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从分子机制到治疗策略
【论肿道麻】肿瘤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从分子机制到治疗策略
北京协和医院团队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发表综述,提出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概念,解析肿瘤发生、转移及免疫治疗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多靶点联合治疗策略。
综述全面解析代谢、表观遗传与免疫在肿瘤中的动态调控机制,为多靶点联合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肿瘤代谢重编程、表观遗传异常与免疫逃逸长期以来被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随着单细胞测序、空间组学及代谢示踪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三者并非简单并列,而是构成相互驱动、彼此放大的动态调控网络。2026年1月,北京协和医院和医院赵玉沛、由磊和崔明的团队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发表综述“Targeting metabolic-epigenetic-immune axis in cancer: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综述系统提出“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概念,从肿瘤发生、转移及免疫治疗耐药的时空演变出发,梳理其分子基础、关键调控节点及潜在治疗策略,现编译如下。
肿瘤细胞能够在缺氧、营养不足和免疫攻击下持续演化,关键在于其代谢、表观遗传和免疫调节形成了具有适应性和异质性的统一网络。轻微的代谢扰动即可通过染色质重塑被放大,诱导稳定的免疫逃逸程序;不同亚克隆还可形成互补的代谢依赖和免疫抑制策略,使单一靶点治疗易被旁路代偿。作者据此从历史发展、生物学基础、局部信号网络、肿瘤进展中的多层次调控机制、治疗靶向及未来技术等层面展开论述。

图1 肿瘤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调控的重要里程碑。时间轴展示三个研究领域由相对独立逐步走向交叉融合的过程。
1 历史回顾与里程碑事件
1.1 早期癌症代谢、表观遗传与免疫调控研究
癌症代谢
Warburg于1956年指出,即使在有氧条件下,癌细胞仍倾向于利用糖酵解获取能量。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癌细胞糖酵解表型的多样性。进入21世纪后,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三羧酸循环、磷酸戊糖途径及谷氨酰胺、脂质和氨基酸代谢等逐渐被纳入肿瘤代谢研究范畴。代谢适应不仅满足癌细胞的能量和生物合成需求,还通过营养竞争和代谢物变化重塑肿瘤微环境。
癌症表观遗传学
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染色质重塑可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调控基因表达。启动子高甲基化与基因沉默之间关联的发现表明,表观遗传异常也是癌症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随后,负责添加、识别和去除表观遗传修饰的写入酶、读取蛋白和擦除酶相继被鉴定,为靶向DNMT、HDAC、KMT及KDM等调节因子奠定了基础。
癌症免疫调控
免疫监视学说及T细胞抗原识别机制的研究奠定了肿瘤免疫学基础。PD-L1及其与PD-1相互作用的发现揭示了淋巴细胞活化的负向调控机制。此后,免疫检查点、抗原呈递缺陷、免疫抑制性细胞及细胞因子被证实共同参与肿瘤免疫逃逸。
