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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2026-10-14精选AI 评分70

多发性骨髓瘤中微小残留病(MRD)的检测方法及其预后意义

AI 导读

一篇发表于 Front Immunol 的综述梳理了多发性骨髓瘤微小残留病(MRD)的检测方法,涵盖二代流式、二代测序、PET/CT 以及外周血 ctDNA 与质谱技术。

推荐理由

系统梳理多发性骨髓瘤 MRD 各类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差异与预后证据,便于对照不同平台的适用场景。

正文

近年来,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已成为多发性骨髓瘤(MM)中一种强大的预后工具。多项荟萃分析表明,达到MRD阴性可显著改善无进展生存期(PFS),使其被接受为临床试验中的替代终点,以支持药物加速批准。展望未来,MRD状态有望被纳入治疗决策;以指导治疗的升级和降级,目标是在有限治疗毒性下改善无进展生存期。

在这篇综述文章中,作者概述了目前可用于MRD检测的方法,包括骨髓、外周血和基于影像学的技术。还审视了MRD状态的预后意义,重点关注持续MRD阴性的影响、MRD复阳的结局以及MRD阴性深度对无进展生存期的影响。最后,作者讨论了MRD适应性临床试验快速演变的格局,以及这些研究如何为反应适应性治疗策略的发展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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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治疗多发性骨髓瘤(MM)的治疗选择不断增加,新诊断适合移植(NDTE)和新诊断不适合移植(NDTI)患者的总缓解率(ORR)均已超过90%,完全缓解(CR)率也分别超过80%和50%。同样,在复发/难治(RR)情况下,随着T细胞重定向治疗的引入,ORR现已超过60%。缓解率也转化为当代MM患者群体中改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这给临床试验的实施带来了一个问题(尽管是好的问题)因为OS——临床试验终点的"金标准"——可能因结果时间过长而不再实用,因此MRD状态的概念被提出作为替代终点。MRD阴性在新诊断(ND)患者中与PFS有强关联,与OS有中等关联。自其概念提出以来,MRD在MM中的应用现在已有明确的定义、阈值和公认的检测方法。然而随着MRD检测灵敏度的提高和外周血技术的发展,该领域继续演变。许多临床试验的事后分析也证明了持续MRD和MRD复阳对生存的影响,即使在已获得治疗CR的患者中也是如此。对MRD阴性(和阳性)预后意义的更好理解导致了多项MRD导向临床试验的发展,这引领了向个性化治疗的转变,采用风险导向和反应适应性的方法。本综述文章总结了MM中MRD利用的当前文献和未来方向。

MRD阴性的定义

2016年,国际骨髓瘤工作组(IMWG)扩展了其标准缓解标准(严格意义的全缓解[sCR]、完全缓解[CR]、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部分缓解[PR]、微小缓解[MR]、疾病稳定[SD]和疾病进展[PD]),将MRD纳入其中。在其标准中,IMWG将MRD阴性定义为在CR患者中,使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或二代测序(NGS),在10⁵个正常骨髓(BM)细胞中不存在克隆性异常浆细胞(灵敏度10⁻⁵)。此外,它还包括影像学的使用,阴性定义为基线时发现的任何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 摄取病灶的缺失或消失,达到低于纵隔血池标准化摄取值(SUV;≤Deauville 2)或低于周围正常组织的水平,以补充MRD的使用。然而自那时以来,MRD数据的分析已宽松地适应了上述定义。一些分析将VGPR患者纳入其MRD阴性队列,因为有报道显示MRD阴性但持续存在单克隆蛋白(M蛋白)的患者与CR中MRD不可检测的患者具有相似的生存结局。MRD不可检测但M蛋白阳性的解释包括免疫球蛋白半衰期长、治疗后寡克隆重建、治疗性单克隆抗体的干扰,以及由于临床试验中无法获得测量而无法确认CR。在影像学领域,完全代谢缓解(CMR)的定义随后修订为≤Deauville 3的阈值。

MRD检测技术

图1概述了可用于MRD评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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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技术

1.下一代流式细胞术

MFC利用MM浆细胞可通过免疫表型与正常浆细胞区分开的原理;表现为限制性细胞质κ或λ免疫球蛋白轻链表达,已知浆细胞表面标志物CD138、CD38、CD45、CD56和CD19的表达模式不同,以及其他非浆细胞标志物如CD27、CD28、CD81和CD117的异常表达。用于MRD检测的第一代MFC方法为4或6色流式细胞术,灵敏度高达≥10⁴个细胞中的1个。使用这些检测的开创性研究随后证明,MRD阴性可转化为优越的PFS,即使在获得治疗CR的患者中也具有预后价值。第二代八色MFC的发展允许同时更稳健地探究表面标志物,从而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为消除不同检测实验室之间MFC使用的变异性和不一致性,EuroFlow联盟开发了一种标准化的MRD方法,现称为二代流式细胞术(NGF)。NGF涉及仔细选择两种八色荧光素组合,结合分析10种标志物(CD38、CD138、CD45、CD19、CD27、CD56、CD81、CD117、细胞质IgG和细胞质IgA)。它还涉及实施严格的仪器设置、荧光补偿、样品制备程序,以及开发自动化软件工具以辅助结果评估。该方法具有改进的检测限(LoD)为2×10⁻⁶,定量限(LoQ)为5×10⁻⁶,有助于分析和报告的标准化。然而NGF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除了需要至少1000万个细胞进行MRD测量(高度依赖BM样本质量)外,它还需要在采集后48小时内进行处理和分析,并依赖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来准确识别骨髓瘤细胞表型。

