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A Oncology综述:KELIM联合手术残留识别晚期卵巢癌化疗不敏感人群并探索强化策略
JAMA Oncology综述:晚期卵巢癌一线含铂化疗应答不仅靠BRCA/HRD预测,CA125动态KELIM结合病理和手术残留,识别高危人群并探索强化策略
JAMA Oncology 一篇综述提出,晚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在维持治疗前的残余病灶取决于肿瘤化疗敏感性与手术切除完整性,CA-125 清除速率常数 KELIM<1.0 且未能完全肿瘤细胞减灭的“双红旗”人群预后最差。
综述把化疗敏感性与手术切除完整性并列为维持治疗前残余病灶的两个决定因素,并梳理了按早期应答选择强化方案的在研试验。
简明总结
这篇综述关注对一线含铂化疗反应不足的晚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作者提出,维持治疗前的残余病灶同时取决于肿瘤自身化疗敏感性和手术切除完整性:CA-125清除速率常数K(KELIM)<1.0且无法完全肿瘤细胞减灭的患者,被称为“双红旗”人群(the 2 red flags population),预后较差。KELIM可通过治疗期间CA-125动态变化评估化疗敏感性;病理化疗反应评分和影像学反应可提供补充信息。三组独立数据中,BRCA突变及同源重组缺陷(HRD)状态未能可靠预测新辅助化疗反应,说明PARP抑制剂获益标志物与初始化疗敏感性并不完全相同。多项III期试验的事后分析提示,部分化疗敏感性差的患者可能从剂量密集化疗或贝伐珠单抗联合方案中获益;这些发现仍需前瞻性验证。SALVOVAR及RegeNovar试验正在评估根据早期治疗反应选择强化方案的策略。
摘要
重要性:尽管贝伐珠单抗及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已纳入晚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一线治疗,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的肿瘤对含铂化疗应答不足,因此常无法实现完全肿瘤细胞减灭术,这类患者被称为“双红旗”人群(the 2 red flags population),其生存仍较差。本综述探讨在开始维持治疗之前,以改善肿瘤应答为目标的全身治疗强化或化疗增敏的理论基础、现有证据及新兴策略。
观察结果:在维持治疗前实现最小残余病灶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手术切除的完整性和肿瘤内在化疗敏感性。临床可行的化疗敏感性指标——KELIM(模型化癌抗原125清除速率常数K)、病理化疗反应评分及影像学应答——目前已被欧洲肿瘤内科学会—欧洲妇科肿瘤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提及;而BRCA/同源重组缺陷状态可能无法可靠预测新辅助卡铂-紫杉醇的应答。在ICON-7、GOG-0218、ICON-8、ICON-8B、VELIA及IMagyn050等III期试验的事后分析中,化疗敏感性差的患者可能从强化策略中获得更大益处。ICON-8的双红旗亚组中,每周剂量密集紫杉醇与生存改善相关。贝伐珠单抗加至标准术后化疗或新辅助剂量密集化疗时,在高风险及化疗敏感性差的亚组中显示出无进展生存及总生存获益可能更大的信号。相比之下,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方案仅在特定亚组显示有意义活性,支持进一步评价这些人群中新的DNA修复靶向药物及免疫治疗方法。
