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梳理静脉内平滑肌瘤病的HMGA2易位、10q/22q缺失与MED12突变特征及与平滑肌肉瘤的鉴别
综述:起源子宫的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良性形态下仍可血管侵袭,关注HMGA2易位、10q/22q缺失及MED12突变,联合IHC辅助鉴别平滑肌肉瘤
发表于Cancer Innovation的一篇叙述性综述系统梳理了静脉内平滑肌瘤病(IVL)的分子与遗传特征,包括der(14)t(12;14)易位驱动的HMGA2过表达、反复出现的10q与22q缺失,以及明显不同于子宫平滑肌瘤的MED12突变模式。
简明总结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IVL)虽具有良性组织学表现,却可沿静脉延伸至下腔静脉、右心或肺动脉,复发率为10%~31%。本综述汇总截至2026年3月31日的研究,讨论HMGA2相关易位、10q及22q缺失、少见的MED12热点突变,以及转录组、蛋白质组和表观遗传异常。分子检测联合免疫组化有望辅助其与普通子宫平滑肌瘤及平滑肌肉瘤的鉴别,并为复发监测和潜在靶向治疗提供线索;但现有研究样本量小,候选标志物尚缺乏大规模前瞻性验证,不能将研究性发现直接视为成熟的临床预测工具。
摘要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IVL)是一种起源于子宫的罕见良性平滑肌肿瘤,其特征是沿静脉系统在血管内生长,可延伸至下腔静脉、右心或肺动脉,导致危及生命的心肺并发症。IVL的复发率为10%~31%,尽管其组织学表现为良性,仍呈现准恶性生物学行为。手术切除是主要治疗方式。目前有关IVL分子和遗传机制的研究仍然有限。本综述从染色体畸变、拷贝数变异、基因突变、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组织病理学及表观遗传改变等方面,系统总结IVL的研究进展。此外,将IVL与子宫平滑肌瘤、平滑肌肉瘤及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进行比较,以阐明其相似性与差异。本综述还讨论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肿瘤起源、血管内侵袭机制和复发生物标志物,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全面了解IVL的遗传和分子特征,将有助于阐明其发病机制、改善鉴别诊断和临床管理,并为靶向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1|引言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IVL)是一种罕见的良性平滑肌肿瘤,通常起源于子宫,在盆腔内或盆腔外生长,并沿静脉系统延伸至髂静脉、下腔静脉、右心,甚至肺动脉。Hirschfeld于1896年首次描述该病,主要发生于绝经前女性,患者通常有子宫平滑肌瘤(UL)病史。IVL的临床表现包括盆腔疼痛、异常出血,或血管阻塞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心肺症状。当病变局限于盆腔时,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是腹部或盆腔疼痛,伴盆腔肿块及类似UL的症状。IVL与子宫平滑肌肉瘤(LMS)的影像学特征也存在重叠,常导致术前误诊。如果肿瘤延伸至右心或肺动脉,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胸闷、肺栓塞,甚至休克等严重症状。
IVL的主要治疗方式是完整手术切除。然而,当肿块侵入子宫以外的静脉系统时,手术的术中出血、周围组织损伤及死亡风险均增加。据报道,IVL的总体复发率为10%~31%。近期多项研究已总结IVL的临床病理特征,但关于其分子和遗传特征的研究仍然有限。本综述总结IVL的全部遗传与分子研究,旨在从染色体、转录组、蛋白质组及表观遗传学角度阐明其分子机制。
2|文献检索策略