2.二代测序

分子MRD检测方法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中率先开展,同样靶向骨髓瘤细胞的高变区,包括免疫球蛋白重链和κ/λ链基因座的可变、多样性和连接(VDJ)区以及可变和连接(VJ)区。在使用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定量聚合酶链反应(ASO-PCR)的较老策略中,首先鉴定并测序MM细胞的独特克隆排列。随后设计独特的引物和探针组合,用于通过qPCR扩增靶向寡核苷酸序列。尽管这种方法达到<10⁻⁵的灵敏度阈值,但它耗时、劳动密集,并且在MM中显示出可变适用性。ASO-PCR现已在很大程度上被NGS取代。

NGS是IMWG批准的另一种MRD评估方法。与ASO-PCR不同,NGS中使用预先制作的基因座特异性引物组混合物,允许扩增样品中存在的所有VDJ重排。如果克隆型序列在所有其他多克隆序列中占至少5%(定义为单克隆),则鉴定为骨髓瘤细胞特有。NGS在诊断时进行,并在后续时间点追踪。有多种商业检测可用并使用,但cloneSEQ检测是唯一获得FDA授权的检测。CloneSEQ在最大输入20μg DNA时具有6.77×10⁻⁷的LoD和1.76×10⁻⁶的LoQ。与NGF类似,NGS的MRD阴性已被证明是生存结局(PFS、至肿瘤进展时间[TTP]和OS)的强预后因子。在相同灵敏度下,NGS还与NGF具有显著的生物学和临床一致性,并用作NGF的替代。NGS相对于NGF的优势在于其更低的检测限,能够在10⁻⁶或10⁻⁷水平检测MRD。然而,基于NGS的方法也高度依赖BM样本质量以提供足够的肿瘤DNA。此外,少数病例(<10%)通过NGS无法轻易识别克隆。它也很昂贵,需要具有高度专业化技能的工作人员来运行。因此,NGS的MRD不那么广泛可用,主要在样本吞吐量高的中心进行。表1提供了使用NGF和NGS进行骨髓MRD评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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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模式与MRD

由于MM的异质性、多灶性,来自单一BM穿刺的疾病评估可能不能真正代表整体疾病状态,特别是在髓外疾病的情况下。因此,18F-FDG-PET/CT(PET/CT)的使用作为MRD评估的一部分很重要,以确保完全根除可检测疾病。PET/CT具有预后价值,在达到常规治疗CR的NDMM患者中,PET/CT阳性与较差的生存结局相关。

然而随着MRD(一种更灵敏的残留疾病检测方法)的出现,人们确实想知道影像学是否有任何附加价值;影像学能否在MRD阴性患者中检测到残留疾病,如果能,这些影像学发现是否具有预后意义?事实上,在一项比较BM和基于影像学的MRD评估的研究中,12%通过流式细胞术达到BM MRD阴性的患者PET/CT或全身弥散加权MRI(WB-DWI-MRI)阳性,与BM和影像学MRD均阴性的患者相比PFS更短。

最初关于PET/CT与MRD相关联的影像学缓解定义的共识使用Deauville标准,这是一种用于标准化PET/CT图像评分的五点评分系统,它将影像学缓解的标准设定为Deauville评分≤2(摄取≤纵隔)。随后,Zamagni等人将CMR的定义标准化为所有先前存在的局灶性病变和BM FDG摄取为Deauville评分≤3(低于肝脏背景),此前证明该阈值下的阴性是PFS和OS的独立预测因子。使用该标准,CASSIOPET研究显示基线PET/CT阴性患者与PET/CT阳性患者相比PFS更优。更重要的是,通过NGF(10⁻⁵)MRD阴性的患者11%为PET/CT阳性。同样,Moreau等人也显示16%的MRD阴性患者(MFC 10⁻⁴)仍为PET/CT阳性,表明加入PET/CT可能会"降级"一小部分原本MRD阴性患者的缓解。有趣的是,使用更深的MRD阈值10⁻⁶(NGS),Fonseca等人发现MRD阳性患者中PET/CT阴性率高,表明增加MRD检测的灵敏度阈值可能减少对PET/CT的需求。

全身MRI(WB-MRI)是另一种用于治疗反应的影像学模式,但其高成本可能令人望而却步。此外,目前文献倾向于使用PET/CT。在一项比较PET-CT与WB-MRI在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后患者中诊断效能的研究中,PET-CT在确定缓解状态方面总体上更准确,尽管灵敏度较低但特异性较高。在Moreau等人的一项研究中,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VRd)三周期后PET-CT正常化具有预后意义,但MRI正常化则没有。

基于外周血的技术

基于外周血(PB)的方法是非侵入性工具,用于疾病监测和治疗反应评估。由于其侵入性,更频繁的BM采样(即每月)可能不适用于稳健的MRD监测。为获得足够的细胞事件或DNA材料,还必须使用BM穿刺的"首次抽取",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前变量。此外,MM涉及多灶部位,来自单一BM部位的样本可能不能完全代表某些患者对治疗的空间异质性反应。PB的采集和分析可以更频繁地进行,并且不受肿瘤细胞在体内不规则分布的影响,可能提供对治疗疾病反应的更动态和准确的代表。

