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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性失眠:概念演变、机制、诊断与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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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导读

本文系统梳理矛盾性失眠的概念演变、发病机制、病因、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进展,强调神经生物学与心理社交机制共同作用,并提出个体化治疗策略。

正文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摘要

矛盾性失眠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睡眠测量参数间存在显著分离的睡眠疾病,本文系统梳理其概念演变、机制、诊断与治疗进展。矛盾性失眠机制既涉及皮质高觉醒、睡眠微结构片段化、睡眠保护机制受损及肠-脑轴失调,也受焦虑、抑郁、噩梦和认知偏差等心理因素影响。失眠认知行为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对主客观参数差异较大患者可能更为有效。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多夜多模态设计,以期统一诊断标准,实现矛盾性失眠个体化分层精准治疗。

关键词:矛盾性失眠;主观-客观睡眠差异;睡眠状态感知错误;机制及治疗;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Key words:Paradoxical insomnia;Subjective-objective sleep discrepancy;Sleep state misperception;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失眠障碍为临床最常见睡眠障碍,核心表现为主观报告的入睡困难、睡眠维持障碍或早醒,并伴随日间功能损害。研究发现,部分失眠患者主观睡眠感受与多导睡眠图(polysomnography,PSG)、体动记录仪等客观检测结果存在明显分离,该现象被称为矛盾性失眠(paradoxical insomnia,Para-I)、假性失眠(fausse insomnie,FI)、睡眠状态感知错误(sleep state misperception,SSM)或主观-客观睡眠差异(subjective-objective sleep discrepancy,SOSD)。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国慢性失眠成人Para-I患病率高达30.5%,男性、老年、抑郁、躯体症状及失眠严重度指数(insomnia severity index,ISI)是其独立相关因素[1]。Lee等[2]在707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患者中发现,22.5%的患者低估睡眠时长。Para-I的识别直接影响临床决策。Vgontzas等[3]提出失眠的客观短睡眠表型(insomnia with short sleep duration, ISSD)。有研究发现Para-I中,主观-客观参数差异较小的患者可能对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nia,CBT-I)反应较差,而主客观参数差异较大患者可能对CBT-I反应更好[4],因此,准确识别Para-I有助于临床决策。本综述旨在系统梳理Para-I的概念演变、发病机制、病因、临床表现、诊断与治疗进展研究,为Para-I的识别与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理论框架。

1 矛盾性失眠

1959年,假性失眠被首次报道[5],其特征为主诉严重失眠而客观检查正常。1990年,国际睡眠障碍分类第一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Sleep Disorders-1,ICSD-1)首次将SSM列为独立诊断,定义为患者主诉失眠而客观睡眠检测参数显示睡眠正常或接近正常[6]。2005年,ICSD-2将其重新命名为Para-I,并提出了诊断的参考标准:总睡眠时间(total sleep time,TST)≥6.5 h且睡眠效率(sleep efficiency,SE)>85%,将其与心理生理性失眠(psychophysiological insomnia,PSY-I)并列为失眠障碍亚型[7]。2014年,ICSD-3取消Para-I作为独立亚型,将其归入慢性失眠障碍,基于ICSD-3的分类框架,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失眠的正常睡眠时间表型(insomnia with normal sleep duration, INSD)[8]。尽管Para-I术语和分类不断演变,其核心定义始终围绕一个基本事实:临床上,患者的主观睡眠体验与客观睡眠参数之间存在显著分离。

2 发病机制研究

Para-I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近年来研究逐渐从单一的“感知错误”转向“模糊睡眠-清醒界限的异常神经生理过程”。当前研究主要围绕两条主线:一是以皮质高觉醒和睡眠微结构异常为核心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二是以睡眠相关焦虑、抑郁和认知偏差为核心的心理社交机制。

