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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泛亚洲 ESMO 肝癌指南解读:变化不只在治疗选择增多

泛亚洲ESMO肝癌指南解读:真正的变化,不只是多了几种治疗选择

AI 导读

2026 年泛亚洲版 ESMO 肝细胞癌指南正式发表,以 2025 年 ESMO 肝癌指南为基础,经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多国肿瘤学会代表参与的专家组适应性修订。指南强调 MDT 个体化诊疗,活检按场景考虑而非一律穿刺,TACE 不宜机械重复,ctDNA 目前不替代标准诊断与随访。指南把科学推荐与各地区药物获批、可及和报销分开讨论,提醒推荐不等于本地可用或医保可报。

推荐理由

文章把指南推荐与药物获批、医保报销分开讨论,并逐条说明活检、TACE 与免疫联合各自的适用边界与证据限度。

正文

6分钟前 肝癌在线 肝癌在线 发表于上海

2026 泛亚洲 ESMO 肝癌指南为区域修订版,强调 MDT 个体化诊疗,规范活检、TACE、免疫联合使用,ctDNA 不作常规,区分推荐、获批、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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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泛亚洲版ESMO肝细胞癌指南正式发表。该指南是以2025年ESMO肝癌指南为基础,经亚洲专家组适应性修订形成的泛亚洲共识指南。专家组由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的肿瘤学会代表参与,ESMO与马来西亚肿瘤学会协调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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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把它读成一张“新药清单”,不如关注它如何把肿瘤负荷、肝功能、门静脉高压、治疗可及性和后续治疗机会放进同一条决策路径。它的制定方式也值得注意:专家对推荐的科学依据进行投票,药物在各地区的批准、可及和报销情况另行讨论。换句话说,临床证据的判断与现实能否获得治疗,被放在两个层面处理。这有助于避免把“当地暂时无法使用”误写成“缺乏临床价值”,也提醒读者:指南推荐并不自动等于本地可用或医保可报。因此,本文所说的“新”,主要是对原指南的区域性调整与共识,而不是亚洲患者已经通过一项新试验证明了某种治疗更优。

一、诊断上的要点:活检应结合场景,不能变成“一律穿刺”

肝癌诊断仍需综合危险因素、增强影像和临床背景。此次改编中,专家认为可以考虑活检,尤其是计划接受肝局部治疗或系统治疗的患者。这不是要求所有典型影像表现的HCC患者都必须先穿刺;更需要重视活检的情形,通常包括影像不典型、缺乏明确肝癌高危背景,或病理结果可能改变治疗方案的患者。这一区分很重要:如果把“考虑活检”概括成“晚期肝癌治疗前必须病理确诊”,就会把有条件的建议改写成普遍要求。合理做法是先问两个问题:影像诊断是否符合适用条件?组织学结果是否会影响治疗选择?指南还涉及影像诊断表述的校正。对于读者而言,重点不是记住某个术语勘误,而是诊断标准必须使用准确、规范的影像学描述,避免仅凭一个影像征象作出过度确定的判断。

二、早期肝癌:治疗选择要同时看肿瘤和肝脏

指南的早期肝癌治疗路径强调多学科团队(MDT)评估。是否切除、消融或移植,不应单看肿瘤直径,还要结合肝功能、门静脉高压、肿瘤位置、手术风险以及患者整体状况。指南流程图对切除和消融的选择也要求考虑技术可行性,并由MDT讨论。对于小肝癌,消融仍是重要的根治性治疗选择;但肿瘤增大后,单一局部治疗能否完整控制病灶,越来越需要个体化判断。泛亚版把部分较大肿瘤的联合局部治疗纳入讨论,反映的不是“消融失去价值”,而是治疗方式应随肿瘤大小、位置和可切除性调整。

肝移植仍是部分患者的根治性治疗机会。指南也允许在严格筛选的肝内局限性疾病患者中,考虑系统治疗降期后再评估移植;既往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患者,需要特别评估移植后急性排斥风险。

