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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2026-10-12精选AI 评分65

ctDNA在胆管癌管理中识别可靶点突变及耐药机制的证据与局限

胆管癌ctDNA可补充组织基因检测:识别IDH1/BRAF等可靶点突变及耐药突变,评估MRD复发风险及预后,基因融合/扩增等复杂变异灵敏度有待提升

AI 导读

ctDNA可无创补充胆管癌组织基因检测,识别IDH1、BRAF等可靶向点突变并纵向揭示FGFR2等耐药突变;但ctDNA对基因融合、扩增等复杂变异的灵敏度受肿瘤分数和平台设计限制,尚需前瞻性试验验证其临床指导价值。

推荐理由

文章系统总结ctDNA在胆管癌中识别可靶向突变及耐药的证据,并提示复杂变异检测的技术局限。

正文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简明总结

胆管癌常因组织样本不足、坏死或取样困难而无法完成全面分子检测。血浆ctDNA可无创补充组织检测,识别IDH1、BRAF等可靶向点突变并纵向揭示FGFR2、IDH及旁路信号通路耐药;但其对FGFR2融合、ERBB2扩增及MTAP等缺失的检出受肿瘤分数、测序深度和平台设计限制。肿瘤知情型检测、锚定多重PCR、长读长测序、甲基化/片段组学及人工智能有望提升低频变异和复杂结构变异检出。ctDNA在术后MRD与复发预警中的早期证据具有潜力,但尚需胆管癌专病前瞻性试验验证能否真正指导治疗升级或降级。

核心要点

• 胆管癌中,组织样本不足或无法获取经常限制全面基因组分析和生物标志物评估。
• 血浆ctDNA能够进行无创基因组表征,并可补充组织检测,尤其适用于无法进行肿瘤活检的患者。
• ctDNA分析可以识别具有治疗靶向价值的基因组改变以及新出现的获得性耐药分子机制。
• 初步数据支持ctDNA用于分子残留病灶评估、辅助治疗风险分层及更早发现分子复发。
• 对基因融合和扩增等复杂基因组改变敏感度不足仍是主要局限;先进测序、表观基因组方法和基于人工智能的分析策略可能改善未来检测性能。

摘要

胆管癌的诊断和治疗经常受到可用于基因组分析的组织活检样本不足的限制。利用血液循环肿瘤DNA(ctDNA)的液体活检已成为传统检测的一种有价值、无创的替代方法。ctDNA分析通过识别可靶向突变和治疗耐药分子机制,推动了胆管癌(CCA)治疗模式的发展。此外,初步研究显示,ctDNA有望用于辅助系统治疗的患者分层,并可更早发现复发。然而,现有ctDNA平台面临生物学和技术挑战,对CCA中常见的某些变异类型,如基因融合和扩增,敏感度有限。为克服这些障碍,研究者正在开发涉及人工智能、表观遗传分析和多样化参考基因组的新型测序技术及分析方法。这些先进技术进一步凸显了ctDNA检测成为CCA管理与研究不可或缺工具的潜力。

引言

胆管癌是一种侵袭性恶性肿瘤,其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上升。尽管近年来治疗有所进展,患者结局仍然较差:早期长期总生存率约为50%–70%,晚期低于5%。CCA治疗的重要进展之一是靶向治疗,而分子分型是实施靶向治疗的关键。由于肿瘤位置特殊,获得足量组织进行基因组分析往往较困难:肝内病灶可能深处肝实质,肝门部和远端肿瘤则常通过内镜刷检细胞学诊断,细胞量有限。约25%的组织基因组检测因材料不足或大范围坏死而失败。CCA还具有显著分子异质性,不同转移部位可能具有不同基因组特征,单部位活检可能遗漏这些差异。基于上述挑战,血浆新型生物标志物检测正在发展,其中临床进展最成熟的循环标志物之一就是ctDNA。