2.1 神经生物学机制

皮质高觉醒是Para-I最受关注的神经生物学基础。Fasiello等[9]发现,SSM患者在入睡期和整夜非快速眼动(non-rapid eye movement,NREM)睡眠中均表现出δ/β比值降低,且该参数与SSM程度相关,提示δ/β比值可作为独立于睡眠状态的皮质高觉醒标志。Sforza等[10]在多中心CBT-I研究中进一步证实,CBT-I后δ/β比值显著增加(13.4增至14.6,P=0.002),说明皮质高觉醒可能是解释睡眠感知异常的重要机制。Xu等[11]在年轻失眠患者中发现,额叶δ/β比值、绝对β功率、觉醒次数和TST主客观差异正相关,且觉醒次数与之相关,支持高频EEG活动在睡眠感知异常中的作用。

睡眠微结构(30 s分期内的脑电事件),如睡眠梭形波和循环交替模式(cyclic alternating pattern,CAP)为理解Para-I提供了更精细的视角。CAP是指在EEG上可见的慢节律与快节律交替的相位事件,是不稳定睡眠的脑电图标志[12],反映个体皮质激活程度的变化。一个CAP周期具有A相和B相,A相反映更强的皮质激活,导致相位事件破坏背景EEG活动,B相反映“正常”背景活动,每个CAP循环包括一个A相和一个B相,A相根据同步程度分为A1、A2和A3亚型[13]。每个A相后跟随其各自的B相(即B1、B2、B3),A1亚型主要出现在深睡眠或浅睡眠向深睡眠转化的过程中,而A2或A3亚型常见于深睡眠向浅睡眠转化过程,Para-I患者以A2亚型占比最高,并伴有A3和B3亚型增多和促睡眠A1事件间隔延长[13]。这提示存在皮质激活增强与稳态调节异常时,大脑难以维持稳定的睡眠状态。Para-I在N1和N2期表现出显著更高的觉醒指数和CAP率[13,14],这可能提示睡眠期间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性增强。睡眠梭形波由丘脑网状核中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神经元的重复抑制性爆发活动产生[15],睡眠梭形波可能在健康睡眠中起到感觉门控作用[16],Normand等[17]研究发现,Para-I患者在N2期的睡眠梭形波持续时间显著短于睡眠良好者,这可能导致丘脑-皮质中继的抑制不足,感觉门控功能减弱,外界刺激更易传入大脑皮质,使大脑在睡眠中与环境“脱钩”失败。

研究显示,Para-I患者存在显著的睡眠微结构碎片化,Gorgoni等[18]认为入睡并不是一个瞬时事件,而是一个连续、复杂和不稳定的过程。患者可能已经进入N1甚至更深睡眠,但由于α活动、高觉醒或N1-W反复转换,仍然感觉自己保持清醒,而整夜TST低估可能与快速眼动(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碎片化有关。K复合波是NREM 2期睡眠中的重要脑电现象,兼具反应性唤醒和睡眠保护功能,K复合波(K-complex,KC)波幅越低,TST低估越严重,即睡眠状态错误知觉越明显,支持“睡眠保护机制受损”参与Para-I的病理生理[18]。Berra等[19]报道入睡期α节律密度与主观睡眠潜伏期(sleep onset latency,SOL)误判正相关,REM觉醒密度和α活动可预测TST误判,说明α活动和REM不稳定共同参与睡眠感知异常。Ren等[20]在Para-I患者中发现REM微觉醒频率显著增加,且REM微觉醒可预测Para-I,支持“REM睡眠不稳定”假说。Stephan等[21]通过连续唤醒结合高密度EEG提示主观睡眠深度与高频EEG活动呈负相关,REM睡眠主观最深,而睡眠误判者在REM仍觉浅,且高频活动持续至REM。结合Stephan等的连续唤醒研究,可推测Para-I患者睡眠中仍保持对刺激的高注意与信息加工,形成一种“睡眠-觉醒叠加态”,为“睡了却觉得醒着”提供了直接的电生理证据。

