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正文
原文
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2026-05-11AI 评分57

晚期前列腺癌瘤内HPV DNA检出率14.6%和18.5%,东方人群更高且与Gleason评分>7相关

局晚和转移性前列腺癌瘤内HPV DNA检出率14.6%和18.5%,亚洲人更常见,与更具侵袭性病理表型相关,仅检出不能证明转录活跃感染或驱动癌变

AI 导读

一项系统综述、荟萃分析结合196例瑞士真实世界队列显示,转移性前列腺癌瘤内HPV DNA合并检出率为18.5%,局部晚期及转移性合并为14.6%。东方国家队列检出率(转移性40%、Ⅲ—Ⅳ期34.3%)明显高于西方国家(0.8%、0.3%)。HPV阳性晚期肿瘤更常见Gleason评分>7(合并OR 6.32),但检出本身不能证明转录活跃感染或HPV驱动癌变。

正文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简明总结

本研究结合系统综述、荟萃分析和196例瑞士真实世界患者队列,评估晚期前列腺癌肿瘤内人乳头瘤病毒(HPV)DNA检出情况。转移性前列腺癌的合并检出率为18.5%,局部晚期及转移性疾病合并分析为14.6%,研究间异质性较高;东方队列检出率高于西方队列。HPV DNA阳性晚期肿瘤更可能出现Gleason评分>7,合并比值比为6.32。瑞士队列196例中6例阳性,占3.1%;阳性与阴性组从转移性激素敏感阶段起算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均无显著差异。阳性肿瘤仍可携带TP53、SPOP及PIK3CA等典型驱动改变。HPV DNA检出本身不能证明转录活跃的感染或HPV驱动的癌变,仍需标准化分子检测和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明确意义。

摘要

前列腺癌(PCa)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多种激素和环境因素。其中,感染因子的作用仍存在争议。已知人乳头瘤病毒(HPV)可促进上皮性肿瘤发生,在前列腺癌组织中也曾检出,但结果并不一致。本系统综述、荟萃分析及真实世界队列研究,旨在明确局部晚期及转移性前列腺癌中肿瘤内(IT)HPV检出的流行情况及预后作用。

我们开展系统文献检索,纳入报告局部晚期前列腺癌(LA-PCa)和转移性前列腺癌(mPCa)肿瘤内HPV检出的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并检出率。同时,在一项包含196例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的单中心真实世界回顾性队列中,利用存档组织分析HPV DNA。

23条记录符合纳入标准,包括22篇全文文献和1篇摘要。19个数据集共837例患者,纳入Ⅲ—Ⅳ期疾病的定量合成。转移性前列腺癌肿瘤内HPV合并检出率为18.5%(95%置信区间[CI]:6.4%~34%);将局部晚期患者一并纳入后,合并检出率为14.6%(95% CI:5.2%~26.8%)。东方国家转移性及局部晚期前列腺癌的肿瘤内HPV检出率分别为40%和34.3%,均高于西方地区的0.8%和0.3%(p<0.0001)。与肿瘤内HPV阴性前列腺癌相比,晚期HPV阳性前列腺癌与更高的Gleason评分(>7)相关,合并比值比(OR)为6.32(95% CI:3.13~12.78);但没有研究报告其与生存结局关联的数据。在本回顾性队列中,3.1%的病例(6/196)检出肿瘤内HPV DNA,并表现出典型的前列腺癌驱动改变,如TP53、SPOP、PIK3CA改变以及AR扩增。

在西方人群的转移性及局部晚期前列腺癌中,肿瘤内HPV似乎并不常见,而在亚洲队列中更为常见,并可能与较高的Gleason评分相关。肿瘤内HPV阳性的晚期前列腺癌似乎仍表现出典型前列腺癌驱动改变。目前缺乏肿瘤内HPV状态与前列腺癌生存结局关联的数据。需要标准化分子检测及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明确其在前列腺癌中的意义。

1 引言

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第二常见的恶性肿瘤,每年新诊断病例超过140万。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预后不佳,5年生存率为36%~43%。