1.2 肿瘤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调控的关键发现
代谢物介导的表观遗传修饰
乙酰辅酶A、S-腺苷甲硫氨酸和α-酮戊二酸等代谢物分别作为乙酰化、甲基化反应的底物或去甲基化酶的辅因子,参与表观遗传调控。糖酵解、脂肪酸及氨基酸代谢还可产生琥珀酰辅酶A、乳酰辅酶A、巴豆酰辅酶A和β-羟丁酸等,为琥珀酰化、乳酰化、巴豆酰化及β-羟丁酰化提供物质基础。自2011年琥珀酰化和巴豆酰化被报道,以及随后组蛋白乳酰化受到关注以来,新型酰化修饰的不断发现表明,营养状态和代谢流量可直接影响染色质调控。
表观遗传调节因子与免疫反应
研究发现,HDAC抑制、DNA去甲基化及T细胞分化相关的染色质调节,可提高肿瘤抗原表达、改变免疫检查点水平并重塑髓系细胞功能。CRISPR表观遗传编辑技术,以及表观遗传药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CAR-T细胞治疗的联合研究,进一步显示了通过染色质重编程调节抗肿瘤免疫的潜力。
代谢检查点与免疫调节
肿瘤细胞通过葡萄糖竞争、乳酸积聚和局部缺氧抑制免疫功能。IDH突变产生的2-羟基戊二酸可改变T细胞转录程序和多胺代谢,而mTOR、AMPK和HIF-1α则通过感知营养及能量状态调控免疫细胞分化。其中,mTORC1通过c-Myc促进效应T细胞糖酵解、谷氨酰胺分解及线粒体重塑;AMPK则在能量压力下维持ATP稳态,并通过PGC-1α促进线粒体生成。代谢检查点由此成为连接Warburg效应与免疫逃逸的重要环节。
表观遗传重编程介导的代谢重塑
表观遗传改变也可反向调控代谢。例如,DNA和组蛋白甲基化可沉默果糖-1,6-二磷酸酶(FBP1),促进糖酵解并维持癌细胞干性;蛋白质乙酰化和非编码RNA则从转录及转录后层面调节代谢酶。因此,代谢与表观遗传之间形成了双向反馈调控机制。
1.3 代谢表观遗传和免疫整合的生物学基础
代谢物介导的基因表达调控
蛋氨酸代谢产生的S-腺苷甲硫氨酸为DNA、组蛋白和RNA甲基化提供甲基供体,乙酰辅酶A支持组蛋白乙酰化,NAD+则调节Sirtuin去乙酰化酶活性。α-酮戊二酸作为TET和JmjC双加氧酶的辅因子参与去甲基化,而琥珀酸、延胡索酸及D-2-羟基戊二酸可竞争性抑制这些酶。代谢物还可通过GPR31、SUCNR1、GPR43及AhR等受体传递信号,如乳酸和丙酮酸参与GPR31相关反应,乙酸和丙酸可被GPR43识别,犬尿氨酸则可被AhR和GPR35感知,从而将代谢变化转化为转录调控信号。
代谢酶介导的表观遗传重编程
部分代谢酶进入细胞核后可直接参与基因调控。例如,核内GCDH与CBP协同调节赖氨酸巴豆酰化,KAT2A与α-酮戊二酸脱氢酶复合物参与组蛋白琥珀酰化,GTPSCS与P300则参与乳酰化。PKM2、PFKFB4、FBP1、GAPDH、延胡索酸水合酶及MAT2A等也可通过与转录因子或染色质复合物相互作用,发挥独立于经典代谢功能的调控作用。因此,代谢酶既是代谢反应的催化者,也可直接参与染色质调控。
免疫动态的代谢触发机制
免疫代谢调控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是由PI3K–Akt、mTOR和LKB1–AMPK等信号通路控制的免疫细胞内在代谢转换;二是肿瘤细胞通过消耗葡萄糖、谷氨酰胺和氧,并释放乳酸、犬尿氨酸及氧化脂质,对免疫细胞施加外源性代谢压力。活化的效应T细胞主要依赖糖酵解,记忆T细胞更依赖线粒体代谢,而Treg和部分髓系细胞能够适应低糖、高脂及高乳酸环境。内在代谢程序决定免疫细胞的活化与分化,外源性代谢压力则抑制细胞毒性免疫功能,使免疫抑制性细胞获得优势。
核转运机制
代谢物和代谢酶进入细胞核是代谢调控表观遗传的重要前提。小分子可通过核孔扩散或转运蛋白维持核内浓度,较大的代谢酶则依赖核定位序列和核转运机制进入细胞核。ATP柠檬酸裂解酶、乙酰辅酶A合成酶及丙酮酸脱氢酶复合物可在核内局部提供乙酰辅酶A,MAT2A则参与甲基供体生成,从而支持特定启动子和增强子附近的表观遗传修饰。

图2 代谢与表观遗传整合的生物学基础。代谢物驱动和代谢酶驱动构成两条主要途径。
2 参与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调控的综合信号网络
2.1 环境变化引发的细胞核自主反应