几种互补的基于PB的策略正在积极研究中。无细胞方法包括质谱法和循环肿瘤DNA(ctDNA)测序,能够灵敏检测肿瘤衍生分析物,但不保留完整细胞用于下游表征。相比之下,基于细胞的富集平台,特别是CD138⁺循环浆细胞的免疫磁性富集,允许从PB中分离活的完整肿瘤细胞,不仅在与NGF或NGS结合时实现超灵敏MRD检测,还能进行下游基因组和克隆型表征。这种对循环肿瘤细胞进行分子谱分析的能力与治疗再升级策略特别相关,因为它可能揭示无细胞DNA或基于质谱的方法无法完全捕获的克隆演变和耐药机制。PB技术的使用正在日益被探索,未来可能作为BM检测的补充而非替代。

1.循环肿瘤浆细胞

循环血浆肿瘤细胞(CTPC)检测的概念使用PB上的NGF,可检测常规MFC未检测到的较低水平循环疾病。可检测的CTPC是不良临床结局的生物标志物,并且可在绝大多数新诊断患者中检测到。基于入组GEM2012MENOS65和GEM2014MAIN试验的NDMM患者的样本,92%可检测到CTPC。鉴于其普遍性,在考虑ISS、LDH和细胞遗传学因素后,提出的0.01% CTPC cutoff 进一步被证明是诊断时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然而,对于治疗后,CTPC作为MRD标志物仍不如BM MRD敏感,40%的BM可检测MRD患者CTPC阴性。为提高PB上NGF的灵敏度,Lasa等人开发了一种称为"BloodFlow"的技术。为达到低于10⁻⁶的LOD,该技术涉及采集更大量的外周血(约50 mL)以分析≥2×10⁻⁸个细胞。然后使用免疫磁性富集将浆细胞分离到100μL的较小等分试样中,再进行EuroFlow NGF。在使用BloodFlow和NGF分别分析配对PB和BM样本的分析中,BloodFlow的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95.1%和76.6%。此外,在156例(入组GEM2014MAIN和GEM2017FIT研究)接受维持或观察的患者中,通过BloodFlow检测外周残留病(PRD)阳性的患者从末次PRD评估起的2年PFS率为0%,而PRD不可检测的患者为81%。

2.循环肿瘤DNA

基于DNA的BM MRD评估原理可以通过分析循环肿瘤DNA(ctDNA)转化到PB,ctDNA可反映骨髓克隆的基因组谱。ctDNA评估方法包括使用数字PCR(ddPCR)、靶向深度测序panel和全外显子(WES)或全基因组(WGS)测序来识别肿瘤克隆的遗传改变。除了追踪基因组异常外,还可以对肿瘤特异性免疫球蛋白重排进行测序和监测。然而,当前的ctDNA方法未能复制基于BM技术的灵敏度。使用肿瘤知情方法,即建立肿瘤克隆的基线基因组谱然后追踪,是提高基于ctDNA监测灵敏度的一种方法。Buenache等人最近采用了一种称为AltumTrackSeq的技术,该技术利用更大量的血液(50 mL;以增加DNA输入)进行分析,使用肿瘤知情的扩增子多重迷你panel配合串联单核苷酸变异测序(tSNV-Seq)来提高PB上ctDNA分析的灵敏度(高达10⁶)。在他们对84例ND患者的分析中,与BM NGF评估相比,他们的ctDNA方法在预测复发方面显示出更高的PPV(88.9% vs 34.5%)和特异性(98.4% vs 70.3%),但未能达到BM NGF的灵敏度(61.5% vs 83.3%)。此外,与BM MRD阳性相结合,ctDNA阳性相比ctDNA阴性赋予更差的预后,表明ctDNA可能有助于在BM MRD监测之外改善患者风险分层。这与先前研究的发现一致。

此外,ctDNA可能在监测寡分泌型、非分泌型和髓外(EM)MM患者中发挥作用。目前,基于影像学的技术(PET/CT)和连续BM评估是监测这组患者疾病反应的唯一方法。在一项使用时间匹配的EM浆细胞瘤活检、BM穿刺和PB来自8例患者的研究中,PB ctDNA与组织活检的一致性(0.873)高于骨髓穿刺(BMA)与组织活检的一致性(0.621)。这表明ctDNA可能允许更准确、更频繁地测量历史上"不可测量"疾病患者的疾病负担。

外周血中的质谱法

M蛋白的检测通常通过血清蛋白电泳(SPEP)和免疫固定(IFE)的组合进行。历史上,这些技术的LoD分别为1 g/L和0.5 g/L。然而更新的基于质谱(MS)的技术能够在低得多的浓度下检测该蛋白,并具有区分M蛋白与MM中使用的干扰性治疗性单克隆和双特异性抗体(达雷妥尤单抗、艾沙妥昔单抗、特立妥单抗、elranatamab和塔奎妥单等)的附加能力。使用MS测量MM的前提是基于每个骨髓瘤细胞克隆含有独特的重链和轻链基因,进而产生具有独特氨基酸序列的独特免疫球蛋白(M蛋白),位于抗原结合区或互补决定区(CDR),导致不同的整体质荷比。由于MS需要可测量的分泌性克隆,该方法不能用于非分泌性疾病患者。文献中描述了两种方法,均涉及在MS分析前对免疫球蛋白系进行样品富集。