前列腺癌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尚未完全阐明,涉及遗传易感性、激素和代谢因素,以及环境暴露。

近年来,研究越来越关注慢性炎症和感染因子在前列腺癌发生中的作用。慢性前列腺炎及性传播感染已被认为是可诱导炎症反应、细胞损伤和氧化应激的协同因素,可能促进恶性转化。在这一背景下,有研究提出病毒感染,尤其是致癌病毒感染,可能参与前列腺肿瘤发生。

病毒感染约占全球癌症负担的12%,其中HPV和Epstein–Barr病毒(EBV)是主要病原因子,占病毒相关病例的38%。HPV是最常见的性传播病原体之一,也是宫颈癌、肛门癌、阴茎癌及头颈癌等多种上皮性癌症的明确病因。

HPV常引起泌尿生殖道上皮慢性炎症。其在宫颈癌和阴茎癌中的致癌作用已得到公认,而泌尿生殖道微生物群研究的新证据提示,它可能更广泛地参与膀胱及前列腺肿瘤发生。尽管前列腺癌不被视为经典的HPV相关肿瘤,但HPV DNA及致癌蛋白的检出,促使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病毒感染在其病因及发病机制中的潜在作用。HPV可能通过E6/E7介导的TP53和RB1失活、NF-κB及促炎细胞因子激活,导致慢性炎症、血管生成和凋亡抵抗,从而促进前列腺癌发生。

然而,现有证据仍存在争议。各研究报告的前列腺标本HPV检出率差异很大,可能与方法学和地理异质性有关。澄清这一潜在关联具有科学和临床意义,因为它可能揭示新的致病通路及预防机会。此外,虽然HPV在局限性前列腺癌中的作用已有较多研究,但其在转移性及局部晚期前列腺癌中的检出率和预后影响仍不明确。现有数据仅限于小样本单中心队列,迄今尚无系统性合成研究发表。

本研究将全面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与本中心转移性前列腺癌回顾性队列的原创临床数据相结合,以填补这一空白,明确晚期疾病中肿瘤内HPV的检出率及其预后相关性。

2 方法

2.1 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

2.1.1 证据获取

本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按照《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PRISMA)2020指南开展和报告。研究方案已在PROSPERO注册,注册号为1115050。

2.1.2 检索策略

我们系统检索了截至2026年5月11日的文献。检索覆盖一个书目数据库PubMed和两个引文数据库Scopus及Web of Science。检索式和检索策略见补充材料S1节。

2.1.3 研究选择

我们开展了一项涵盖观察性研究的系统综述。符合条件的研究设计包括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及横断面研究,评价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原发肿瘤或转移部位组织中肿瘤内HPV的存在情况。研究必须纳入转移性患者、局部晚期患者或同时纳入两者。研究可在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组织块及新鲜/新鲜冷冻组织中评价HPV。标本可通过手术切除或活检获得。入选研究必须报告转移性或局部晚期患者人数,或提供足够资料,以计算这些人群中的HPV检出率。两名研究者D.B.和ML.P.独立对所有已发表文稿进行初步筛选。纳入与排除标准见补充材料S2节。

2.1.4 数据提取

两名作者D.B.和ML.P.独立提取数据,任何分歧均通过与第三名作者G.S.讨论达成共识。收集的研究特征包括作者、年份、研究设计、地理区域、研究人群中转移性或局部晚期患者人数、HPV检测方法、检出的HPV基因型及其致癌风险类别(如可获得,分为高危或低危)、肿瘤内HPV检出率、标本部位、Gleason评分(GS)、其他分子改变,以及HPV阳性队列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对于晚期及转移性疾病队列,分别提取各亚组数据。随后在所有分析中,包括偏倚风险评价,将这些亚组视为独立数据集。

2.1.5 统计分析

按照Barendregt等提出的单臂检出率合成既定方法,我们开展比例荟萃分析,估计晚期及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肿瘤内HPV DNA的合并检出率。直接从各报告提取研究层面的比例,即HPV阳性标本数/可评价标本总数。为稳定方差并妥善处理极端比例,主要分析使用Freeman–Tukey双反正弦转换,对合并估计进行反转换,并报告95% CI及95%预测区间(PI)。