ctDNA分析能够无创检出由多个肿瘤部位释放的肿瘤来源DNA,从而同时应对样本不足和空间异质性问题,提供更全面的分子图谱。连续采血无需重复侵入性操作,可用于纵向监测,使ctDNA日益成为CCA管理的重要工具。液体活检ctDNA分析可为CCA的诊断、预后判断和治疗决策提供机会(图1),并可指导CCA及其他癌种使用靶向药物,为组织样本不足、无法完成基因组检测的患者拓展治疗选择。尽管ctDNA技术具有较高敏感度和特异度,但仍存在生物学和技术挑战,限制其在不同临床情境中的准确性。本综述总结ctDNA检测在CCA管理中的临床价值证据,并重点介绍旨在克服现有局限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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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tDNA用于胆管癌基因组表征的临床应用、优势及局限。

一、ctDNA在诊断和基因组分型中的作用

鉴别胆管癌、良性胆道疾病及其他癌症

游离DNA(cfDNA)已成为CCA早期检出和诊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可用于健康人群筛查以及鉴别CCA与良性胆道疾病。一项队列研究发现,CCA患者(n=63)的癌症相关cfDNA浓度高于健康对照(n=30)和良性胆道疾病患者(n=33)。该研究采用探针法和包括TP53、PTEN、BAP1、ARID1A在内的60个癌症相关基因固定面板检测cfDNA,结果优于CEA和CA19-9等经典肿瘤标志物;但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且样本量较小。血液cfDNA浓度鉴别CCA与健康对照的敏感度为89%、特异度为97%(P<0.01);鉴别CCA与良性胆道疾病的敏感度为82%、特异度为58%(P<0.01)。血清细胞外囊泡蛋白等其他生物标志物也已用于胆管癌诊断研究,是另一类肿瘤细胞来源的液体活检工具。

总体而言,尽管结果具有潜力,支持cfDNA作为CCA筛查和诊断工具的临床证据仍处于初步阶段。现有研究多为回顾性且样本量有限,需要独立验证队列和更大规模前瞻性研究确立其临床实用性,因此应谨慎解释已有结果。

胆管癌分子分型

随着越来越多针对可操作变异的靶向治疗获批,胆管癌分子分型已成为患者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解剖亚型的变异谱不同:肝内CCA富集FGFR2、IDH1/2、ARID1A、CDKN2和BAP1改变;肝外肿瘤则更常见ERBB2、KRAS、SMAD4和STK11改变。传统上,组织基因测序是识别这些改变的标准方法,但组织测序在10%–27%的病例中失败,最常见原因是肿瘤材料不足或明显坏死。ctDNA可作为有前景的补充策略;约85%的胆道癌可检出肿瘤来源DNA,约15%无ctDNA或检测失败。

ctDNA与组织分型发现可操作靶点的总体比例相近,均约为44%–55%;但点突变、融合和拷贝数变异等具体类型的检出率在两种方法间不同。对于点突变,ctDNA检出率较高:一项研究中,组织检出的IDH1和BRAF突变分别有87%和100%可由ctDNA检出;在更大队列中,210例组织确认IDH1突变患者中,ctDNA检出193例(92%)。相反,ctDNA检测FGFR2融合的可靠性较低:一项研究中的临床级检测仅检出组织测序所见FGFR2融合的18%,研究型检测的检出率则超过80%。这种差异可能与FGFR2重排复杂、存在多种易位融合伴侣及融合产物有关。CCA的拷贝数变异检出也不一致。对于与HER2抑制剂疗效相关的ERBB2扩增,一项研究显示ctDNA与组织检出率相近,但其他研究则显示ctDNA检出率较低。