结论与意义:早期识别化疗敏感性差的晚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使根据治疗反应调整的一线策略成为可能:选择最可能获益的患者给予治疗强化。III期SALVOVAR及I/II期RegeNovar试验正在前瞻性评估这一方法。该框架为测试新治疗提供了临床可行的平台,目标是在治疗选择原本有限的人群中提高间期完全肿瘤细胞减灭率并改善生存。
引言
尽管近期治疗取得进展,卵巢癌仍是全球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五大原因。过去十年,三种相互交汇的策略改变了晚期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的一线治疗:(1)化疗剂量强化,在JGOG-3016、GOG-0262及ICON-8试验中评估;(2)在一线化疗中加入贝伐珠单抗,在ICON-7、GOG-0218及ICON-8B试验中评估;(3)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i)维持治疗,先通过SOLO-1在BRCA突变疾病中确立,随后在PRIMA、PRIME、ATHENA-MONO、FLAMES及PAOLA-1试验中扩展至更广泛人群。
这些进展最明显地改善了占患者20%~25%的BRCA突变肿瘤患者长期结局;在另外20%~25%的BRCA野生型(BRCAwt)且同源重组缺陷阳性(HRD阳性)肿瘤患者中,改善程度较小。然而,相当大一部分患者的肿瘤对标准含铂化疗反应不足,因此常无法完成间期完全肿瘤细胞减灭术(ICS),其结局仍较差。该人群中,贝伐珠单抗维持获益有限,而仅化疗至少达到部分缓解的患者才符合PARPi维持治疗条件。
在此背景下,一种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策略,是在化疗过程中更早干预,以增强肿瘤应答并在进入维持治疗前尽量减少残余病灶。通过在初始治疗阶段强化治疗或实施化疗增敏以增强全身治疗作用,该方法有望改善结局并延长生存。
本综述概述这一应答适应性方法的理论基础及临床证据。我们讨论如何结合手术结果及肿瘤生物学识别化疗敏感性差的HGSOC患者、现有强化策略的临床证据,以及专门前瞻性试验正在检验的未来方向。检索策略及综述方法见补充材料的电子附录。
识别化疗敏感性差的HGSOC患者
最小残余病灶的手术及生物学决定因素及其对后续维持疗效的影响
约75%的卵巢癌在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III或IV期确诊。标准一线治疗包括初始减瘤阶段,即肿瘤细胞减灭术及6~8周期含铂-紫杉醇化疗,可联合或不联合贝伐珠单抗,目的是在进入维持治疗前尽量减少残余病灶(图1)。

图1|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在开始维持治疗前获得最小残余病灶的标准药物及手术治疗流程图。PARPi: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
当初次完全肿瘤细胞减灭术(PCS)可行且相关并发症可接受时,先实施手术,再给予术后辅助化疗。当根据影像、腹腔镜、肿瘤负荷或患者状况判断完全切除可能性较低时,给予新辅助化疗(NACT),以便实施ICS。TRUST III期试验中,与NACT后ICS相比,PCS未改善意向治疗人群的总生存(OS);但在完全切除的III期亚组中观察到无进展生存(PFS)及潜在OS获益。全球接受NACT的患者比例持续增加,在许多国家已超过50%。
一线治疗后有3种维持选择:(1)贝伐珠单抗单药12~15个月;(2)奥拉帕利、尼拉帕利或卢卡帕利单药维持24~36个月,其中奥拉帕利限用于BRCA突变肿瘤;(3)BRCA突变或HRD阳性患者接受奥拉帕利联合贝伐珠单抗。两项临床及生物学特征已在前瞻性研究中显示可调节维持治疗获益。首先,疾病风险类别影响贝伐珠单抗获益。接受完全PCS的III期患者通常归为低风险;术后有残余病灶、接受NACT后ICS及IV期患者则被视为高风险。贝伐珠单抗对肿瘤负荷大或高风险疾病患者的获益最大。