主要分析预设为按分期进行:(1)转移性疾病,仅Ⅳ期;(2)局部晚期及转移性疾病合并,即Ⅲ—Ⅳ期。采用森林图汇总各研究估计值及合并效应。使用Cochran Q统计量评价研究间异质性,并以I²统计量量化。鉴于研究数量有限,且预期存在临床和方法学异质性,采用限制性最大似然(REML)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并检出率及PI。

我们还评价了肿瘤内HPV与较高GS(定义为>7)的关联。如资料可得,按HPV状态提取GS类别(>7与≤7)的分布,计算各研究中HPV阳性相对于HPV阴性病例出现GS>7的OR。随后采用REML随机效应模型合并这些OR,并在OR分析中同时报告95% CI及异质性指标。

通过漏斗图不对称性探索小样本研究效应及潜在发表偏倚;研究数量≥10项时进行Egger回归检验。所有分析均在R 4.5.1(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奥地利维也纳)中,采用标准比例荟萃分析软件包完成。

除外部研究外,本中心瑞士南部肿瘤研究所(IOSI)的单中心队列也符合纳入标准,并作为独立数据集纳入荟萃分析。

2.1.6 偏倚风险评价

两名作者D.B.和G.S.独立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病例对照研究采用Newcastle–Ottawa量表。病例系列研究采用专门的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批判性评价工具。针对每种评价工具,使用R 4.4.2(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奥地利维也纳)的“robvis”软件包,分别生成偏倚风险图。

2.2 回顾性队列

本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从电子病历提取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IOSI接受治疗的连续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资料。通过机构肿瘤多学科讨论记录及病理档案识别196例患者。凡具有可用FFPE肿瘤组织(原发前列腺活检或前列腺切除组织;如可获得,也可使用转移灶活检组织),且DNA数量和质量足以进行HPV检测者,均符合条件。肿瘤材料不足、DNA质控不合格、组织学不确定,或就诊时为单纯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患者被排除。本机构队列也作为独立数据集纳入比例定量合成,即荟萃分析。

2.2.1 研究终点

主要目标为:(1)确定局部晚期和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肿瘤内HPV DNA检出率;(2)评价东方国家(亚洲)与西方国家(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及澳大利亚,包括本瑞士队列)之间,局部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以及局部晚期和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的HPV检出率地理差异。

次要目标是探讨HPV DNA检出状态与前列腺癌预后的潜在相关性,包括肿瘤内HPV阳性与HPV阴性队列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结局,以及肿瘤内HPV状态与GS的关联。

回顾性队列统计分析方法详见补充材料S3节。

2.2.2 HPV检测方法

由意大利语区瑞士综合诊断研究所(IDISI)病理科一名有经验的病理医师,评价FFPE标本质量及肿瘤细胞含量。每个入选FFPE组织块取3张连续切片,厚度8 μm,按照制造商说明,采用QIAamp DNA FFPE Tissue Kit(QIAGEN LLC,美国马里兰州Germantown)提取基因组DNA。采用Allplex™ HPV28 Detection试剂(Seegene Inc.,韩国首尔),对提取的DNA进行HPV DNA检测和基因分型。该方法检测HPV DNA,因此识别的是病毒遗传物质的存在,其本身不能证明转录活跃的HPV感染或HPV驱动的癌发生。该方法已针对细胞学标本验证,也曾用于组织学标本评价。全部操作均按照制造商说明进行。

2.2.3 统计分析

主要终点为HPV DNA检出率,按可评价病例中HPV DNA阳性肿瘤的比例估计,并计算精确Clopper–Pearson 95% CI。鉴于HPV阳性标本数量有限,分析仅限于检出率估计,以及基线临床病理和基因组特征的描述性汇总,包括HPV基因型分布、二代测序(NGS)检出的改变、年龄、诊断时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GS、按CHAARTED标准定义的疾病负荷、一线治疗及总生存期。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和四分位距表示,分类变量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