两名研究者独立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及Embase,检索时限为各数据库建库至2026年3月31日。检索策略结合与IVL及其分子和遗传特征相关的医学主题词(MeSH)及自由词。核心检索式为:((“intravenous leiomyomatosis” OR IVL) AND (“genetics” OR “molecular mechanism” OR “chromosomal aberration” OR “gene” OR “copy number variation” OR “CNV” OR “transcriptome” OR “proteome” OR “protein”))。根据各数据库的具体语法调整该策略。此外,人工筛查所有符合条件文章的参考文献列表,以识别可能遗漏的文献。
首先根据标题和摘要对所有检索记录进行筛查,随后开展全文评估。纳入标准为:经同行评审、以英语发表、探讨人类IVL分子、遗传或病理特征的原始研究、综述及多组学研究。排除重复文章、会议摘要、病例报告、读者来信、社论,以及仅关注临床症状、影像或手术治疗而未探讨机制的研究。两名作者独立评估这些研究,意见不一致时通过小组讨论解决,以降低选择偏倚。最终纳入的全部文章在以下相关章节中呈现。
3|IVL的分子研究
3.1|IVL的染色体畸变与拷贝数变异
目前有关IVL的遗传学研究有限。2003年,Dal Cin等首次报道两例确诊IVL的女性存在特异性染色体异常,即der(14)t(12;14)(q15;q24)。作者提出,IVL起源于携带t(12;14)(q15;q24)易位的UL。12q15-qter额外拷贝和/或14q24-qter缺失,可能是导致血管内侵入及增殖的关键遗传事件。荧光原位杂交(FISH)分析还证实,12q断点位于HMGA2的5′端(着丝粒侧)。
除染色体异常外,IVL还存在反复出现的区域性染色体缺失。2014年,Buza等在9例患者中开展首项IVL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aCGH)研究。研究发现反复出现的染色体缺失,最常见于22q12.3–q13.1(66.7%),其次为22q11.23–q13.31(55.6%)、1p36.13–p33(33.3%)、2p25.3–p23.3(33.3%)及2q24.2–q32.2(33.3%)。这些区域包含NF2、CHEK2、EWS、PDGFB、MAP3K7IP1、E2F2、ARID1A及PTCH2等抑癌基因。还观察到6p22.2、2q37.3及10q22.2–q22.3增益。与UL不同,IVL表现出复杂且程度更高的遗传不稳定性,其异常染色体片段与LMS重叠,这可能解释IVL尽管具有良性组织学表现,却具有临床侵袭性特征(表1)。

表1|IVL染色体畸变及拷贝数变异(CNV)研究。缩写:aCGH,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CNV,拷贝数变异;FISH,荧光原位杂交;IVL,静脉内平滑肌瘤病;LMS,平滑肌肉瘤;LOH,杂合性缺失;MSI,微卫星不稳定性;STR分析,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UL,子宫平滑肌瘤。
2016年,Ordulu等对10例IVL开展间期FISH,报告HMGA2阳性与HMGA2(12q14.3)及14q24杂交信号共定位之间存在强相关性(阳性病例89.2%,阴性病例12.4%,p=8.24×10⁻¹⁰),证实其与der(14)t(12;14)(q14.3;q24)染色体易位密切相关。4例HMGA2阳性病例显示HMGA2扩增。所有病例均未显示UL中常见的7q22缺失。3例的核型分析发现特征性t(12;14)易位,其中2例存在22号染色体单体。与既往研究一致,aCGH检出复杂拷贝数变异(CNV),其中1例存在14q24→14qter缺失。作者认为,t(12;14)驱动的HMGA2过表达是IVL的关键致病事件。其准恶性血管内侵袭行为可能不只是由t(12;14)单独介导,也可能由HMGA2过表达基础上叠加的其他遗传改变(如22号染色体单体及复杂CNV)介导。
Lu等研究17例IVL的分子改变,包括12份伴发UL、17份子宫内IVL(U-IVL)及12份子宫外IVL(EU-IVL)样本。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发现,3份样本存在微卫星不稳定性(MSI+;1份U-IVL及2份EU-IVL),7份样本存在杂合性缺失(LOH;1份UL、3份U-IVL及3份EU-IVL)。IVL的LOH发生率显著高于UL。重要的是,U-IVL与EU-IVL患者的MED12突变频率、MSI状态及LOH模式不同。U-IVL与EU-IVL可能具有独立起源,而非由单一肿瘤克隆性传播形成,突出对IVL患者开展根治性手术切除的临床重要性。