其次,BRCA突变及HRD状态是PARPi疗效最强的预测因素,BRCA突变肿瘤获益最大,BRCAwt HRD阳性疾病的获益较小但一致。与贝伐珠单抗不同,PARPi获益似乎在含铂化疗深度应答或完全肿瘤细胞减灭患者中最大。PAOLA-1中,奥拉帕利加入贝伐珠单抗维持带来的OS获益,在接受完全PCS的HRD阳性肿瘤患者中最大;更广泛的PARPi试验也要求患者对含铂化疗至少达到部分缓解才能入组。
这些观察促使研究者关注可实际应用的化疗敏感性指标,作为维持治疗获益的预测因素。模型化癌抗原125(CA-125)清除速率常数K(KELIM)依据NACT或辅助化疗期间CA-125的纵向动力学得出,量化肿瘤对化疗的应答程度,目前已被2024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欧洲妇科肿瘤学会和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指南提及。VELIA试验中,KELIM≥1.0、提示敏感性有利的患者,其维利帕利维持获益在BRCA突变肿瘤中(HR 0.28;95% CI 0.13~0.61)及BRCAwt HRD阳性肿瘤中(HR 0.62;95% CI 0.32~1.20)均大于KELIM<1.0者,后者相应HR为0.79(95% CI 0.38~1.65)及1.12(95% CI 0.63~2.00)。
病理化疗反应评分(CRS;CRS1为无或轻微反应,CRS2为部分反应,CRS3为完全或接近完全反应)同样量化NACT后ICS标本中的组织学肿瘤退缩,并可能预测PARPi维持获益。一项回顾性分析中,无论BRCA或HRD状态如何,PARPi维持治疗的中位PFS在CRS3、CRS2和CRS1患者中分别为61、20及14个月。当前国际指南也提及CRS,但其临床应用仅限于NACT场景,并受观察者间差异及CRS1与CRS2之间缺乏清晰预后区分所限制。
结合手术结局与化疗敏感性:“双旗”框架
来自CHIVA、AGO-OVAR7、AGO-OVAR9、ICON-7、ICON-8及妇科肿瘤协作组荟萃分析的回顾性汇总分析一致显示,化疗反应与减瘤完整性是PFS及OS的独立预后决定因素。联合评估KELIM(化疗应答程度)和手术结局(细胞减灭完整性),分别标记为有利的绿旗或不利的红旗,可定义3个预后组(图2):KELIM有利且完全细胞减灭者为“双绿旗”,结局最好;一项有利、一项不利者为“一绿一红旗”,预后居中;KELIM不利且手术不完全者为“双红旗”,结局最差。

图2|手术切除完整性和化疗疗效对生存互补性预后价值的概念折线图。曲线仅供说明,并非拟合生存数据。化疗疗效通过模型化癌抗原125清除速率常数K(KELIM)评分评估。a:最优/完全肿瘤细胞减灭术且KELIM有利(≥1.0)。b:次优/不完全细胞减灭术且KELIM有利(≥1.0),或最优/完全细胞减灭术且KELIM不利(<1.0)。c:次优/不完全细胞减灭术且KELIM不利(<1.0)。
此外,CHIVA回顾性分析及随后独立数据集的验证显示,完全细胞减灭的预后影响在KELIM不利患者中最大。该亚组中,完全ICS可显著降低铂耐药复发相对风险,降低程度超过KELIM有利患者,提示手术可能补偿化疗反应差者有限的减瘤作用(图3)。

图3|新辅助化疗期间标准化KELIM与间期肿瘤细胞减灭术完整性相互作用及后续铂耐药复发风险的概念折线图。百分比仅供说明,并非拟合数据。虚线表示模型化癌抗原125清除速率常数K(KELIM)约1.0;虚线左侧为低/不利KELIM,右侧为高/有利KELIM。a:低KELIM时差异大。b:低KELIM时差异小(按原图注保留)。
手术结局与化疗敏感性的决定因素不同,所需干预也不同。手术结局取决于团队经验、患者选择及机构实现肉眼完全切除的能力;欧洲妇科肿瘤学会指南建议机构每年至少开展20例。相比之下,化疗反应主要反映肿瘤内在生物学。提高化疗敏感性差的肿瘤对化疗的反应,是减少残余病灶、在新辅助场景中促进完全ICS及改善生存的另一途径。
