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宗苇专访:环境毒理学从污染物分布鉴定向人体健康溯源转型
独家专访蔡宗苇: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
蔡宗苇全职加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推动环境毒理学研究从污染物分布鉴定转向人体健康溯源,旨在建立早筛早干预平台。通过暴露组学追踪内分泌干扰物与肾病、乳腺癌高发的关联,实现从人体健康端反推污染源头。他利用质谱成像技术突破传统质谱局限,研究污染物在人体内的分布与毒性靶点,并与合作医院开展大规模人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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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6/06/01 11: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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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苇全职加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推动环境毒理学研究范式从“污染物分布鉴定”向“人体健康溯源”转型,旨在建立早筛早干预平台。 ## 研究新范式与技术路径 蔡宗苇主张建立从人体健康端发现问题,结合暴露组学溯源至特 … 展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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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届全国质谱分析学术大会上的采访之前,我重新翻了一遍蔡老师的履历——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中国化学会会士。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90年获德国马尔堡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浸会大学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24年,入选ScholarGPS全球前0.05%顶尖科学家榜单。
每一头衔都闪着光。但这些光环,反而让我更好奇另一个问题,一个把路走得这么顺的人,为什么总挑最难的路走?
2001年,已是美国药企首席科学家的蔡宗苇,因为一个教授梦,回到香港浸会大学。彼时国内二噁英分析几乎一片空白,他回来了,在一片无人区里,一砖一瓦地建起了中国环境分析的重要阵地。
2024年,他再次做出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离开深耕二十余年的香港,全职加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一所成立不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这是他学术人生的又一次"归零"。
两次选择,选的都是没有人走过的地方。
但这一次,命运给了他一个额外的考验。2025年10月,一场严重的心脏问题将他送入ICU,他经历了一次心脏瓣膜手术。“完美的静默”,他自我调侃道。
手术后的蔡宗苇,与从前不太一样了。我们坐在咖啡厅里,他说话的声音明显变轻了,那是身体大不如前留下的印记。交谈中,我能感觉到他在暗自用力地调节身体的不适。但即便如此,当服务生端上咖啡时,他依然会停下来,说一声"谢谢",看着对方的眼睛。
他的身体在变“慢”,但他的脚步没有停下。在这张全新的"白纸"上,他依然在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研究环境污染,最终是为了什么?
蔡宗苇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污染物的研究最终一定要走到人体健康这一步,否则就没有意义。"
他随手举了一个例子,也是他在东方理工大学正在推进的实际研究方向。
"我观察到一群人,肾病、乳腺癌的发病率显著偏高。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与内分泌干扰物的暴露存在较大关联。锁定某个区域、某种化学物质后,问题便回到了源头——哪个化工厂、哪个排放点、哪条被污染的河流。"
这就是他心目中环境毒理学的新闭环:从人体健康端发现问题,再结合暴露组学等技术溯源到环境中特定的污染物,再反推回污染源头。 而不是停留在"检测出某种污染物浓度超标"就止步不前。"过去我们习惯先选定一个地方做污染物分布鉴定,再考虑健康效应,"蔡宗苇说,"现在我想反过来,直接从人体健康出发。"
在东方理工大学,这个思路正在落地。宁波市批准他建立院士工作站,,合作方是当地的三甲医院。围绕污染物相关的人体疾病、内分泌干扰等方向,他们将开展大规模人群研究。
"我的目标是做一个早筛、早查、早干预的研究平台。"他说。
正是这种对"研究最终要有意义"的执着,驱动着他从传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分析,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体健康为核心的研究路径。而这条路,恰好也是中国环境分析学科二十余年发展历程的缩影。