2020年,Ordulu等对26例患者的28个IVL肿瘤开展另一项aCGH研究。最常见的改变涉及1p(39%)、22q(36%)、2q(29%)、1q(25%)、13q(21%)及14q(21%)。无监督聚类识别出3个不同亚组:第1组和第2组(分别占病例的29%和18%)以22q缺失为特征,第3组(18%)以10q缺失为特征。表现出侵袭性行为与未表现出此类行为的IVL患者之间,基因组指数中位数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5例复发IVL中4例具有血管型形态,3例存在8q改变。作者据此认为,IVL可能由del(22q)或del(10q)驱动,血管型形态及8q改变可能成为复发的潜在预后标志物。
近期,Yin等发现,8例IVL中最常见的缺失集中于10q22.2、10q24.32、13q14及13q21–31。最突出的增益包括8q24、11q13、12q24、19q13及20q13。值得注意的是,10q缺失与参与黏着斑及肌动蛋白细胞骨架调控的蛋白下调密切相关,这是IVL的核心遗传特征。
基于上述研究,IVL的关键遗传异常已被识别。与HMGA2过表达相关的der(14)t(12;14)(q15;q24)是非随机染色体易位及关键致病事件。反复出现的染色体缺失(如22q、1p及10q)及染色体增益(如8q及6p)较常见,并涉及抑癌基因。这种复杂遗传不稳定性与LMS重叠,可解释IVL尽管组织学为良性,却具有侵袭性临床行为。可根据这些遗传特征对IVL进行分组,并探讨其复发标志物。然而,鉴于样本量较小,这些结论应作为参考,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
3.2|IVL的基因突变与调控异常
IVL还具有独特的基因突变谱(表2)。2014年,Buza等采用直接PCR测序,报告9例IVL均未在MED12第44密码子(c.130/c.131)检出G>A转换,而这是80%普通UL病例中的常见突变。2020年,Wang等研究9例IVL。MED12第2外显子Sanger测序在IVL中发现两种新突变:同义突变c.141C>T(p.Asn47=),以及框内缺失突变c.133_147del15(p.Phe45_Pro49del)。相比之下,1例UL在MED12热点第44密码子存在错义突变c.131G>A(p.Gly44Asp)。IVL的MED12突变模式与UL不同。

表2|IVL基因突变及调控异常研究。缩写:BML,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IVL,静脉内平滑肌瘤病;PCR,聚合酶链反应;UL,子宫平滑肌瘤;WES,全外显子组测序。
Lu等于2020年报告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果。UL中体细胞MED12突变(c.130G>A,p.G44S;c.131G>C,p.G44A)显著多于U-IVL和EU-IVL,分别为50%(6/12)、0%(0/17)和16.7%(2/12),且UL与IVL之间未观察到相同突变。MED12突变可能并非IVL的驱动事件。Zhou等于2023年及Momeni-Boroujeni等于2025年发表的两篇综述也指出,MED12突变在IVL中少见,而UL中约为80%,提示两者发病机制不同。
对1例IVL患者的血管内及阴道残端肿瘤组织开展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发现18个特有突变,包括CADPS2、GPSM2、REEP4及DUSP15中的突变。Yin等还对8份IVL与8份正常子宫肌层样本开展WES。IVL中共报告381个突变,最常见类型为非同义突变(61.4%),其次为同义突变(24.4%)。排除同义突变后,共识别239个潜在驱动突变,其中PKD1、CAPN15、ZNF90、SNAPC4及MUC4是突变较突出的基因(突变频率25.0%)。
这些研究表明,IVL的基因突变谱与UL不同,尤其体现在MED12突变方面。WES研究非常少见,仅有少量小样本研究探索其突变谱。因此,未来应开展大样本WES或全基因组测序(WGS),验证潜在驱动基因,阐明遗传突变与临床表型的关联,并进一步探索IVL发病及侵袭行为的分子机制。
3.3|IVL的转录组特征