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生存概率,评价生存结局。比较性亚组分析按HPV状态分层。HPV状态无法评价的患者排除于分层比较之外,最终形成阳性队列6例(包括所有高危及低危型别)和阴性队列181例。

分析4项不同的事件时间终点:(1)自原发诊断起的总生存期(OS–Primary):从原发肿瘤诊断日至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2)自原发诊断起的无进展生存期(PFS–Primary):从原发诊断至首次疾病进展事件(发生于转移阶段)或死亡的时间。(3)自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起的总生存期(OS–mHSPC):从mHSPC诊断至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4)自mHSPC起的无进展生存期(PFS–mHSPC):从开始一线mHSPC治疗至疾病进展或死亡的时间。

未发生事件者在末次随访日进行删失。缺少必要日期者排除于相应分析之外。组间差异采用Log-rank检验评价,p<0.05。计算中位生存时间和四分位距(IQR,第25~75百分位)。

所有分析均在R 4.5.1(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奥地利维也纳)中完成。

2.2.4 伦理与知情同意

研究遵循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及其后续修订。研究方案属于当地伦理委员会于2023年7月19日批准的回顾性数据收集框架(2023-01208;CE 4401)。所有在世参与者均提供一般性或研究特异性知情同意,允许将临床资料及剩余组织用于研究。已故患者的资料使用遵循当地法规及伦理批准条件。分析前删除可识别身份的信息。

3 结果

3.1 文献检索与研究选择

系统检索PubMed、Scopus及Web of Science,最初识别1850条记录。通过人工筛查相关系统综述的参考文献列表,另识别168条记录。去除重复记录后,共筛查1138条独立记录。最终系统综述纳入23条记录,包括22篇全文文献及1条仅以摘要形式获得的记录。研究选择过程见PRISMA流程图(图1)。

1

图1|研究识别与选择的PRISMA 2020流程图。该图汇总通过数据库检索和参考文献列表筛查识别的记录、重复记录去除、题名/摘要筛查、全文评价、排除原因,以及纳入系统综述和定量合成的研究。

3.2 纳入研究的特征

入选研究呈现明显的地理异质性,与本研究亚组分析采用的分层一致:10条记录(43.5%)来自东方国家,13条记录(56.5%)来自西方国家。

大多数研究(n=14)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设计。其余研究包括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n=2)、横断面研究(n=2)及描述性病例系列(n=5)。所分析的组织标本主要来源于原发肿瘤,通过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TURP)或活检获得。仅3项研究明确分析了转移部位标本。FFPE组织是最常见的标本类型,占研究的82.6%,其次为新鲜冷冻组织,占13%。HPV检测方法随时间明显演变,早期研究依赖常规PCR及Southern印迹,而较近期研究采用定量PCR、基因分型芯片及NGS等高敏感性方法。各纳入研究的详细特征汇总于补充表S1。

纳入研究之间HPV基因型分布具有异质性。在明确报告基因型特异性资料的晚期病例中,以高危HPV(HR-HPV)型别为主。20例检出HPV-16,17例检出HPV-18,4例检出HPV-33,1例检出HPV-58,另有1例检出低危型HPV-6。部分研究的总体人群还报告了HPV-31、HPV-42、HPV-11、HPV-54及HPV-91等其他基因型,但无法从已发表资料确定这些型别在晚期疾病亚组中的分布。本机构队列6例HPV DNA阳性肿瘤中,5例携带高危型别,包括HPV-16 4例、HPV-66 1例;另1例携带低危型HPV-6。由于各研究对基因型特异性结果的报告不一致,且常无法单独获得晚期亚组资料,因此认为按HPV基因型或致癌风险类别进行正式合并检出率分析,在方法学上不适宜。

