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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22 天前AI 评分53

卵巢癌误诊为良性肿瘤,患者死亡后医院被判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赔偿49.2万

判赔49.2万,患者死亡,一医院发生肿瘤误诊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AI 导读

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被某甲医院误诊为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并服用地诺孕素,后经上级医院重新病理确诊为交界性透明细胞囊腺瘤伴恶变、透明细胞癌形成,此时已无手术机会,患者随后去世。医学会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负次要责任,法院认定医院术中发现腹膜米粒样白点未及时与家属及病理科沟通导致误诊延误,判其承担30%责任,赔偿合计49261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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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钟前 梅斯肿瘤新前沿 MedSci原创 发表于上海

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术前 CA19-9 升高,术中见腹膜白点未及时评估沟通,初诊误判内膜异位囊肿,予禁忌药物地诺孕素;肿瘤恶性度高是主因,医方过错延误诊治,法院认定医方承担 30% 次要责任。

一位有十余年卵巢囊肿病史的女性,因为腹痛走进医院,准备做一个“囊肿手术”。术前CA19-9比正常值高了3倍,她问过医生要不要转上级医院,医生说可以在这里做。术中医生看到腹腔粘连严重、腹膜上有“米粒样白点”,但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及时告诉家属,手术按原计划做完了。

术后病理报告写着: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她出院回家,按医嘱服用地诺孕素——一种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着 “禁用于已知或疑似性激素依赖性恶性肿瘤” 的药。两个月后,她因腹痛腹胀再次就诊,被当作“术后感染”处理。辗转到上级医院,医生要求把原手术标本重新送病理。这一次,诊断是:交界性透明细胞囊腺瘤伴恶变、透明细胞癌形成。此时已无手术机会。从“良性”报告发出,到患者死亡,不到三个月。

这里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医院为什么判的是承担30%责任?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把时间线、检查结果和手术台上发生的事,一件一件摆清楚。

一、事件还原

20x4年6月,门诊。 患者因腹痛到某甲医院门诊就诊,医生认为是卵巢囊肿复发,告知可以在某甲医院手术,住院大概5到7天。患者本人学护理专业、在当地一家医院工作十余年,因为担心耽误工作,询问能否在假期再做手术,医生说可以。

7月31日,术前检查。 患者在当地另一家医院做彩色多普勒检查,附件发现一个7.0cm×4.2cm的无回声团,内见一个2.0cm×1.3cm的强回声团。8月1日,术前检查抗癌抗原CA19-9为76.407,正常值上限27.22,高出约3倍。患者曾质疑能不能做这次手术、需不需要转上级医院,某甲医院的医生说可以就在某甲医院做。当天她以“发现盆腔包块10余年,要求手术治疗”入住某甲医院妇科,入院诊断是:附件包块待诊:巧克力囊肿?子宫肌瘤?宫颈HPV感染;盆腔积液。

8月3日,手术。 在全身麻醉下行右侧卵巢囊肿剥除+肠粘连松解+腹部结节活检手术。术中发现米粒样白点,但主治医生未及时告知家属该异常,便继续完成手术。术中取右侧卵巢囊壁及腹部组织送病检。术后主治医生才告知家属患者腹部粘连严重、术中看见米粒样白点,并在不明确白色点是什么的情况下,告知患者为腹部结核。

8月6日,第一次病理报告。 结果为:(右侧卵巢囊壁)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腹部组织)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诊断为右侧卵巢巧克力囊肿、肠粘连、子宫内膜异位症。8月10日出院,实际住院9天,出院后一直服用地诺孕素片。

9月29日,再次就诊。 患者因“下腹及腰骶部胀痛7天余”入住当地卫生院,10月4日出院,住院5天。在某甲医院检查时,医生说是术后感染,经抗感染治疗病情未见好转。

10月7日至10月14日,上级医院确诊。 10月7日至某乙医院就诊,10月8日入院。某乙医院将某甲医院术中所取的右侧卵巢囊壁及腹部组织重新进行病理检查,10月12日作出病理诊断:(右侧卵巢囊壁)交界性透明细胞囊腺瘤伴恶变,透明细胞癌形成;(腹部组织)在其中一块组织表面查见少许癌细胞组织。10月14日转某丙医院,诊断为卵巢透明细胞癌外院术后,医生告知已无手术机会。

11月1日,患者在家中去世。 12月16日法医病理诊断:卵巢癌转移(子宫、肺);12月18日死因鉴定:系因卵巢癌转移致其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20x5年5月7日,医学会鉴定。 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分析意见为:术前手术指征明确,但术中发现异常,院方由于经验欠缺未意识到恶性肿瘤伴腹膜转移可能,从而未进一步与患者家属及病理科沟通,导致误诊,患者一直以良性肿瘤处理,导致术后疾病诊治延误;根据最终病理诊断,患者为卵巢透明细胞癌伴腹膜转移,该肿瘤为高度恶性肿瘤,预后较差,生存率低。鉴定结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负次要责任。

二、30%是怎么判出来的:鉴定意见和法院认定分别说了什么

医院在法庭上的抗辩很直接:鉴定已经定了次要责任,说明医方过错只是损害后果的部分原因,患者自身疾病的高度恶性才是主要原因,责任比例以20%以内为宜。

法院没有采纳“20%以内”的主张,但也没有支持原告要求的更高比例。判决书里写了两层理由。

第一层,过错在哪里。 法院认定:某甲医院在术中发现异常后,由于经验欠缺未意识到恶性肿瘤伴腹膜转移可能,未进一步与患者家属及病理科沟通,导致误诊,患者一直以良性肿瘤处理,术后疾病诊治延误,该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应承担次要责任。翻译成临床语言就是:术中的“米粒样白点”是一个需要被停下来追问的信号,但手术按原计划做完了,没有触发冰冻病理,没有触发与家属的沟通,也没有触发与病理科的协商。这个环节的松动,直接导致后续所有决策都建立在“良性”这个错误前提上——包括那张写着禁忌条款的处方。

第二层,为什么只是“次要”。 法院同时认定:患者在到某甲医院住院治疗前自述“发现盆腔包块10余年”,对身体疾病的异常情况警惕重视不够,直到病情加重才再次就诊,延误了救治时机,自身也存在相应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主要责任。鉴定意见里的那句话是整份判决书的支点:该肿瘤为高度恶性肿瘤,预后较差,生存率低。疾病本身的凶险程度,被认定为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次要责任”对应的赔偿比例在实践中通常在20%—40%之间,法院酌情确定30%,是一个落在区间中段的裁量结果。

最终,四原告合理损失合计1558708.67元,某甲医院按30%赔偿467612.6元,加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合计492612.6元。

但这30%并不意味着过错本身是“次要”的。 CA19-9高了3倍没有被升级处理,术中的“米粒样白点”没有被停下来追问,一份“良性”病理报告发出后一种禁忌药物被开了出来——这些是链条上同时松动的环节。它们在法律上没有被认定为“主要原因”,但它们决定了患者在哪一个时间点上被推上了那条无法回头的轨道。

写在最后

这起案件的结局,是疾病本身的恶性程度与一系列本可以更谨慎的临床判断共同写成的。30%的赔偿比例划定了法律上的原因力边界,但它无法回答那个更让人难以释怀的问题:在一个CA19-9升高3倍、术中出现腹膜播散征象的背景下,“良性”这两个字,本可以不必那么早、那么确定地被写进病理报告。术中的那一眼,是这条链上唯一一个还来得及改变方向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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