转录组研究也可解释IVL的整体特征(表3)。Ordulu等对3例IVL的表达谱研究显示,IVL在聚类中与LMS归为一类,而非正常子宫肌层、普通UL或其组织学变异型。IVL与9例携带t(12;14)的UL比较,发现33个显著改变的基因,其中24个与癌症相关。尽管IVL与UL在组织学及细胞遗传学上存在一定相似性,IVL却更接近LMS。这种与恶性肿瘤的分子相似性,支持将IVL的生物学行为归为“中间性、准恶性”。

表3|IVL转录组特征研究。缩写:ECM,细胞外基质;IVL,静脉内平滑肌瘤病;LMS,平滑肌肉瘤;UL,子宫平滑肌瘤。
2019年,Zhang等对5例IVL开展多部位取样(远端、中段及近端),并对3例UL及其邻近正常子宫肌组织开展RNA测序。与正常组织相比,作者在IVL中识别98个差异表达基因(DEG),在UL中识别61个DEG;两组基因的功能均富集于类固醇激素刺激、细胞外基质(ECM)及细胞黏附相关通路。不同IVL部位样本之间的DEG重叠比例低,提示肿瘤生长过程中基因表达发生演化变化。
无监督聚类分析发现IVL与UL在转录水平关系密切,无法完全分开,提示两者起源相似。因此,作者总结认为,IVL与UL密切相关,尽管具有独特分子特征,仍可视为UL的一个亚型。另一项RNA测序研究得到不同结论,可能与比较组不同有关。Wang等直接比较5例IVL与5例UL组织,识别155个DEG,在IVL中富集于血管生成及抗凋亡相关通路。IVL的基因表达谱比UL更复杂且有所不同,支持将其归为恶性潜能未定的病变,部分原因在于血管生成及抗凋亡机制增强。
近期,Zhang等对5例IVL及配对UL开展RNA测序,进一步关注上调基因PIK3R1及下调基因BMP4。研究发现PIK3R1在IVL中高表达,与浆细胞丰度正相关,与滤泡辅助性T细胞及静息树突状细胞负相关。IVL整体免疫微环境受到抑制,使肿瘤细胞难以被免疫细胞识别和清除。
3.4|IVL的蛋白质组特征
目前共有3项IVL蛋白质组研究(表4)。Krasny等开展首项蛋白质组分析,旨在将这种罕见良性平滑肌肿瘤(n=3)与其他平滑肌肿瘤比较,包括UL(n=3)、软组织平滑肌瘤(stLM,n=7)及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BML,n=1)。主要发现是IVL具有特定剪接因子表达协同调控的特征,尤其是hnRNP、LSm、SR及Sm类剪接因子。IVL具有独特的剪接因子表达协同调控模式,可与其他平滑肌肿瘤区分。

表4|IVL蛋白质组特征研究。缩写:BML,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DIA蛋白质组学,数据非依赖性采集蛋白质组学;ECM,细胞外基质;IVL,静脉内平滑肌瘤病;stLM,软组织平滑肌瘤;SWATH-MS,所有理论碎片离子连续窗口采集质谱;TMT蛋白质组学,基于串联质量标签(TMT)的定量蛋白质组学;UL,子宫平滑肌瘤。
Yin等进一步对8对IVL及正常子宫肌层样本开展基于串联质量标签(TMT)的定量蛋白质组学研究,识别263个差异表达蛋白(DEP),其中133个上调、130个下调。这些DEP主要参与黏着斑、肌动蛋白细胞骨架调控及ECM-受体相互作用通路。细胞骨架及黏着斑相关蛋白(纽蛋白、ACTIN1及ACTA2)显著下调,而补体激活相关蛋白上调。整合蛋白质组与WES数据的多组学分析发现87对显著相关的CNV-DEP,其中47对呈正相关,富集于ECM组织、细胞-基质黏附及整合素结合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47对CNV-DEP中21.3%定位于10q,其缺失与GLUD1、PDLIM1、SLK及纽蛋白表达降低相关。PDLIM1与SLK参与细胞骨架及黏着斑调控。纽蛋白是关键的黏着斑相关基因。因此,10q缺失介导肌动蛋白细胞骨架及黏着斑调控相关蛋白下调,可能是IVL发病的核心分子特征。
Ge等在60例受试者中通过基于数据非依赖性采集(DIA)的蛋白质组学发现IVL的新型血清蛋白生物标志物,其中复发IVL、未复发IVL、UL及健康对照各15例。在2582个蛋白中发现93个DEP,富集于B细胞介导的免疫调节。整合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4个具有良好预测价值的枢纽蛋白(曲线下面积[AUC]为0.68~0.69,复发IVL为0.92),提示这些蛋白可能成为预测IVL预后和进展的有前景的生物标志物。