肿瘤细胞可通过降低免疫原性、上调免疫检查点、释放致癌代谢物和改变趋化因子等方式形成细胞内源性防御。这些策略首先把代谢变化转化为核内表观遗传反应,随后改变免疫相关基因表达。

图3 肿瘤微环境中的代谢表观遗传免疫策略,包括免疫原性、免疫检查点、致癌代谢物、营养竞争、髓系细胞和微生物群。
癌基因驱动的突变与抗原释放
MYC和RAS驱动的营养摄取可增加线粒体活性氧产生,并与染色质重塑共同促进基因突变及新抗原释放。癌细胞则可通过KEAP1失活和NRF2稳定增强抗氧化防御,降低免疫检查点阻断(ICB)治疗的疗效。此外,MYC相关的尿素循环异常可使氮代谢流向嘧啶合成,增加疏水性肿瘤抗原。因此,代谢重编程既推动肿瘤演进,也可能增强免疫识别,促使癌细胞进一步调整抗原呈递和抗氧化通路,以逃避免疫清除。。
免疫调节配体的改变
己糖激酶2(HK2)不仅催化葡萄糖磷酸化,还可通过NF-κB促进CD274转录;乳酸脱氢酶A(LDHA)则通过乳酸生成和组蛋白乳酰化,上调PD-L1和Nectin2等免疫抑制分子。NAMPT介导的NAD+生成参与IFN-γ诱导的PD-L1表达,犬尿氨酸通过AhR上调Siglec-15,脂肪酸氧化则促进CD47表达。此外,叶酸循环酶MTHFD2可维持UDP-GlcNAc等尿苷代谢物的供应,而蛋氨酸来源的S-腺苷甲硫氨酸可通过m6A修饰增强PD-L1和VISTA等转录本的翻译。
抑制抗原呈递细胞募集
肿瘤内脂质积聚可损害树突状细胞的交叉呈递功能;CD39和CD73则通过将胞外ATP转化为腺苷,诱导树突状细胞表达ARG2和IDO1,形成免疫耐受表型。肿瘤还可通过B2M、TAP1、TAP2及JAK等基因异常下调MHC-I表达。另一方面,琥珀酸可通过抑制LSD活性,提高MHC-I及抗原加工相关基因的表达;Arf1缺失也可通过维持线粒体检查点促进树突状细胞浸润。这些发现表明,不同代谢节点可通过调节抗原呈递和免疫细胞浸润,影响肿瘤免疫识别。
病毒模拟受损与抗原性降低
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和转座元件通常受到DNA甲基化及抑制性组蛋白修饰的沉默。抑制DNMT、KDM5B、LSD1或SETDB1可解除这种沉默,诱导双链RNA或胞质DNA产生,进而激活MDA5–RIG-I–MAVS和cGAS–STING信号通路。抑制突变型IDp、限制蛋氨酸供应或干预精氨酸甲基化,也可能恢复这些元件的表达及I型干扰素反应。此外,减少GCDH介导的巴豆酰化同样可增加胞质核酸积聚,促进CD8+ T细胞浸润。
趋化因子的异常释放
胰腺癌中生物蝶呤代谢异常可增加活性氧产生,并改变CXCL1启动子区域的pK27me3水平,通过CXCR2募集MDSC。色氨酸–TDO2–犬尿氨酸–AhR信号通路可促进CCL5释放,招募M2样巨噬细胞;CD73–腺苷信号同样可上调CCL5表达并吸引Treg。因此,代谢重编程不仅影响免疫细胞功能,还可通过调节趋化因子表达,改变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组成。
2.2 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重塑
乳酸与葡萄糖代谢
缺氧、低糖、酸中毒和乳酸积聚共同抑制CD8+ T细胞与NK细胞的NFAT活化及IFN-γ产生。耗竭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均可通过MCT1摄取乳酸,其中Treg能够在高乳酸环境中维持免疫抑制功能。乳酸还可改变Foxp3依赖性的RNA剪接,并影响CD8+ T细胞与Treg在PD-1阻断治疗后重新激活的竞争关系。此外,组蛋白乳酰化可增强髓系细胞中的METTL3–m6A–JAK1–STAT3信号通路,维持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髓系来源抑制性细胞(MDSC)及树突状细胞的免疫抑制表型。
三羧酸循环中间产物
癌细胞释放的琥珀酸可激活SUCNR1及PI3K–HIF-1α信号轴,促进TAM极化并抑制cGAS–干扰素β信号通路。延胡索酸水合酶缺失可导致延胡索酸积聚,通过干扰ZAP70信号并激活DAPK1–mTORC1通路,抑制CD8+ T细胞功能。IDH突变产生的D-2-羟基戊二酸以及T细胞内的S-2-羟基戊二酸,可通过改变pK27me3和5hmC水平,重塑T细胞的分化命运。此外,中性粒细胞中的ACOD1可促进衣康酸生成并激活NRF2,增强其对铁死亡的抵抗能力。这些机制进一步表明,三羧酸(TCA)循环中间产物的作用具有情境依赖性,在不同细胞和微环境中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
