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医院隗佳/李登举团队在MedComm发表BTK抑制剂综述
【MedComm】隗佳/李登举团队阐述BTK抑制剂在人类疾病的机制、疗效、毒性及未来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隗佳/李登举团队在《MedComm》发表综述,系统梳理BTK的结构与信号通路、BTK抑制剂分类、耐药机制及新兴治疗策略。综述重点介绍了BTK抑制剂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单药治疗,以及与CAR-T细胞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D20靶向抗体、BCL2抑制剂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联合策略,并讨论了其在实体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炎症性疾病中的应用。
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是一种非受体酪氨酸激酶,将B细胞受体(BCR)信号与更广泛的免疫细胞激活偶联。通过整合来自BCR、Toll样受体、趋化因子受体、Fc受体和BAFF受体的信号,BTK调控B细胞发育、免疫细胞迁移、先天免疫和炎症。
BTK抑制已彻底改变了B细胞恶性肿瘤的治疗格局,而共价、非共价、双靶点抑制剂及BTK降解剂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治疗机会。然而,BTK抑制剂(BTKi)在恶性和非恶性疾病中的作用机制、耐药模式及不断扩展的治疗应用尚未被全面整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隗佳/李登举团队近日于《MedComm》发表综述,概述了BTK结构及信号通路、BTK分类、耐药机制和新兴治疗策略,重点介绍了BTKi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单药治疗,以及涉及CAR-T细胞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D20靶向抗体、BCL2抑制剂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联合策略。在机制上,这些联合方案增强T细胞功能、减弱免疫检查点信号并重塑肿瘤微环境(TME)。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BTKi在实体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炎症性疾病中的应用。总之,本综述整合了BTK靶向治疗的当前进展,并强调了在肿瘤学和免疫介导疾病中实现精准治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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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于1993年首次被鉴定为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XLA)的致病基因,该疾病以成熟B细胞和免疫球蛋白缺失为特征,突显了BTK在B细胞发育和成熟中的重要作用。作为Tec家族的非受体酪氨酸激酶,BTK作为B细胞受体(BCR)下游的中心信号节点,将抗原刺激与多条生存通路偶联,包括NF-κB、PI3K/AKT、MAPK和NFAT。BTK激活失调已被确立为多种B细胞恶性肿瘤的关键驱动因素,为治疗靶向提供了强有力的生物学依据。BTK抑制剂(BTKi)的出现重塑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套细胞淋巴瘤(MCL)和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的治疗范式,即使在遗传学高危人群(如del(17p)、TP53突变、未突变IGHV或复杂核型患者)中也能产生持久缓解。然而部分患者仍会出现耐药或疾病进展,凸显了单药治疗的局限性以及优化治疗策略的必要性。
除对恶性B细胞的直接细胞毒性作用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BTK抑制发挥更广泛的免疫调节功能。BTKi可影响T细胞激活、减少趋化因子介导的肿瘤细胞归巢、调节免疫检查点信号,并减弱肿瘤微环境(TME)中的免疫抑制细胞亚群。这些效应将BTK靶向的概念框架从肿瘤细胞内在信号阻断扩展到系统性免疫调节,从而支持与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D20靶向抗体、BCL2抑制剂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合理联合策略,这些联合方案在多种临床环境中实现了更深的缓解和更高的微小残留病(MRD)清除率。
BTK也表达于多种先天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参与Fc受体(FcR)、Toll样受体(TLR)和B细胞激活因子受体(BAFFR)信号传导。BTK活性失调可导致异常免疫激活、自身抗体产生和慢性炎症,这些发现将BTKi的治疗潜力扩展到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此外,新兴证据表明异常BTK亚型,特别是p65BTK,参与多种实体瘤的发病机制,进一步拓宽了BTK靶向治疗的范围,超越了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临床和转化研究报告了令人鼓舞的疗效和安全性特征,支持BTK抑制作为肿瘤学之外有前景的免疫调节策略。
因此,本综述全面更新了BTKi在人类疾病中作用的概述。作者首先讨论了BTK生物学及其下游信号通路,然后总结了BTKi作用机制、耐药性和新兴治疗策略。接着详细阐述了其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应用,包括单药治疗和与CAR-T细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免疫治疗的联合,随后介绍其在实体瘤中的新兴作用。最后,鉴于BTK抑制作为新型抗炎方法的日益认可,作者总结了自身免疫性和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最新进展,旨在为未来BTK靶向治疗的优化提供转化见解。
2 BTK结构与信号通路
BTK作为中心细胞内信号枢纽,将受体来源的免疫信号转导为协调的细胞、炎症和微环境反应。作为BCR、Toll样受体(TLRs)、趋化因子受体、Fc受体(FcRs)和B细胞激活因子(BAFF)受体信号的关键介质,BTK协调B细胞存活、发育、分化、迁移、先天免疫激活、抗体介导的效应功能以及与免疫微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关联的通路调控免疫稳态,并驱动B细胞恶性肿瘤和免疫介导疾病的发病机制,使BTK成为关键治疗靶点。因此,理解其结构域和激活机制,对于解释BTK抑制剂的药理学特性以及治疗反应和耐药的分子基础至关重要。
2.1 BTK的结构