除变异类型外,采样时间也会显著影响ctDNA分析。一项研究中,治疗前样本准确率最高(100%),疾病进展时样本次之(90%);治疗期间或疾病稳定期样本最低(56%)。还需注意亚克隆变异可能并非真正致癌驱动。例如,回顾性队列在亚克隆水平检出BRCA1/2突变,其功能和治疗意义仍存在疑问。上述局限提示,在依据ctDNA结果实施靶向治疗前必须进行谨慎临床解释。尽管如此,ctDNA正越来越多地用于临床研究,不仅作为伴随诊断,还用于生物标志物驱动的试验入组。近期多个实体瘤(包括CCA)的早期和晚期试验已使用ctDNA筛选患者并确定试验资格。

二、ctDNA的纵向和结局导向临床应用

预测和监测治疗反应

ctDNA基线及连续检测通常以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定量,可提供治疗获益信息。基线ctDNA VAF与化疗和靶向治疗结局均相关。一项多机构回顾性研究显示,VAF较高(>9%)的患者接受一线化疗和FGFR抑制剂治疗时,无进展生存期(PFS)均显著较短。研究未评估VAF与影像学肿瘤负荷或其他肿瘤因素的关系,但初步提示基线ctDNA可能与治疗反应相关。

特定靶点相关生物标志物还可动态监测,为靶向治疗的快速决策提供支持。在ClarIDHy研究中,ctDNA中IDH1突变清除(VAF低于检测阈值)与未清除相比,中位PFS更长(2.7个月对1.4个月,HR 0.37,P<0.001)。这些生物标志物研究属于探索性分析,并未用于实时决策,但显示ctDNA动态变化指导实时临床决策的潜力。为进一步标准化这一方法,研究者提出实体瘤液体活检疗效评价标准(LB-RECIST),将ctDNA动力学纳入疗效评估。对于CCA这种侵袭性肿瘤,尽早识别治疗失败至关重要。

预后判断

除治疗选择和监测外,ctDNA还可能用于预后判断。在晚期疾病中,以VAF定量的ctDNA丰度与患者OS相关,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项研究显示,无论采用何种治疗,VAF>9%的患者中位OS显著较短(HR 2.1,95% CI 1.1–4.0)。另一项回顾性研究以最高VAF基因定义优势克隆等位基因频率(DCAF);DCAF>3%的患者较DCAF<3%者生存更差,中位OS分别为10.8个月和18.8个月(P=0.032)。相反,一项纳入104例CCA患者的病例对照研究未发现VAF与生存结局相关。VAF可受总肿瘤负荷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需要谨慎解释。

ctDNA在CCA辅助治疗情境中的预后价值也得到研究。Ⅱ期STAMP试验将101例已切除、淋巴结阳性的肝外CCA患者随机分配接受卡培他滨或吉西他滨联合顺铂辅助治疗。相关生物标志物分析在辅助治疗前(n=89)、化疗第5周期后(n=88)和第8周期后(n=77)进行肿瘤知情型ctDNA检测。事后分析显示,术后约24.7%(22/89)的患者ctDNA阳性,并与RFS下降相关;第5和第8周期持续ctDNA阳性与明显更差RFS相关(HR 1.82,95% CI 1.04–3.18,P=0.035),且独立于原发部位、性别、病理分级和化疗方案。这些结果突出ctDNA在围手术期预后判断、监测和根治性切除后风险分层中的潜力。

解析治疗耐药

靶向治疗患者中新出现的基因组改变可通过ctDNA监测,用于解析CCA治疗耐药机制。例如,获得性FGFR2突变可驱动FGFR靶向治疗耐药。FGFR2融合阳性CCA患者接受Ⅱ期研究中infigratinib(BGJ398)治疗后的临床获得性耐药最早由病例系列报道。连续ctDNA分析在进展时检出FGFR2激酶结构域多个复发性点突变,提示其可能为infigratinib耐药驱动因素。其他病例系列重复观察到这一现象,并显示ctDNA能够检出单部位活检可能遗漏的耐药突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耐药突变仍可能对结构不同的FGFR抑制剂敏感,因此更换FGFR抑制剂可能是克服获得性耐药的有效策略,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正检验既往FGFR抑制剂进展后使用第二种FGFR抑制剂的策略。

