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Fontan术的单心室成人非心脏手术麻醉管理病例
【麻案精析】未完成 Fontan 术的单心室成人,如何安全接受非心脏手术麻醉?
比利时Saint-Luc大学医院麻醉科团队报告一例57岁男性未完成Fontan术的单心室患者,先后接受十二指肠黏膜切除术与开腹胆囊切除术;右肺经Glenn吻合口被动供血需避免胸腔内压与肺血管阻力升高,左肺经体循环侧支供血需维持平均动脉压60~65mmHg。两次手术均在术毕即刻拔管,术中脑氧饱和度稳定于基线以上。
一位 57 岁的男性患者,静息吸空气时的脉搏血氧饱和度只有 45%~50%,杵状指、严重发绀,走几步路就喘。按照常规思维,这样的患者早已被贴上终末期心脏病的标签。然而他并不是在等待心脏移植,而是因为十二指肠反复出血的黏膜下病变,被推上了非心脏手术的手术台;五个月后又因反复发作的胆囊炎,再次接受麻醉。
真正让这台麻醉难的,是隐藏在这组数字背后的一副极为罕见的循环解剖:患者的双肺由两种机制截然不同的血供分别灌注:右肺靠一条 Glenn 吻合口“顺流而下”地被动接受上腔静脉回流,左肺则完全依赖体循环压力经主动脉-肺动脉侧支“强行灌注”。换言之,麻醉医生要在同一台手术里,为两个肺各自维护一套几乎相反的循环目标。
2026年10月,比利时Saint-Luc大学医院麻醉科团队报告的这一病例发表于JACC:Case Reports,让我们一起逐层拆解其中的生理学与药理学逻辑。

病例
患者,男性,57岁,体重 60 kg,身高 166 cm,自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十二指肠黏膜下出血性病变(高度怀疑为 1 级高分化十二指肠神经内分泌瘤),首次接受全麻下行十二指肠高位黏膜切除术;术后五个月,又因反复发作的胆囊炎接受第二次全麻下的开腹胆囊切除术。术前综合评估将患者的心功能定为 NYHA 心功能 III 级。
静息吸空气时脉搏血氧饱和度 45%~50%,呈严重发绀、杵状指;因既往获得性气管狭窄,存在吸气性喘鸣。术前血红蛋白仅 10~11 g/dL,推测与十二指肠病变导致的慢性失血有关。患者长期服用利伐沙班,用于不典型心房扑动及室上性快速心律失常的预防,这很可能加剧了出血性表现的严重程度,并导致术中需输注红细胞。
既往史与心脏解剖
患者的先天性心脏病始于婴儿期,诊断为肺动脉闭锁、右心发育不良以及肺动脉不连续。此后他先后接受了三次姑息性手术,却始终未能走到 Fontan 术这一步:1 岁时行右侧 Glenn 术(上腔静脉-右肺动脉吻合);7 年后行房间隔造口术;17 岁时植入左侧改良 Blalock-Taussig(BT)分流。此后再无任何心脏外科干预。随岁月推移,左侧改良 BT 分流逐渐狭窄、最终失去功能,左肺动脉转而由自幼即存在的主动脉-肺动脉侧支血管供血。于是,这名患者最终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循环图景:右肺动脉经右侧 Glenn 吻合口接受上腔静脉的被动血流,左肺动脉则经体循环侧支接受高压灌注:两套肺血供、两种截然不同的血流动力学。
麻醉方案:为两套肺循环分别设定目标
经多学科讨论、并充分告知围术期极高的并发症与死亡风险并取得知情同意后,患者依次接受了十二指肠黏膜切除术与开腹胆囊切除术。利伐沙班在两次手术前 48 小时停用,浓缩红细胞随时备用。
监测方面,除 5 导联心电图与脉搏血氧饱和度等标准监测外,诱导前即置入有创动脉导管与两根大口径外周静脉;同时采用双侧脑氧饱和度(近红外光谱)监测与脑电双频指数(pEEG)分别评估脑氧合与麻醉深度,并预防性贴好体外除颤电极片。麻醉诱导采用咪达唑仑、舒芬太尼、氯胺酮与单次依托咪酯,罗库溴铵协助气管插管。鉴于获得性气管狭窄,采用带囊 6.5 mm 气管导管、在可视喉镜引导下完成插管。麻醉以氧-空混合的七氟烷维持。