2.2 心理社交机制

心理社交机制在Para-I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尤其解释了个体间主观失眠程度的差异。睡眠相关焦虑是最稳定的预测因素之一。Arditte Hall等[22]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女性中发现,噩梦是TST和SE误判的唯一独立预测因子,且该关联受睡眠相关焦虑影响,提示创伤相关噩梦和睡眠恐惧是SSM的重要心理机制。Lee等[23]在失眠患者中发现,手机使用成瘾倾向、年龄和低受教育年限预测TST误判,而焦虑预测SOL误判,提示行为成瘾和焦虑分别影响睡眠时长和入睡感知。Wang等[24]在失眠共病焦虑患者中发现,焦虑组患者主观睡眠更差、卧床时间更长,但两者客观参数无差异;主观睡眠效率、睡眠紊乱和日间功能障碍预测焦虑严重度,提示主观睡眠感知差与焦虑严重程度相关。

情绪障碍和认知偏差通过注意、记忆和解释路径放大主观睡眠损害。Schenker等[25]研究发现,PTSD症状与主观睡眠相关,但与客观活动记录仪参数无关联,提示创伤线索和情绪触发可能放大主观失眠。Lindsay等[26]在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NDE)人群中发现,NDE组主观睡眠差但体动记录仪客观无差异,提示特殊心理社会经历可能通过睡眠相关焦虑影响感知。Yeom等[27]采用Fitbit连续4周监测结合智能手机APP生态瞬时评估,发现ISI分组间客观睡眠无差异,而压力、睡眠功能失调性信念和不宁腿症状与主观失眠严重度相关,提示日常生活环境和行为因素通过心理路径影响睡眠感知。

心理社交机制的核心在于:睡眠相关焦虑、抑郁、噩梦、手机成瘾、睡眠功能失调性信念和睡眠行为可能通过注意偏向、睡眠加工和情绪唤醒等路径,使患者对睡眠状态的感知偏向于“清醒”和“不足”,从而产生Para-I。这些心理因素与神经生理高觉醒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皮质高觉醒增加睡眠碎片化和浅睡,进而被感知为清醒;对清醒的焦虑和灾难化解释又进一步加剧高觉醒,最终维持Para-I。

2.3 其他机制

Stephan等[28]提出,“睡眠状态感知错误”可能并非患者感知错误,而是标准PSG无法捕捉“类清醒”脑活动导致的“误测量”;Emamian等[29]直接比较了Para-I与心理生理性失眠的皮质下灰质体积和形状,发现Para-I的结构改变主要集中在纹状体系统,尤其是尾状核、壳核和伏隔核;而心理生理性失眠则主要表现为丘脑、杏仁核和海马的萎缩。这些结构改变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SE等主观-客观睡眠参数相关。该研究支持Para-I并非单纯的主客观报告偏差,而是具有可测量的纹状体结构基础,且与心理生理性失眠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不同。Afshani等[30]进一步利用多模态MRI发现Para-I与PSY-I在灰质体积、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ALFF)功能MRI等参数上存在差异,分类准确率达81%~89%。Yang等[31]发现ISSD表型较INSD存在特定脑区皮质厚度增加。

3 相关影响因素

3.1 环境影响

睡眠环境、作息行为和社会因素对SSM具有重要调节作用。Kudo等[32]发现就寝时间越早、卧床时间越长,总睡眠时长低估越明显,提示睡眠机会过多和睡眠-床关联弱化可能加剧SSM。Xiao等[33]通过多夜家庭EEG发现,低TST变异性与更大的主客观感知偏差相关,N2期占比(N2%)变异性调节入睡后清醒时间(wake after sleep onset,WASO)感知,提示夜间睡眠稳定性与主观感知校准有关。Yeom等[27]采用可穿戴设备连续4周监测结合生态瞬时评估,发现压力水平、睡眠功能失调性信念和不宁腿症状与主观失眠严重度相关,提示日常生活环境和行为因素通过心理路径影响睡眠感知。