连续ctDNA还可发现针对其他靶向药物的获得性耐药。IDH1突变CCA接受IDH1抑制剂后,纵向ctDNA中可新出现IDH2点突变,提示可能发生异构体依赖性转换。ctDNA还可识别治疗期间出现的替代或互补信号通路基因变异,这些变异可能促进获得性耐药。对接受IDH1或FGFR1–3抑制剂治疗的CCA患者进行纵向ctDNA监测,可发现MAP激酶通路、PI3K/AKT通路和DNA损伤修复通路的新改变,但其导致耐药的作用仍在研究中。

癌症基因组异质性是CCA及其他实体瘤精准治疗的主要挑战。组织活检仅提供单一病灶的信息,而多个肿瘤释放的ctDNA可反映肿瘤异质性。快速尸检标本多区域测序显示,病灶内和病灶间异质性可独立于其他耐药突变影响FGFR抑制剂耐药。多项研究已利用ctDNA探索肿瘤异质性。一项大型CCA队列追踪192例具有连续ctDNA样本患者首次和末次采样之间出现的变异,中位间隔226天。平均变异数由基线2.2个增至末次3.0个;具有8个或以上变异的样本比例由2%升至9%;末次样本亚克隆突变比例也更高(47%对38%,亚克隆定义为VAF<25%)。多克隆基因组改变与较短进展时间相关。ctDNA的无创特性允许纵向追踪肿瘤演化,有助于理解克隆异质性和耐药动态,并改善分子结果解释及治疗决策。

三、ctDNA在早期胆管癌中的未来临床应用

除分子分型和疾病监测外,ctDNA已成为多种实体瘤中指导辅助治疗和风险适应性治疗策略的有力工具。CCA数据仍有限,但其他胃肠道肿瘤,尤其结直肠癌(CRC)的经验,可为未来应用提供路线图。

CRC多项前瞻性研究显示,术后ctDNA阳性可识别高复发风险患者,目前正在评估ctDNA阳性或动态变化能否指导辅助治疗决策。术后或辅助治疗后持续ctDNA阳性持续与较差无病生存和OS相关,为高风险患者治疗升级或早期干预提供依据。Ⅲ期DYNAMIC试验显示,在已切除Ⅱ期CRC中,ctDNA指导策略可减少辅助化疗使用,且不损害RFS,支持将ctDNA用于低风险患者治疗降级。上述结果提示ctDNA可能从单纯预后标志物发展为可操作的反应适应性管理工具。

但并非所有ctDNA指导策略均取得成功。COBRA等试验以及CIRCULATE-US的设计调整凸显了关键挑战,包括早期疾病ctDNA阳性率低、检测敏感度差异,以及ctDNA清除等最佳终点仍不确定。这些局限强调,在广泛临床应用前需要谨慎设计试验、标准化检测性能并进行疾病特异性验证。

对于CCA而言,根治性切除后复发率高,传统临床病理因素指导辅助治疗选择的能力有限,因此上述经验尤其重要。肿瘤知情型ctDNA可能识别可从强化辅助或围手术期策略中获益的患者,同时使低风险患者免受不必要毒性。将ctDNA整合入围手术期试验还可能更早发现分子复发并及时干预,从而改善长期结局。未来CCA研究应验证ctDNA指导的风险分层,定义具有临床意义的终点,并将ctDNA纳入前瞻性辅助和新辅助试验。

四、ctDNA检测的技术局限及新兴解决方案

检测敏感度

尽管ctDNA在CCA管理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现有平台仍具有影响敏感度的重要技术优势和局限(表1)。多数商业检测在VAF约0.5%时临床敏感度通常较稳健,但不同平台和临床情境表现不一。技术进步已使约0.1% VAF的分析检出限成为可能。这种差异主要反映测序深度与基因组覆盖范围之间的权衡,尤其是基于杂交捕获的平台。肿瘤不知情型固定基因面板富集常见驱动变异,可降低成本并广泛应用,但当每个位点测序深度受限时,敏感度可能下降。覆盖更广的检测可识别更多变异,却常以测序深度降低和低频变异敏感度下降为代价。对于肿瘤DNA脱落程度不一的疾病,必须认识这些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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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克服ctDNA分析生物学及技术局限的新兴策略。CAPP-seq:癌症个体化深度测序;iDES:整合数字错误抑制;WGS:全基因组测序;CNV:拷贝数变异;AI:人工智能。