系统综述纳入的23条记录中,5条因未报告可合并的目标队列检出率数据,无法纳入任何定量合成。

因此,荟萃分析基于18条已发表记录及本机构队列开展,共19个。晚期(Ⅲ—Ⅳ期)分析纳入全部19条记录;Ⅳ期分析纳入13个数据集,包括12项已发表研究及本队列。纳入研究均未提供专门比较肿瘤内HPV阳性与阴性人群的PFS或OS数据及相应风险比(HR),因此未开展生存结局荟萃分析。

3.3 转移性前列腺癌HPV检出率的荟萃分析

针对转移性疾病患者的荟萃分析纳入13项研究,共411例患者。该队列HPV合并检出率为18.5%(95% CI:6.4%~34.0%),纳入研究间异质性较高(I²=89.9%,p<0.01)(图2)。按地理区域进行的亚组分析显示,东方国家研究中的检出率为40%(95% CI:27.1%~53.5%),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0.8%(95% CI:0~3.0%),p<0.0001(图2)。

2

图2|转移性前列腺癌肿瘤内HPV DNA检出率的荟萃分析。森林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展示各研究及合并检出率估计值与95%置信区间,并按地理区域(东方与西方国家)进行亚组分析。图中的已发表研究对应原文所列参考文献;Pereira等(2025)代表本机构队列。采用I²统计量报告研究间异质性。HPV:人乳头瘤病毒;CI:置信区间。

3.4 局部晚期及转移性(Ⅲ—Ⅳ期)前列腺癌HPV检出率的荟萃分析

开展第二项范围更广的荟萃分析,同时纳入局部晚期及转移性患者。该分析包含19项研究,共837例患者。HPV合并检出率为14.6%(95% CI:5.2%~26.8%),异质性较高(I²=93.3%,p<0.01)(图3)。

地理亚组分析显示,东方国家检出率为34.3%(95% CI:18.8%~51.6%),西方国家为0.3%(95% CI:0~3.1%)。东方亚组异质性仍较高(90.1%),西方队列则明显较低(59.7%),p<0.0001(图3)。

3

图3|局部晚期及转移性前列腺癌(Ⅲ—Ⅳ期)肿瘤内HPV DNA检出率的荟萃分析。森林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展示各研究及合并检出率估计值与95%置信区间,并按地理区域(东方与西方国家)进行亚组分析。图中的已发表研究对应原文所列参考文献;Pereira等(2025)代表本机构队列。采用I²统计量报告研究间异质性。HPV:人乳头瘤病毒;CI:置信区间。

3.5 晚期前列腺癌Gleason评分与HPV DNA检出的关联

随后我们评价,晚期前列腺癌中HPV检出是否与更具侵袭性的病理特征相关。合并可获得证据并纳入本瑞士真实世界队列后,我们观察到HPV检出与较高GS(>7)之间存在一致关联。一项包含3项合格研究及本队列的荟萃分析显示,HPV DNA阳性晚期前列腺癌出现GS>7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合并OR为6.32(95% CI:3.13~12.78)(图4)。

4

图4|晚期前列腺癌肿瘤内HPV DNA检出与高Gleason评分的关联。森林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展示HPV DNA阳性相对于阴性肿瘤出现Gleason评分>7的各研究及合并OR。图中的已发表研究对应原文所列参考文献;Pereira等(2025)代表本机构队列。方块代表各研究估计值,水平线代表其95%置信区间,菱形代表合并估计值。HPV:人乳头瘤病毒;GS:Gleason评分;OR:比值比;CI:置信区间。

我们还考虑了致癌性HPV型别的潜在贡献。在为该分析提供数据的研究中,若干队列研究了高危HPV基因型,但并非所有HPV阳性病例均可获得一致的基因型特异性临床病理资料。因此,无法可靠地开展仅限高危HPV阳性肿瘤的独立荟萃分析。本机构队列6例HPV DNA阳性肿瘤中,5例携带高危型别HPV-16或HPV-66,另1例携带低危型HPV-6。高危HPV阳性病例的临床病理特征见“瑞士队列HPV DNA阳性患者的临床与分子特征”小节及表1。