BTK是一种659个氨基酸的非受体酪氨酸激酶,属于Tec家族,主要表达于造血细胞,在B细胞发育和免疫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BTK是一种多结构域蛋白,包括普列克底物同源(PH)结构域、Tec同源(TH)结构域、Src同源3(SH3)结构域、Src同源2(SH2)结构域和激酶结构域(SH1)(图1A)。其活性由Y551和Y223磷酸化触发。激活后,BTK通过其激酶结构域结合ATP和底物,导致底物磷酸化和下游信号级联的传播。

图1.BTK的结构与BTK抑制剂治疗。(A) PH,普列克底物同源结构域,结合磷脂将BTK从细胞质招募至质膜;TH,Tec同源结构域,为BTK稳定性所必需;SH3和SH2结构域,介导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并含有磷酸化位点Y233。催化结构域含有磷酸化位点Y551、一个ATP结合口袋以及C481——一个关键的共价抑制剂结合位点。已获批的BTK抑制剂主要靶向催化结构域:共价抑制剂与C481结合,而非共价抑制剂与K430、M477、D539及其他残基结合。BTK被SRC家族激酶在Y551位点磷酸化,导致SH3结构域中Y223位点的自磷酸化。Y223位点的磷酸化稳定了活性构象并完全激活BTK激酶活性。(B) 共价BTK抑制剂不可逆地与C481结合;非共价BTK抑制剂占据ATP结合口袋。
2.2 BTK在B细胞发育和分化中BCR信号的作用
在BTK依赖通路中,BCR信号是连接受体接合与B细胞命运决定的最佳表征机制。BCR信号通过紧张性和抗原诱导两种模式运作,以维持B细胞稳态、增殖、存活和分化。在抗原诱导的BCR信号中,BTK在LYN/SYK和PI3K依赖的近端事件下游发挥作用,将膜招募和磷酸化依赖的激活与PLCγ2介导的下游信号偶联。结构上,BCR复合物由膜结合免疫球蛋白与Igα/Igβ异二聚体(也称为CD79a/CD79b)组成。抗原接合后,Src家族激酶LYN磷酸化CD79a/b胞质尾部的免疫受体酪氨酸基激活基序(ITAMs),招募并激活SYK。同时,PI3K生成第二信使磷脂酰肌醇-3,4,5-三磷酸(PIP3),通过其PH结构域将BTK招募到质膜。BTK随后通过Y551和Y223双重磷酸化被激活,然后磷酸化PLCγ2的Y753和Y759,生成两个关键第二信使:肌醇三磷酸(IP3)和二酰甘油(DAG)。IP3调节细胞内Ca²⁺水平,并通过钙调蛋白激活转录因子活化T细胞核因子(NFAT),而DAG促进CARD11-BCL10-MALT1支架复合物的组装,启动NF-κB信号级联,从而诱导Bcl-xL和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DAG还激活RAS-RAF-MEK-ERK通路,增强细胞周期调节因子和抗凋亡蛋白的转录(图2)。这些级联共同调控B细胞存活、增殖、凋亡、分化和抗体产生。在缺乏BTK的情况下,通过BCR信号诱导的Bcl-xL减少会导致B细胞凋亡增加。

图2.BTK调控多种受体信号通路,包括B细胞受体(BCR)、Toll样受体(TLR)、趋化因子受体和FcR通路。BCR信号驱动B细胞增殖和存活。BTK还介导不依赖抗原的TLR和趋化因子受体信号,调节B细胞粘附、迁移以及在肿瘤微环境(TME)内的相互作用。BTK C481或下游PLCγ2的突变破坏共价BTK抑制剂(伊布替尼、阿可替尼、泽布替尼)的结合,恢复BTK催化活性。
BTK在早期B细胞发育中起关键作用。在骨髓中,免疫球蛋白重链的成功重排触发前BCR信号。与BLNK(也称为SLP65)和PLCγ2一起,BTK介导向未成熟B细胞阶段进展所需的下游信号。在XLA中,BTK基因突变导致前B细胞阶段发育停滞,突显了其非冗余功能。值得注意的是,BTK还与BLNK合作,通过抑制JAK-STAT5激活来调节IL-7依赖性增殖和前B细胞存活,提示其在早期白血病发生中具有肿瘤抑制的作用。
BTK对外周B细胞成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支持T2细胞存活和表型转换方面。其失调导致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组成性BCR信号,促进异常存活和增殖。
2.3 BTK在调节TLR信号和免疫调节中的作用
BTK通过调节TLR通路(特别是TLR9和TLR4介导的通路)调节先天免疫信号。TLRs是连接先天和适应性免疫的关键传感器。其胞外结构域识别病原体相关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PAMPs/DAMPs),并通过胞内Toll/IL-1受体(TIR)结构域启动信号。激活后,大多数TLRs招募接头蛋白髓样分化初级反应蛋白88(MyD88),后者直接或与含TIR结构域的接头蛋白(TIRAP;也称为MAL)一起激活IL-1受体相关激酶1(IRAK1)。BTK与TLR TIR结构域、MyD88、IRAK1和TIRAP相互作用,促进转录因子NF-κB、AP-1和IRF3的激活。这些事件驱动B细胞激活和增殖、抗体产生伴类别转换重组以及促炎细胞因子分泌(图2)。
除了这些近端信号作用外,BTK还可通过促进IL-10产生性调节性B细胞的分化来维持免疫耐受,并通过抑制自身免疫环境中的炎症性T细胞亚群(Th1和Th17)来促进疾病缓解。
TLR信号失调也可能促进淋巴瘤发生。在活化B细胞样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中,约39%的病例携带MyD88突变,驱动组成性NF-κB激活。由此产生的炎症微环境加剧DNA损伤和基因组不稳定性,突显了TLR-BTK串扰的致病相关性。
2.4 BTK在趋化因子受体介导的迁移中的作用
生化和体外粘附/迁移实验表明,BTK在趋化因子受体信号中起关键作用,可调节B细胞迁移和归巢。它在CXCR4和CXCR5等趋化因子受体下游发挥作用,引导B细胞运输至淋巴生态位。CXCL12与CXCR4结合后,BTK通过与大Gα和Gβγ亚基的相互作用被激活。激活的BTK磷酸化PLCγ2并调节细胞骨架重排、粘附分子表达和整合素激活,从而促进B细胞在骨髓和淋巴结中的归巢和滞留(图2)。在恶性B细胞中,BTK介导的趋化因子信号支持向保护性生态位(如骨髓和淋巴组织)的运输,导致微环境介导的耐药。
2.5 BTK在FcR信号通路中的作用
除B细胞外,BTK在髓系细胞(包括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的Fc受体(FcγR和FcεR)信号中起关键作用(图2)。Fcγ受体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包括激活性和抑制性亚型。免疫复合物接合FcγR激活SYK,后者随后招募并激活BTK,导致下游PLCγ2/Ca²⁺信号以及NF-κB和MAPK通路的激活。这些信号促进促炎细胞因子产生(如TNF-α、IL-6和IL-1β)、氧化爆发、脱颗粒和抗体依赖性细胞吞噬作用(ADCP)。循环或组织中持续的免疫复合物导致通路持续激活,驱动免疫复合物介导的炎症、组织损伤和TME改变。
在肿瘤中,FcR-BTK信号主要调节髓系细胞功能,特别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BTK激活促进巨噬细胞向免疫抑制表型极化,增强IL-10和TGF-β分泌,从而抑制抗肿瘤T细胞反应。该通路促进肿瘤生长、血管生成和转移。病理学上,过度的 FcR-BTK 激活也会驱动免疫复合物介导的炎症性疾病。其可促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综合炎症和骨破坏,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增强免疫复合物驱动的干扰素应答和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活化,并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中介导巨噬细胞依赖性血小板清除。在过敏性疾病中,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中的Fc Rε依赖性 BTK 活化进一步诱导组胺释放和其他炎症介质。