总体而言,这3项蛋白质组研究为理解IVL分子特征提供了重要见解。Krasny等首次揭示,IVL肿瘤通过独特的剪接因子表达协同调控模式区别于其他平滑肌肿瘤。Sheng等进一步将10q缺失识别为核心分子特征,它诱导肌动蛋白细胞骨架及黏着斑相关蛋白下调,从而驱动IVL发病。Ge等发现了有望用于IVL预后及进展预测的血清蛋白生物标志物。多个病例强调,应认识IVL可能的表现,并倡导及时诊断和干预。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索IVL分子机制、优化临床诊断与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3.5|IVL关键基因的组织病理学表达
IVL中某些关键基因的表达也已通过组织病理学检测(表5)。Ordulu等的一组12例病例显示,58%(7/12)的IVL病例存在HMGA2蛋白强而弥漫的核表达,而所有病例均不表达MDM2或CDK4。Lu等2020年的免疫组化分析发现,UL、U-IVL及EU-IVL之间HMGA2过表达率或MED12低表达率均无显著差异。邻近正常子宫平滑肌细胞始终呈HMGA2低表达。鉴于HMGA2在这两类平滑肌肿瘤中均过表达、而在正常子宫肌层中低表达,HMGA2上调可能是平滑肌肿瘤发生的早期事件。

表5|IVL关键基因的组织病理学表达。缩写:BML,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ER,雌激素受体;IHC,免疫组织化学;IVL,静脉内平滑肌瘤病;LMS,平滑肌肉瘤;PR,孕激素受体;UL,子宫平滑肌瘤。
Wang等于2020年研究9例IVL。组织病理学显示,IVL呈血管内蠕虫样生长,缺乏细胞异型性及坏死,核分裂活性低。部分病例较UL具有更显著的血管及玻璃样间质。所有IVL与UL样本雌激素受体(ER)及孕激素受体(PR)均阳性,CD34阴性。免疫染色显示p16局灶表达,FH及PTEN弥漫阳性,ATRX散在表达,RB1染色弱,p53及Ki-67阳性率低(均<5%)。其免疫表型与良性生物学行为一致。
Li等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1例IVL由良性梭形平滑肌细胞构成,无异型性、坏死或核分裂活性增加。肿瘤表达SMA、结蛋白、h-caldesmon、ER及PR,Ki-67增殖指数<5%。Zhang等还证实,IVL中SMA、平滑肌肌球蛋白重链、结蛋白、caldesmon、ER及PR均强阳性。Ki-67指数多数<3%。ER及PR阳性表达可能部分解释卵巢切除等雌激素剥夺治疗为何能降低IVL患者的复发风险。
另一项28例IVL研究显示,与周围非肿瘤组织相比,p16及细胞周期蛋白D1表达显著升高。除1例玻璃样变IVL外,其余病例均检出细胞质磷酸化Rb;SMARCB1、FH及SDHB表达保留,SOX10及CAIX表达阴性。这些发现提示,Rb通路通过p16/细胞周期蛋白D1过表达及Rb磷酸化参与IVL发病。
在2份IVL、58份LMS及52份UL组织样本中开展CD44、caveolin 1、细胞周期蛋白B、细胞周期蛋白E、Ki-67及LMP2/β1i染色。IVL与LMS中均检出CD44阳性的间叶性肿瘤干样细胞,而UL中未见。IVL中细胞周期蛋白E及Ki-67表达罕见(局灶阳性<5%),与LMS中的高表达率(>50%)形成对比。IVL及LMS中LMP2/β1i表达缺陷,而正常子宫肌层呈强阳性。这些免疫组化发现说明,IVL组织学为良性,但具有与LMS重叠的恶性特征。
3.6|IVL的表观遗传及microRNA改变
IVL的表观遗传研究罕见(表6)。RNA测序分析发现,与UL相比,长链非编码RNA(lncRNA)GATA6-AS1是IVL中显著下调的表观遗传调节因子。该lncRNA与血管疾病有关,且可能与转录因子GATA2上调相关。

表6|IVL的表观遗传及microRNA改变。缩写:IVL,静脉内平滑肌瘤病;RT-qPCR,逆转录定量聚合酶链反应;UL,子宫平滑肌瘤。
Barnaś等研究两种表观遗传因子——致癌性microRNA(oncomiR)miR-182-5p及miR-103a-3p的作用。主要结果显示,与肌壁间平滑肌瘤(n=9)相比,U-IVL(n=6)及EU-IVL(n=5)中miR-182-5p表达均显著升高。在同一名女性4年观察期内采集的样本中,IVL样本的miR-182-5p及miR-103a-3p表达均显著高于肌壁间样本。miR-182-5p与IVL的入血管及静脉内增殖过程相关,而miR-103a-3p可能依赖年龄或激素状态。这是首次将这些特定oncomiR与良性平滑肌瘤的静脉内播散联系起来的报道。
3.7|整合多组学与分子调控网络