T1

表1|瑞士队列HPV DNA阳性患者的临床与分子特征。GS:Gleason评分;iPSA:初始PSA;OS:总生存期;NA:资料不可得。

3.6 真实世界转移性队列的临床病理与基因组图谱

本原创回顾性队列纳入196例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诊断时中位年龄为69.67岁(IQR:62.72~76)。转移诊断时中位PSA为29.35 ng/mL(IQR:9.97~94.12)。

自mHSPC诊断起算的中位OS(n=195),总体人群为86.8个月(IQR:41.9~114.4),HPV阴性组为86.8个月,HPV阳性组为92.1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42)(补充材料图S1B)。

自开始一线mHSPC治疗起算的中位PFS(n=194)为32.8个月(IQR:15.7~77.3)(补充材料图S1D)。分层分析显示,HPV阴性患者中位PFS为35.2个月,HPV阳性患者为29.1个月(p=0.816)(补充材料图S1D)。

转移性前列腺癌队列的其他生存分析见补充材料。图S1A、C分别展示总体人群及按HPV状态分层后,自原发诊断起算的OS及PFS的Kaplan–Meier估计;HPV阳性与阴性患者之间均未观察到统计学差异。

196例患者的临床及分子特征全部变量,均在补充表S2中全面汇总。120例(61.2%)初诊即为转移性疾病,75例(38.3%)为异时性转移,1例(0.5%)为局部晚期疾病。

按照CHAARTED标准,109例(55.6%)分为高负荷,87例(44.4%)分为低负荷。

由于这是一个2014—2023年接受治疗的历史队列,应结合该时期国际转移性前列腺癌指南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解释治疗模式。总体上,72例(36.7%)接受单纯雄激素剥夺治疗(ADT),作为转移性疾病一线系统治疗。93例(47.4%)接受ADT联合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ARPI),15例(7.7%)接受ADT联合化疗,13例(6.6%)接受ADT、ARPI和多西他赛三联治疗。

用于NGS的组织标本最常来自前列腺,共151例(77%),其次为骨11例(5.6%)、淋巴结11例(5.6%)及肝10例(5.1%)。189例患者接受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分析,其中7例(3.7%)为高度不稳定(MSI-H),绝大多数即182例(96.3%)为微卫星稳定(MSS)。

NGS识别出广泛基因组改变。151例(77.0%)在原发前列腺肿瘤组织中检测,41例(20.9%)在转移组织中检测,2例(1.0%)使用血液标本。另外2例(1.0%)同时报告原发及转移组织为NGS材料来源。最常改变的基因为TP53,50例(28.1%)发生改变。PTEN/PI3K通路改变为第二常见结果,见于22例(12.4%),其次为SPOP改变17例(9.6%)。其他反复出现的改变包括DNA损伤修复(DDR)相关改变21例(11.8%),以及MYC、AR和CTNNB1改变;后三者频率相同,各见于8例(队列的4.5%)。

瑞士队列HPV DNA阳性患者的临床与分子特征

187例患者(95.4%)的组织活检获得明确HPV DNA结果。6例(3.1%)HPV阳性,181例(92.3%)HPV阴性。其余9例(4.6%)分析结果不确定。

全部6例患者的详细个体临床与分子特征见表1。6例HPV DNA阳性病例中,5例携带高危基因型,具体为HPV-16和HPV-66,1例携带低危HPV-6。5例高危HPV阳性患者包括2例初诊转移及3例异时性转移;3例高负荷、2例低负荷。鉴于高危HPV阳性患者人数很少,未按HPV致癌风险类别对临床病理或生存结局开展推断性比较。肿瘤内HPV阳性前列腺癌患者中,除2例因材料不足而无结果外,识别出多种已知前列腺癌驱动改变:1例TP53突变、2例SPOP突变及1例PIK3CA突变。临床结局同样具有异质性,自转移诊断起算的OS约为8个月至超过90个月。