1.完整免疫球蛋白轻链法

在第一种方法(完整免疫球蛋白轻链法)中,将富集有完整单克隆蛋白的样品引入质谱仪,然后进行分析。MASS-FIX检测已被广泛验证,目前用于梅奥诊所的临床目的。它涉及通过同种型特异性(IgG、IgA、IgM、IgL和IgE)骆驼源纳米抗体连接琼脂糖珠富集患者样品,并分离成5个同种型特异性等分试样。分离的免疫球蛋白然后解离成重链和轻链,然后通过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仪(MALDI-TOF MS)运行。MALDI-TOF MS将样品电离成气相,并根据其通过飞行管的飞行时间测量并绘制其质荷比(m/z)。EXENT(The Binding Site)检测利用不同的免疫富集技术,涉及多克隆(含IgG、IgA、IgM、IgL和IgE)绵羊纳米抗体共价连接顺磁珠。结合的蛋白随后被洗脱、解离,并通过MALDI-TOF MS分析。两种MALDI-TOF MS方法都允许以<0.1 g/L的灵敏度识别M蛋白,而常规SPEP和IFE则不能。第三种检测,称为液相色谱-质谱(LC-MS),使用类似的免疫富集方法,但在电离和通过质谱仪之前增加了液相色谱步骤以分离免疫球蛋白轻链。这一额外步骤导致更高的灵敏度0.001 g/L。

2.克隆型肽法

第二种方法称为克隆型肽法,代表最灵敏的方法,LoD为0.001 g/L,因为消除了多克隆背景的干扰。该方法基于以下原理:当被胰蛋白酶等酶消化时,M蛋白的CDR会分解成具有独特片段模式的独特克隆型肽。该技术需要诊断样品进行初始克隆型肽鉴定,通常从诊断SPEP中的单克隆带获得。免疫球蛋白富集后,样品被消化成更小的肽,然后通过LC按大小和电荷分离,再通过MS分析。鉴于CDR可能含有框架/恒定区,用于MRD监测的克隆型肽的选择必须仔细进行。这需要对恶性克隆的CDR进行进一步基因测序,并参考人类蛋白质组文库以确保独特性,通常借助生物信息学算法。

3. 质谱法与骨髓MRD检测的比较

基于MS的方法已成为既定BM MRD检测的有前景的补充而非替代,其相对性能因平台而异。MALDI-TOF MS方法显示灵敏度广泛低于BM NGF和BM NGS,在两项独立的临床试验中,>30%的BM NGF或BM NGS阳性患者未能检测到循环副蛋白。相比之下,更灵敏的LC-MS和克隆型肽测序方法已能够在大多数(>70%)被既定BM标准分类为MRD阴性的患者中检测到单克隆蛋白。这些高度灵敏的检测方法是否能转化为真正的生存获益,仍有待观察。至关重要的是,MS的预后价值似乎最强大的不是孤立地,而是通过与其他BM或PB技术的整合。最近对ATLAS试验中收集的配对BM和血液样本的分析发现,MALDI-TOF MS和BM NGF双阴性相比仅一种模式MRD阴性,与更优的PFS相关。组合评估的益处尤其在复发和难治性疾病以及CAR-T细胞治疗和双特异性抗体等新型免疫治疗后明显,在这些情况下髓外疾病可能混淆以BM为中心的评估。

4.质谱法中M蛋白的持续和复阳

基于MS的方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即使产生它的浆细胞被根除,低水平或循环副蛋白也可能持续存在。MS检测M蛋白灵敏度的提高增加了BM-MS不一致解释的复杂性,因为在BM MRD阴性的情况下MS阳性是代表生物学上有意义的残留疾病还是副蛋白清除延迟的结果仍不清楚。此外,M蛋白的清除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分子大小、结构价和分解代谢处理。例如,IgG的血清半衰期约为21天,而IgA约为6天,这转化为每种免疫球蛋白同种型的不同反应速度。使用越来越灵敏的方法检测较低水平的M蛋白,特别是IgG,可能导致BM MRD阴性与MS阴性之间存在长时间滞后。还已经充分证明,通过常规方法可检测到M蛋白且MRD阴性的大部分患者会在以后达到CR。评估时机的临床意义在ATLAS试验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其中BM MRD和MS状态之间的一致性仅在治疗后18个月时最大,超过一半从MS阳性转为MS阴性的患者是在12个月后才转阴的。这种时间脱节可能反映循环单克隆蛋白的延迟清除而非持续活动性疾病,并强调了解释早期MS结果时的一个重要分析前考虑因素。相反,MS持续必须与MS复阳区分开来,MS复阳可能与即将发生或未来的复发相关。因此,表征MS转化相对于BM MRD阴性的动力学,并理解MS读数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和速率的预后意义,代表了未来研究的重要途径。

MRD及其对生存的影响

MRD阴性与改善的生存结局相关

已进行了多项荟萃分析,将临床试验中根据2016年IMWG缓解标准定义的MRD阴性率与PFS以及较小程度的OS相关联。Munshi等人最早和最大的分析之一包括44项研究,约8000例患者用于PFS数据,23项研究约4000例患者用于OS数据。该分析包括NDTE、NDTI和RR患者,来自在不同时间点(VGPR时、CR时、维持治疗前后)进行MRD检测的试验,使用不同的MRD灵敏度阈值(10⁻⁴、10⁻⁵、10⁻⁶)和MRD评估方法(MFC、NGS、NGF)。研究者发现,与MRD阳性相比,MRD阴性与进展(HR 0.33)和死亡(HR 0.45)的显著降低相关。这与疾病场景、MRD检测方法、灵敏度阈值、MRD评估时机和细胞遗传学风险无关。