跨染色体畸变、转录组、蛋白质组及信号通路的整合分析,揭示了驱动IVL发生、血管内侵袭、进展及复发的逐步分子级联。在基因组层面,最上游的事件似乎是非随机染色体易位t(12;14)(q15;q24),驱动HMGA2过表达。反复出现的CNV,尤其是10q及22q改变,作为关键的第二次打击,使参与黏着斑及肌动蛋白细胞骨架调控的蛋白(如纽蛋白、PDLIM1及SLK)下调,从而削弱细胞-基质附着,促进细胞迁移及血管侵袭。与UL不同,IVL缺乏常见MED12突变,而携带PKD1、CAPN15、ZNF90、SNAPC4及MUC4中的潜在突变,促进增殖及ECM重塑。转录组调控异常增强血管生成及抗凋亡信号,而PIK3R1上调诱导免疫抑制微环境,促进免疫逃逸。蛋白质组异常包括剪接体因子异常表达及细胞骨架功能受损。在表观遗传层面,lncRNA GATA6-AS1下调及miR-182-5p/miR-103a-3p表达上调进一步促进血管内生长(图1)。这一分层网络将IVL界定为准恶性的中间性肿瘤,并支持生物标志物识别及靶向治疗开发。

图1|IVL整合多组学调控网络。IVL的致病级联由der(14)t(12;14)(q14.3;q24)易位及随后HMGA2过表达启动。反复出现的拷贝数缺失,尤其是10q及22q缺失,使黏着斑和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相关蛋白下调,促进细胞脱离及血管内侵袭。独特的驱动突变(PKD1、CAPN15、ZNF90、SNAPC4及MUC4)、转录组重编程(血管生成、抗凋亡及PIK3R1介导的免疫抑制)、蛋白质组紊乱(剪接体调控异常及细胞骨架受损),以及表观遗传修饰(lncRNA GATA6-AS1及miR-182)共同驱动血管内生长、进展和复发。这一整合网络构成IVL准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基础。示意图采用Graphviz(https://graphviz.org),通过GraphvizOnline在线编辑器(https://dreampuf.github.io/GraphvizOnline/)生成。
4|与其他平滑肌肿瘤的比较
4.1|与UL比较
IVL的临床症状与UL相似。普通平滑肌瘤很少侵入血管,而IVL以血管内生长为特征,可向盆腔内或盆腔外延伸,并具有CD44阳性的间叶性肿瘤干样细胞及LMP2/β1i细胞缺乏,提示其具有与恶性LMS相似的肿瘤学属性。
在染色体异常方面,IVL与UL共同具有t(12;14)(q15;q24)易位及位于HMGA2着丝粒侧的12q断点,提示其起源于携带该易位的平滑肌瘤。Ordulu等进一步证明IVL与UL存在细胞遗传学关联,因为两者均携带t(12;14)(q15;q24)易位,驱动HMGA2过表达,且IVL中过表达更常见(58%),高于UL(32%)。
IVL与UL在MED12突变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典型UL常存在MED12第44密码子突变,而Buza于2014年报告的9例IVL均为MED12野生型,表明其遗传发病机制与MED12突变型平滑肌瘤不同。IVL可能与携带染色体改变的MED12野生型平滑肌瘤存在生物学关联。Ordulu等进一步证实IVL缺乏MED12突变及7q22缺失。Wang等发现,IVL与UL的MED12第2外显子突变模式也不同:UL常携带热点错义突变(如c.131G>A及p.Gly44Asp),而IVL很少有MED12突变。Lu等还报道,IVL与UL形态相似,HMGA2过表达率均较高(75%~82.4%),但MED12突变频率显著不同。超过50%的UL携带MED12突变,而U-IVL未见突变,EU-IVL突变率较低(16.7%)。
此外,IVL患者具有更高的遗传不稳定性、更高的LOH频率及偶见MSI,并具有与UL重叠的分子特征,如反复出现的del(22q)及14q改变,支持其独特的分子发病机制及准恶性血管内生长行为。
通过RNA测序,Zhang等提出IVL与UL在转录水平密切相关。两者均表现出激素相关的致病特征,DEG共同富集于ECM及细胞黏附通路,并聚为一类,支持IVL可能是UL一个亚型的假说。Wang等RNA测序分析显示,与UL相比,IVL基因表达谱远为复杂,血管生成及抗凋亡通路显著失调,而UL的DEG较少,且这些致瘤通路中未见特征性改变。
IVL与UL具有相似免疫表型:两者均ER及PR阳性、CD34阴性、Ki-67指数低(<5%),并具有局灶p16表达。IVL还显示与UL相反的HOXA13表达模式,反映其独特的准恶性生物学行为。