唯一检出低危HPV的患者为高负荷、异时性转移,OS约37.5个月。

3.7 偏倚风险

对所有纳入研究均评价偏倚风险(RoB)。RoB汇总表及交通灯图见补充材料结果S1、图S2—S4。

3.8 发表偏倚评价

采用漏斗图和Egger线性回归检验,评价两项主要荟萃分析的发表偏倚。Egger检验在“晚期”分析中的p值为0.062,在“转移性(Ⅳ期)”分析中为0.075。详细结果及漏斗图见补充材料结果S2、图S5和S6。

4 讨论

据我们所知,这是首项专门关注局部晚期及转移性前列腺癌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整合已发表数据与真实世界队列,描述肿瘤内HPV检出率及其与不良病理特征和生存结局的关联。本综述数据显示,这一关联复杂且具有异质性,并存在明显地理差异。

Botting-Provost等近期发表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为HPV与前列腺癌的关联提供了补充证据。该分析纳入84项研究,涵盖不同疾病背景及HPV确认方法,主要关注HPV检出与前列腺癌之间的流行病学关联。在评价前列腺组织HPV DNA的研究中,HPV检出与前列腺癌显著相关,合并OR为2.35(95% CI:1.87~2.95),高危HPV型别关联更强,OR为2.75(95% CI:1.69~4.46)。但该研究未专门关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疾病,也未开展专门比较东方与西方人群的地理荟萃分析。因此,本研究通过专门评价晚期疾病肿瘤内HPV检出率,包括真实世界转移队列的地理异质性、病理侵袭性、生存结局及分子特征,回答了一个互补问题。

本荟萃分析显示,转移性前列腺癌HPV合并检出率为18.5%,Ⅲ—Ⅳ期疾病为14.6%,研究间异质性显著。观察到明显地理差异,东方队列HPV DNA检出率远高于西方:转移性疾病为40%比0.8%,Ⅲ—Ⅳ期疾病为34.3%比0.3%。既往前列腺癌荟萃分析也曾报告类似地理异质性。需要强调,本研究的新意并非发现已被描述的地理异质性本身,而是表明当分析专门限于局部晚期和转移性前列腺癌时,这一模式依然明显。

这些发现与既往报告HPV检出与前列腺癌风险存在关联的荟萃分析一致。

其他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也观察到类似地理信号。Khatami等在膀胱癌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中报告,HPV与膀胱癌总体关联无统计学意义,OR为2.08(95% CI:0.94~4.59),但亚组分析显示,亚洲人群关联明显更强,OR为6.29(95% CI:2.17~18.25)。作者认为,遗传及族裔背景、生活方式、性行为及其他未知因素可能造成这种地理异质性。这些结果支持以下观点:HPV相关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区域差异可能由多因素共同造成,而不能归因于单一生物学机制。

其他若干因素也可能导致本分析观察到的东西方差异,包括背景HPV流行病学及基因型分布、宿主易感性、研究人群、组织取样和保存、PCR引物、分子检测平台、分析敏感性,以及高敏感性检测的潜在污染。因此,所观察到的地理差异不应被解释为东方人群存在独特HPV驱动型前列腺癌的证据。西方队列中HPV DNA阳性病例相对较少,进一步限制了比较精度,应采取谨慎、用于提出假设的解释。

东西方国家HPV疫苗接种覆盖率差异,也可能影响当代HPV流行病学。但疫苗接种不太可能完全解释本分析观察到的地理模式。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通常属于较早出生队列,其潜在HPV暴露发生于HPV疫苗广泛实施,尤其男性接种推广之前。然而,接种覆盖率增加可能改变未来世代的HPV流行率及潜在HPV相关疾病模式。

本瑞士单中心队列包含196例患者,是迄今报告转移性前列腺癌肿瘤内HPV检出的最大数据集。我们观察到较低的HPV DNA检出率(3.1%),仅6例阳性,与其他西方队列的低检出率一致。HPV-16是本队列最常见基因型,其检出尤其值得关注,因为HPV-16已被认为是与前列腺癌风险关联最重要的高危基因型。此外,本队列检出的其他高危型HPV-66和低危型HPV-6,与Moghoofei等既往系统综述报告前列腺组织存在广泛HPV基因型谱的结果一致。