3.2 情绪与心理状态

情绪困扰和心理状态是Para-I最稳定的相关因素之一。Kawai等[34]在抑郁患者中发现,BDI评分与WASO感知偏差独立相关。Arditte Hall等[22]在PTSD女性中发现,噩梦是TST和SE误判的独立预测因子,睡眠相关焦虑参与睡眠状态感知错误。Wang等[24]在失眠伴焦虑患者中发现,焦虑组主观睡眠更差但客观参数无差异,说明焦虑可能放大对夜间觉醒和睡眠不足的主观体验。Chan等[35]在颞下颌关节紊乱(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s,TMD)患者中发现抑郁、疼痛和日间症状可能影响睡眠感知。睡眠相关焦虑、噩梦和灾难化信念放大主观失眠感受。

3.3 遗传易感性

近年来Para-I的遗传因素逐渐受到关注。Carvalhas-Almeida等[36]发现PER2、CLOCK、BMAL1等基因表达水平可区分ISSD与INSD。Foldager等[37]在2 770例成人中发现,主观失眠的遗传风险与PSG客观睡眠参数仅具有弱关联,提示主观失眠与客观失眠可能具有不同的遗传基础。

3.4 个体生理特征的影响

个体生理特征如体温调节和睡眠变异性也影响Para-I。Iijima等发现远端-近端皮肤温度梯度变化值(change in distal-proximal skin temperature gradient,ΔDPG)是主观SOL的最强预测因子[38],提示体温调节过程影响入睡感知。Xiao等[33]采用多夜家庭便携睡眠监测发现个体层面慢性失眠患者的主观睡眠感知受到每夜客观睡眠变化和较长期睡眠变异性的影响。

4 临床表现与评估

Para-I的评估流程通常包括病史采集、量表评估、实验室检查。首先,详细的临床访谈是识别Para-I的第一步。医生需询问患者的主观睡眠感受,包括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早醒、睡眠质量差及日间功能损害,同时评估其睡眠习惯、作息规律、药物使用及共病情况。Arditte Hall等[22]则强调PTSD患者中噩梦频率是TST、SE误判的重要预测因素,建议在PTSD人群中常规询问这些症状。Wang等[24]在失眠共病焦虑患者中发现,病程36~120个月是共病焦虑的独立风险因素,提示病史采集应关注失眠持续时间。

评估量表是量化主观失眠的重要工具。PSQI和ISI是最常用的量表。PSQI评估过去1个月的睡眠质量、潜伏期、持续时间、效率、紊乱、药物使用及日间功能障碍;ISI则聚焦失眠障碍症状的严重度及日间影响。Cudney等联合使用体动记录仪、睡眠日记、睡眠功能失调信念与态度量表(Dysfunction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about Sleep,DBAS)、患者健康问卷-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疲劳严重程度量表(Fatigue Severity Scale,FSS)和状态-特质认知与躯体焦虑量表(State-Trait Inventory for Cognitive and Somatic Anxiety,STICSA)等多维量表,全面评估睡眠感知与心理状态[39]。

睡眠实验室检查方面,PSG和体动记录仪是主要的客观评估手段。多导睡眠监测可排除OSA、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发作性睡病等其他睡眠障碍,并量化睡眠结构,Para-I研究中优先使用PSG[40]。体动记录仪则因其非侵入性、可连续多夜监测的优势,越来越多地用于家庭环境下的睡眠评估。Masaki等[41]比较了多夜家庭睡眠脑电图与医生问卷评估,发现多夜家庭睡眠脑电图在诊断方面显著优于问卷评估。Yeom等[27]连续4周采用可穿戴设备结合智能手机APP监测,探索识别主客观参数差异较大的高风险个体的新方法。

Para-I以“主观失眠严重、客观睡眠接近正常”为临床表现。患者通常高估SOL,低估TST、WASO,并报告睡眠质量差、日间疲劳、注意力下降和情绪困扰。定量脑电图(quantitative electroencephalography,qEEG)分析指标如δ/β比值、K复合波形态、α密度等,这些参数虽未纳入常规诊断,但可作为潜在生物学标志物,为Para-I的客观识别提供新方向。