由于患者肺动脉不连续、右肺与左肺的血供来源迥异,麻醉团队为两个肺血管床分别确立了独立的血流动力学目标。右侧肺动脉经 Glenn 吻合口供血,属被动血流,故核心目标是避免任何肺血管阻力(PVR)与胸腔内压的升高:采用可视喉镜插管以减轻交感刺激、给予充分的围术期镇痛(氯胺酮为主的麻醉+开腹胆囊切除术后的腹横肌平面阻滞),术中雾化吸入米力农(50 μg/kg)以降低 PVR,并备好吸入一氧化氮。
通气管理旨在预防低氧、高碳酸血症、酸中毒与肺不张等一切可能升高 PVR 的因素,采用肺保护性通气(气道峰压 23 mmHg、呼气末正压最高 4 mmHg),在优化气体交换的同时尽量压低胸腔内压;术后尽早恢复自主呼吸,两次手术均在术毕即刻拔管。
左侧肺动脉则依赖主动脉-肺动脉侧支供血,其灌注完全取决于体循环血压:患者基线平均动脉压为 75 mmHg,术中通过持续泵注去甲肾上腺素将 MAP 维持在 60~65 mmHg 左右;以限制性策略补充晶体液以避免容量过负荷,并输注白蛋白纠正术前低白蛋白血症。反复动脉血气分析未见乳酸酸中毒,在吸入氧浓度 0.50 条件下动脉血氧饱和度波动于 63%~74%。
实验室与监测结果
静息吸空气时脉搏血氧饱和度 45%~50%;血红蛋白 10~11 g/dL;NYHA 心功能 III 级。术中有创动脉血气分析未见乳酸酸中毒,吸入氧浓度 0.50 时动脉血氧饱和度 63%~74%;双侧脑氧饱和度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始终稳定于基线以上,提示脑氧输送充分。
麻案精析的评述
要理解这台麻醉为何如此设计,必须先回到单心室生理与 Fontan 循环的基本逻辑。正常双心室循环中,右心室以泵的方式把体静脉血送回肺循环;而 Fontan 术的本质,是彻底放弃右心室的泵功能,把全身静脉回流直接“挂”到肺动脉上,让血流依靠中心静脉压与胸腔内压之间的压力梯度被动地流入肺循环。这是单心室姑息策略的终局,从出生早期的体肺分流,到上腔静脉-肺动脉吻合(Glenn 术/半 Fontan),再到最终的下腔静脉也接入肺动脉(全 Fontan 术),构成一条循序渐进、逐步卸除心室容量负荷的"接力棒"。
如今全球已有超过 7 万成人依靠 Fontan 循环长期存活,其长期生存已获公认。然而有一小部分单心室患者始终未能完成 Fontan 术,只能终身依赖婴儿期所做的最初姑息手术。未能 Fontan 化的原因包括:肺动脉发育不良和/或不连续、心室功能受损、平均肺动脉压超过 18 mmHg、肺静脉解剖复杂,以及社会经济因素或患者/家属拒绝。本例患者即属此类:肺动脉不连续使其丧失了 Fontan 化的解剖前提;而其确诊于 1968 年,恰处 Fontan 术问世的初创年代(Fontan 于 1968 年完成首例手术、1971 年正式发表),历史背景进一步限制了术式选择的空间。
双肺双法则:右侧被动“顺流”、左侧依赖“体循环驱动”
本例最核心的生理学看点,在于患者右肺与左肺各自遵循一套完全不同的灌注法则,而这决定了麻醉管理的双向标准。
右肺经右侧 Glenn 吻合口供血,属于典型的被动血流。在没有右心泵的前提下,流经 Glenn 吻合口的血流量近似服从一个简单的力学关系:流量与(中心静脉压-胸腔内压)成正比,与肺血管阻力成反比。也就是说,任何抬高 PVR 的因素(低氧、高碳酸血症、酸中毒、疼痛与交感神经兴奋、肺不张、低体温),都会直接掐断右肺的血流;而任何抬高胸腔内压的因素(大潮气量、高 PEEP、高气道平均压、正压通气时间过长),同样会通过削弱静脉回流而减少 Glenn 血流。因此右肺的管理主线是减负:让肺血管尽可能松弛、让胸腔内压尽可能低平。
左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改良 BT 分流早已失去功能,左肺动脉完全依靠主动脉-肺动脉侧支血管供血。这些侧支是体循环样的高压血管,其灌注量直接随体循环动脉压与心输出量起伏。MAP 一旦下降、或心输出量一旦减少,侧支血流随之锐减,左肺灌注即告崩溃。因此左肺的管理主线是保压:维持足够的体循环血管张力与心输出量。
