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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18 天前AI 评分52

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中CTNNB1突变的发现及其意义

卵巢肿瘤检出CTNNB1突变不能只想到微囊性间质瘤!NGS联合性索间质免疫表型支持类固醇细胞瘤诊断,避免单凭分子结果误判

AI 导读

研究报道了2例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发现CTNNB1第3外显子热点突变p.D32V和p.S45P,提示Wnt/β-catenin通路调控异常可能是该肿瘤的分子事件,强调CTNNB1突变不应作为反对SCT-NOS诊断的证据。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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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总结

本文报告2例伴快速进展男性化表现的右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SCT-NOS),患者分别为56岁和50岁。NGS分别检出CTNNB1第3外显子p.Ser45Pro及p.Asp32Val热点突变,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分别为29%和27%,并见β-catenin异常胞质及局灶核染色。结合典型性索-间质免疫表型和形态,支持SCT-NOS诊断,提示不能仅因CTNNB1突变而改诊为微囊性间质瘤。两例均未见恶性行为相关组织病理学标准,术后雄激素恢复正常。但研究仅2例,未作变异功能验证或胚系检测,随访有限;Wnt通路异常的预后及治疗价值仍需研究。

摘要

背景与临床意义

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SCT-NOS)是罕见的性索-间质肿瘤,其分子特征尚不清楚。迄今仅有极少数CTNNB1突变报道,尚未确立反复出现的驱动改变。更好地描述其分子谱,对卵巢性索-间质肿瘤的准确诊断分类,以及识别这一罕见实体中潜在可靶向的通路改变,具有临床意义。

病例介绍

我们报告从布鲁塞尔大学医院及Curepath病理科档案中检索到的2例连续右卵巢SCT-NOS。两例均接受全面的性索-间质及鉴别诊断免疫组化,以及靶向下一代测序:病例1采用168基因面板,平均覆盖深度2690×;病例2采用17基因面板。病例1使用MGI DNBSEQ-T7,病例2使用Ion GeneStudio S5。56岁绝经后女性(病例1)及有肾移植和淋巴瘤病史、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的50岁女性(病例2),均表现为快速进展的男性化。两例右卵巢肿瘤大小为20~25 mm,未见Reinke结晶,具有明确的性索-间质免疫表型:α-抑制素、钙视网膜蛋白、SF-1及Melan-A阳性;CD10、WT1、EMA、AE1/AE3及PAX8阴性,并见异常的β-catenin核及胞质染色。测序在病例1发现致病性CTNNB1 c.133T>C p.(Ser45Pro)变异,在病例2发现致病性CTNNB1 c.95A>T p.(Asp32Val)变异,两例FOXL2均为野生型。

结论

4例已完成分子表征的CTNNB1突变SCT-NOS中,3例集中于β-catenin的两个主要GSK-3β磷酸化残基,提示Wnt/β-catenin通路调控异常可能是反复出现的事件,并为该通路参与SCT-NOS新兴分子亚群提供进一步证据。在具有典型性索-间质免疫表型的肿瘤中,CTNNB1第3外显子热点突变不应被视为反对SCT-NOS诊断的证据,而可能有助于界定一个独特分子亚群。

1|引言

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SCT-NOS)是性索-间质类别中罕见的纯间质性肿瘤,全球报道少于1000例,估计占全部卵巢肿瘤不到0.1%。Hayes和Scully在具有开创性的63例临床病理分析中,将缺乏间质黄体瘤或Leydig细胞瘤部位及形态特征的类固醇细胞瘤命名为非特指型(NOS)。该病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最常在10~49岁诊断。最常见表现为男性化,在原始系列中约占41%;雌激素相关表现及库欣综合征较少见。

组织学上,SCT-NOS由多边形细胞组成,胞质丰富,嗜酸性至空泡状,呈实性片状、巢状或索状排列,无颗粒细胞、支持细胞或卵泡膜细胞分化,特征性地缺乏Reinke结晶。诊断依赖形态与性索-间质免疫表型结合,超过80%的病例α-抑制素、钙视网膜蛋白及类固醇生成因子1(SF-1)阳性;Melan-A、雄激素受体及CD10可不同程度阳性,EMA不表达。约五分之一病例呈恶性临床病程。Hayes和Scully提出的恶性行为相关组织病理学指标包括:每10个高倍视野核分裂象≥2个、肿瘤坏死、最大径≥7 cm、出血,以及2或3级核异型性。

