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CAL队列13年随访:严格定义免疫耐受期慢性乙肝患者多数转为免疫活动期
免疫耐受期可以等待吗?从HBV整合、克隆演化到一项13年自然史随访再谈早治疗
RADICAL国际多中心队列纳入951例严格定义的免疫耐受期慢性乙肝患者,中位随访13.3年,进入免疫活动期的累积概率5年为51%、10年67%、15年72%。基线ALT>30 U/L者5年内进入免疫活动期的概率约87%,而15年显著纤维化累积发生率约6.3%、HCC约1.1%。文章结合HBV DNA整合与克隆演化机制,讨论了尽早启动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的依据。
13年自然史随访显示严格定义免疫耐受期患者多数会转入免疫活动期,为治疗启动时机的讨论提供长期队列数据。
5分钟前 肝胆相照平台 肝胆相照平台 发表于上海
这项RADICAL研究的最大价值是,当我们把严格定义的IT患者放进一个相对长期的时间轴后发现:在当前看起来处于“安静”状态的IT期感染者,多数会在未来进入需要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免疫激活(免疫清除)状态。
几年前,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鲁凤民教授团队曾在《临床肝胆病杂志》发文,呼吁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以降低慢性HBV感染者肝细胞癌(HCC)的发生风险。当时的出发点是,若不加干预,有20%-40%的慢性HBV感染终将走向肝硬化和肝细胞癌。
在这个有病毒与宿主互作驱动的疾病进展过程中,病毒的持续复制在不断提供新的整合底物,肝脏局部炎症又造成宿主DNA损伤便于整合事件的不断发生;在肝脏反复的炎症坏死、代偿性再生以及携带整合HBV DNA肝细胞的克隆性扩增过程中,使宿主基因组异常随时间逐渐累积。从这个角度看,对于一个确诊的慢性HBV感染者,治疗启动得越晚,留给病毒—宿主共同演化的时间越长,HCC的风险自然也就越大,所以要尽早治疗。

近日,Gut 报道了对RADICAL国际多中心队列中符合自然史“免疫耐受期”(Immune tolerant, IT)严格定义的慢性HBV感染者的长期随访结果,为“慢乙肝为什么要尽早治疗”提供了很重要的临床证据。
一 IT期并不是一个可以长期维持的疾病静止状态
在这篇题为“High rates of transition to immune active disease in a cohort of strictly deffned immune tolerant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results from the RADICAL consortium”的研究中,共纳入951例符合严格定义的IT期患者:持续HBeAg阳性、ALT≤40 U/L、HBV DNA>7 log10 IU/mL,并要求基线无明显纤维化。患者中位年龄约33岁。
在中位随访13.3年的观察结果看,这些IT期的感染者进入免疫活动期(IA)的累积概率分别为:5年51%、10年67%,和15年72%。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在随访起点符合非常严格的“高病毒、低炎症、低纤维化”的IT期患者,并不会长期停留在这一状态。

更值得注意的是,基线ALT即使仍处于所谓的正常范围,相对较高水平者未来进入IA期的风险会明显增加。其中ALT>30 U/L者5年内进入IA期的概率高达87%左右。下图为符合“正常ALT”定义但按低到高分组,不同亚组随时间累积进入IA期的具体数值(排版格式有修改以适合竖屏手机观看)。