脂质代谢
CD36介导氧化低密度脂蛋白进入效应T细胞,引发脂质过氧化并激活p38信号通路,进而削弱IFN-γ、TNF及穿孔素的产生。然而,同一通路也可帮助肿瘤内Treg适应富含乳酸的微环境。脂肪酸氧化能够支持部分记忆T细胞的功能,而β-羟丁酸则可通过组蛋白β-羟丁酰化调节Foxo1和PGC-1α。此外,磷脂代谢酶PLPP1的缺失还可促进CD8+ T细胞发生铁死亡。这些发现表明,脂质代谢对免疫细胞的影响因细胞类型及分化阶段而异。
氨基酸与一碳代谢
肿瘤细胞及髓系细胞通过消耗精氨酸、色氨酸、蛋氨酸、丝氨酸和胱氨酸,不仅直接限制T细胞增殖,还可通过影响S-腺苷甲硫氨酸、谷胱甘肽及一碳代谢,改变染色质状态。肿瘤细胞表达的SLC43A2可通过竞争性摄取蛋氨酸,降低T细胞中的pK79me2水平;SLC6A6介导的牛磺酸竞争则可触发ATF4相关应激反应。精氨酸不足可削弱ATF4–SLC7A11–谷胱甘肽防御机制,而丝氨酸积聚则可影响Foxp3表达及Treg分化。由此,氨基酸供应不足不仅造成短期代谢障碍,还可能进一步转化为较为持久的T细胞耗竭程序。
离子信号
肿瘤坏死区域释放的细胞外钾离子可抑制T细胞受体介导的Akt–mTOR信号通路,削弱T细胞的效应功能。相比之下,适度提高氯化钠浓度可通过Na+/K+-ATP酶、细胞膜超极化及钙离子内流,增强T细胞的代谢适应能力。离子信号的作用同样取决于其浓度及细胞所处的功能状态,提示肿瘤微环境中的离子并非被动存在,而是参与免疫功能调控的重要因素。
微生物群来源的代谢物
肠道及肿瘤内微生物产生的代谢物可通过局部或远程作用,改变免疫细胞的表观遗传状态。乳杆菌产生的D-乳酸可促进TAM向M1样表型转化;吲哚-3-乳酸可影响树突状细胞功能;吲哚-3-丙酸则可提高Tcf7增强子区域的pK27ac水平,促进祖细胞样耗竭T细胞的形成。此外,丁酸还可通过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相关机制调节TAM功能。这些代谢物的具体作用取决于微生物种类、组织环境及宿主背景。
3 癌症进展中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的多层级调控
3.1 肿瘤发生的调控
适应性免疫与先天性免疫之间的交互作用及组织稳态失调
恶性细胞要形成肿瘤,必须逃避免疫监视、重塑肿瘤间质,并获得充足的氧和营养物质。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中性粒细胞和髓系来源抑制性细胞(MDSC)通过分泌活性氧、炎症因子、趋化因子及促血管生成因子,促进组织损伤、基因突变和免疫抑制。表达IL-4I1、PD-L1和IDO1的TAM可通过色氨酸分解代谢激活AhR信号通路,而FATP2阳性的粒细胞样MDSC则通过摄取花生四烯酸促进前列腺素E2生成;此外,髓系细胞还可通过耗竭胱氨酸和半胱氨酸,限制T细胞的正常功能。乳酸及衰老相关代谢物甲基丙二酸可促进成纤维细胞向炎症型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F)转化,随后CAF与髓系细胞共同释放CXCL12、TGF-β、基质金属蛋白酶和赖氨酰氧化酶,促进纤维化屏障的形成。缺氧则驱动TAM增强糖酵解并上调VEGF表达,而肿瘤异常血管通过下调ICAM-1、VCAM-1及选择素,同时上调IDO、TIM-3和PD-L1,进一步阻碍免疫细胞浸润,使血管生成既满足肿瘤的营养供给需求,又有助于其逃避免疫监视。

图4 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通过基质重塑和血管生成建立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
3.2 侵袭与转移
转移前微环境的远程调控