与其他已确立反复出现驱动改变的卵巢性索-间质肿瘤不同,例如成人型颗粒细胞瘤的FOXL2 p.C134W、支持-间质细胞瘤的DICER1热点突变及微囊性间质瘤的CTNNB1第3外显子突变,SCT-NOS的分子特征仍不明确。Chao及同事近期报道首个SCT-NOS全面NGS系列,对7例患者测序,发现缺氧通路改变富集,包括HIF1A、VHL、SDHB、SRC、IDH2及FOXO4,识别的驱动改变中未见CTNNB1。

Mendoza及同事对25例类固醇细胞瘤/Leydig细胞瘤开展互补的临床病理与分子研究,其中部分病例接受NGS,发现1例携带CTNNB1突变。此前另有两篇报道分别在单例类固醇细胞瘤中描述Wnt通路调控异常:1例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患者的良性右卵巢类固醇细胞瘤,由APC双等位基因失活驱动β-catenin核积聚;另1例携带体细胞CTNNB1第32密码子错义突变p.D32Y,但其免疫表型不典型,α-抑制素、钙视网膜蛋白及Melan-A阴性,CD10及β-catenin核阳性,更类似微囊性间质瘤。迄今,尚未在具有典型性索-间质免疫表型的SCT-NOS中描述反复出现的CTNNB1热点。

本文报告2例右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均在布鲁塞尔大学医院病理科及Curepath完成诊断与分子表征。靶向NGS识别CTNNB1第3外显子两个不同热点突变,分别位于第32和45密码子。第2和第3节详述其临床、形态、免疫组化及分子发现,并讨论鉴别诊断,以及这些病例与既往CTNNB1突变SCT-NOS和更广泛Wnt/β-catenin驱动的卵巢性索-间质肿瘤谱系之间的分子关系。

2|病例介绍

2.1|病例1

一名56岁绝经后女性,孕1产1,因过去6个月出现快速进展的男性化转诊检查。临床表现包括雄激素性脱发、面颊、下颏和上唇显著多毛,以及阴蒂肥大(“巨大阴蒂”)。相关病史包括自身免疫性(桥本)甲状腺炎,接受稳定的左甲状腺素替代治疗;代谢综合征,体质指数33 kg/m²;子宫内膜异位症,于2025年5月接受宫腔镜子宫内膜切除术;G3a期慢性肾病,估计肾小球滤过率55 mL/min/1.73 m²。后者与已记录的含碘对比剂不耐受共同构成下述检查采用非增强CT的原因。患者未服用任何雄激素类药物。

两例患者初诊时均未正式计算改良Ferriman–Gallwey(mFG)评分。应注意,SCT-NOS等快速进展的男性化卵巢肿瘤中,多毛通常局限于特定解剖部位,而非弥漫分布;例如本文病例的面部多毛局限于上唇、颞部、下颏或面颊。因此,需要对9个指定身体区域评分的mFG评分可能低估雄激素过多的临床严重程度。病例1还存在雄激素性脱发及阴蒂肥大,两者均不纳入mFG评分。

内分泌检查显示孤立、严重的卵巢性雄激素过多。总睾酮8.73 nmol/L,约为绝经后上限的12倍;生物可利用睾酮3.528 nmol/L,游离雄激素指数22.1%,雄烯二酮6.10 nmol/L,硫酸脱氢表雄酮(DHEA-S)1.79 μmol/L。DHEA-S仍处正常低值范围,有效排除肾上腺来源。黄体生成素11.6 IU/L、卵泡刺激素25.8 IU/L及雌二醇51.7 ng/L与绝经后状态相符。血浆皮质醇、24小时尿游离皮质醇及17-羟孕酮正常,排除高皮质醇血症及21-羟化酶阻断。血清CA125为11 U/mL,抑制素B低于10 ng/L。

2025年12月经阴道超声显示前位子宫、内膜薄及稳定的前壁肌瘤,但卵巢仅勉强显影,无明确可辨认的附件肿块。2025年11月腹盆腔非增强CT因碘过敏未静脉注射对比剂,显示无肾上腺肿块,右附件区26×30 mm,左卵巢受邻近肠袢遮挡,存在临床怀疑的阴蒂肥大,无腹水或腹膜癌播散。