据我们所知,这是西方最大规模采用高敏感性实时PCR检测肿瘤组织病毒、研究转移性前列腺癌HPV检出的研究。肿瘤内HPV阳性肿瘤携带典型前列腺癌驱动改变,包括TP53和SPOP突变,以及PIK3CA激活。这与系统综述中部分关键分子研究形成明显对照。例如,Lang等报告,其队列HPV阳性肿瘤具有独特基因组图谱,TP53及SPOP等常见驱动基因突变较少;Suzuki等则观察到HPV-16阳性与TP53突变之间存在互斥趋势。

本系统综述及荟萃分析支持肿瘤内HPV检出与更具侵袭性的病理表型相关。通过在专门的GS分布荟萃分析中,整合已发表证据与本真实世界队列,我们提供了综合证据,表明肿瘤内HPV阳性晚期前列腺癌更可能表现为高级别疾病。此外,唯一专门研究生存的Pascale等(2013)研究报告,HPV阳性患者OS显著更差。

这些侵袭性临床特征可能具有分子机制依据。除E6和E7致癌蛋白对TP53及RB1的经典失活作用外,近期研究还强调了直接促进侵袭性和转移的通路。Fatemipour等证实,HPV致癌蛋白可诱导上皮–间质转化(EMT),这是转移播散的关键过程。此外,Nahand等报告,HPV相关机制可能促进对失巢凋亡,即脱离依附诱导细胞死亡的抵抗,从而促进转移级联过程中的细胞存活。其他提出的机制包括通过慢性炎症(IL-6、STAT3)形成促肿瘤微环境,以及通过改变微小RNA(miRNA)谱,对细胞进行致癌性重编程。

重要的是,仅检出HPV DNA不能确立转录活跃的感染,也不能确立其在前列腺癌发生中的病因作用。少量研究考察了前列腺组织中HPV的物理状态及生物学活性。已有病毒生物学活性的证据报告,包括前列腺癌组织中HPV E7致癌蛋白表达及HPV相关基因表达。Pascale等在HPV阳性前列腺癌中报告了核内E7致癌蛋白表达。然而,这些生物学评价仅见于少数研究,现有证据仍不足以确立HPV在前列腺癌发生中的因果作用。

HPV DNA的物理状态也可能具有生物学意义。病毒基因组可以游离形式或整合形式存在,整合可能促进病毒癌基因表达失调。然而,前列腺癌HPV整合的现有证据仍有限且异质,单独检出HPV DNA或整合均不足以确立其在前列腺癌发生中的因果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应将HPV DNA基因分型与病毒物理状态、E6/E7转录和/或蛋白表达,以及恶性细胞内病毒信号的空间定位评价相结合。此类方法是区分偶然HPV DNA检出与具有生物学活性、潜在致癌性HPV参与所必需的。

虽然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仍必须承认若干局限。HPV阳性病例数较少,限制了结果的普适性;纳入研究以回顾性设计为主,带来潜在偏倚。此外,现有资料大多来自原发肿瘤标本,转移组织评价有限。鉴于前列腺癌在不同疾病部位的生物学具有高度异质性,这一领域值得进一步探索。未来应关注大型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纳入先进分子分析、整合微生物组分析,并采用标准化检测方法,以明确HPV及泌尿生殖道微生物群在前列腺癌发生中的潜在作用。

5 结论

本系统综述显示明显的地理差异,东方国家肿瘤内HPV检出率更高。这些发现可能反映不同地区HPV检出率差异,以及流行病学因素、研究人群和检测方法的潜在变异,而不能支持HPV在前列腺癌中具有明确病因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HPV存在、特定突变模式及治疗结局之间的关系。

文献来源

Brenna D, Puglisi M, Epistolio S, et al. Intratumoral Human Papillomavirus in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 Systematic Review, Meta-Analysis, and Real-World Evidence from the Largest Cohort to D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26;27:7831. doi:10.3390/ijms27177831.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