对一对IVL与UL开展单细胞测序发现,IVL以成纤维细胞为主(84.73%),平滑肌细胞(SMC,4.38%)及内皮细胞(2.37%)比例极低。相比之下,UL主要由内皮细胞(56.64%)及SMC(37.02%)构成,成纤维细胞仅占5.35%。这些发现提示IVL具有低血管性特征,其细胞起源与UL明显不同。IVL中水肿样变及玻璃样变的比例显著高于正常子宫肌层及UL(p<0.001),血管密度中位数显著低于正常子宫肌层。这些过程与成纤维细胞大量增殖及胶原过度沉积密切相关。IVL中占优势的成纤维细胞可能是驱动肿瘤进展的核心病理细胞。这些成纤维细胞高表达纤维连接蛋白等ECM相关基因,而SMC标志物(ACTA2及ACTIN1)表达明显受到抑制。
迄今,关于IVL细胞起源的两种主要假说仍有争议:一种认为IVL起源于侵入静脉的子宫SMC,另一种支持血管壁SMC起源。当前单细胞及多组学证据挑战传统SMC起源学说,并强调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在IVL发病中的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单细胞测序样本量有限且缺乏细胞谱系追踪实验,IVL的确切起源细胞尚未完全确定。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单细胞多组学分析及原位验证,阐明IVL发生与进展的细胞起源及内在调控机制。
总之,IVL与UL的临床及形态学特征存在重叠,但具有独特的血管内生长及准恶性生物学行为,表明其为特殊亚型,而非普通平滑肌肿瘤。在分子层面,两者通过共同的t(12;14)(q15;q24)易位、HMGA2异常及激素依赖性通路密切相连。然而,在MED12突变缺乏、遗传不稳定性高及独特转录组与细胞特征方面,IVL与成纤维细胞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分子及细胞差异构成其独特血管侵袭性的基础,可能成为区分IVL与良性UL的潜在诊断标志物及治疗靶点。
4.2|与LMS比较
IVL与LMS具有显著的肿瘤学相似性,包括存在CD44阳性的间叶性肿瘤干样细胞及LMP2/β1i缺陷细胞,提示其具有血管侵袭潜能。LMS与细胞周期蛋白E及Ki-67高阳性率、预后不良、肺和肝等器官远处转移,以及低于20%的5年生存率相关。IVL是良性病变,细胞周期蛋白E及Ki-67阳性细胞少,无恶性病理征象,平滑肌细胞在血管内向盆腔内或盆腔外延伸。免疫组化还显示,LMS常有ATRX、RB1及PTEN异常表达及弥漫p53阳性,而IVL保留这些抑癌基因的完整表达,仅呈弱而散在的p53染色,反映其良性生物学行为。
IVL与LMS均具有涉及1、10、12、14及22号染色体的重叠染色体畸变,两者均显示较高基因组不稳定性。然而,IVL缺乏LMS完全恶性表型所需的额外遗传改变,因而仅表现为侵袭性增殖及转移潜能等准恶性行为。Ordulu等报告,IVL具有与LMS及恶性潜能未定的平滑肌肿瘤(STUMP)部分重叠的分子异常,如del(10q)及1p/13q缺失,但其基因组指数低得多,且缺乏LMS所特有的高级别细胞形态、活跃核分裂及基因组不稳定性。
基因表达分析还发现,与转录谱中单独聚类的UL不同,IVL在层次聚类中与LMS归为一类;IVL与LMS均存在复杂遗传改变,因此IVL再次被界定为中间性平滑肌肿瘤。
4.3|与BML比较
IVL具有反复出现的染色体改变(1p、22q及8q),这些改变也见于BML及播散性腹膜平滑肌瘤病(DPL)等罕见良性平滑肌瘤。其血管亚型在组织学上与子宫血管平滑肌瘤相似,但具有不同的基因组改变谱。
IVL与BML在组织学上均与UL相似,表现为良性梭形细胞,SMA/结蛋白/ER/PR阳性,Ki-67指数低。然而,两者侵袭性行为不同:IVL表现为血管内延伸,BML表现为远处转移。IVL与BML还共同存在TCIRG1、KCNJ12及KCNJ18错义突变。这些共有基因与肿瘤侵袭、肿瘤迁移及ECM降解有关。这些发现提示,IVL是一种独特的子宫来源平滑肌肿瘤,组织学良性,但具有准恶性血管内生长,其侵袭性行为可能由与BML等类似肿瘤共有的特定遗传改变驱动。
5|当前局限及潜在临床应用
许多研究集中于病例报告及回顾性研究。根据一项672例IVL的回顾性汇总,61%局限于盆腔,35%延伸至肾静脉以上(包括心腔内延伸)。尽管已有这些初步发现,IVL遗传及分子机制研究仍相对有限。现有研究样本量不足、研究深度不够,多数分子结论来自有限临床标本,限制了结果的普适性。IVL的确切细胞起源及驱动血管内侵袭的详细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关于其起源于子宫肌层还是血管平滑肌,目前尚无证据。多组学研究仍处初步阶段,单细胞多组学数据及表观遗传调控网络有待深入探索,阻碍了对IVL发病机制的深入理解。