5 诊断与鉴别诊断

Para-I的诊断长期以来缺乏统一标准,其演变与失眠分类系统更新密切相关。ICSD-2曾提出Para-I的定量标准:TST≥6.5 h且SE>85%。然而,该标准因阈值设定缺乏循证依据、操作定义不一致而备受争议。ICSD-3取消Para-I作为独立亚型,仅将其描述为慢性失眠障碍中的一种临床现象,诊断仍以主观主述为核心。Nyhuis等[42]系统综述指出,既往失眠亚型诊断的可靠性普遍较低,而基于客观睡眠时长的ISSD和INSD表型结合主观失眠症状和客观总睡眠时间的多维度、多方法分类,较传统的症状型分类更为准确。在操作层面,不同研究采用的定义差异显著,Lee等[2]在OSA患者中以主观和客观TST比值<80%定义为低估、>120%定义为高估;Wang等[1]在中国评估慢性失眠患者中采用满足至少1项TST≥6.5 h、SOL<30 min、SE>85%作为Para-I的PSG标准。

在鉴别诊断中,首先需排除其他睡眠障碍。Lee等[2]发现OSA患者中SSM常见,且其偏差方向具有不同的临床关联:低估总睡眠时长与失眠障碍相关,而高估总睡眠时长则与严重OSA及年龄相关。这一相反的关系模式提示,OSA与失眠对睡眠感知的影响方向相反,临床需仔细区分。Kundu等[43]比较慢性失眠、OSA及失眠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comorbid insomnia and obstructive sleep apnoea,COMISA)患者,发现SSM在3组中均常见,并非失眠患者独有。Haslam等[44]报道1例Para-I合并严重OSA的患者,患者体重正常、低STOP-BANG评分、无打鼾,提示非典型OSA可能被漏诊。因此,对于Para-I患者,应常规进行PSG以排除OSA、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等。其次,需与其精神障碍共病睡眠问题鉴别。Arditte Hall等[22]发现PTSD女性中噩梦和睡眠相关焦虑与TST和SE误判独立相关,提示创伤相关睡眠障碍可能表现为Para-I。Wang等[24]在失眠共病焦虑患者中发现,焦虑组主观睡眠更差但客观参数无差异,且主观睡眠效率、睡眠紊乱和日间功能障碍预测焦虑严重程度。Kawai等[34]发现抑郁可能使时间知觉变慢,导致患者高估入睡后清醒时间。最后,需注意药物和物品使用对睡眠感知的影响。Kawai等[34]发现苯二氮䓬类药物使用与WASO高估相关;Lee等[23]发现手机使用成瘾倾向与TST误判相关。此外,酒精、咖啡因等物质也可影响睡眠感知。因此,在诊断Para-I时,应详细询问药物使用史、生活习惯及心理状态,避免将物质所致睡眠问题误诊为Para-I。

6 治疗

6.1 认知行为疗法

CBT-I是失眠的一线治疗方法,其结构包括睡眠限制、刺激控制、认知重构、睡眠卫生和放松训练。Perrault等[45]在62例慢性失眠患者中开展随机对照试验,发现CBT-I显著改善ISI、主观睡眠满意度和睡眠状态感知错误,但PSG客观睡眠无显著变化,认知功能未改善,提示CBT-I的主要作用可能不是改变睡眠结构,而是改善患者对睡眠的主观感知和评价。Sforza等[10]在98例失眠患者中开展多中心CBT-I研究,采用qEEG评估皮质高觉醒,发现CBT-I后δ/β比值显著增加(13.4 vs 14.6,P=0.002),睡眠稳定性改善(P=0.005),提示CBT-I不仅改善主观睡眠症状而且可以降低皮质高觉醒。