评估化疗敏感性的临床可行及新兴工具
强化治疗会增加毒性,因此需要可靠的早期化疗敏感性差指标来指导患者选择。大部分证据来自新辅助场景,可在NACT期间监测肿瘤应答。
鉴于BRCA突变及HRD状态对PARPi敏感性的既定预测作用,多项研究评估它们能否预测NACT反应。在英国、法国及意大利3个独立国际数据集中,这些生物标志物未能可靠预测NACT疗效或完全ICS的可能性。BRCA突变与BRCAwt肿瘤的病理CRS3比例相近:英国数据集31%对34%,法国14%对15%,意大利38%对35%;HRD阳性与阴性肿瘤同样相近:法国16%对23%,意大利39%对32%。可能的解释包括紫杉醇削弱HRD效应,或BRCA/HRD阳性肿瘤内部的生物学异质性。3个数据集中,对NACT疗效最一致的预测指标是模型化KELIM评分。
标准CT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1.1评估的影像反应与NACT疗效关联不一致,这反映CT对腹膜病变,尤其是微浸润性癌病的敏感性有限。新型技术正改善影像表现。全身弥散加权MRI预测疾病可切除性优于CT,敏感性>90%,特异性98%。由专家实施的腹部或经阴道超声对不可切除性的特异性高(98%)、准确率约90%,但结果依赖操作者。氟代脱氧葡萄糖PET/CT及PET/MRI在评估NACT应答方面表现良好;一项研究中,氟代脱氧葡萄糖摄取早期下降与更高CRS3比例相关(52.9%对8.7%;P=0.003)。人工智能影像组学模型进一步提高治疗应答预测能力,一项整合影像基因组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78,标准临床模型为0.47。
循环肿瘤DNA动力学已成为有前景的标志物,但现有数据仍有限。CHIVA II期试验的事后分析中,循环游离DNA从基线至NACT第2周期下降,与PFS和OS改善相关,并预测ICS时完全切除(OR 3.94;95% CI 1.45~10.70;P=0.007)。
还有多种候选生物标志物,包括血清标志物乳酸脱氢酶、生长分化因子15及人附睾蛋白4;基因组及表达标志物CCNE1、ABCB1、ERBB2、BMP9;调控通路Aurora A、FOXD3及HOTAIR;蛋白质组特征、离体三维微肿瘤检测,以及多个与铂或紫杉类耐药相关的microRNA。结果异质性及缺乏大规模前瞻性验证,目前限制其临床应用。在当前实践中,模型化KELIM评分及病理CRS是化疗敏感性最成熟的临床可行指标,但均尚未经前瞻性验证。
强化治疗策略
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经验证的化疗增敏策略用于一线治疗反应差的HGSOC。然而,多个III期试验事后分析呈现一致信号:即使试验整体结果为中性或获益有限,在按化疗敏感性差选择的患者中,强化治疗可能提供更大获益(表)。


表|大型随机试验的回顾性研究提示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一线化疗强化可能获益,按证据等级分类。表格跨页,依原文顺序展示。缩写:AUC,曲线下面积;HR,风险比;HRD,同源重组缺陷;ICS,间期肿瘤细胞减灭术;KELIM,模型化癌抗原125清除速率常数K;NA,不可获得;NACT,新辅助化疗;OS,总生存;PCS,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PFS,无进展生存。a:证据等级I为随机前瞻性试验总体人群主要终点分析;II为随机试验内预先设定的亚组/生物标志物分析;III为探索性分析,包括跨试验间接加权比较或用于生成假设的生物标志物亚组分析。
增强化疗剂量强度
日本JGOG-3016 III期试验显示,每3周卡铂曲线下面积(AUC)6联合第1、8、15日紫杉醇80 mg/m²的每周剂量密集方案,相比每3周卡铂AUC 6联合紫杉醇180 mg/m²的标准方案改善PFS及OS。这一获益未在更广泛国际人群中重复。主要在欧洲人群开展的ICON-8,将每3周标准化疗与两种每周剂量密集方案比较,总体未发现PFS或OS获益。但事后分析显示,双红旗亚组,即KELIM<1.0及疾病无法完全切除者,无论手术时机如何,强化治疗带来40%~50%的PFS及OS获益(表)。