2.6 BTK在B细胞激活因子(BAFF)受体信号通路中的作用
BAFF是肿瘤坏死因子(TNF)配体家族成员,与BCR信号协同调节成熟B细胞的存活和稳态增殖。BAFF主要通过IKKα激活非经典NF-κB通路,并通过PI3K/AKT和NF-κB通路促进BTK依赖性存活信号,导致抗凋亡蛋白如BCL-2和MCL-1表达增加。此外,在B细胞激活过程中,BAFF支持免疫球蛋白类别转换和分化为浆细胞。
BAFF信号失调破坏B细胞耐受和选择。在小鼠模型中,BAFF过表达促进自身反应性B细胞存活,导致类似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干燥综合征的全身性自身免疫表型。过量BAFF还可以拯救无能自身反应性B细胞,增强滤泡树突状细胞网络形成,并支持生发中心发育、亲和力成熟和持续自身抗体产生。
总之,BTK可整合BCR、TLR、趋化因子受体、FcR和BAFF信号,以及协调B细胞发育和恶性肿瘤,使其成为合理的治疗靶点。
3 BTK抑制剂:机制、耐药和新兴治疗策略
BTK在BCR信号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在B细胞中的选择性表达使其成为有吸引力的治疗靶点。BTK抑制剂通过阻断BTK自磷酸化破坏下游信号,从而通过下调Bcl-xL和cyclin D2诱导凋亡和抑制增殖。临床上,这些药物在CLL、MCL、FL、WM和其他B细胞恶性肿瘤中显示出显著疗效,日益取代传统化疗(图3)。

图3.BTK靶点发现和抑制剂开发的关键里程碑,以及FDA和NMPA批准的适应症。BTK靶向治疗的开发始于1993年BTK基因的鉴定,此前发现了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血症(XLA)。Ibrutinib是第一代共价BTK抑制剂,于2013年获得FDA批准用于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R/R MCL),标志着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应用20年的转变。随后,共价和非共价BTK抑制剂已获得FDA和NMPA批准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免疫介导疾病。这些里程碑凸显了BTK靶向治疗从B细胞恶性肿瘤扩展到更广泛适应症,包括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和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3.1 BTK抑制剂的作用和分类
BTK抑制剂通过共价或非共价相互作用靶向ATP结合位点(图1B)。共价抑制剂不可逆地与C481结合,阻断Y223磷酸化而保留Y551。相比之下,非共价抑制剂不依赖于C481,在ATP口袋内形成氢键和疏水相互作用,抑制Y223和Y551磷酸化。两类药物均抑制下游信号(如PLCγ2、ERK、NF-κB),减少B细胞增殖并诱导凋亡。
伊布替尼是第一代共价抑制剂,改善了B细胞恶性肿瘤的结局,但受限于脱靶毒性和C481突变驱动的耐药。第二代共价抑制剂(阿可替尼、泽布替尼和奥布替尼)对C481具有更好的选择性,减少了脱靶激酶抑制(表1),但C481S、T474和下游突变介导的耐药仍然存在。第三代非共价抑制剂(匹妥布替尼、nembatrutinib和vecabrutinib)可克服C481相关耐药(表1和表2)。匹妥布替尼是该类中唯一获批的药物,在ATP结合位点内形成三维氢键网络,对野生型和突变型BTK保持活性,对98%的其他激酶的选择性超过300倍;它还达到约90倍于伊布替尼的峰值血浆浓度和2.5倍的半衰期。


3.2 BTK抑制剂的耐药机制
对伊布替尼等共价BTK抑制剂的耐药通常源于C481位点突变,最显著的是C481S。这些突变破坏共价药物结合,同时保留BTK激酶活性并维持BCR信号。匹妥布替尼等非共价抑制剂被开发用于克服C481介导的耐药;然而最近的基因组分析表明,对匹妥布替尼的耐药以动态克隆演化为特征,而非单一显性突变。纵向测序揭示了异质性非C481 BTK变异,伴随克隆竞争和突变优势的时间偏移。值得注意的是,已发现能够通过支架功能维持下游信号的激酶受损BTK突变体,突显了一种不依赖催化活性的耐药机制。此外,磷脂酶Cγ2(PLCG2)的功能获得性突变常与BTK突变共存。这些PLCG2改变使NF-κB激活不依赖于BTK,代表一种旁路耐药机制,在发生伊布替尼耐药的CLL或华氏巨球蛋白血症患者中尤为普遍。
除C481突变外,T474门控残基的替换(如T474I和T474S)也可显著导致耐药。这些突变改变激酶ATP结合口袋的构象和极性,损害ATP和BTK抑制剂的结合。此外,SH2结构域突变,如T316A,破坏与含磷酸酪氨酸的接头蛋白(如BLNK)的相互作用,干扰BTK介导的信号复合物组装,进一步促进耐药。
在功能上,BTK耐药突变可大致分为两类。激酶精通型突变(如C481S、T474I和T474F)保留酶活性并通过完整的BTK维持BCR信号;激酶受损型突变(包括M437R、L528W和C481R)通过激活下游信号组分来补偿BTK活性丧失,从而通过替代通路维持BCR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检测到 BTK 或 PLCG2 突变的情况下经常发生临床耐药,表明旁路信号通路被激活。BTK 抑制后,恶性细胞可能通过代偿网络维持存活和增殖。PI3K/AKT/mTOR 通路的持续激活支持代谢重编程、蛋白质合成和抗凋亡程序,并且与整合素介导的粘附一起,已证明在 MCL 中产生了 TME 驱动的伊布替尼耐药性。同时,经典和非经典NF-κB信号转导的激活通过上调抗凋亡蛋白(如 BCL-XL 和MCL-1)和增强炎症和微环境相互作用恢复存活。在 MCL 中,MALT1过表达促进NF-κB活化和肿瘤细胞持续存在,而 CARD11 或 TNFAIP3 突变导致组成性NF-κB活化,并导致 ABC 型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对伊布替尼耐药。
通过在治疗压力下选择侵袭性亚克隆,染色体异常代表了另一种耐药机制。在 CLL 中,染色体 2p 增加和 8p21 缺失与治疗耐药相关。同样,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WM) 中 6q 和 8p 缺失与伊布替尼敏感性降低相关。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位于染色体 2p 上的核输出蛋白 XPO1 的扩增导致关键调节因子(包括p53、FOXO、NF-κB和RB1)的核转运失调,从而促进细胞存活和细胞周期失调。这些发现强调了基因组进化和克隆选择在 BTK 抑制适应性耐药中的关键作用。
3.3 新兴BTK 抑制剂治疗策略
TK激酶结构域中的非C481突变可导致对共价和非共价BTK抑制剂(包括匹妥布替尼)的耐药。这些发现凸显了ATP竞争性抑制在面对结构多样的耐药变异时的局限性,并促使人们开发下一代药物,以实现更广泛的靶点结合和更持久的通路抑制。