当然,该文还表达了一个观点:严格定义IT期患者在观察期内的显著纤维化和HCC绝对风险总体较低:总的15年显著纤维化累积发生率约6.3%,HCC约1.1%。
二 为何要尽早阻断病毒DNA复制
从上可见,临床上的“IT期”只是慢性HBV感染自然史中的一段,随着时间的延长,对于多数的感染者,终将出现炎症活动,需要启动抗病毒治疗。这就带来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治疗启动的时间点,是应该等到ALT显著异常升高、已经发生肝脏炎症损伤之后?还是应该在明显的炎症出现之前就启动抗病毒治疗?
2023年,当我们提出“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降低慢性HBV感染者肝细胞癌发生风”时,就是认识到了核苷(酸)类似物(NAs)的价值不仅在于把血清HBV DNA压低,更在于尽早阻断病毒DNA复制,减少病毒DNA整合的机会,并减少随后的炎症—坏死—再生—克隆选择不断重复的时间窗口,从而降低肝癌的发生。
三 为什么时间很重要?
早在2014年,我们在Journal of Hepatology发表研究,系统比较了HCC组织与癌旁组织中的HBV整合靶向宿主基因。研究提示,HBV整合致癌的关键机制可能与整合所影响的宿主基因的功能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尽管在宿主染色体上的整合是随机的,但整合若影响了与细胞死亡、增殖、转录调控、发育分化或肿瘤相关的宿主基因的表达或功能,就可能赋予相应肝细胞更强的存活或扩增优势,并在随后长期炎症相关的肝细胞更新和选择压力下,这些细胞克隆便有可能被逐渐放大。
也即:在一个跨越数十年的疾病进展过程中,持续病毒复制产生整合底物;炎症和组织损伤为整合及克隆选择创造环境;携带整合的肝细胞在代偿性再生中扩增;而反复增殖又给宿主基因突变、染色体异常以及表观遗传改变的累积留下更多机会。
四 了解病毒复制、NAs抗病毒治疗各自的“双重作用”
第一个“双重作用”,来自持续HBV复制。一方面,HBV复制持续产生dslDNA,为新的HBV DNA整合提供病毒侧底物;另一方面,HBV感染相关的肝脏局部炎症和氧化应激增加宿主DNA断裂,为整合提供更多受体位点。随后,反复炎症坏死与代偿性再生又推动肝细胞群体不断更新,其中部分携带整合HBV DNA的肝细胞发生克隆性扩增形成细胞集落。
第二个“双重作用”,来自NA的抗病毒治疗。一方面,通过抑制HBV复制、减少dslDNA产生,可以从源头减少新的整合事件;另一方面,病毒负荷下降及其后续炎症活动减轻,可减少宿主DNA损伤和新的整合机会,同时削弱炎症—坏死—再生所驱动的肝细胞克隆性扩增。
因此,尽早治疗的意义,并不仅仅只是把“将来可能出现的ALT升高”提前处理掉。而更像是疾病自然史早期阶段的“治未病”的pre-emptive therapy,在减少“整合的来源”的同时,解除“推动克隆演化的环境”。

图1 持续HBV复制、HBV DNA整合、炎症—再生与克隆演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可能作用位置
(ChatGPT辅助作图)
结 语
这项RADICAL研究的最大价值是,当我们把严格定义的IT患者放进一个相对长期的时间轴后发现:在当前看起来处于“安静”状态的IT期感染者,多数会在未来进入需要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免疫激活(免疫清除)状态。
而当我们把视野从一次的肝炎发作,拉长到数十年的病毒复制、HBV DNA整合、炎症损伤、肝细胞再生和克隆演化的过程后,我们就会自然地将如何预防、如何减少“病毒—宿主间长期共同演化”的问题,纳入“何时开始治疗”能最有效地降低HCC发生风险的考量。从这个方面讲,“尽早抑制”,或许比“等待损伤出现再治疗”更值得认真讨论。
【参考文献】
[1] van Velsen LM, Choi WM, Kilany M, et al. High rates of transition to immune active disease in a cohort of strictly defined immune tolerant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results from the RADICAL consortium. Gut. 2026. doi:10.1136/gutjnl-2026-338784.
[2] Li X, Zhang J, Yang Z, et al. The function of targeted host genes determines the oncogenicity of HBV integr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 Hepatol. 2014;60(5):975-984. doi:10.1016/j.jhep.2013.12.014. PMID:24362074.
[3] 周召, 阿卜杜热西提·阿卜来提, 顾智强, 等. 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降低慢性HBV感染者肝细胞癌发生风险.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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