传统质谱能告诉我们一杯水里甚至人体样品内有什么污染物、浓度是多少。但它回答不了另一个问题:这些污染物进了人体之后,去了哪里?造成毒性的靶点在哪里?
质谱成像技术(MSI),就是那把用来回答"去了哪里"的钥匙。它突破传统质谱仅能定性定量的局限,将化学分析从人体"有没有"拉升到了"在哪里"的维度——而这,才是连接环境暴露与人体健康之间那座看不见的桥。
蔡宗苇是最早看到这座桥的人之一。
他在美国药企工作多年,对药物在体内的靶点追踪再熟悉不过。"药物的靶点是药物到达某个部位发挥作用,毒性的靶点其实也是一个分子在哪里产生了毒性效应。从机制研究的角度看,两者有相似之处。"正是这一视角的转换,让质谱成像在中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不是仅仅用来开发新药,还可以用来追踪环境污染物在人体内的破坏路径,
“中国人在质谱成像研究领域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从追踪外源性污染物在器官中的分布,到探索内源性代谢物如脂质分子、脂肪酸,因污染暴露而发生的微妙改变,中国团队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远。
但研究越往前走,对仪器技术的拷问就越尖锐。
当前质谱技术仍受制于灵敏度、分辨率与扫描速度之间的"死亡三角"。蔡宗苇指出,未来的突破点在于大幅提升离子化效率以及离子捕捉和分析效率。Orbitrap和FT-ICR等高分辨分析器固然重要,但更新型、先进的离子传输、存储与捕捉技术,或许才是撕开技术瓶颈的关键利刃。
"目前质谱分析中,大量离子产生后,只有一小部分能最终被检测到,其余的都在某个环节损失掉了,"他说,"更有效捕捉离子、更有效地传输或储存起来,而不是任其损耗,是全球很多质谱研究团队梦寐以求的目标。如果实现了,将是革命性的突破。"
这份对底层技术的冷峻思考,也延续到了他对国产仪器产业的期许中。
"我对PFAS分析比较谨慎,许多国产液质分析系统目前还有挑战,底噪太高,本底干扰太大。"他提到,真正能解决PFAS这类无处不在的污染物的超痕量分析问题,并不容易。这背后不仅仅是某一个部件的差距,而是要考虑一整套系统,需要细致和有耐心的技术投入。
他以安捷伦为例:"最早解决PFAS分析的本底背景问题来自安捷伦。他们把所有塑料管路换成不含PFAS的特氟龙或不锈钢材料。"
"他明确表示,东方理工大学的质谱平台始终敞开大门,愿与真正具备研发决心的仪器公司深度合作,完成"替代"和"超越"的突围。

时间回到2001年左右。蔡宗苇从美国回到香港浸会大学,彼时国内做二噁英分析的人屈指可数,包括从其他领域转来做二噁英分析的精英。"他回忆道。
中国在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方面态度极为认真,各地方、各单位在经费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硬是上马了二噁英分析项目。但购置仪器只是第一步,"不是买一台高端仪器就能把分析做好的。"
蔡宗苇通过联合国环保署的支持,在香港组织了数次高水平的国际培训班,请来全球顶尖的二噁英分析专家,为中国科学家授课。"这对于我国二噁英分析体系的整体提升,乃至后来新污染物分析能力的建设,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今,中国拥有上百家具备二噁英分析能力的机构,在国际履约方面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研究力量之一。
从二噁英到PFAS,再到各类新污染物的筛查与鉴定,蔡宗苇见证了二十余年来中国环境分析能力的跨越式提升。"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国的研究水平、人员素质和仪器条件,跟我刚回来时已是天壤之别。"他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做得如此优秀,我甚至觉得没什么新东西可以介绍给他们了。"
但欣慰之余,他保持着学者的清醒。当被问及对青年科学家的期待时,他直言:"希望不要百分之百都去跟风。我们在新污染物方面的研究水平提高了,仪器条件也好了,完全有条件做出原创性的发现——从中国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让全球来跟随我们的研究方向。"
不过他也理解年轻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奈,评价体系摆在那里,文章、帽子、晋升路径,每一道都是绕不开的坎。"年轻人念完博士或博士后出站,首先要面临找一份好的工作,要申请基金,要发文章,要考虑晋升路径,在这种高压之下,各种各样的想法都会应运而生。"他叹了口气,没有再多说。他知道自己所能做的,是在实验室里,尽量给年轻人多一些成长的空间。

合影(左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蔡宗苇,右为仪器信息网化学分析主编万鑫)
【后记】那些放不下的事
采访结束,收起录音笔,本以为今天的对话就到此为止了。
但蔡教授没有急着走。他端起那杯几乎没怎么动的咖啡,抿了一口,像是终于从"被采访"的状态里松了下来。我们就这样又聊了一会儿,聊到去年10月底他做完心脏手术后的“领悟”。
生活上蔡教授一直豁达、乐观,兴趣广泛。由于小时感冒引起的风湿心肌毛病,5年前他遗憾放弃了自己钟爱的“羽坛”和一些其它活动。半年多前他因手术在ICU躺了4、5天,彻底信命了。“命里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不是豁达,不是无奈,更像是在病房里给出的一个已经想明白了的答案。
但信命不等于放下。恰恰因为想明白了什么可以不争,他才更清楚什么放不下。
他现在放不下的是类器官实验室还没建好,放不下的是中国环境毒理研究还没真正达到世界级水平。在采访中聊到的那些年轻人的困境,评价体系的焦虑、学术帽子的压力,他都看在眼里,也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他们撑起一个可以安心做科研的空间。这些放不下的事,正是他每天还在工作的理由。
聊完这些,我们一起走出咖啡厅,去展板那儿拍合影。路上他问起我最近在忙什么、公司有什么新进展,聊得随意,像是在关心一个晚辈,而非刚接受完采访的应付场面话。
站定拍照时,他笑容坦然,眼神清亮。
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他还在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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