为解决这一问题,正在开发具有改善的安全性和耐药特征的新型BTK抑制剂。LP-168是一种下一代BTK抑制剂,具有共价和非共价双重结合特性,对野生型和C481突变型BTK均保持活性。在复发/难治性(R/R)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早期试验显示出有希望的安全性和疗效,特别是在高危CLL和B-NHL中。2024年,LP-168获得中国NMPA突破性疗法认定,用于既往接受≥2线治疗的R/R非GCB DLBCL。这些数据支持双结合策略作为在多种耐药基因型中维持靶点抑制的手段。
Birelentinib(DZD8586)是首个具有完全血脑屏障穿透性的非共价BTK/LYN双抑制剂。它阻断BTK依赖和BTK非依赖的BCR信号,从而解决选择性BTK抑制下可能出现的旁路信号通路,同时克服降解剂相关突变并保留其他TEC家族激酶。它已获得FDA快速通道认定用于R/R CLL/SLL,目前正在高危CLL/SLL和B-NHL中进行II期试验(TAI-SHAN8,NCT06539182)和I期试验(TAI-SHAN5,NCT05824585)的评估。基于PROTAC的BTK降解剂(如NX-2127、NX-5948、HSK-5948、GBG-16673、ABBV-101)通过泛素-蛋白酶体系统选择性降解BTK,为激酶失活或门控突变提供了一种策略。这些药物正处于R/R B细胞恶性肿瘤的I期试验中(表2)。
总之,靶向ATP结合口袋的抑制剂重塑了B细胞恶性肿瘤的治疗;但多位点耐药突变的出现凸显了对更具适应性的治疗方法的需求。支持双机制抑制剂(如LP-168)、BTK/LYN共靶向药物和BTK降解剂的早期临床数据表明,这些策略在既往BTK靶向治疗后耐药中具有前景。通过靶向激酶依赖和激酶非依赖机制,这些下一代方法可能提供通向更持久疾病控制的途径。
3.4 安全性和类别特异性毒性
虽然BTK抑制剂从根本上改变了B细胞恶性肿瘤的治疗格局,但其安全性特征仍是长期治疗可持续性的关键决定因素。BTK抑制相关的不良事件可大致分为在靶效应(on-target effects,与BTK在血小板激活和先天免疫信号中的生理作用相关)和脱靶毒性(off-target toxicities;源于对结构相关激酶的抑制,包括TEC、ITK、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ERBB家族成员)。值得注意的是,新兴药代动力学数据表明,毒性不仅受激酶选择性影响,还受药物暴露和给药强度影响,从而强调了个体化治疗策略的重要性。
3.4.1 心血管毒性
心血管并发症是BTK抑制剂最临床显著和特征明确的毒性,尤其是第一代药物。心房颤动(AF)和高血压是主要表现。伊布替尼是一种具有相对广泛激酶活性的首创抑制剂,在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队列中与约12%-16%的AF发生率一致相关。机制上,这种风险归因于对心脏磷酸肌醇3-激酶(PI3K)-Akt信号和C端Src激酶(CSK)的脱靶抑制,导致心房电稳定性受损和致心律失常易感性增加。
相比之下,具有改善选择性特征的第二代BTK抑制剂显示显著降低的心血管毒性。在III期ALPINE试验中,泽布替尼与伊布替尼相比AF发生率显著降低(5.2% vs 13.3%),在ELEVATE-RR研究中也观察到阿可替尼的类似发现。非共价BTK抑制剂如匹妥布替尼进一步最小化脱靶激酶抑制,AF发生率极低(<3%),提示对有心血管合并症患者可能是更安全的选择。
高血压已成为另一种临床相关毒性,在长期随访研究中累积发生率超过20%-25%。重要的是,治疗中出现的高血压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凸显了主动监测和管理的必要性。
3.4.2 血液学和免疫学风险
BTK在血小板中的在靶抑制破坏糖蛋白VI介导的信号,损害初级止血,导致出血事件发生率增加。这些主要是低级别表现,如瘀斑或瘀点,而大出血相对少见(不同药物约3%-6%)。
血液学毒性(特别是中性粒细胞减少)经常观察到,且可能因药物而异。例如,泽布替尼与较高发生率的≥3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相关(约18%-22%),可能反映其更完全和持续的BTK占据。除血细胞减少外,BTK抑制还通过损害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功能发挥更广泛的免疫调节作用。
因此,接受BTK抑制剂的患者机会性感染风险增加,包括侵袭性真菌感染(如曲霉属)、肺孢子菌肺炎和病毒再激活。长期治疗还可能导致低丙种球蛋白血症,进一步损害体液免疫,使患者易发生反复感染。这些发现强调了纵向免疫监测的重要性,以及在特定患者中采取预防策略的必要性。
3.4.3 胃肠道和皮肤效应
胃肠道和皮肤毒性主要由上皮组织中EGFR信号的脱靶抑制驱动。这些效应最常见于伊布替尼,包括腹泻、皮疹和黏膜刺激,反映上皮稳态和更新的破坏。
第二代BTK抑制剂在这方面表现出改善的耐受性;然而它们与不同的类别特异性不良效应相关。例如,阿可替尼常与头痛相关(发生率约20%-40%),通常为一过性,可能与脑膜血管的血管舒张效应有关。腹泻等胃肠道症状通常呈剂量依赖性,并随时间减弱,可能反映生理适应或获得性耐受。尽管通常为低级别(1-2级),这些毒性可显著影响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凸显了早期症状管理的必要性。
3.4.4 临床管理和新兴治疗意义
BTK抑制剂相关毒性的有效管理需要全面和多学科的方法。建议在治疗开始前进行基线心血管评估,包括心电图和既存风险因素评估。治疗期间,对于≥3级非血液学不良事件,通常采用结构化的“暂停-减量-恢复”策略。对于发生心房颤动的患者,管理应包括标准速率或节律控制策略,并结合个体化抗凝决策,平衡血栓形成和出血的竞争风险。积极控制可改变的心血管风险因素,特别是高血压,对于减轻长期并发症至关重要。在BTK抑制剂之间转换是管理治疗不耐受的既定策略。从第一代转换为更具选择性的第二代或非共价抑制剂已显示可改善耐受性同时维持治疗疗效。然而,突然停用BTK抑制可能在某些患者中诱发疾病发作或快速进展,强调了谨慎计划转换策略的重要性。
除毒性管理外,BTK抑制剂的免疫调节特性也扩大了其治疗范围。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信号和调节髓系细胞激活,这些药物正在被研究作为辅助治疗以减轻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中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此外,它们调节B细胞和巨噬细胞功能的能力激发了对非恶性适应症的兴趣,包括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总之,BTK抑制剂不断演变的安全性特征反映了激酶选择性、药理学暴露和患者特异性风险因素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随着该领域的进展,通过基于精准的方法优化毒性管理对于充分实现持续BTK抑制治疗的长期获益至关重要。
4 BTK抑制剂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实体瘤中的应用