在癌细胞到达远处器官之前,原发肿瘤便可通过释放蛋白酶、趋化因子和细胞外囊泡,对潜在的转移靶器官进行远程改造。例如,肿瘤来源的外泌体miR-122可抑制脑和肺局部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外泌体携带的脂肪酸可刺激Kupffer细胞分泌TNF;外泌体还可通过激活TLR2/NF-κB信号通路,促进巨噬细胞向糖酵解代谢转变,并通过乳酸积累进一步上调PD-L1表达。此外,结直肠癌来源的外泌体HSPC111可通过ACLY–乙酰辅酶A–pK27ac及CXCL5–CXCR2信号轴激活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F),而前列腺癌来源的外泌体PKM2则可促进骨髓基质细胞分泌CXCL12。在肝脏,早期浸润的髓系细胞还可通过IL-6/pSTAT3信号通路下调HNF4α表达,扰乱局部氨基酸代谢。这些变化共同促进血管通透性增加、髓系细胞募集与浸润以及细胞外基质重塑,从而在癌细胞到达之前建立有利于其定植的转移前生态位。
靶器官细胞重塑肿瘤微环境
循环癌细胞到达靶器官后,会与肝窦内皮细胞、肝星状细胞、Kupffer细胞、脑内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以及肺泡和间质巨噬细胞发生器官特异性的相互作用。脑转移癌细胞可利用mGluR1、AMPA或NMDA等谷氨酸受体介导的信号通路,而不同肿瘤来源的癌细胞即使转移至同一器官,也可能依赖不同的受体。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F)则可通过形成基质屏障、MHC-II介导的抗原呈递,或FerroCAF中KDM6B介导的染色质开放来调节局部免疫反应。脑转移灶中的CAF可抑制DNAM-1介导的NK细胞反应,肝转移灶中的CAF可支持免疫抑制性巨噬细胞的功能,而肺转移灶中的CAF则通过TGF-β削弱CD8+ 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此外,肝脏和胰腺星状细胞可通过增强糖酵解、释放乳酸和外泌体携带的代谢酶,以及消耗氨基酸等方式支持肿瘤生长。器官驻留巨噬细胞也可能发挥截然相反的促癌或抗癌作用,表明肿瘤的转移适应是癌细胞与靶器官微环境之间双向选择和共同进化的结果。

图5 肿瘤细胞与靶器官之间的双向选择和共同适应,包括远程调控与到达后的直接适应。
3.3 对免疫治疗的抵抗
对免疫细胞毒性的代偿性保护反应
肿瘤免疫编辑经历清除、平衡和逃逸三个阶段。CD8+ T细胞可通过FAS、颗粒酶以及诱导凋亡、焦亡和铁死亡等途径杀伤癌细胞,而癌细胞则可通过谷氨酰胺代谢激活NF-κB,并利用NRF2–SLC7A11及谷胱甘肽系统抑制脂质过氧化,抵抗免疫杀伤。IFN-γ可通过下调SLC3A2和SLC7A11促进癌细胞铁死亡,而LDHB、衣康酸摄取及NADPH生成则有助于重建抗氧化防御。缺氧和营养不足还可激活自噬,通过回收氨基酸、脂肪酸、核苷酸和糖类维持细胞代谢,同时清除活性氧、减弱STING信号并降低MHC-I表达。然而,BECN1表达降低等自噬缺陷也可能促进肿瘤发生,表明自噬具有双重作用。此外,少数患者在接受免疫检查点阻断(ICB)治疗后可能出现超进展,其潜在机制涉及MDM2和MDM4、FGF2–PKM2–β-连环蛋白、巨噬细胞Fcγ受体及PI3K–Akt–mTOR信号通路,但目前仍缺乏统一的定义和可靠的预测指标。
3.4 预后与疾病结局
全身免疫的重构
持续的抗原暴露可使局部免疫抑制逐渐扩展至淋巴系统和外周血液循环。肿瘤引流淋巴结由免疫监视场所转变为免疫耐受枢纽,乳酸和酸性淋巴液可抑制T细胞糖酵解,而胆汁酸和三酰甘油则通过YAP依赖性脂肪酸氧化及pK27ac修饰,影响祖细胞样耗竭T细胞、终末耗竭T细胞、淋巴结来源的肿瘤特异性记忆T细胞及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此外,胶质母细胞瘤可通过脑脊液和脑膜淋巴管将抗原输送至颈深淋巴结。肝转移则可利用肝脏固有的免疫耐受环境,使单核细胞来源的CD11b+ F4/80+巨噬细胞通过Fas–FasL通路诱导抗原特异性CD8+ T细胞凋亡,Treg和MDSC进一步削弱外周抗肿瘤T细胞反应。由此,肿瘤引流淋巴结与肝脏共同参与全身性免疫抑制的形成。

图6 淋巴结与肝脏在肿瘤进展相关全身免疫耐受中的作用。
4 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的靶向治疗