MRD阴性作为替代终点

2024年,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ODAC)以12比0的一致决定批准MRD作为MM新疗法加速批准的终点;然而由于真正替代性的高标准,未要求用基于MRD的替代终点取代PFS。疗法在替代终点上引起的变化应独立影响临床上有意义终点(如PFS或OS)的变化。此前已进行了几项试验水平荟萃分析,显示MRD阴性与PFS之间存在中度至强相关性(R² 0.62-0.97);然而它们仅包括ND患者的试验,并包含使用较低灵敏度MRD阈值(>1.0×10⁻⁵)的研究。Paiva等人最近一项包含当代治疗方案荟萃分析包括15项关键临床试验,结果发表于2016-2022年,仅纳入每治疗组>50例患者且使用NGF或NGS方法且最低灵敏度阈值为10⁻⁵的研究,包括6项NDTE试验、3项NDTI试验和6项RRMM患者试验。在他们的分析中,治疗对MRD阴性率的影响与治疗对PFS的影响中度相关(R² 0.70),这在NDTE、NDTI和RR亚组中也成立。Paiva等人的另一项分析包括20项随机临床试验(9项NDTE、5项NDTI和6项RRMM),并根据实验组与对照组观察到的MRD阴性率差异将其分为三分位数。下、中、上三分位数的中位PFS分别为3.2、5.5和17.1个月。上三分位数包括MRD阴性率差异大于13.5%的研究,这一差异被提议作为预测随机临床试验中显著改善PFS的合理终点。

然而,MRD作为替代终点的使用仍存在局限性。MRD阴性严重偏向于即时治疗疗效,但未能捕获长期治疗毒性和其他进展后事件。所进行的荟萃分析的其他弱点包括试验间检测缺乏标准化,以及设计、随访和评估时间及基线特征的试验间变异性。还缺乏涉及新疗法如单克隆抗体、小分子和T细胞重定向疗法的数据。

因此,2026年1月,FDA发布了一份指南草案,概述了在临床试验中使用MRD作为替代终点的几项关键建议。在此,MRD和CR均被指定为MM药物加速批准的可接受终点。重要的是,它们不能用于所有疾病场景,因为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MRD/CR作为冒烟型MM、MGUS或髓外疾病以及维持治疗中的替代终点。如果使用MRD作为替代终点,必须在至少10万(10⁵)个残留肿瘤细胞中检测到1个的灵敏度下进行评估,并且所使用的检测必须具有至少低于该阈值一个对数的灵敏度。最后,批准后的临床获益确认仍然是强制性的,并且必须在授予加速批准之前进行。基于MRD或CR终点批准的产品必须通过确证性试验验证实际临床获益,例如改善的PFS或OS。

MRD在不同时间点的影响

MRD检测时间点

与急性白血病等"可治愈"血液恶性肿瘤不同,大多数治疗是有限的,MM治疗通常持续给药直到下一次进展(CAR-T细胞治疗除外)。此外,达到最佳治疗反应的中位时间也因所用治疗方法而异。在NDTE患者中,治疗反应率在每个治疗阶段(诱导、ASCT、维持前和维持)后都有所改善。在NDTI和RR尝尽中,达到最佳缓解的中位时间可能为2至12个月,有些患者在治疗开始后>12个月才达到最佳缓解。虽然使用IMWG缓解标准(sCR、CR、VGPR、PR、SD、MR和PD)进行的疾病评估涉及非侵入性检测,即尿SPEP、血浆SPEP和血清游离轻链(SFLC),但当前的MRD技术需要BM穿刺和环钻活检,这是一种侵入性程序。因此,为避免过度重复检测,重要的是在不同时间点仔细选择适当的MRD评估标志,这些标志可以提供重要的预后信息以允许治疗决策。鉴于目前临床试验中MRD评估标志的异质性,这已被证明具有挑战性。NDTE中常用的标志包括诱导后、ASCT后/维持前以及维持治疗期间定期(6-12个月),特别关注1、2、3年标记处的MRD阴性状态。在NDTI和RR设置中,常用的标志包括在VGPR或CR时以及预指定治疗周期或时间点后(即8周期后或12个月时)。

诱导后、ASCT后和维持治疗前后的MRD阴性与更好结局相关

已经确定,对于NDTE MM患者的现代疗法,MRD阴性率在每个治疗阶段后都增加。在四联疗法时代,MRD阴性率(10⁻⁵)从诱导后约40%增加到ASCT/巩固后60%,并随着维持治疗或延长巩固后接近80%。重要的是,诱导后和维持前达到的MRD阴性与优越的PFS和OS相关,与所用诱导方案无关。在GEM2012MENOS65/GEM2014MAIN研究的事后分析中,发现未能达到诱导后MRD阴性与MRD复阳和/或PD风险增加相关。同样,在FORTE研究的单独分析中,较早达到MRD阴性(巩固前)的患者比巩固后达到MRD阴性的患者MRD复阳风险更低。在IFM 2009研究中,接受VRd±ASCT的患者,在开始1年来那度胺维持治疗前达到MRD阴性(10⁻⁶)的患者与MRD阳性对应者相比,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78%(中位PFS未达到 vs 29个月),无论患者是否接受ASCT。