BTK抑制剂的临床开发已从靶向抑制恶性B细胞存活信号演变为整合直接抗肿瘤活性、免疫调节和TME重塑的更广泛治疗策略。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抑制BTK可破坏BCR依赖性增殖、存活、粘附和組織归巢,从而为多种疾病环境中的单药治疗奠定了基础。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BTK抑制剂的治疗效应超越恶性B细胞。通过调节T细胞功能、免疫检查点表达、髓源性抑制信号、细胞因子释放和基质相互作用,BTK抑制剂可以增强抗肿瘤免疫,并为合理联合治疗提供机制基础。本节探讨BTK抑制剂单药治疗、免疫调节、TME重塑和联合策略如何相互作用以提高B细胞恶性肿瘤的治疗深度和持久性,并进一步讨论BTK抑制在实体瘤中的新兴相关性,其中异常BTK亚型(特别是p65BTK)、微环境串扰和治疗耐药可能为BTK靶向干预开辟新途径。
4.1 BTK抑制剂单药治疗B细胞恶性肿瘤
BTK是BCR通路中的中心信号节点,其抑制在多种成熟B细胞恶性肿瘤中显示出强大且可重复的单药活性,特别是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中,重新定义了治疗范式。共价BTK抑制剂(伊布替尼、阿可替尼、泽布替尼)不可逆地与C481结合,持续阻断BCR通路并抑制下游NF-κB和PLCγ2存活信号。该机制破坏肿瘤-微环境串扰,诱导淋巴结缩小伴细胞重分布导致的短暂淋巴细胞增多。临床上,这些药物在一线和复发/难治环境中实现高客观缓解率(ORR)并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在特定疾病中可取代化学免疫治疗作为标准治疗。
除CLL/SLL外,BTK抑制剂也是其他B细胞恶性肿瘤的既定治疗选择,最成熟的数据见于MCL和边缘区淋巴瘤(MZL)。生物学上,MCL高度依赖慢性BCR信号和组成性NF-κB激活。单药BTK抑制产生高缓解率、持久疾病控制和良好耐受性,包括在具有不良特征(如Ki-67指数≥50%)的高危患者中。阿可替尼的临床研究报告PFS率超过80%,完全缓解(CR)率约40%,中位PFS超过20个月。约28%的患者达到MRD阴性,这是一个重要的预后指标。此外,第三代非共价抑制剂匹妥布替尼在既往暴露于共价BTK抑制剂的患者中显示出临床意义的活动,缓解率为50%-60%,包括携带BTK C481突变的患者。
MZL是一种起源于记忆B细胞的异质性恶性肿瘤,与慢性感染或自身免疫背景下的抗原驱动BCR激活密切相关,支持BTK作为合理治疗靶点。泽布替尼于2021年获得FDA批准用于复发/难治性MZL。在一项中位随访15.9个月的多中心研究中,泽布替尼达到74.2%的ORR、25.8%的CR率和82.5%的15个月PFS率,与伊布替尼相比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
在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中,BTK抑制的治疗相关性与疾病生物学密切相关,因为MYD88和CXCR4突变驱动对BTK-NF-κB信号的依赖。在复发或难治性(R/R)WM患者中,伊布替尼诱导快速和深入的临床缓解,将骨髓受累从60%降至25%,ORR达90.5%。最大获益见于携带MYD88L265P/CXCR4WT突变的患者,而MYD88野生型疾病缓解率最低。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CXCR4野生型患者比CXCR4突变患者表现出更快和更高的缓解率,4年PFS率高达76%,表明持久有效的疾病控制。然而,治疗疗效对MYD88和CXCR4突变状态的强烈依赖性限制了伊布替尼对部分患者的适用性。相比之下,下一代BTK抑制剂泽布替尼显示出优越的单药疗效、更有利的安全性特征,以及在WM分子亚型中的一致临床活性。其他正在临床研究中的WM BTK抑制剂包括阿可替尼和tirabrutinib。
相比之下,BTK抑制剂单药在滤泡性淋巴瘤(FL)和R/R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的活性有限。在复发FL中,伊布替尼的II期研究显示ORR约37%,CR率12%,中位PFS 14个月,低于CLL或MZL中观察到的结果。在DLBCL中,PHOENIX研究比较了伊布替尼联合R-CHOP与R-CHOP在新诊断non-GCB患者中的疗效,未能改善无事件生存或总生存,且与老年患者毒性增加相关。这些发现强调了临床实践中的重要安全性考虑。此外,将BTK抑制剂加入强化化学免疫治疗方案与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增加相关,包括感染和胃肠道毒性,尤其在≥60岁患者中。这种年龄相关毒性增加可能反映生理储备减少和对多药治疗耐受性降低,可能导致剂量调整或治疗中断。此类治疗中断可能反过来削弱联合策略的潜在治疗获益。因此,在老年患者中,将BTK抑制剂纳入联合方案需要仔细评估治疗相关风险和密切临床监测,以优化疗效和耐受性之间的平衡。
尽管BTK抑制剂在大多数DLBCL亚型中活性有限,但一个显著例外为PCNSL,其主要表现为ABC表型。伊布替尼单药在复发/难治性疾病中产生约70%的ORR和近50%的CR率,部分患者实现持久缓解;事实上,伊布替尼在复发或难治性CNS B细胞淋巴瘤中显示出优于外周B细胞淋巴瘤的疗效。Tirabrutinib也显示出临床活性,并于2020年在日本获批用于复发/难治性PCNSL,ORR为63.6%,中位PFS为2.9个月,安全性良好。总体而言,BTK抑制剂在DLBCL中显示出有限的单药活性,主要局限于特定分子亚型和BTK通路抑制,因此更可能作为联合策略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治疗骨干。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持续BTK抑制剂治疗的需求也会导致累积药物暴露,引发对长期安全性和耐受性的担忧,并凸显了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临床相关性。BTK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源于在靶和脱靶效应。虽然靶向抑制BTK会削弱治疗疗效,但第一代药物如伊布替尼表现出更广泛的脱靶活性,涉及ITK、BMX、TEC、BLK、JAK3和VEGFR2等激酶,这是由于结构同源性。这些脱靶效应导致临床相关毒性,包括因血小板功能受损导致的出血、通过ERBB2/4信号介导的心房颤动,以及与EGFR抑制相关的胃肠道紊乱。相比之下,第二代BTK抑制剂如阿可替尼和泽布替尼表现出改善的选择性,保留ITK和EGFR,同时减少TEC和BMX抑制,转化为更低的心血管、感染和胃肠道不良事件发生率,但某些类别特异性毒性如头痛仍较常见。
总之,BTK抑制剂单药治疗已在多种B细胞恶性肿瘤中确立了新的标准治疗;然而,缓解深度、耐药性和长期安全性方面的局限性凸显了对下一代药物和合理联合策略的需求,以实现更深和更持久的疾病控制。
4.2 BTK抑制剂联合策略的机制基础
为提供结构化的机制概述,BTK抑制剂联合策略的临床前研究根据其主导生物学通路和功能后果进行分类(表3)。T细胞功能增强、免疫逃逸抑制和TME重塑代表了治疗协同的主要驱动因素。

4.2.1 BTK抑制剂增强T细胞功能
CAR-T治疗需要从患者采集T细胞;然而这些T细胞常因肿瘤和既往治疗损伤而功能失调,导致CAR-T细胞数量不足和质量下降。T细胞功能障碍在CLL中尤为严重,其特征是终末分化表型比例增加和幼稚T细胞减少,严重限制了CAR-T细胞扩增和功能疗效。BTK抑制剂伊布替尼已显示出改善T细胞免疫状态的显著免疫调节作用。临床前和转化研究表明,长期伊布替尼治疗恢复T细胞对T细胞抗原受体(TCR)刺激的反应性,并增强CAR-T细胞扩增、持续性、体内运输和抗肿瘤活性。类似地,阿可替尼和奥布替尼可增加CAR-T细胞增殖能力和细胞毒性,从而有助于减少肿瘤负荷。