为克服固定面板杂交捕获的限制,已开发多种提高ctDNA敏感度的策略。CAPP-seq利用大型公共基因组数据库设计癌种特异性面板,属于肿瘤不知情型检测,但报告检出限可低至0.02% VAF,从而提高MRD和早期癌症检出能力。另一策略为肿瘤知情型个体化ctDNA检测,根据患者肿瘤组织中的体细胞变异设计专属面板,与采用固定非个体化面板的传统肿瘤不知情型平台不同。肿瘤知情型检测已用于监测肺癌免疫治疗反应和筛选CRC辅助治疗候选患者。两种策略在不同检测间的ctDNA等位基因分数高度一致,但肿瘤知情型方法在低VAF单核苷酸变异和结构变异检出方面可能更敏感。CCA需要开展直接比较两种策略的研究,以明确其在不同情境中的实用性和性能。

融合检测

在晚期疾病中,传统短读长、肿瘤不知情型DNA测序检测基因融合的敏感度较低,是ctDNA分析的关键技术局限,常需补充检测。组织融合可根据变异和检测设计采用FISH、PCR或免疫组化,但各方法在融合伴侣识别和功能表征方面均有限。由于多种针对融合肿瘤的靶向药已获批,准确、全面检出这些改变至关重要。

ctDNA测序技术显著影响检测性能和结果解释。杂交捕获和扩增子测序是两类主要策略。杂交捕获使用生物素化寡核苷酸探针结合并富集碎片化cfDNA中的特定区域,优点是可覆盖完整基因、较好检出包括融合在内的结构变异,并可识别覆盖区域中的新改变;缺点是需要较高DNA输入量(通常10–20 ng),且测序深度分配到更大基因组范围后,低频变异敏感度可能降低。标准条件下通常可可靠检出0.5%–1% VAF。扩增子测序利用多重PCR扩增预定区域,通常是已知热点,已知热点敏感度可达0.1% VAF,DNA输入量较低(1–10 ng),周转更快、成本更低;但仅限预选区域,不能可靠检出融合或拷贝数改变,并会遗漏靶区外变异。CCA初始全面基因组分型更适合杂交捕获,以覆盖FGFR2融合(需测序内含子断点)、ERBB2扩增及新变异;治疗期间监测已知改变,如追踪已识别的IDH1突变,则扩增子检测可能以更高敏感度和较低成本满足需求。

组织基因组研究显示,FGFR2融合约见于9%–13%的肝内CCA,但频率因队列和检测方法而异。在组织已确认FGFR2融合阳性的患者中,ctDNA研究检出BICC1融合伴侣的比例明显高于非BICC1融合伴侣〔11/19(58%)对1/48(2.1%)〕,这一巨大差异反映可检出性差异,而非真实生物学患病率。相比之下,福巴替尼Ⅱ期FOENIX-CCA2试验的探索性ctDNA分析使用TruSight Oncology 500,在95例可评估FGFR2融合阳性CCA患者中检出87%的FGFR2融合或重排。差异说明ctDNA融合检出受到平台设计、测序深度和肿瘤分数影响。