MRD复阳可预测临床复发并与较差结局相关

越来越明显的是,有一组患者达到MRD阴性但未能维持,这些患者的结局与从未达到MRD阴性的患者一样差。Mohan等人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观察了接受免疫调节剂(IMiD)和蛋白酶体抑制剂(PI)维持治疗的ASCT后MRD阴性(NGF 10⁻⁵)患者。虽然大多数患者持续MRD阴性(中位随访10年),但39%的MRD阴性患者出现MRD复阳,大多数在达到MRD阴性后的前5年内。其中约一半在一年内出现临床复发。

在NDTE患者的Tourmaline MM3/MM4研究中,使用伊沙佐米作为维持治疗并与观察进行比较。在开始维持治疗后0、14和24个月进行MRD(MFC 4×10⁻⁶)评估。在14个月landmark分析中,先前MRD阴性但出现MRD复阳的患者2年PFS为34%,而持续MRD阴性患者为75%。重要的是,MRD复阳患者的PFS与维持前MRD阳性患者相当(2年PFS 34% vs 28%)。值得注意的是,一半的MRD复阳病例发生在达到MRD阴性后2年内。

MRD复阳的预测因素

表2突出了报告MRD复阳后预测因素和结局的关键研究。除了上述达到MRD阴性时间较长的因素外,MRD复阳或疾病进展的其他重要预测因素包括国际分期系统(ISS)评分的高危疾病、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HRCA),即1q扩增和≥2个HRCA,以及基线时高循环肿瘤细胞。在接受ASCT的患者队列中,ASCT后MRD阴性率在0、1或≥2个HRCA亚组之间相似。然而,最初达到MRD阴性的≥2个HRCA患者在一年内经历了41%的累积MRD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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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MRD与优越的生存结局相关

因此,基于治疗过程中连续检测的持续MRD越来越被强调为比任何单一时间点的MRD更能预测疾病进展风险。根据IMWG的定义,持续MRD阴性是指在骨髓和影像学中至少间隔1年进行的MRD阴性。关键临床试验的事后分析已证明,持续MRD阴性是极好的预后标志物,与治疗组无关(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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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FM 2009研究中,使用VRd±ASCT后1年固定持续时间来那度胺维持,从1年维持治疗完成时的landmark分析显示,持续MRD阴性与MRD阳性患者相比,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82%。那1年以后的MRD阴性呢?在CASIOPEIA试验中,达到1年和2年持续MRD阴性者的进展或死亡风险分别降低80%和92%(80, 95, 96)。Diamond等人的单中心研究对接受来那度胺维持(直到进展)的患者也显示,达到持续MRD阴性(10⁻⁵ NGF)2年的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疾病进展(从2年维持标志分析的中位随访19.8个月)。FORTE研究将患者随机分配至卡非佐米和来那度胺(KR)vs来那度胺维持,显示无论治疗组如何,如果患者通过NGF或NGS达到2年持续MRD,4年PFS>96%。鉴于持续MRD阴性持续时间增加了PFS测量,持续MRD阴性的真正价值应反映在改善的OS中。

MRD深度的影响

缓解深度确实重要,MM克隆大小的显著减少降低了克隆演变和选择耐药克隆的发生率。Munshi等人的荟萃分析确定,随着MRD检测阈值每降低一个对数,进展/死亡风险降低,10⁻⁶阈值对PFS的区分效果最高(vs 10⁻⁴和10⁻⁵)。MASTER和IFM 2009试验的事后分析也证明,达到MRD<10⁻⁶的患者比MRD在10⁻⁵和10⁻⁶之间的患者PFS更优。

MRD2STOP试验测试了使用基于NGS的MRD在较低阈值10⁻⁶下指导维持治疗停止的概念。在至少1年维持治疗后,如果参与者通过NGS在10⁻⁶灵敏度、NGF在10⁻⁵和PET/CT达到MRD阴性,可以停止治疗。虽然数据显示治疗停止后3年PFS为85%,但使用免疫磁性富集进行更灵敏MRD阈值10⁻⁷的探索性分析显示,MRD阳性病例的3年PFS为49%,而MRD阴性病例为92%。

然而,追求更深MRD缓解不应以过度治疗毒性为代价,特别是在10⁻⁵阈值达到MRD阴性可能足以使大多数MM患者长期无进展的情况下。然而,可能对更深MRD缓解具有更大获益风险比的群体是高危MM患者;具有HRCA的MM与标危疾病相比,随时间发生显著更高的基因组改变率。同样明显的是,<10⁻⁵的MRD阴性在大部分超高危疾病中不能维持,特别是具有amp1q或≥2个HRCA的患者。因此,达到更深MRD缓解可能降低克隆选择和演变的风险,可能转化为更持续的治疗效果。两项研究高危MM中四联/五联疗法使用的研究报告了早期MRD数据,在10⁻⁵阈值下MRD阴性率>60%。观察达到<10⁻⁶水平MRD阴性患者的结局将很有趣。

相反,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MGUS样表型MM的概念,这是一个即使治疗后存在可测量疾病但疾病进展率低的患者亚组。在Burgos等人的一项研究中,使用基于BM浆细胞百分比和BM浆细胞区室中克隆浆细胞百分比的算法,具有MGUS样表型的MM患者在5年时PFS和OS率分别为79%和96%,达到CR或MRD阴性对PFS或OS没有影响。

MRD的实际问题:MRD能否用于指导决策?