在CLL中,免疫极化频繁偏向Th2主导表型,与疾病进展相关。ITK是Tec家族成员,在近端TCR信号以及T淋巴细胞分化和成熟中起核心作用。除ITK外,静息淋巴细胞激酶(RLK)也表达于Th1和CD8⁺ T淋巴细胞,有助于细胞激活。在Th1极化和CD8⁺ T细胞中,ITK支持但非关键决定RLK功能。然而,ITK在Th2细胞的表观遗传进化中维持唯一主导作用,使其成为Th2细胞的关键脆弱点。ITK与BTK具有显著的序列和功能同源性。由于这种同源性,伊布替尼可通过脱靶活性不可逆地抑制ITK,抑制Th2极化并促进Th1表型,其特征是IFN-γ和IL-2产生增加以及细胞毒性增强(图4A)。下一代BTK抑制剂表现出最小的ITK抑制,但仍改善CAR-T细胞疗效,提示涉及额外的ITK非依赖机制。

图4.BTK抑制剂与CAR-T细胞治疗联合策略的机制。(A)对CD4⁺ T细胞分化的影响:BTK抑制剂通过脱靶效应不可逆地抑制ITK,选择性抑制Th2极化并改变Th1/Th2平衡;它们还通过增加记忆T细胞和下调Th17细胞来改变T细胞亚群组成。(B)增强CAR-T细胞功能和持久性:BTK抑制剂通过降低PD-1、CTLA-4和其他免疫检查点的表达、阻断PD-1/PD-L1相互作用以及减弱TME介导的负调控,减少CAR-T细胞耗竭并增强抗肿瘤活性。(C)抑制免疫抑制细胞:BTK抑制剂直接或间接抑制MDSCs、Tregs和TAMs,同时减少抑制性细胞因子如IL-10的分泌,从而减轻TME免疫抑制。(D)抑制肿瘤细胞归巢:BTK抑制剂下调CXCR4或CXCR5表达并抑制下游信号,阻止肿瘤细胞归巢至淋巴结,并促进其动员至外周血,以便被CAR-T细胞识别和清除。
抑制BTK还可重塑T细胞组成和转录程序。伊布替尼诱导T细胞亚群的显著改变,包括CD4⁺和CD8⁺ T细胞比例增加、效应记忆T细胞扩增和调节性T细胞频率降低。BTK表达已在T细胞中检测到,特别是在效应和记忆亚群中,提示在T细胞激活中的潜在作用,表明BTK抑制剂可能发挥独立于肿瘤靶向的直接免疫调节效应。在转录水平上,长期伊布替尼治疗显著改变CD19 CAR-T细胞的基因表达谱,下调颗粒酶A(GZMA)同时上调SELL(CD62L),这是一种与中枢记忆T细胞相关的标志物。同时,可促进Th1分化的MSC会上调,而Th2相关基因如NRIP1、LZTFL1和RARRES3被抑制。这些变化表明伊布替尼促进记忆样表型同时限制终末分化。与此一致,与vecabrutinib共培养的CAR-T细胞的转录组分析显示PI3K/AKT/mTOR和Th1通路相关基因显著上调。在功能上,BTK抑制剂损害T细胞终末分化同时促进记忆T细胞发育,从而增强体内持久性和持续抗肿瘤疗效。
在CAR-T细胞耗竭的背景下,BTK抑制剂减弱慢性信号和持续抗原刺激,部分通过调节JAK-STAT等通路。未来研究应旨在阐明BTK抑制剂调节CAR-T细胞功能的机制,并为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开发更有效的治疗策略。
除CAR-T调节外,BTK抑制剂还可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临床前研究表明,虽然单独PD-1/PD-L1阻断可能延迟CLL进展,但与伊布替尼联合时其抗肿瘤效应显著放大。这种联合增加效应CD8⁺ T细胞比例,上调激活标志物,增强脱颗粒和IFN-γ产生,共同恢复T细胞效应功能。在A20淋巴瘤小鼠模型中,BTK抑制将弱抗肿瘤T细胞反应转化为强大的免疫活性,即使在对BTK抑制剂单药不敏感的肿瘤中也可改善生存。
总之,这些发现强调了BTK抑制剂在纠正T细胞功能障碍和增强CAR-T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反应中的双重免疫增强作用。这种免疫调节特性为将BTK抑制剂与免疫疗法联合以改善B细胞恶性肿瘤结局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
4.2.2 BTK抑制下调免疫检查点以增强抗肿瘤免疫
免疫检查点(包括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CTLA-4和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粘蛋白结构域包含蛋白3[TIM-3])在肿瘤细胞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上的上调构成B细胞恶性肿瘤免疫逃逸的关键机制。PD-L1在肿瘤细胞和肿瘤相关免疫细胞如TAMs上高表达,与DLBCL和HL等淋巴瘤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异常PD-L1表达导致CAR-T细胞耗竭和细胞毒性受损,促进CAR-T治疗后复发和对CD20靶向治疗的耐药。此外,PD-L1信号促进调节性T细胞(Treg)分化和FOXP3表达,强化Treg介导的免疫抑制。与TAMs一起,Tregs 可抑制效应 T 细胞增殖和细胞毒性,建立免疫抑制性 TME。
CD200是另一种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经常过表达的免疫调节分子。CD200与其受体CD200R的接合抑制髓系细胞激活,将细胞因子谱从Th1(IFNs、IL-2)转向Th2(IL-10、IL-4),并抑制T细胞和NK细胞毒性反应。CD200还可以在金属蛋白酶切割后以可溶性形式释放,结合抗原呈递细胞上的CD200R,促进MDSCs和Tregs扩增,同时抑制IL-2和IFN-γ分泌。
机制上,BTK抑制抑制关键致癌和免疫调节通路,包括BCR/NF-κB、STAT3和NFATc1,导致PD-L1、IL10和CD200转录减少。BCR和CD40信号通路均诱导IL-10产生,后者通过自分泌信号激活JAK/STAT通路。因此,PD-L1表达要么直接由CD40介导的NF-κB激活调节,要么通过IL-10诱导的BCR敏化和随后的BTK激活间接调节。
在临床前研究中,BTK抑制剂可显著降低肿瘤细胞和T细胞上PD-1、CTLA-4、TIM-3、CD200和BTLA的表达,同时减少免疫抑制细胞因子如IL-10和IL-4的分泌(图4B)。在CAR-T细胞治疗的背景下,BTK抑制剂通过防止免疫耗竭帮助保持T细胞细胞毒性。与恶性B细胞的共培养研究表明,伊布替尼降低CAR-T细胞上PD-1、TIM-3、CTLA-4和LAG-3表达,同时增强其持久性和肿瘤控制。阿可替尼和泽布替尼也报告了类似效应,降低CD200、PD-1、CTLA-4、CD160和BTLA表达并抑制T细胞中IL-10产生。这些免疫抑制标志物与体外CAR-T细胞扩增呈负相关,抑制BTK可相应地增强CAR-T19细胞毒性,同时降低PD-1、TIM-3和CTLA-4 mRNA水平。
与伊布替尼不同,高度选择性BTK抑制剂匹妥布替尼表现出最小的ITK抑制,提示其与PD-1/PD-L1阻断的协同作用可能主要源于恶性B细胞和髓系群体中的靶向BTK抑制,而非ITK介导的T细胞极化。这种区别值得通过详细的免疫表型分析进一步评估。
ICIs,特别是靶向PD-1或PD-L1的单克隆抗体,可阻断免疫抑制性PD-1/PD-L1轴并重新激活细胞毒性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活性,代表当代癌症免疫治疗的基石。类似地,将BTK抑制剂与ICIs联合提供了克服免疫抑制性TME的协同策略。在DLBCL中,BTK抑制通过破坏IL-10介导的反馈和BCR/CD40串扰降低PD-L1表达,从而增强对PD-1/PD-L1阻断的敏感性。联合治疗还可以在ICI耐药环境中恢复T细胞功能;例如,伊布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在抗PD-1单药治疗失败后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霍奇金淋巴瘤中显示出临床活性。