其次,目前仍缺乏专门用于探索IVL机制的细胞及动物模型。上述分子及遗传改变主要通过免疫组化、Sanger测序及RT-PCR等常规方法验证。迄今,仅有1项研究开展相关细胞实验,成功从人LMS细胞系SK-LMS-1分离出CD44阳性细胞群,并将其鉴定为间叶性肿瘤干样细胞。裸鼠异种移植模型的体内实验显示,与CD44阴性细胞相比,CD44阳性干样细胞对原发肿瘤生长影响不大,但其在肺泡组织形成血行微转移的能力明显更强。这些发现证实,CD44阳性的间叶性肿瘤干样细胞具有较强的血管侵袭及血行转移潜能。值得注意的是,IVL中也检出类似的CD44阳性间叶性肿瘤干样细胞,这解释了良性IVL血管内生长与恶性LMS转移倾向之间的表型相似性。
遗憾的是,尚无关于稳定IVL细胞系、专门动物模型或针对核心分子改变的功能验证研究报道。这一空白是当前IVL研究的重要局限。迫切需要建立标准化体外细胞模型、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及类器官模型,并开展系统功能实验,阐明这些遗传改变在IVL发病、血管内侵袭及复发中的调控作用。
第三,可靠IVL复发生物标志物的识别仍处于早期阶段。现有发现主要来自样本量很小的回顾性研究,其预测价值尚未得到大规模前瞻性研究验证。IVL术后管理复杂,尤其对存在血管受累的患者。包括术前规划、术后监测、复发预测及患者分层在内的多学科协作,对IVL管理至关重要,可保障综合诊疗并优化患者结局。因此,有必要开展设计良好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确认这些分子指标与IVL复发之间的关联,并识别更多能够准确预测复发、指导临床随访及治疗策略的生物标志物。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已积累的IVL分子及遗传发现仍显示出有前景的临床转化价值。可有效区分IVL、UL及LMS的独特分子特征,可能包括der(14)t(12;14)(q14.3;q24)易位及HMGA2过表达,结合典型MED12热点突变缺乏,有望成为可靠分子生物标志物。免疫组化表型及CD44阳性的间叶性肿瘤干样细胞也有助于将IVL与恶性LMS区分。
在预后评估及复发监测方面,10q缺失、8q异常等染色体改变及血管型形态特征,与IVL侵袭性表型及术后复发相关。此外,蛋白质组分析识别的血清蛋白生物标志物,为患者长期随访提供了无创方法。治疗策略方面,ER及PR阳性表达支持应用雌激素剥夺治疗降低复发风险;PIK3R1调控异常及黏着斑和细胞骨架调控相关异常信号通路,则为未来靶向治疗提供潜在靶点。
未来研究还可开展整合多组学分析,结合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及表观遗传学,有望探索IVL血管侵袭性的关键靶点和分子机制,并识别新型、特异的IVL诊断生物标志物。此外,迫切需要建立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及类器官等专门临床前模型,以验证分子机制、筛选靶向治疗药物并评价治疗反应。
6|结论
IVL是一种分子特征独特的肿瘤,以良性组织学特征及恶性血管内侵袭行为为特点。其与良性UL及恶性LMS具有一定遗传相似性,并呈现中间性、准恶性生物学特征。然而,目前IVL研究仍有限,缺乏对其核心病理与分子机制的系统探索,主要原因是样本量有限。未来应对IVL起源、血管内侵袭机制及预防治疗策略开展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阐明这些关键问题,不仅能加深对IVL发病机制的理解,也将为制定标准化临床管理策略、改善患者结局提供证据。
文献来源
Li L, Zhou J, Kang J, et al. Molecular and Genetic Landscape of Intravenous Leiomyomatosis: A Narrative Review. Cancer Innovation. 2026;5:e70075. DOI: 10.1002/cai2.7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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