血清雄激素,包括总睾酮、雄烯二酮及DHEA-S,采用当地参考实验室常规使用的标准化学发光免疫测定法检测。计算游离睾酮及生物可利用睾酮时,依据总睾酮和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HBG),按Vermeulen公式计算,使用标准血清白蛋白浓度43 g/L。

患者于2026年2月接受腹腔镜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辅以间接腹膜细胞学检查。手术顺利,术后第1天出院。腹膜细胞学未见肿瘤细胞。

大体检查显示,右卵巢40×25×25 mm,包膜完整,内含境界清楚的实性黄橙色肿瘤。右输卵管70×4 mm。左卵巢28×14×11 mm,无大体病变;左输卵管75×5 mm,见出血,并含0.2~0.4 cm输卵管旁囊肿。

显微镜检查(图1)显示右卵巢肿瘤境界清楚,位于卵巢皮质内。低倍下,肿瘤细胞呈巢状和索状增生,细胞间质少。高倍下,细胞多边形,胞质丰富,细颗粒状嗜酸性,局部空泡化,细胞膜轮廓清楚;细胞核圆形、居中,核仁显著。未见Reinke结晶。核分裂活性低,每10个高倍视野1个,仅偶见局灶轻度异型性。未见肿瘤坏死、出血或淋巴血管侵犯;包膜完整,切除完整。

F1

图1|病例1:右卵巢肿瘤苏木精-伊红(H&E)染色切片。(a、b)全切片低倍概览(×2),显示卵巢皮质内境界清楚的肿瘤,呈巢状及索状排列,细胞间质少;比例尺5 mm。(c)较高倍图像(×20)显示多边形肿瘤细胞,胞质丰富、细颗粒状嗜酸性,局部空泡化,细胞膜轮廓清楚;比例尺100 μm。(d)高倍图像(×40)显示圆形居中细胞核及显著核仁,未见Reinke结晶,核分裂活性低;比例尺50 μm。

在4 μm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切片上,采用自动免疫染色平台进行免疫组化,使用下列经验证抗体克隆:α-抑制素(R1,Dako/Agilent,美国加利福尼亚州Santa Clara)、钙视网膜蛋白(DAK-Calret 1,Dako/Agilent)、SF-1(EP434,Cell Marque,美国加利福尼亚州Rocklin)、Melan-A(A103,Dako/Agilent)、CD10(56C6,Dako/Agilent)、β-catenin(β-catenin-1,Dako/Agilent)、WT1(6F-H2,Roche/Ventana,美国亚利桑那州Tucson)、PAX8(MRQ-50,Roche/Ventana)、EMA(E29,Dako/Agilent)、AE1/AE3(AE1/AE3,Dako/Agilent)、E-cadherin(NCH-38,Dako/Agilent)、ER(SP1,Roche/Ventana)、PR(PgR 1294,Dako/Agilent)、AR(SP107,Roche/Ventana)及Ki-67(MIB-1,Dako/Agilent)。

肿瘤细胞α-抑制素强而弥漫阳性(×20),钙视网膜蛋白强而弥漫阳性,并在低倍和高倍下确认(×4及×40);SF-1中等强度核阳性(×20),Melan-A阳性。雄激素受体中等强度阳性,Allred评分6分(强度4+比例2)。Ki-67增殖指数低于10%。β-catenin呈异常染色模式,兼有细胞膜、胞质及局灶核染色,核染色累及超过30%的肿瘤细胞(×20)。相反,EMA、CD10、E-cadherin及AE1/AE3阴性。

NGS在H.U.B.分子病理科进行,采用168基因面板(BELAC认证B-727 MED),使用MGI DNBSEQ-T7平台,检测经大体切割富集的肿瘤材料,肿瘤细胞含量70%,总体平均覆盖深度2690×。报告3项结果:CTNNB1第3外显子致病性热点突变NM_001904.4:c.133T>C,p.(Ser45Pro),VAF 29%,该变异覆盖深度1047×;KMT2D变异c.12889T>C,p.(Ser4297Pro),VAF 48%,分类为意义未明变异;FOXL2野生型。