BTK抑制剂可增强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和细胞毒性。与抗CD20单克隆抗体联合时,这种免疫调节效应进一步增强了ADCC和ADCP。然而,伊布替尼的脱靶ITK抑制可能损害利妥昔单抗介导的NK细胞ADCC。相比之下,高选择性BTK抑制剂奥布替尼在R/R CLL和MCL中显示出强大的临床活性,而不显著抑制NK细胞介导的ADCC。与抗CD20抗体联合时,其抗肿瘤疗效比单药进一步增强,提示下一代选择性BTK抑制剂保留ADCC功能,可能作为与CD20靶向治疗联合策略的更有效骨干。
总之,BTK抑制剂可下调PD-1/PD-L1、CTLA-4和其他免疫抑制分子,改善对免疫检查点阻断的反应性,并增强细胞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的疗效。这些机制共同为基于BTK抑制剂的联合方法改善B细胞恶性肿瘤结局提供了强有力的生物学依据。
4.2.3 BTK抑制剂通过靶向免疫抑制细胞重塑TME
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TME由支持肿瘤进展和抑制有效抗肿瘤免疫的免疫和基质细胞复杂网络组成。这些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促进B细胞淋巴瘤发展。其中,免疫抑制成分,如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Tregs和TAMs,可限制T细胞浸润和功能,从而限制免疫治疗的疗效。在这种情况下,免疫抑制性TME可损害CAR-T细胞扩增、浸润和持久性,最终损害治疗结局。经验证据表明,在CAR-T细胞输注前给予BTK抑制剂可以有效减少肿瘤负荷并改善免疫功能和微环境,可能抵消CAR-T细胞功能障碍、延迟耗竭或促进扩增。值得注意的是,伊布替尼与CD19 CAR-T细胞的联合在皮下肿瘤模型中显示出显著疗效,但在尾静脉模型中无效。这些观察表明,BTK抑制剂的治疗获益可能至少部分由TME重塑介导,从而增强CAR-T细胞治疗的有效性。
MDSCs分为两个主要亚群:多形核MDSCs(PMN-MDSCs)和单核细胞MDSCs(M-MDSCs)。两个亚群通过产生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消耗必需营养素如精氨酸以及分泌免疫抑制因子包括精氨酸酶-1(ARG1)来抑制T细胞功能并损害CAR-T细胞浸润和持久性。值得注意的是,M-MDSCs频率增加与axi-cel治疗失败显著相关。在实体瘤中,MDSC积累被认为是有效CAR-T细胞浸润的主要障碍。在TME内,MDSCs通过分泌白细胞介素-10(IL10)、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和精氨酸酶-1激活Tregs,同时抑制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功能。
抑制BTK可干扰这些抑制机制。伊布替尼抑制MDSCs中的BTK磷酸化,减少一氧化氮产生和细胞迁移,同时降低免疫抑制介质如IDO的表达(图4C)。第二代BTK抑制剂,包括阿可替尼和泽布替尼,也据报道可减轻MDSC介导的CD8⁺ T细胞抑制,从而改善T细胞功能而不显著改变免疫细胞组成。此外,联合策略已被提出,例如TR2-41BB双特异性CAR-T细胞可直接诱导MDSC凋亡并有效恢复CAR-T抗肿瘤活性(图4C)。
Tregs可通过阻碍CTLA-4介导的抗原呈递细胞(APCs)功能激活来抑制T细胞激活。ITK已被牵涉到Tregs和Th17细胞分化的调节中,尽管Th17细胞在TME中的具体作用仍不清楚。体外研究表明,伊布替尼对Tregs发挥剂量依赖性效应:低浓度促进Treg扩增,而较高剂量抑制其增殖。临床数据进一步表明,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接受伊布替尼治疗与循环Treg水平降低相关。相比之下,第二代BTK抑制剂如阿可替尼似乎缺乏这种对Tregs的抑制效应。此外,伊布替尼通过ITK依赖和ITK非依赖机制在体外和体内抑制Th17分化。鉴于Tregs和Th17细胞均有助于免疫抑制性TME,这些发现提示BTK抑制可能有助于恢复更免疫刺激的环境(图4C)。
TAMs是TME内的另一个关键靶点。巨噬细胞极化强烈影响肿瘤免疫:M1型TAMs表现出促炎和抗肿瘤特性,而M2型TAMs表现出免疫抑制功能并抑制T细胞活性。大肿块疾病患者(定义为肿瘤直径[Dmax] > 4.0 cm)与无大肿块患者相比,M2巨噬细胞浸润显著增加。TAMs常偏向M2表型并分泌免疫抑制细胞因子如IL-10和TGF-β,促进Treg招募并损害效应T细胞功能。TAMs还表达免疫检查点分子包括PD-L1和CD200,导致对CAR-T治疗和免疫检查点阻断的耐药。
BTK抑制剂可通过抑制M2极化、增强吞噬活性和抑制免疫抑制细胞因子如IL-10的产生来调节TAM功能。BTK是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症小体激活的直接调节因子。伊布替尼阻断细胞因子介导的TAM迁移至TME,减少NLRP3激活和IL-1β产生,从而抑制TAM的促肿瘤活性。在CLL中,伊布替尼显著降低骨髓中TAM来源的CXCL13表达,损害CLL细胞归巢并限制其迁移。伊布替尼还通过减少TAM伪足与CLL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破坏TME。总之,BTK抑制剂可通过减少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产生来调节TAM介导的免疫抑制通路,从而损害淋巴瘤细胞粘附、侵袭和迁移,最终抑制肿瘤进展并减少治疗相关耐药。
TME内的代谢竞争(特别是对葡萄糖的竞争)可损害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和杀肿瘤巨噬细胞的有氧糖酵解,PD-1信号可通过抑制糖酵解、吞噬作用和BTK信号加剧这些功能损害,但阻断PD-1/PD-L1轴可以逆转这种免疫代谢功能障碍。尽管BTK抑制可能进一步损害单核细胞免疫代谢,但其与ICIs的联合提供了恢复TME内免疫代谢功能和逆转免疫耗竭的协同策略。
总体而言,BTK抑制剂可通过靶向多种免疫抑制细胞群体,包括MDSCs、Tregs和TAMs,重塑TME。通过调节细胞因子信号、免疫检查点和代谢通路,BTK抑制剂可减轻免疫抑制并增强B细胞恶性肿瘤中免疫治疗的疗效。
4.2.4 BTK抑制剂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归巢和聚集重塑TME
BCR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是多种B细胞恶性肿瘤的关键驱动因素,促进不受控制的增殖、损害凋亡和分化,并导致恶性B细胞在骨髓、次级淋巴器官和外周血中的病理性积累。CLL、MCL和WM等疾病的标志是肿瘤细胞在保护性微环境生态位(包括骨髓和淋巴结)中的归巢和滞留。值得注意的是,约30%的WM患者携带CXCR4 S338X突变,该突变增强可CXCL12介导的AKT和ERK信号通路激活,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在TME中的滞留。