商业ctDNA平台的融合检出性能不同。一项CCA比较研究显示,ctDNA检出致病性FGFR2重排的比例低于组织测序(5.3%对7.6%,P=0.004),但肿瘤分数超过1%时一致性显著提高。结构重排的异质性和复杂性造成融合检测差异。肺癌商业平台比较显示,ALK、ROS1和RET融合检出不一致,部分重排被多个平台完全遗漏。CCA的FGFR2易位同样具有多样融合伴侣和结构构型,可能逃避ctDNA和传统组织检测。FIGHT-202试验中,涉及ATE1和TACC2的FGFR2融合通过FISH及标准肿瘤基因测序均难以检出。包括CCA在内多种肿瘤中的NTRK融合,在DNA基础的ctDNA杂交捕获面板中敏感度也有限。此外,ctDNA检出融合事件不能证明重排形成具有功能的转录本,亦不能排除其为乘客改变。

多种新方法尝试通过整合或替代测序策略克服这些限制。肿瘤组织RNA测序与DNA分型联合,可识别实际表达的融合并评估转录本功能,敏感度通常高于单独DNA测序。采用位点非依赖性引物的锚定多重PCR在CCA组织样本中检出FGFR2融合具有较高敏感度和特异度,包括新型重排。长读长DNA测序可生成1–10 kb长片段,提高FGFR2、NTRK等复杂结构变异和重排的解析能力。其他实体瘤研究显示,长读长测序在极低VAF下检出ctDNA也具有较高分析敏感度,提示其可能适用于CCA。

可靶向缺失的检出

ctDNA检出缺失同样具有挑战,而随着相关治疗机会出现,其临床意义日益重要。扩增会增加测序覆盖度,在中等肿瘤分数下即可检出;缺失则使覆盖度下降,必须与技术噪声和局部测序效率差异区分。低肿瘤分数时更加困难,需要很高测序深度和复杂算法才能可靠判定缺失,尤其是较小基因组区域的纯合缺失。随着针对缺失相关脆弱性的新疗法进入开发,例如在MTAP缺失肿瘤中使用PRMT5抑制剂,缺失检出能力不足的临床影响不断扩大。改善策略包括肿瘤知情型追踪特定缺失、提高测序深度并整合片段组学。当怀疑缺失时,例如CDKN2A丢失背景下怀疑MTAP缺失,若ctDNA阴性,应考虑组织确认检测。

五、ctDNA检测的生物学局限与新兴解决方案

CCA克隆和解剖异质性造成ctDNA检测的生物学局限。ctDNA可捕获亚克隆变异并推断新出现的耐药细胞群,但低肿瘤负荷时亚克隆检出受检测敏感度限制。ctDNA还缺乏空间分辨率,不能定位疾病的解剖来源,限制其在监测和特定部位进展评估中的作用。

不同转移部位DNA脱落量不同,解剖异质性会进一步影响ctDNA敏感度。结直肠癌研究显示,肺转移释放的ctDNA少于肝或腹膜疾病,因此某些原发部位的ctDNA与组织突变检测一致性较低;这一现象可能同样适用于CCA。同步恶性肿瘤或非恶性克隆性造血还可能造成假阳性。年龄相关克隆性造血可向血浆DNA贡献体细胞变异,包括罕见可操作的IDH2突变,因此必须结合临床和分子信息谨慎判断。

ctDNA临床实施的另一主要挑战是单核苷酸变异和拷贝数变异的解释,而不只是检出。意义未明变异(VUS)在CCA中常见,约占测序研究所识别SNV的37%。杂交捕获和外显子组测序虽发现许多已知致癌驱动基因的复发性SNV和CNV,但大量改变的临床意义仍不明确。包括具有预后和治疗意义的基因扩增在内,CNV在CCA中常见,但涉及新基因组区域时可能难以解释。不同人群的CNV模式也不同,例如亚洲队列MET扩增率较高,使解释更复杂,并强调精准肿瘤学必须重视基因组多样性。

新兴基因组策略正在解决这些限制(表1)。用于序列比对的传统参考基因组不能充分识别基因组多样性,可能遗漏不同族群肿瘤的重要变异模式。人类泛基因组计划旨在建立整合多种族背景的更广泛参考基因组。泛基因组方法已识别标准参考基因组未检出的新致癌改变,包括汉族患者胃癌中的独特基因缺失。随着检测扩展至多样化人群,采用此类框架可能提高CCA ctDNA分析准确性。