图2总结了研究MRD指导治疗决策作用的临床试验。BOX 1-3突出了MRD指导决策的关键实践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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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MRD阴性患者可以停止或降级治疗

基于上述IFM 2009和MRD2STOP研究的数据,在至少一年固定持续时间来那度胺维持治疗后MRD阴性(10⁻⁶)表明,>75%的患者在停止治疗后三年内将保持无进展。Myeloma XI临床试验将患者随机分配至来那度胺维持vs ASCT后观察,在其三年标志分析中显示,保持MRD阴性(MFC 4×10⁻⁵)的患者从继续来那度胺维持vs观察中获益不大。在CASSIOPEIA试验中,在达雷妥尤单抗、硼替佐米、沙利度胺和地塞米松(Dara-VTd)诱导、ASCT和Dara-VTd巩固后达到持续CR且MRD阴性的患者,与单独观察相比,未从来那度胺维持治疗中获益。在Tourmaline MM3和MM4研究中调查伊沙佐米维持vs观察,伊沙佐米维持仅改善了维持前MRD阳性患者的PFS。所有这些表明,在持续MRD阴性患者中,无限期维持治疗带来的增量无进展生存获益可能不大。相反,GEM2014MAIN试验质疑如果患者在2年时仍MRD阳性,继续来那度胺为基础维持治疗的获益。在这项研究中,如果患者在24个月维持治疗后MRD阴性,可以停止维持治疗(伊沙佐米、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或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该时间点MRD阳性的患者继续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再3年。研究发现,从决定停止治疗起的4年PFS,MRD阴性且停止治疗者为82.8%,而MRD阳性且继续治疗者仅为50.4%。

更重要的是,最终将有一些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数据调查持续MRD阴性患者延长来那度胺维持vs观察的获益。在DRAMMATIC(SWOG S1803)研究中,接受维持达雷妥尤单抗和来那度胺或单药来那度胺的NDTE患者,如果在两年后保持MRD阴性(<10⁻⁵),将进行第二次随机化以继续或停止维持治疗。

基于MM风险特征的治疗停止或降级

在比较卡非佐米、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KRd)vs来那度胺维持的III期ATLAS试验中,KRd组的标危患者如果在6周期后达到MRD阴性(<10⁻⁵),则降级为来那度胺。早期降级的标危患者与接受全部36周期KRd的患者相比结局相似,表明延长强化治疗可能不会使达到早期MRD阴性的标危患者获益。相反,在利用达雷妥尤单抗、卡非佐米、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Dara-KRd)诱导、ASCT后Dara-KRd巩固的2期MASTER试验中,如果在2个连续预定义时间点达到MRD,允许停止治疗。停止治疗的0-1个HRCA患者2年PFS>85%,而≥2个HRCA患者为53%。

MRD导向治疗强化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如果患者保持MRD阳性或出现MRD复阳怎么办?治疗强化是否有作用?AURIGA研究比较了MRD阳性患者维持治疗的强化,随机分配至达雷妥尤单抗和来那度胺(Dara-R)vs来那度胺维持。在中位随访32.3个月时,Dara-R组转为MRD阴性的率为60.6%,而来那度胺组为27.7%(OR 4.12,95% CI 2.26-7.52,P<0.0001)。此外,Dara-R持续MRD阴性≥6个月的率是单独来那度胺的2.5倍。MIDAS研究的MRD驱动巩固阶段比较了诱导后MRD阳性患者的巩固升级,串联ASCT vs 单次ASCT加2周期伊沙妥昔单抗、卡非佐米、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Isa-KRd)。维持前MRD阴性率(10⁻⁶)无显著差异,表明可能需要替代升级策略。在诱导后MRD阴性的患者中,当治疗降级以比较ASCT加2周期Isa-KRd vs 仅6周期Isa-KRd时,维持前MRD阴性率也无显著差异,表明如果给予充分治疗,则ASCT在MRD阴性患者中的作用减弱。持续MRD阴性率和生存数据随访正在进行中。

有几项正在进行的研究评估根据MRD状态量身定制的治疗升级和降级。ADVANCE研究将在Dara-KRd或KRd 8周期后评估患者MRD(10⁻⁶),仅MRD阳性患者将接受ASCT。在接受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和地塞米松(VCD)后ASCT的NDTE患者的多臂RADAR研究中,ASCT后MRD阳性的患者将被随机分配至接受来那度胺维持、VRd巩固后来那度胺维持或伊沙妥昔单抗、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Isa-VRd)巩固后伊沙妥昔单抗和来那度胺(Isa-R)维持。PERSEUS试验正在评估MRD复阳时的治疗再升级。在这项研究中,接受达雷妥尤单抗和来那度胺(Dara-R)维持治疗且在2年维持后MRD阴性(10⁻⁵)的患者降级为单药来那度胺。在失去CR或MRD复阳的情况下,他们将再升级为Dara-R。随访正在进行中。表4和表5总结了已发表和正在进行的MRD适应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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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D在新诊断不可移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作用

