证据
瑞马唑仑是一种超短效BZD,经非特异性组织羧酸酯酶迅速水解为无活性代谢物,具有起效快、苏醒快、无明显蓄积、血流动力学影响小且可被氟马西尼拮抗等特点,理论上更接近"理想的围术期短效镇静药"。在老年骨科手术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中,瑞马唑仑全凭静脉麻醉与丙泊酚相比,术后3 d内POD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6%比12.4%;风险比1.26,95%CI 0.72~2.21,P=0.42),而诱导后低血压发生率显著更低(17.1%比43.0%)、术中血管活性药物用量更少,代价是拔管时间与麻醉后恢复室停留时间略长[10]。
在老年髋部手术中,瑞马唑仑苯磺酸盐与丙泊酚比较的随机非劣效试验同样显示POD发生率相当[11];针对全身麻醉下瑞马唑仑与丙泊酚POD结局的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亦未发现瑞马唑仑增加POD[12]。综合而言,现有证据支持瑞马唑仑在老年患者中不增加POD,并在诱导期血流动力学稳定性方面具有潜在优势,尤其适合循环储备较差、对低血压敏感的老年或衰弱患者;其苏醒期管理(如残余镇静与再镇静的防范)仍需规范。
四、指南与共识的演变:从"回避"到"权衡"
指南脉络清晰反映了证据驱动的立场迁移。2023年更新的AGS Beers标准仍将BZD列为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但其着眼点在于长期与慢性用药的跌倒、认知损害等风险[2]。欧洲麻醉与重症监护学会(ESAIC)2024年更新的成人POD指南以非药物多模式干预为防治基石,对麻醉药物选择持审慎而开放的态度[13]。2025年ASA《老年住院手术患者围术期照护实践建议》对具有中枢活性的药物主张"权衡风险与获益",明确未建议回避咪达唑仑、瑞马唑仑等短效制剂[14]。
在此基础上,APSF脑健康患者安全优先咨询组2026年给出更为明确的表述:在老年患者中,若为减少POD之目的,术前剂量的短效(咪达唑仑)或超短效(瑞马唑仑)BZD无需被预防性地回避;同时建议将居家用药核查与酌情减停、术前认知筛查纳入常规流程[1]。这标志着围术期BZD管理从"经验性回避"正式转向"循证权衡"。
五、对麻醉临床实践的建议
第一,摒弃"一刀切"的回避策略,建立基于风险分层的个体化决策。术前应常规评估年龄、衰弱、基线认知、感官功能、睡眠、抗胆碱能与精神类药物使用、长期BZD或酒精使用史等POD危险因素,并据此决定BZD的使用与否、种类与剂量[1,14]。
第二,区分"长期用药"与"围术期单次给药"。对长期居家服用BZD者,重点是术前核查、评估依赖与戒断风险并酌情调整;对围术期需要抗焦虑、遗忘或辅助镇静者,短效或超短效制剂的单次、小剂量、滴定式给药是合理选择,不应仅因"POD顾虑"而剥夺其获益[1,4,6]。
第三,优先选择短效(咪达唑仑)或超短效(瑞马唑仑)制剂并控制剂量,避免长效制剂;对循环不稳或衰弱老年患者,瑞马唑仑在诱导期血流动力学方面的优势值得考虑[3,10-12]。与阿片类药物联用时须警惕呼吸抑制的叠加效应,并做好氟马西尼拮抗与再镇静的预案。
第四,将药物策略嵌入POD综合防治体系。现有证据一致表明,单一麻醉药物或麻醉方式(全麻与区域麻醉)对POD发生率的影响有限,POD防治的基石仍是多模式非药物干预:术前认知筛查与健康教育、维持定向力、保障睡眠、及时归还眼镜与助听器等个人物品、早期活动、优化镇痛与避免多重镇静[1,13]。术中脑电监测有助于个体化调节麻醉深度、减少不必要的药物暴露,但其预防POD的证据尚不确定,应作为精准麻醉的辅助而非唯一依赖[1]。
第五,重视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的个体化管理。尽管术中低血压是否为POD的独立驱动因素尚存争议,维持适宜的器官灌注、减少血压大幅波动对老年患者依然必要[1]。
六、现有证据的局限与未来方向
应当清醒认识现有证据的边界。其一,多数研究将POD作为次要结局或安全性指标,评估工具(CAM、CAM-ICU、ICDSC等)与随访时点不一,结果可比性受限。其二,B-Free回答的是"机构层面政策"问题,患者个体层面的限制是否获益仍缺乏随机证据[5]。其三,瑞马唑仑的高质量证据多来自亚洲人群,向其他人种与更高危人群外推需谨慎[10-12]。其四,围术期BZD对远期认知(如术后神经认知障碍)的影响、以及与脑电爆发抑制等指标的关系,仍缺乏大样本长期随访数据。未来研究应聚焦于:患者层面的限制与个体化给药策略、基于脑电与生物标志物的精准镇静、以及硬终点(远期认知与功能预后)的评价。
七、结论
近期高质量证据与2025—2026年指南更新共同表明:围术期使用短效或超短效苯二氮卓类药物并未增加老年患者术后谵妄风险,单纯为预防谵妄而常规回避咪达唑仑、瑞马唑仑缺乏依据。麻醉医师应将管理重心从"药物回避"转向"风险分层与理性抉择"——区分长期用药与围术期单次给药,优先短效/超短效制剂并小剂量滴定,兼顾抗焦虑、遗忘与血流动力学稳定等临床获益,同时把药物策略嵌入以非药物多模式干预为基石的围术期脑健康综合防治体系,真正实现以患者结局为中心的精准麻醉。
看到这里,大家在临床上一直担心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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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