六、ctDNA分析的前沿技术趋势

将ctDNA分析扩展至基因组突变之外,有望解决现有检测的技术和生物学限制(表1)。一种方法是整合表观基因组特征,尤其是DNA甲基化。肿瘤特异性甲基化模式可反映在ctDNA中,并已成为信息丰富的生物标志物。在CCA中,不同甲基化谱可区分肝内与肝外肿瘤,并可能帮助明确胰胆系统恶性肿瘤的细胞起源;甲基化特征还与CCA生存结局相关。ctDNA甲基化检测在多种癌症中显示较高检出敏感度,并有望用于实体瘤早期检测及术后监测,支持将DNA甲基化作为多组学ctDNA分析的灵活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是ctDNA检测的另一快速发展领域,可整合复杂的多组学ctDNA数据,改善信号提取、降噪和分类,并可能降低所需测序深度。机器学习模型已提高肺癌、结直肠癌和肝细胞癌ctDNA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并用于乳腺癌的肿瘤分类和亚型判定;随着技术成熟并提高可及性,类似应用可能对CCA具有价值。

研究者还在探索替代分析物补充血浆ctDNA。与血浆相比,胆汁cfDNA检测SNV和小片段插入/缺失与组织结果的一致性更高,可能源于局部肿瘤DNA脱落较多。胆汁cfDNA可在胆道引流过程中获得,可能为部分患者的分子分型提供补充;但其临床应用受侵入性采集、可用性有限以及结果与总体肿瘤负荷或转移性疾病关系尚不明确等限制,常规应用前仍需验证。

对于肿瘤负荷低、DNA脱落有限的CCA,新技术可能尤其有意义。除检测特定基因组改变外,cfDNA片段特征分析(片段组学)可提高低肿瘤负荷情境的癌症检出。片段组学特征包括DNA片段长度分布、末端基序和核小体定位模式;由于染色质结构和DNA释放机制不同,正常DNA与肿瘤来源DNA在这些特征上存在差异,肿瘤来源DNA通常更短并具有独特末端基序。浅层WGS以较低深度(通常0.1–1×覆盖度)对全基因组测序,能够以低于深度靶向测序的成本同时检测拷贝数改变和片段组学特征。与经肿瘤特异性片段模式训练的机器学习算法结合后,浅层WGS已在ctDNA脱落较低的多种肿瘤中显示更高检出敏感度。

结论

胆管癌是一组基因和解剖异质性明显的恶性肿瘤,转移期结局不佳,需要改进诊断和治疗策略。ctDNA分析已成为用途广泛的临床工具,可识别可操作基因组改变以指导个体化治疗,并用于预后判断、疾病监测和风险分层。商业ctDNA平台可提供具有临床意义的基因组信息,尤其适用于组织测序受限或失败的情境,并已在包括CCA在内的多种癌症中用于指导靶向治疗。

尽管取得进展,现有ctDNA平台仍面临限制临床价值的生物学和技术挑战,包括CCA显著的基因组异质性、VUS认识不足,以及固定杂交捕获面板可能漏检融合等复杂改变。肿瘤知情型测序和增强错误校正可改善低频变异敏感度;锚定多重PCR等靶向方法可更可靠地检出融合。整合表观基因组特征、多样化人类参考基因组和基于人工智能分析的多组学策略,有望优化ctDNA解释并扩大临床应用。持续整合这些进展,可能进一步巩固ctDNA在胆管癌诊断、监测和治疗中的核心地位。

文献来源

Liu M, Doger B, Pant A, Lamarca A, Goyal L. Promises and Pitfalls of ctDNA te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Cholangiocarcinoma. JHEP Reports. 2026:102023. DOI: 10.1016/j.jhepr.2026.1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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