面板总体平均覆盖深度2690×,高于该检测可靠报告变异所需的最低1500×。CTNNB1变异位点测序深度1047×,VAF 29%;在大体切割组织块邻近的H&E切片上估计肿瘤纯度70%。该检测可可靠检出VAF至少5%的单核苷酸变异。

最终整合诊断为右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携带CTNNB1第3外显子第45密码子致病性热点突变p.Ser45Pro,未见恶性行为相关组织病理学标准。术后约2个月,即2026年4月,内分泌随访证实雄激素谱完全正常化:总睾酮从8.73降至0.31 nmol/L,计算游离睾酮从0.151降至0.008 nmol/L,生物可利用睾酮从3.528降至0.096 nmol/L,游离雄激素指数从22.1%降至0.6%,主要雄激素参数约下降30倍。临床上,患者报告男性化症状明显改善,仍接受内分泌随访。

2.2|病例2

一名50岁绝经后女性,孕4产4,约于就诊前3年绝经,因新发上唇和颞部多毛转诊检查。既往病史尤其值得注意:2007年因病因不明的肾病接受肾移植,此后长期接受免疫抑制治疗。2017年确诊高级别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先接受利妥昔单抗单药,后接受R-CHOP联合化疗,获得完全缓解,至本次就诊时仍维持。

就诊时未接受激素替代治疗,因肾移植和伴随疾病持续服用的药物中,不含已知干扰雄激素代谢的药物。

内分泌检查同样显示孤立的卵巢性雄激素过多。总睾酮3.81 nmol/L,实验室参考范围0.4~1.42 nmol/L;计算游离睾酮76.20 pmol/L,参考3~37 pmol/L;雄烯二酮5.7 ng/mL,参考0.1~3 ng/mL。DHEA-S降低,为0.55 μmol/L,参考0.96~6.95 μmol/L,再次有效排除肾上腺来源。黄体生成素轻度升高至63.7 IU/L,卵泡刺激素98.5 IU/L,处于绝经后范围;泌乳素正常,为14.3 μg/L。盆腔影像发现右附件肿块,最大径30 mm,位置较高,位于移植肾肾门水平,符合既往移植手术造成的右附件前置位置。

血清雄激素采用病例1所述相同化学发光免疫测定法检测(第2.1节),计算游离及生物可利用睾酮采用Vermeulen公式。

鉴于年龄及绝经后状态,多学科肿瘤讨论建议全子宫及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辅以壁腹膜活检及腹膜冲洗细胞学检查。2022年9月经腹腔镜完成手术,无术中并发症。

大体检查(图2)显示,右卵巢内有境界清楚的结节状肿瘤,25×22 mm,切面均匀、黄褐色。卵巢包膜完整,得以完整切除。

F2

图2|病例2:右卵巢肿瘤大体标本。(a)外观显示右卵巢境界清楚的结节状肿瘤,卵巢包膜完整,得以完整切除。(b)横切面显示实性、均匀的黄褐色切面,肿瘤25×22 mm。

镜下肿瘤境界清楚,位于卵巢皮质内。低倍下,肿瘤细胞呈巢状及索状增生,细胞间质少。高倍下,细胞多边形,胞质丰富、细颗粒状嗜酸性,细胞膜轮廓清楚;细胞核圆形、居中,核仁显著。核分裂活性极低,在×40放大下每10个高倍视野<2个,仅偶见局灶轻度异型性。未见Reinke结晶、钙化、坏死、出血或淋巴血管侵犯,包膜未突破,切除完整。

在4 μm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切片上,使用自动免疫染色平台及与病例1相同的经验证抗体克隆开展免疫组化,确认完整的性索-间质表型,钙视网膜蛋白、α-抑制素、CD56、Melan-A及SF-1阳性。重要的是,CD10、WT1、EMA、AE1/AE3及PAX8均阴性,有效排除微囊性间质瘤、苗勒管来源癌(包括性索样子宫内膜样癌变异型),以及可能中肾管来源的女性附件肿瘤。孕激素受体阳性,Allred评分6分(强度4+比例2);雌激素及雄激素受体阴性。Ki-67增殖指数约10%。