三、中期肝癌:TACE仍重要,但不能机械重复

这份指南较有现实意义的一点,是没有把中期HCC简单等同于“只能做TACE”。对经过筛选的患者,局部治疗、系统治疗及其联合可以进入MDT讨论。指南也提及TACE联合免疫治疗和抗血管生成治疗,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考虑TACE联合仑伐替尼等方案。但这些推荐的证据等级、适用人群和长期获益证据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一些联合方案,目前的研究信号可能首先体现在缓解率或无进展生存期上;在长期总生存获益尚未明确时,不应将“可以考虑”翻译成“所有中期患者都应该接受联合治疗”。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则是:TACE不是越多越好。如果重复治疗后肿瘤仍未出现预期坏死,继续按原方案追加可能带来肝功能损伤,却没有相应获益。此时应重新判断患者是否仍适合TACE、是否存在TACE抵抗,以及是否应更换治疗策略。治疗反应可结合mRECIST等适用标准评估。临床上真正需要避免的,是没有复评就把“下一次TACE”当成默认选项。

四、晚期一线:免疫联合已成为重要选择,但不是人人适用

对于肝功能保存较好、体能状态良好的晚期HCC患者,免疫联合治疗是当前一线治疗的重要选择。泛亚版列入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麦利尤单抗等方案,也纳入了亚洲地区具有临床证据的治疗选择。

这里要避免两种简单化理解:

一是把指南概括成“所有患者一线都用免疫联合”。是否适合治疗,仍要考虑肝功能、体能状态、出血风险、自身免疫病史、合并症和患者意愿。特别是拟使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的患者,应评估门静脉高压和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相关风险。

二是把“并列的指南推荐”理解成“疗效已经头对头证实完全相同”。指南推荐反映的是现有证据和共识判断,不代表不同方案之间已经完成直接比较,也不意味着每位患者都能获得相同的获益。

对不适合免疫联合治疗的患者,单药免疫治疗或靶向药物仍可能是备选路径;具体选择应结合患者不适合联合治疗的原因。比如,不能耐受抗血管生成药物,并不必然等于不能使用所有免疫治疗方案。

五、后线治疗更要避免“照表顺序换药”

晚期HCC的二线治疗证据,往往取决于一线具体用了什么方案、患者肝功能是否仍稳定,以及既往治疗失败的原因。尤其在一线治疗方案快速变化的背景下,既往以索拉非尼为基础建立的后线证据,不能不加判断地套用到所有患者身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指南对部分后线治疗的推荐强度相对谨慎。医生需要重新评估患者是否仍适合抗肿瘤治疗、是否还有局部治疗机会,以及后续方案是否与既往治疗机制和毒性风险相匹配。“序贯治疗”不是按药物名单依次使用,而是每次进展后重新设计路径。

六、ctDNA有前景,但目前不应替代标准诊断和随访

ctDNA可用于研究微小残留病灶、复发风险和治疗反应,但“有潜力”不等于“已经成为常规决策工具”。目前不应仅凭ctDNA结果决定停药、换药或判断复发,也不宜用它替代影像学和临床随访。对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患者,规范影像随访仍然重要;随访频率应结合治疗方式、复发风险和患者情况安排。这里也需要谨慎:若文章给出固定的检查时间表,应确认其确实来自相应指南推荐,而不是把某一地区的临床习惯写成泛亚洲版指南的统一要求。

七、对中国临床实践的启示:推荐、获批和报销是三张不同的表

泛亚洲版指南列出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药物可及情况,这对理解“指南推荐如何落地”很有帮助。但药品批准、医保报销和指南推荐会随时间变化,发布文章或开展临床决策时,应另行核实国家药监局和医保目录信息,不能直接把指南附录中的某个时间点当作当前状态。中国临床实践中还需要把BCLC分期与本土诊疗体系结合使用。无论使用哪一种分期,核心问题仍是:患者的肿瘤范围如何、肝脏储备如何、是否有门静脉高压、能否耐受治疗、治疗后还有哪些可行选择。

泛亚洲版ESMO指南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一个人人适用的“最佳方案”,而在于提醒临床医生把证据、患者条件和亚洲地区的实践差异放在同一张决策图里。对患者,治疗不能只看肿瘤大小;对医生,不能只看药物排名;对指南读者,也不能把“可考虑”读成“应常规”。真正可执行的HCC治疗方案,仍需由MDT结合肿瘤负荷、肝功能、门静脉高压、治疗风险、后续选择和本地药物可及性共同制定。指南本身也明确将科学推荐与不同地区的药物批准、可及和报销问题分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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