免疫“冷”肿瘤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通常有限,而代谢及表观遗传干预有望重塑肿瘤微环境,恢复抗肿瘤免疫活性。然而,靶向单一通路可能引发代偿性抵抗,因此治疗策略应从简单的药物联用转向识别代谢、表观遗传与免疫调控的共同节点。
4.1 重编程代谢通路以增强癌症免疫治疗
抑制乳酸脱氢酶A(LDHA)可减轻乳酸介导的免疫抑制,并在小鼠模型中增强抗PD-1治疗效果;二甲双胍则可通过降低氧耗缓解肿瘤缺氧。IL-10/Fc通过促进氧化磷酸化恢复耗竭T细胞活性,GSK-3抑制剂则可下调PD-1表达。谷氨酰胺拮抗剂JHU083在抑制肿瘤代谢的同时增强T细胞氧化磷酸化,精氨酸补充及PRMT5抑制也可改善特定模型中的T细胞功能。navoximod、epacadostat、linrodostat和indoximod等IDO通路药物旨在解除犬尿氨酸介导的免疫抑制。此外,ACAT1抑制剂阿伐麦布可增加CD8+ T细胞膜胆固醇含量,改善免疫突触形成,而A2A受体拮抗剂则可减轻腺苷介导的抑制作用。这些策略仍处于不同的临床前或临床研究阶段,其疗效受肿瘤类型及靶细胞代谢依赖性的影响。
4.2 靶向抗肿瘤免疫的表观遗传调控
DNA甲基转移酶(DNMT)抑制剂阿扎胞苷、地西他滨及guadecitabine可恢复肿瘤抗原和MHC-I表达、诱导病毒模拟反应并促进T细胞趋化,目前其协同抗肿瘤作用的证据主要来自卵巢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等动物模型。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entinostat、panobinostat、romidepsin和belinostat可减少MDSC、增加免疫细胞浸润或促进TAM向M1样表型转化;EZp、LSD1及BET抑制剂也在多种模型中显示出与免疫检查点阻断(ICB)治疗的协同潜力。此外,表观遗传调控还可应用于CAR-T细胞制备,通过调节TET2、LSD1、SUV39p或BET相关程序,维持T细胞的中央记忆和干性特征,或增强其向肿瘤组织迁移的能力,但仍需关注广泛表观遗传效应带来的安全风险。
4.3 该调控轴的上游控制
NF-κB、TNF-α、PI3K–Akt–mTOR、IL-6–JAK–STAT3和MAPK等信号通路位于代谢重塑的上游,三维基因组重排及HDAC2、JMJD1A、FLI1等表观遗传调节因子也可驱动糖脂代谢变化。组织结构和器官微环境则影响转移灶的代谢偏好,例如胰腺癌肝转移灶更接近肝脏的代谢特征,而肺转移灶更倾向于氧化磷酸化。
系统性代谢干预包括热量限制、禁食模拟饮食、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限制以及肌酸补充。其中,肌酸可作为能量缓冲物质,通过SLC6A8支持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功能;肥胖相关的瘦素–STAT3–脂肪酸氧化信号轴则可能削弱效应T细胞活性。此外,肠道菌群产生的吲哚-3-丙酸、丁酸和吲哚-3-乳酸可调节免疫细胞的表观遗传状态,使粪菌移植、抗生素干预及微生态工程成为潜在的治疗探索方向。

图7 调节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的策略,包括上游表观遗传控制、肿瘤微环境、饮食及微生物群干预。
4.4 挑战与局限
不同癌种及同一肿瘤内不同细胞群的代谢和表观遗传状态存在显著异质性,限制了统一治疗策略的应用。此外,许多治疗靶点同时存在于癌细胞和免疫细胞中,例如2-脱氧葡萄糖可能同时抑制癌细胞和T细胞,而EZp抑制虽可增加免疫细胞浸润,却也可能削弱CD8+ T细胞活性。HDAC3选择性抑制与广谱HDAC抑制的效果也可能不同,凸显了同工酶选择性的重要性。药物半衰期、组织分布、剂量及给药顺序等问题仍有待优化,未来可结合单细胞分析、细胞特异性递送和蛋白质结构预测提高靶向选择性。此外,小鼠与人类在免疫和代谢特征上的差异进一步制约了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需要结合基因工程模型、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PDX)、患者来源类器官及免疫共培养体系开展验证。
5 结论与展望
免疫图谱的时空代谢表观遗传调控