两套目标叠加,就形成了本例最具张力的临床指令:既要压低 PVR 与胸腔内压(服务右肺),又要稳住体循环血压与心输出量(服务左肺)。前者倾向“放松”,后者倾向“升压”,而许多常规麻醉决策,比如机械通气的压力设置、血管活性药的选择,恰恰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拉扯。这正是本文所谓罕见而极具挑战的根本所在。
开腹还是腔镜?二氧化碳气腹与头低位对 Glenn 血流的双重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团队明确放弃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转而选择开腹。这一外科决策,是麻醉与外科团队基于病理生理学深思熟虑的结果。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依赖二氧化碳气腹。气腹使腹内压升高、膈肌上抬,进而抬高胸腔内压并减少静脉回流;二氧化碳经腹膜吸收还会导致高碳酸血症。对正常人而言这些改变多可耐受,但对依赖被动血流的 Glenn 吻合口而言,胸腔内压升高与静脉回流减少会直接削弱上腔静脉向肺动脉的顺流,高碳酸血症则进一步收缩肺血管、升高 PVR,三者叠加等于同时踩下了右肺灌注的三重刹车。此外,腹腔镜胆囊切除还需头低位,头低位进一步加重胸腔内压,使被动血流雪上加霜。开腹手术则从根本上规避了气腹与体位对右肺被动灌注的双重打击,牺牲的是外科的微创,换来的却是循环的稳定。
让肺血管“松一口气”:雾化米力农与一氧化氮的药理学考量
为了降低 PVR,团队选择了术中雾化吸入米力农(50 μg/kg),并将吸入一氧化氮(iNO)作为备用。这一选择值得从药理学上细究。
米力农是磷酸二酯酶 3(PDE3)抑制剂,通过抑制 cAMP 的水解、升高血管平滑肌内 cAMP 浓度,引起肺血管舒张;同时它对心肌亦有正性肌力与舒张作用。静脉给药时,米力农在扩张肺血管的同时也扩张体循环血管,常带来显著的低血压,而这在本例恰恰是"左肺保压"所不能容忍的。雾化吸入的巧妙之处在于把药物定点投放到肺血管床:经气道给药的米力农优先作用于通气良好的肺泡旁肺血管,可在相对较低的体循环浓度下实现肺血管的选择性舒张,从而既降低了 PVR、又最大限度减少了对体循环血压的冲击,正好同时满足右肺减负与左肺保压两套目标。
吸入一氧化氮是另一种经典的选择性肺血管扩张剂:iNO 经肺泡弥散入肺血管平滑肌,激活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升高 cGMP,引起肺血管舒张;由于它只作用于有通气肺泡旁的肺血管,还能改善通气/血流匹配。iNO 的局限在于需要专门的持续输送装置、且突然停药可能出现反跳性肺血管收缩。团队之所以把雾化米力农列为首选、iNO 备用,理由正是其用户友好(无需复杂输送设备、便于在非心脏手术场景下实施)。二者殊途同归,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在不牺牲体循环灌注的前提下,为右肺松绑。
通气策略的“走钢丝”:肺保护与低胸腔内压之间的平衡
机械通气是本例管理张力最集中的环节之一。一方面,长时间正压通气本身就会抬高胸腔内压、减少静脉回流,进而削弱 Glenn 被动血流;另一方面,过浅的肺保护通气又可能诱发肺不张、低氧与高碳酸血症,而这些恰恰都是升高 PVR 的元凶。团队给出的答案是“低峰压、低 PEEP、尽早脱机”:气道峰压控制在 23 mmHg、PEEP 最高仅 4 mmHg,以此压低气道平均压与胸腔内压;同时通过维持氧合与正常二氧化碳、避免酸中毒来防止 PVR 反跳。最关键的一步,是尽早恢复自主呼吸:自主呼吸的吸气相产生胸腔内负压,能主动促进动静脉回流、促进血流穿过 Glenn 吻合口,这是任何正压通气都无法替代的生理性驱动力。正因如此,两次手术均在术毕即刻拔管,让患者尽快回到自主呼吸的轨道上。
发绀却无红细胞增多:一个被慢性失血掩盖的悖论
本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患者静息血氧饱和度低至 45%~50%,却并未出现长期发绀患者本应出现的红细胞增多与高黏滞血症。这看似矛盾,实则是慢性发绀本会通过低氧诱导促红细胞生成素升高,刺激骨髓过度造血,导致红细胞增多与血液黏滞度升高,进而带来血栓、卒中等风险;然而该患者恰恰患有十二指肠黏膜下出血性病变,反复慢性失血造成严重贫血,血红蛋白被降至 10~11 g/dL,因而红细胞增多的表现被失血所掩盖。