β-catenin免疫组化呈异常模式,全部肿瘤细胞具有强细胞膜及胞质阳性,散在肿瘤细胞局灶核阳性,与β-catenin胞质积聚及部分核转位一致(图3f)。

F3

图3|两例的性索-间质免疫表型及Wnt/β-catenin通路激活。(a)α-抑制素:病例1,强而弥漫的胞质阳性(×20)。(b)钙视网膜蛋白:病例1,强而弥漫的胞质及核阳性(×20)。(c)SF-1:病例2,中等强度核阳性(×20)。(d)Melan-A:病例2,胞质阳性(×20)。(e)β-catenin:病例1,异常染色兼有细胞膜、胞质及局灶核阳性(×20)。(f)β-catenin:病例2,全部肿瘤细胞强细胞膜及胞质阳性,散在肿瘤细胞局灶核阳性,与β-catenin胞质积聚及部分核转位一致(×40)。

其余手术标本病理检查发现若干值得注意的偶然病变。对侧左卵巢呈间质卵泡膜细胞增生症,伴Leydig细胞增生,提示非肿瘤侧存在更弥漫的高雄激素性间质背景。左输卵管有5 mm浆液性腺纤维瘤;子宫底有10 mm子宫内膜息肉,背景内膜静止,无增生或恶性改变。另见弥漫性子宫腺肌病,宫颈外口侧及宫颈管黏膜无明显异常。右侧壁腹膜活检仅见轻度非特异性炎症,腹膜冲洗液未见肿瘤细胞。

靶向NGS在布鲁塞尔大学医院H.U.B.—Erasme院区分子病理科开展,采用针对卵巢、子宫内膜及乳腺肿瘤设计的17基因面板,使用Ion GeneStudio S5平台(Ion Torrent)及AmpliSeq建库,检测经大体切割富集、肿瘤细胞含量70%的材料。分析发现唯一的致病性CTNNB1第3外显子热点突变p.(Asp32Val),相应DNA为转录本NM_001904.3的c.95A>T,VAF 27%,变异覆盖深度1162×;报告当时分类为临床影响未明变异。FOXL2及DICER1为野生型,从分子层面强烈反对成人型颗粒细胞瘤及支持-间质细胞瘤。经审核的报告明确引用此前唯一发表的CTNNB1突变SCT-NOS病例。

CTNNB1变异位点测序深度1162×,VAF 27%;在大体切割组织块邻近H&E切片上估计肿瘤纯度70%。Ion Torrent AmpliSeq检测可可靠检出VAF高于4%的单核苷酸变异;仅将在COSMIC数据库有记录、VAF高于4%且变异覆盖深度高于30×的变异纳入最终报告。

最终整合诊断为右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携带CTNNB1第3外显子第32密码子致病性热点突变p.Asp32Val,患者有肾移植史并持续接受慢性免疫抑制。术后1个月内分泌随访证实雄激素谱完全正常化,总睾酮低于实验室检出阈值0.42 nmol/L,计算游离睾酮低于7 pmol/L,SHBG正常,为36.6 nmol/L。临床上患者报告男性化症状明显改善,在持续移植后慢性免疫抑制背景下,继续接受内分泌及肿瘤随访。

2.3|免疫组化及分子结果比较总结

病例1和病例2的免疫组化、组织病理学及分子结果比较见表1。

T1

表1|两例免疫组化、组织病理学及分子结果比较。“+”,阳性;“−”,阴性;“—”,未评估。缩写:HPF,高倍视野;LVI,淋巴血管侵犯;NGS,下一代测序;VAF,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OUS,意义未明变异。

3|讨论

据我们所知,本文2例是具有典型性索-间质免疫表型的CTNNB1突变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的第2及第3篇单病例描述,进一步丰富了虽然罕见但逐渐增加的证据,提示Wnt/β-catenin通路调控异常可能是这一实体中反复出现的分子事件。这一论断应置于SCT-NOS分子特征的背景下理解:尽管该实体自Hayes和Scully于1987年开创性系列以来已在形态学上获得认识,其系统分子表征长期难以完成。