肿瘤的器官特异性转移倾向源于癌细胞与局部微环境的代谢和表观遗传适应。DESI质谱成像、scNano-HiC及2-NBDG、FiLa等代谢探针结合ATAC-see技术,有望揭示代谢活动与染色质状态的空间关联,阐明代谢梯度对基因表达的调控。未来需进一步提高亚细胞分辨率,并整合单细胞多组学数据。
利用该调控轴解析肿瘤异质性
肿瘤异质性源于遗传背景、克隆演化及微环境适应,传统分子分型难以充分反映其动态功能状态。同一肿瘤内可并存Warburg型、反向Warburg型、突变IDH依赖型及氧化磷酸化依赖型亚克隆。整合代谢、表观遗传和免疫特征,有望建立更具功能意义的肿瘤分型及生物标志物。
多靶点治疗的序贯与协同
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随疾病进展动态变化,联合治疗需考虑给药顺序和时间窗。糖酵解活跃的肿瘤可能受益于抑制乳酸生成及组蛋白乳酰化,而氧化磷酸化占优势的转移灶可能需要维持α-酮戊二酸–TET2活性。超极化碳13磁共振及循环游离DNA羟甲基化检测有望动态监测代谢和表观遗传变化,结合适应性临床试验优化治疗时机与顺序。
人工智能整合解析多维网络
人工智能可整合单细胞多组学、代谢流量、T细胞受体克隆及影像学数据,识别肿瘤演化的关键节点和潜在治疗靶点。结合包含肿瘤、基质和免疫成分的三维微流控类器官,可验证模型预测并筛选联合治疗方案。
代谢表观遗传稳态的进化保守性
代谢与表观遗传的协调调控具有一定的进化保守性。裸鼹鼠的透明质酸合酶活性及大象的TP53基因拷贝扩增均与其抗癌机制有关。跨物种比较有望揭示维持代谢-表观遗传稳态的保守机制,为发现广谱抗癌靶点提供线索。
总体而言,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揭示了肿瘤在空间、时间和进化维度上的动态适应机制。未来治疗应从静态、单靶点策略转向多组学生物标志物指导的动态精准干预,并加强临床医学、计算生物学与转化研究的协作。
述评
该综述系统提出“代谢-表观遗传-免疫轴”这一整合性框架,标志着肿瘤生物学研究从孤立机制向网络协同的重要范式转变。传统研究常将代谢重编程、表观遗传修饰与免疫逃逸分而治之,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三者构成一个高度动态、相互强化的闭环:代谢物不仅为肿瘤供能,更作为底物或信号分子直接修饰染色质,改变免疫相关基因表达;表观遗传改变又可反向重塑代谢酶表达与免疫细胞命运;而免疫压力则筛选出更具代谢与表观可塑性的亚克隆。文章从历史里程碑梳理到分子机制解析,再到肿瘤发生、转移、耐药全进程的时空整合,逻辑严密、视野开阔。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机制描述,而是进一步提出多靶点联合、序贯干预、饮食与微生物组调控等转化策略,并强调器官特异性代谢特征对治疗窗口的指导意义。然而,该框架的临床落地仍面临显著挑战:代谢与表观调控因子广泛分布于肿瘤与免疫细胞,单一抑制剂常产生“双刃剑”效应,如2-DG在抑制肿瘤糖酵解的同时损害T细胞功能;肿瘤异质性使靶点选择与剂量时序难以标准化;小鼠模型与人类免疫代谢差异亦限制临床转化。未来研究应借助单细胞多组学、空间代谢成像与AI预测平台,识别真正位于网络枢纽的“收敛节点”,并设计以免疫功能为导向的动态联合方案。总体而言,该综述为理解癌症进化韧性提供了有力概念工具,但其价值最终取决于能否将“轴”的理论转化为可验证的生物标志物与可操作的临床路径。
原文来源:Wang X, Luo X, Xiao R, Liu X, Zhou F, Jiang D, Bai J, Cui M, You L, Zhao Y. Targeting metabolic-epigenetic-immune axis in cancer: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6 Jan 26;11(1):28. doi: 10.1038/s41392-025-02334-4. PMID: 41582215; PMCID: PMC1283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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