贝伐珠单抗作为潜在化疗增敏剂
铂耐药复发疾病中,AURELIA试验证实,每周紫杉醇加入贝伐珠单抗较单用化疗改善PFS,支持两者之间的化疗增敏相互作用。一线场景中,由于贝伐珠单抗既与化疗同时使用,也用于维持治疗,结果解读更复杂。
PCS后术后辅助场景中,GOG-0218及ICON-7显示,在每3周标准卡铂-紫杉醇中加入贝伐珠单抗可改善结局,高风险疾病获益最大。ICON-7中,对于有可测量病灶患者,贝伐珠单抗使影像应答率提高约20%,由48%升至67%。纳入KELIM的事后分析显示,在ICON-7及GOG-0218中,KELIM不利者的OS获益均大于KELIM有利者:ICON-7的HR为0.78对0.93;GOG-0218的PFS HR为0.64(95% CI 0.53~0.78)对0.88(95% CI 0.68~1.13),OS HR为0.79(95% CI 0.65~0.97)对1.05(95% CI 0.79~1.39)(表)。这些数据与贝伐珠单抗联合标准术后辅助化疗时,对化疗敏感性差的肿瘤具有叠加或化疗增敏作用一致。
II期试验在新辅助场景提供了相互印证的证据。ANTHALYA在标准NACT中加入贝伐珠单抗后,完全ICS率小幅提高(59%对51%);GEICO-1205改善可手术率(89%对67%;P=0.03),并提高CD8⁺/CD4⁺FOXP3⁺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比值,但未改变总体应答。
贝伐珠单抗与强化化疗的相互作用更为复杂,可能随治疗场景变化。主要在PCS后术后辅助场景开展的GOG-0262中,加入贝伐珠单抗后,每周剂量密集紫杉醇相对每3周标准化疗的PFS获益消失。一种解释是,贝伐珠单抗或其维持效应抵消了辅助化疗强化的有限获益。相比之下,主要在NACT场景开展的ICON-8B显示,相比贝伐珠单抗联合每3周标准化疗,贝伐珠单抗联合每周剂量密集化疗改善CRS3率(32%对21%)、PFS(HR 0.75;95% CI 0.62~0.90)及OS(HR 0.79;95% CI 0.65~0.95)。一个新兴假设认为,贝伐珠单抗可能优先在病灶仍存在的新辅助场景,而非术后辅助场景增强剂量密集化疗。
为探索这一假设,研究者用间接加权生存分析比较ICON-8及ICON-8B的新辅助组。KELIM不利患者中,每3周标准卡铂-紫杉醇加入贝伐珠单抗与结局改善相关:PFS HR 0.70(95% CI 0.49~1.00),OS HR 0.72(95% CI 0.52~1.00),尤其是未实现完全ICS者。相比之下,KELIM有利患者接受相同联合方案时,提示2年后可能出现不利影响(PFS HR 1.23;95% CI 0.89~1.70),完全ICS后最明显(HR 1.39;95% CI 0.92~2.10),提示受残余病灶调节的时间依赖效应。当贝伐珠单抗联合每周剂量密集紫杉醇时,KELIM不利者结局改善:PFS HR 0.62(95% CI 0.43~0.87),OS HR 0.62(95% CI 0.45~0.86);无论ICS是否完全,这一结果随时间保持一致,而KELIM有利者结果为中性。这些数据支持贝伐珠单抗与每周剂量密集新辅助紫杉醇在KELIM不利患者中具有持续协同作用。
综合来看,PCS后术后辅助场景中,贝伐珠单抗联合每3周标准卡铂-紫杉醇改善生存,高风险及化疗敏感性差患者获益最大。新辅助场景中,贝伐珠单抗联合每周剂量密集紫杉醇-卡铂改善肿瘤应答及生存,同样在化疗敏感性差的疾病中最明显。
PARP抑制剂作为化疗增敏剂