这一悖论对麻醉管理有双重含义。有利的一面是,患者避开了高黏滞血症及其血栓风险;不利的一面是,贫血意味着每升血液的携氧能力下降,而单心室生理又决定了心输出量受限、无法通过大幅增加血流来代偿。团队的处理(限制性补液以避免容量过负荷、浓缩红细胞随时备用)正是对这种携氧能力受限处境的审慎回应:既不过度输血诱发容量过负荷与高黏滞,又在失血时及时补充以维持氧输送。值得一提的是,术中脑氧饱和度始终稳定于基线以上,提示在既有生理约束下,脑的氧输送仍得到了充分保障。
诱导与监测的逻辑:为何是氯胺酮、依托咪酯与脑氧监测
麻醉诱导是全过程中循环最脆弱的窗口期。团队采用咪达唑仑+舒芬太尼+氯胺酮+单次依托咪酯的联合诱导:依托咪酯对心肌收缩力与体循环阻力的抑制最小,能在不砸低血压的前提下完成意识消失;氯胺酮通过抑制儿茶酚胺再摄取发挥间接拟交感作用,兼具升压、正性变力与镇痛效应,有助于维持体循环张力,进而保障左肺的侧支灌注。罗库溴铵用于插管,配合可视喉镜以减轻喉镜刺激带来的交感风暴。后者的意义不仅在于稳定心率血压,更在于避免交感兴奋诱发的肺血管收缩对右肺被动血流的打击。
监测层面上,因为基线血氧饱和度极低、体循环灌注又需刻意维持,常规 SpO2 已不足以反映脑的氧输送是否充分;脑氧饱和度持续稳定于基线以上,才是脑灌注没有被牺牲的可信证据。预防性贴附除颤电极片、提前建立有创动脉压与两根大口径静脉通路,则体现了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循环崩溃的充分预判。此外,经食管超声本可实时评估心室功能、容量与血流动力学,但因患者有食管静脉曲张病史,团队将其严格限定为仅在意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使用。
安全警示
本例是一场对极高危生理状态的系统性风险管理。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守都可能迅速转化为灾难性的低氧与循环崩溃。下表梳理了本例的主要风险环节、其机制与对应防范要点。

1. 术前必须由先天性心脏病专家、心脏麻醉专家与外科团队共同进行多学科讨论,逐条厘清两肺各自的血供来源与灌注机制,据此一例一策设定血流动力学目标。
2. 术式选择应与外科团队充分沟通:对依赖被动肺血流的患者,优先规避气腹与头低位等不利于静脉回流的操作,必要时选择开腹。
3. 监测必须加码:有创动脉压、双侧脑氧饱和度、脑电双频指数、预防性除颤电极片应在诱导前就绪,而非出了问题再补。
4. 对既要降 PVR、又要保 MAP的患者,优先使用雾化米力农或 iNO 等选择性肺血管扩张剂,避免全身血管扩张剂造成的低血压。
5. 输血与补液遵循氧输送 vs 容量/黏滞负担的权衡,避免为追求正常血红蛋白而诱发容量过负荷。
6. 此类患者应转入心脏重症监护室过渡监测,术后尽快恢复自主呼吸、减少正压通气时间。
文献来源
Bosquet M, Momeni M, Vô C, Pasquet A, Marique L, Robu CB. Anesthetic challenges in an adult with single-ventricle physiology and incomplete cavopulmonary palliation undergoing noncardiac interventions. JACC Case Rep. 2026;110025. doi:10.1016/j.jaccas.2026.1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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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