迄今两项最大规模测序工作——Chao及同事的7例肿瘤系列,以及Mendoza等从25例类固醇细胞瘤/Leydig细胞瘤中建立的分子亚队列——均指向缺氧通路特征(HIF1A、VHL及SDHB),主要发现中CTNNB1改变几乎完全缺乏,仅其中一个数据集发现1例CTNNB1突变肿瘤。结合Suzuki等的单例报告(第32密码子p.D32Y,肿瘤具有不典型微囊性间质瘤样免疫表型),以及Hu等报道的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相关APC失活类固醇细胞瘤,本文发表前,具有记录在案Wnt通路调控异常的SCT-NOS报道不超过3例。我们的2例使该数目增加超过一倍,结合Suzuki病例,现有4例完成分子表征的CTNNB1突变SCT-NOS中,3例集中于β-catenin两个主要GSK-3β磷酸化残基——第32密码子(p.D32Y、p.D32V)及第45密码子(p.S45P),从而补充而非否定Chao所述缺氧相关特征。

病例1携带CTNNB1 p.(Ser45Pro),病例2携带CTNNB1 p.(Asp32Val)。

机制上(图4),CTNNB1第3外显子编码β-catenin调控性N端结构域,酪蛋白激酶1(CK1)/GSK-3β依次磷酸化其中的丝氨酸33、丝氨酸37、苏氨酸41及丝氨酸45,从而标记β-catenin,经β-TrCP/SCF泛素连接酶复合体介导蛋白酶体降解。这些残基及紧邻的第32密码子的错义替换,可破坏磷酸化-降解信号,使β-catenin胞质积聚、核转位及TCF/LEF驱动转录持续激活,下游CCND1、MYC及LEF1上调。重要的是,两例免疫组化均表现相应β-catenin积聚表型(图3e),肿瘤细胞有异常细胞膜、胞质及局灶核染色。这一蛋白水平证据支持NGS识别的第32及45密码子变异的功能后果,与经典机制一致。

F4

图4|Wnt/β-catenin通路机制及CTNNB1第3外显子热点突变后果概览。(A)野生型状态下,与APC及Axin组装的CK1/GSK-3β激酶,在β-catenin的N端降解基序内磷酸化S33、S37、T41及S45。磷酸化β-catenin随后被SCF泛素连接酶复合体的β-TrCP亚基识别、泛素化,并经26S蛋白酶体降解,防止核积聚及Wnt靶基因转录。(B)CK1/GSK-3β磷酸化簇(第33、37、41及45密码子)或相邻β-TrCP识别基序(第32密码子)中的第3外显子热点错义突变,破坏磷酸化-泛素化信号,导致β-catenin胞质积聚及核转位、TCF/LEF驱动转录,以及CCND1、MYC和LEF1诱导表达。本系列检出的两种突变——p.S45P(病例1,橙色)及p.D32V(病例2,红色)——以标注框标于β-catenin示意图中。

两种变异均影响第3外显子β-catenin降解基序:第45密码子p.S45P破坏CK1/GSK-3β磷酸化簇的直接残基;第32密码子p.D32V位于相邻、为β-catenin泛素化所必需的β-TrCP识别基序内。两者均使其逃避蛋白酶体降解,导致Wnt/β-catenin信号持续激活。

病例2大体标本(图2)可清楚观察到均匀黄褐色,最可能归因于细胞内脂色素,这是具有类固醇生成活性的卵巢病变的常见特征,反映肿瘤强烈的内分泌活性。

过去两年,CTNNB1突变卵巢性索-间质病变涉及的鉴别诊断明显扩展(表2)。微囊性间质瘤仍是主要模拟病变,超过80%的病例存在CTNNB1第3外显子突变;偶有APC失活变异型发生于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背景,且尽管通常认为良性,该实体仍可能复发。微囊性间质瘤的典型特征——CD10弥漫、WT1弥漫核阳性、β-catenin弥漫核阳性,α-抑制素、钙视网膜蛋白及SF-1阴性或局灶阳性——在本文两例中均明确缺乏。

T2

表2|卵巢SCT-NOS与主要形态或分子特征重叠实体的鉴别诊断概要。粗体表示各实体的特征性标志物表达模式。“+”,阳性;“−”,阴性;“+/−”,可变;“−至局灶+”,阴性至局灶阳性。缩写:FATWO,可能中肾管来源的女性附件肿瘤;GCT,颗粒细胞瘤;MCST,微囊性间质瘤;SCT-NOS,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