6.2 药物与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

药物治疗失眠的靶点通常为缩短入睡潜伏期、减少觉醒、延长总睡眠时间,但其对主观睡眠感知的影响常与客观睡眠变化不一致。Inoue等[46]在研究中比较莱博雷生和酒石酸唑吡坦缓释片对ISSD和INSD表型的疗效,发现ISSD组中两种药物均改善主观和客观睡眠参数,但莱博雷生效果更强;INSD组中客观睡眠改善而主观感知改善不明显,提示药物治疗对主观睡眠感知的改善在INSD表型的Para-I中有限。Mesens等[47]在重度抑郁患者中开展塞托雷生单药治疗随机对照试验,发现20 mg剂量改善抑郁严重度,尤其在基线失眠严重度高和反刍水平高的患者中更明显,且20 mg剂量组皮质醇觉醒反应降低,40 mg剂量组REM潜伏期缩短、N1睡眠增加,20 mg剂量可能在降低高觉醒和恢复睡眠生理结构之间达到较好的平衡,而40 mg剂量组的不良事件、睡眠瘫痪、噩梦和异常梦相对更多,提示药物不同剂量对睡眠结构和主观感知的影响也不同。

药物治疗Para-I需权衡主观感知改善与客观睡眠结构、副作用及依赖性。Kawai等[34]发现苯二氮䓬类药物使用与WASO高估相关,提示药物可能干扰睡眠感知,在抑郁患者中应避免不必要的苯二氮䓬类处方,并积极治疗OSA,以改善睡眠感知。Lee等[48]在OSA患者中发现,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滴定可改善有睡眠状态感知错误者的感知,但正常感知者可能因CPAP不适而低估睡眠时长,提示治疗本身可能引入新的感知偏差。

6.3 个体化治疗策略

Para-I的异质性要求个体化治疗。Ahn等[4]发现主观-客观参数差异大的患者对CBT-I反应更好,提示应根据参数差异程度和客观睡眠时长选择治疗。Barone等[49]发现客观失眠与Para-I患者的肠道菌群组成不同,为基于菌群分层的个性化治疗提供支持。此外,Lee等[48]发现CPAP滴定可改善OSA患者睡眠状态感知错误,提示针对共病的治疗也可能改善Para-I。

6.4 新疗法研究进展

近年来,新疗法不断涌现。Gao等[50]在慢性失眠障碍患者中开展了1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含抗生素预处理的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治疗方案可改善PSG测量的睡眠效率(组间调整差异为13.9个百分点,95%CI 7.29~20.41,P=0.003),并减少WASO;ISI和PSQI评分在2~6个月内持续改善,且耐受性良好。该研究提示肠-脑轴干预可能成为慢性失眠障碍的新治疗途径,但其对Para-I的适用性尚需进一步验证。Aloulou在13例主观失眠患者中采用个性化声音序列(personalized sound sequence,PSS),将个体慢波脑活动转化为声音,并在睡前播放,发现PSS可增加TST(+21.4 min)、REM比例(+2.6%),缩短REM潜伏期(-15.6 min),说明个体化声音刺激可能同时改善主观和客观睡眠[51]。

7 结论

Para-I的核心特征为主观失眠严重程度与客观睡眠测量参数之间的显著分离,是失眠障碍中一种普遍存在但长期被低估的亚型。Para-I涉及神经生理与心理社交的交互作用,前者以皮质高觉醒(δ/β比值降低)、睡眠微结构片段化(CAP A2、A3增多,睡眠梭形波缩短,K复合波形态异常)、REM不稳定及α活动增加为特征,共同构成“睡眠-觉醒叠加态”[21]的电生理基础。后者则通过睡眠相关焦虑、抑郁、噩梦、睡眠功能失调性信念及手机成瘾等经注意偏倚、记忆偏差和情绪障碍唤醒放大主观失眠感受形成恶性循环。治疗方面,CBT-I对INSD患者可能更有效[52],而ISSD患者可能需在CBT-I基础上联合针对生理高觉醒的干预,但其最佳治疗策略仍需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验证。当前Para-I研究仍面临定义不统一、因果方向不明、样本异质性高及缺乏长期随访等挑战,未来应从统一诊断标准与操作定义、开展纵向多夜多模态研究、阐明因果机制与交互路径、推动治疗分层与精准医学、加强跨学科合作与临床转化五个方向推进,为睡眠感知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提供机制线索,并为失眠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提供新路径,最终改善Para-I患者生活质量并减轻社会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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