PARPi目前主要用于维持治疗,但数项试验探索了其化疗增敏作用。维利帕利最初为此目的开发,因为其PARP-DNA捕获作用较弱,骨髓毒性较其他PARPi低,允许与化疗同时给药;这一策略体现在VELIA三组设计中,包括对照组、仅同期给药组及同期给药加维持组。机制基础是抑制PARP催化活性,损害碱基切除修复,从而增强铂类诱导的DNA损伤;这与驱动PARPi维持获益的合成致死及捕获作用不同。VELIA仅在BRCA突变肿瘤中显示明确PFS获益,BRCAwt HRD阳性及HRD阴性亚组仅有有限改善,维利帕利在这一适应证的开发已终止。但若干次要分析支持其可能具有中等程度的化疗增敏潜力。与对照相比,仅同期给药组的影像客观应答率更高(79%对74%),NACT 3周期后CA-125下降50%的应答比例更高(31%对23%);特别是HRD阴性且KELIM不利患者,PFS数值上改善,中位10.2对6.7个月(HR 0.79;95% CI 0.49~1.30)(表)。这些结果可能与维利帕利在化疗期间的潜在化疗增敏或叠加作用一致,即使维持获益并不明确。
其他PARPi-化疗联合方案,包括NUVOLA试验中的奥拉帕利及单臂研究中的帕米帕利,受叠加血液学毒性限制,阻碍进一步开发。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为化疗增敏剂
抗PD-1/PD-L1抗体联合一线化疗的III期试验,包括JAVELIN Ovarian 100、IMagyn050、DUO-O、ATHENA-COMBO、KEYLYNK-001及FIRST,未带来具有临床意义的PFS或OS改善。按PD-L1表达、肿瘤突变负荷或BRCA/HRD状态进行的亚组分析,也未识别明确的应答人群。这些结果与多数HGSOC免疫“冷”肿瘤的生物学特征一致:低突变负荷、T细胞浸润稀少及免疫抑制性微环境限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疗效。
但探索性分析提示,特定亚组可能存在化疗增敏作用。KEYLYNK-001事后分析提示,在未完全细胞减灭、HRD阴性且未接受贝伐珠单抗的患者中,化疗加入帕博利珠单抗可能获益:中位PFS 11.9对10.1个月(HR 0.69;95% CI 0.53~0.90),中位OS 44.5对37.3个月(HR 0.89;95% CI 0.63~1.05)。这些发现受到贝伐珠单抗非随机使用及分析探索性性质的限制。IMagyn050事后分析提示,阿替利珠单抗可能在双红旗亚组,即KELIM不利且肿瘤细胞减灭不理想者中带来PFS获益。
数项II期试验评估在NACT中加入ICI以提高完全ICS率。NeoPembrOV总体未改善完全ICS率(67%对57%),但探索性分析提示具有有利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特征的肿瘤可能获益。KGOG3046/TRU-D报告,化疗加入度伐利尤单抗和曲美木单抗后,完全ICS率为74%,病理完全缓解率为17%。INEOV中,更高上皮内CD8⁺ T细胞浸润与更大的病理应答相关。综合来看,这些数据提示ICI可能使肿瘤负荷大、化疗敏感性差或免疫原性肿瘤的特定亚组获益,但尚无经验证的患者选择生物标志物。
讨论与展望
本综述关注在持续开发HGSOC一线策略时值得更多重视的未满足医疗需求。维持治疗前实现最小残余病灶取决于两个因素:手术完整性及肿瘤内在化疗敏感性。手术结局反映经验、患者选择及疾病早期识别;化疗敏感性反映肿瘤生物学,越来越多地可通过KELIM、病理CRS及影像反应等临床可行指标评估,这些指标目前均已被国际指南提及。两个不利指标同时存在的双红旗亚组预后最差,代表重要未满足医疗需求。
在所综述的试验中,一致信号支持根据应答调整强化治疗。每周剂量密集紫杉醇使ICON-8双红旗亚组获益。贝伐珠单抗加入标准辅助化疗或新辅助剂量密集化疗,在有残余病灶及化疗敏感性差的疾病中更明显地改善PFS及OS。维利帕利、阿替利珠单抗及帕博利珠单抗的探索性分析,提示在由HRD阴性状态、KELIM不利或免疫表型界定的特定亚组中有活性。
两点限制削弱了这些发现的确定性。首先,所有相关信号均来自事后或探索性分析,需要在专门设计用于检验应答适应性强化治疗的试验中进行前瞻性验证。其次,在方法学上难以区分化疗期间的增敏作用与化疗后的维持获益,对两个阶段均使用的贝伐珠单抗尤其如此。