NDTI患者中常用的MRD评估时间包括VGPR时、疑似CR/sCR或固定持续时间(6-12个月)后。鉴于这些患者组中较低的缓解率和较短的PFS,这些患者中持续MRD阴性率通常较低,<20%,导致该组MRD数据缺乏。在两项基于达雷妥尤单抗的NDTI患者一线研究的汇总分析中,MRD阴性预测更优的PFS,持续MRD阴性获得最佳临床结局。随着NDTI患者中四联疗法的使用,总缓解率现在接近70-90%,VGPR/CR率超过50%。最近报道的CEPHEUS和BENEFIT研究也显示四联组中MRD阴性率(<10⁻⁵)(涉及CD38单克隆抗体)为50-60%。因此,在这些组中MRD检测对反应评估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可能有助于治疗继续或降级。这在一项2期研究中得到证明,该研究在无移植意向的患者中使用elotuzumab-KRd,如果患者在8周期和12周期时MRD阴性(<10⁻⁶),允许停止卡非佐米。在8周期降级治疗的患者中,3年PFS为92%。在另一项接受8周期Dara-KRd诱导的NDMM患者的2期研究中,MRD阴性(<10⁻⁵)的患者降级为来那度胺单药维持,达到持续MRD阴性率78%,持续超过12周期。相反,MRD阳性的NDTI组接受进一步KRd巩固,但无一转为MRD阴性。

MRD在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和T细胞重定向治疗时代的作用

鉴于治疗耐药疾病的发生率增加,接受标准治疗方案的复发/难治患者队列中MRD阴性率一直较低。然而随着T细胞重定向治疗的引入,对MRD的兴趣也一直在增长。在CAR-T领域,已开展表征MRD检测作用的工作,特别是在其对生存的影响和确定MRD检测时间点方面。Bansal等人研究了BCMA-CAR-T(ide-cel)治疗RRMM患者后1个月BM MRD的影响。在这组患者中,78%的患者在1个月时MRD阴性,但只有40%最终达到持续MRD阴性。尽管如此,1个月时MRD阴性与改善的PFS相关(与MRD阳性相比),表明CAR-T后早期MRD评估可能具有预后意义。Paiva等人在接受ide-cel治疗患者的纵向研究中发现,达到MRD阴性,特别是持续MRD阴性,具有相似的优越PFS。还注意到,通过PB评估的CR峰值率比BM MRD阴性率峰值滞后约3个月,可能是由于免疫球蛋白的长半衰期,并表明早期MRD阴性更好地反映CAR-T峰值扩增和初始肿瘤清除的动力学。最近,CARTITUDE-4研究的更新分析比较了来那度胺难治患者中使用cilta-cel与标准治疗三联疗法,已发表数据显示,52%的cilta-cel组患者达到持续MRD阴性≥12个月,而标准治疗组为10%,这转化为优越的PFS。相反,最近一项cilta-cel治疗患者的真实世界研究发现,3个月时BM MRD阳性与较差的PFS和早期治疗失败风险增加相关。总之,这些数据强调,在CAR-T背景下,初始MRD清除的深度及其持续维持都是独立有意义的,早期MRD阳性识别出需要密切监测和可能早期治疗干预的高危组,而持久MRD阴性似乎是最佳长期疾病控制的基准。

考虑到T细胞重定向治疗,特立妥单抗是一种人源化BCMA×CD3双特异性抗体,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骨髓瘤,并已实现超过12个月的持久缓解。随后的更新分析也显示,可评估患者中高总体MRD阴性CR率为46%。然而延长治疗中感染风险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这推动了对固定持续时间治疗的调查。2期LimiTec试验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单臂非劣效性研究,接受6-9个月特立妥单抗治疗达到VGPR或更好的患者可以停止治疗。中期分析发现,停止治疗产生的FFS(无失败生存)结局与MajesTEC-1试验中持续治疗相当。最终分析中将有一个关于MRD状态的探索性组成部分。

定义多发性骨髓瘤中的"治愈"

2026年2月,国际骨髓瘤学会(IMS)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办了骨髓瘤治愈峰会,讨论MM中可能构成治愈定义的内容。提出的治愈共识定义是MRD阴性(10⁻⁶)且已停止抗骨髓瘤治疗5年的患者。该定义尚未正式发表,但仍反映了持续MRD阴性的预后价值和向MRD适应性治疗的转变。

结论

有充分证据表明,MRD阴性是一个合适的替代终点,与生存结局强烈相关,无论治疗如何。这已经并将继续严重影响临床试验的实施,允许缩短试验读出时间,进而可被监管机构用于加速药物批准和患者获得有效治疗。MRD检测越来越多地用于治疗决策,如治疗降级或再升级,以及根据患者反应调整治疗强度,这可能最终降低毒性并最大化药物疗效。目前有良好的事后和2期数据显示MRD导向方法是可行的,目前有多项更大的前瞻性随机研究正在测试这一概念。随着更多MRD数据和检测技术的改进,未来方向包括评估更深阈值(10⁻⁶、10⁻⁷等)下MRD反应的影响,并重新定义持续MRD的含义(1年vs 2年vs 3年),特别是在高危亚组中。基于PB的MRD方法显示与基于BM的MRD方法和生存结局有良好相关性,但这些方法仅限于少数学术中心,灵敏度可变,且尚未有统一的预定义显著性阈值。由于其非侵入性,应在外周血检测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以证明它是BM MRD方法的良好替代或补充,允许更频繁和动态的MRD检测。

参考文献

Front Immunol . 2026 Sep 25:17:1932648. doi: 10.3389/fimmu.2026.1932648.

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