近期描述的两类模拟病变进一步增加复杂性:具有性索样形态的附件子宫内膜样癌,约每10例测序肿瘤中有9例存在CTNNB1激活变异,驱动PAX8阴性、SOX17阳性及β-catenin核阳性免疫表型;以及卵巢子宫内膜样癌的支持细胞样变异型,其中也日益认识到相同的CTNNB1机制。可能中肾管来源的女性附件肿瘤同样偶见CTNNB1第3外显子突变,但可通过弥漫细胞角蛋白及EMA阳性可靠区分。本文两例CD10、WT1、EMA、AE1/AE3及PAX8联合阴性,伴α-抑制素、钙视网膜蛋白、SF-1及Melan-A强而弥漫阳性,强烈反对上述替代诊断;结合无Reinke结晶及典型性索-间质免疫表型,支持SCT-NOS。

此处标志物表达依据已发表文献以定性方式描述,个别病例可能偏离这些典型模式。

表2的核心信息十分明确:在适当免疫表型背景下,即α-抑制素及钙视网膜蛋白阳性、CD10及WT1阴性,CTNNB1第3外显子热点突变不应视为反对SCT-NOS诊断的证据,尽管相同改变是微囊性间质瘤的分子标志。这种可能反复出现的Wnt通路激活是否具有预后或治疗意义,仍未解决。

本文2例均具有核分裂活性低、肿瘤小、包膜完整、无坏死及淋巴血管侵犯的特征,不符合任何Hayes–Scully恶性行为标准,术后生化均恢复正常。Wnt激活是否与SCT-NOS更惰性的病程相关,或相反,是否像部分微囊性间质瘤一样易于局部复发,只有更大规模协作系列才能回答。药物学层面同样相关:包括Porcupine及Tankyrase抑制剂在内的多种Wnt靶向抑制剂,目前正用于持续β-catenin激活肿瘤的临床试验评价,为检出Wnt激活的罕见恶性SCT-NOS提供初步但尚未改变临床实践的治疗前景。

本研究具有2例病例报告的常见局限:样本量小,无法进行统计推断;未对两种变异开展功能验证;未开展胚系检测,以排除潜在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谱系易感性。尽管如此,两例均系统使用面向性索-间质的NGS面板,结合表1和表2总结的详尽鉴别诊断免疫组化,为我们的结论提供了足够稳健的框架。

术后随访短,病例1约2个月,限制了对这些肿瘤长期生物学行为作出明确结论;两例仍在积极接受内分泌及临床随访。

影像学及病例1大体发现仅依据原始影像和病理报告,以文字形式呈现。

需要更大规模多中心系列研究,明确Wnt通路激活是否与SCT-NOS临床行为相关,并评价Wnt靶向抑制在该实体罕见恶性变异型中的潜在治疗价值。在此期间,我们建议在用于卵巢性索-间质病变的任何靶向面板中系统纳入CTNNB1,检出CTNNB1变异时常规进行β-catenin免疫组化,并建立专门多中心登记,以完善该罕见实体的分子谱。

4|结论

总之,我们报告2例卵巢非特指型类固醇细胞瘤,分别携带CTNNB1第3外显子不同热点突变p.(Asp32Val)及p.(Ser45Pro),两者均靶向β-catenin的GSK-3β磷酸化残基。结合Suzuki等既往病例,现有完成分子表征的SCT-NOS中,4例有3例Wnt/β-catenin通路调控异常集中于第32及45密码子热点,提示该通路调控异常可能是反复出现的事件,并为其参与SCT-NOS新兴分子亚群提供进一步证据。在具有典型性索-间质免疫表型的肿瘤中,即α-抑制素、钙视网膜蛋白及SF-1阳性、CD10及WT1阴性,检出CTNNB1第3外显子热点突变不应视为反对SCT-NOS诊断的证据,而可能有助于界定该实体的独特分子亚群,值得未来多中心系列专门记录。

文献来源

Bouri S, Lavis P, Noël JC. Two Cases of Steroid Cell Tumou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of the Ovary with Distinct Exon 3 CTNNB1 Hotspot Mutations (p.D32V and p.S45P): Further Evidence of Wnt/β-Catenin-Pathway Involvement. Diagnostics. 2026;16:2464. DOI: 10.3390/diagnostics1615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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