除已在III期试验评估的策略外,若干新药方法正在开发。靶向ATR、WEE1、ATM或CDK2的细胞周期检查点抑制剂、PI3K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以及靶向FOLR1、TROP2、CDH6、NaPi2b、TA-MUC1、CLDN6、HER2、B7-H3或B7-H4等的抗体偶联药物,在化疗耐药疾病中代表合理的增敏或替代策略。但目前与常规化疗同期给药受毒性重叠限制,因此这些药物更多被开发为具有HRD阴性等不良预后特征,或HER2表达等诊疗一体化生物标志物患者的维持治疗。下一代免疫治疗,包括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剂、治疗性疫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及基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过继细胞治疗,在常规ICI效果不足时可能提供机制不同的替代方案。另一种非全身强化方法为ICS后热灌注腹腔化疗,其似乎对化疗敏感性差的患者尤其有益,包括KELIM不利或BRCAwt疾病患者。
未来试验设计方面,本文数据支持应答适应性策略,即将强化治疗留给最不可能从标准治疗获益的患者。对所有初诊卵巢癌患者,不考虑其初始治疗应答而给予全身强化治疗并不合适,因为肿瘤对化疗应答具有异质性,BRCA及HRD状态与NACT应答的相关性较弱,且强化治疗会增加累积毒性。这些考虑反对一刀切方法,支持根据早期化疗敏感性评估进行个体化治疗。此外,对在维持阶段前若不调整治疗即预计结局不佳的高风险人群,选择性的应答适应性方法在伦理上有其合理性。
这一概念框架,即专门在对标准NACT反应差的患者中评估创新强化策略,确定能否转化为结局改善(图4),目前正在前瞻性实施。国际III期SALVOVAR试验评估在3~4周期NACT后化疗敏感性差(KELIM<1.0)且疾病不可切除、即双红旗的患者中,改用每周剂量密集化疗。该试验将确定强化治疗是否改善后续可切除性及OS,并可能在此场景中前瞻性验证KELIM作为化疗敏感性标志物的价值。I/II期RegeNovar试验在3~4周期NACT后应答差、疾病无法完全ICS的患者中,评估在卡铂-紫杉醇-贝伐珠单抗中加入靶向MUC16及CD3的双特异性抗体ubamatamab。应答适应性强化在其他实体瘤中已有先例:预后不良非精原细胞生殖细胞肿瘤在1周期BEP(博来霉素-依托泊苷-顺铂)后血清肿瘤标志物下降不理想,触发改用紫杉醇-BEP-奥沙利铂(GETUG-13);ERBB2阳性乳腺癌在NACT后仍有残余浸润性疾病,触发辅助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KATHERINE)。在维持治疗前通过优化包括手术及全身治疗在内的初始治疗,实现最小残余病灶,仍是核心治疗目标,也是改善化疗敏感性差HGSOC患者长期生存的有前景途径。

图4|临床试验概念框架流程图:在对标准新辅助化疗反应差、被认为适合评估治疗强化的卵巢癌患者中,评价创新化疗增敏剂的附加价值。ctDNA:循环肿瘤DNA;KELIM:模型化癌抗原125清除速率常数K。
文献来源
You B, Clamp A, Moore KN, et al. Rethinking Treatment Intensification in Poorly Chemosensitive Ovarian Cancer: A Review. JAMA Oncology. 2026. doi:10.1001/jamaoncol.2026.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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