趋化因子调节的、整合素介导的运输在CLL和MCL中的B细胞归巢和滞留中起关键作用。BTK作为BCR信号的关键组分,还通过CXCR4-CXCL12轴介导趋化因子诱导的B细胞运输。BTK抑制剂(如伊布替尼和泽布替尼)可下调趋化因子受体包括CXCR4和CXCR5的表达,从而破坏趋化因子诱导的信号级联(图4D)。这可导致肿瘤细胞向淋巴组织的归巢受损,并促进其向外周血重分布,这种现象在CLL患者中常见,在MCL和其他B细胞淋巴瘤中也有记录。这种淋巴细胞重分布被认为是BTK抑制的标志性药效学反应,改善对抗体为基础的治疗和BCL2抑制剂的暴露。
破坏肿瘤细胞在淋巴微环境内的滞留也可能减轻TME中的免疫抑制压力并增强免疫介导的肿瘤清除。CAR-T疗法在清除骨髓疾病方面显示出高效,但其对大肿块淋巴结病的有效性仍然有限,可能是由于免疫抑制性淋巴结环境中CAR-T细胞浸润和功能受损。支持这一点的是,一项涉及伊布替尼在B细胞淋巴瘤中的研究显示淋巴结体积减少,同时循环恶性B细胞短暂增加,从而强化了BTK抑制作为改变肿瘤细胞空间分布的手段。此外,联合抑制BTK、SYK和PI3Kδ(B细胞运输的关键调节因子)可以协同损害肿瘤细胞迁移,指向靶向肿瘤-TME相互作用的更广泛治疗策略。
新兴临床和转化证据也支持BTK抑制剂与CAR-T细胞治疗的联合使用。例如,匹妥布替尼是一种非共价、可逆BTK抑制剂,目前正在研究作为桥接和维持剂与双特异性抗CD19/CD20 CAR-T产品LV20.19联合使用。一项专门I期研究(NCT05990465)的早期数据表明,匹妥布替尼(每日200 mg)在这种情况下既可行又安全,对T细胞免疫表型无不良影响,并有增强CAR-T功能的趋势。早期经验中报告了有利的临床反应和可控的毒性,证明进一步研究是合理的。
机制上,匹妥布替尼介导的BTK阻断抑制BCR信号并减少趋化因子CCL3和CCL4的表达,导致短暂淋巴细胞增多,与肿瘤-微环境脱离相一致。此外,在输注期间,持续BTK抑制被假设可减少髓系来源的细胞因子如IL-6和IL-1,可能减轻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而不损害CAR-T细胞毒性。这些效应与BTK在髓系细胞TLR和Fc受体信号中的作用一致,并得到联合共价BTK抑制剂与CAR-T治疗的临床前和早期临床研究的支持。
除基于CAR-T的策略外,BTK抑制还可增强ICIs的疗效。临床前研究表明,抑制CXCR4信号可以恢复T细胞对PD-1和CTLA-4阻断的反应性。在胰腺癌模型中,CXCR4抑制剂可诱导快速肿瘤细胞积累,并与PD-L1阻断表现出协同活性,导致肿瘤负荷显著减少。鉴于BTK在CXCR4-CXCL12信号轴下游运作,这些发现为将BTK抑制剂与PD-1/PD-L1抑制剂联合用于免疫治疗方案提供了机制依据。
重要的是,BTK抑制剂的免疫调节效应因药物而异。例如,一项CLL体外研究发现,阿可替尼单药在减少肿瘤负荷方面比与抗PD-1抗体联合更有效。组织病理学分析显示联合治疗小鼠淋巴结受累增加和核分裂指数更高,提示与NF-κB和PKC信号改变相关的潜在促肿瘤效应。这些发现强调了在设计联合策略时需要仔细考虑特定BTK抑制剂的免疫调节特征。
除细胞治疗外,匹妥布替尼也在新型一线方案中探索。一项正在进行的II期试验(NCT06333262)正在评估匹妥布替尼和奥妥珠单抗的固定疗程双药治疗在初治CLL中的疗效。此外,匹妥布替尼、维奈克拉和奥妥珠单抗的时间限制性三联方案已显示出良好疗效,在12个月时达到80%-85%的不可检测微小残留病(uMRD6)率。耐受性特征与单药预期一致,计划进行更长随访以评估缓解持久性。
除细胞免疫治疗外,这些微环境变化还直接影响抗体介导的效应功能。由于抗CD20单克隆抗体主要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和髓系吞噬作用消除肿瘤细胞,BTK抑制的免疫调节效应为效应细胞(包括T细胞和NK细胞)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这可能增强直接细胞毒性和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反应,减少免疫逃逸,并为BTK抑制剂与CD20靶向抗体之间的临床协同提供机制依据。
4.2.5 BTK抑制剂减轻CAR-T相关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
CAR-T细胞治疗通过扩增和激活靶向CD19⁺恶性B细胞的工程化T细胞引发强效抗肿瘤反应,同时刺激免疫和内皮细胞。然而这种激活常伴随CRS,CRS是一种潜在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特征为促炎细胞因子如IL-6、IL-8、TNF-α和IFN-γ的快速和过度释放。严重CRS可导致全身性炎症、呼吸衰竭、心血管崩溃和多器官功能障碍。CRS风险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疾病特征、CAR结构、肿瘤负荷和给予的CAR-T细胞剂量。
新兴证据表明,BTK抑制剂(BTKi)可能减轻CRS同时保持CAR-T抗肿瘤活性。临床数据支持这一前提:伊布替尼失败后接受CAR-T治疗的患者表现出较低的CRS率和更好的治疗反应。临床试验已证实,将伊布替尼与CAR-T治疗联合可降低CLL患者CRS发生率,且总体疗效优于CAR-T单药治疗,提示联合治疗的潜在优势。
机制上,BTK抑制剂似乎了调节TME内的细胞因子产生。在体外,伊布替尼联合CD19 CAR-T细胞显著抑制IL-2、IL-6、TNF-α和IFN-γ的释放,同时增强T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使用分离TME模型的研究进一步表明,BTK抑制剂可下调IL-6和TNF-α水平并降低CRS严重程度,这种效应可能归因于其抑制MDSC生成和TNF-α分泌的能力。动物模型研究也验证了伊布替尼联合CD19 CAR-T治疗减少细胞因子产生而不损害T细胞增殖,尽管具体机制仍不清楚。类似地,非共价BTK抑制剂vecabrutinib可增强CAR-T细胞的抗原特异性并减少CRS相关细胞因子,如IL-6、IL-10和MIP-1β,这些发现已在I期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
然而,BTK抑制与CRS之间的关系仍然复杂。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报告改善的CAR-T扩增和功能可能矛盾地增加细胞因子水平。临床观察显示,发生CRS的患者比未发生CRS的患者具有更强大的外周CAR-T细胞扩增。机制研究表明,伊布替尼可能同时增强CAR-T细胞功能和细胞因子释放能力。例如,在初始抗CD19 CAR-T治疗失败后接受伊布替尼作为挽救治疗的R/R NHL患者中,在后续CD19 CAR-T治疗期间观察到CAR-T细胞活性增加。在一项R/R CLL患者研究中,在输注前或输注期间接受伊布替尼的患者与未接受伊布替尼的患者相比,IL-6和IL-10水平显著增加,伴随血液学毒性增加和CRS分级更高。这些相互矛盾的发现凸显了BTKi在增强CAR-T功能和调节细胞因子动力学中的双重作用。时机、剂量和疾病背景对这种平衡的影响仍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的机制和临床研究。
总体而言,BTK抑制剂通过调节炎症细胞因子信号和重塑免疫微环境的能力,代表着CAR-T治疗的有前景辅助手段。其减轻CRS同时维持或增强CAR-T疗效的能力支持将其纳入B细胞恶性肿瘤的合理联合策略。然而对于优化其临床使用,还需要对剂量反应动力学和背景特异性效应的细致理解。
4.3 BTK抑制剂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联合治疗的临床进展
4.3.1 BTK抑制剂联合CAR-T
CAR-T治疗与BTK抑制剂的联合正在从临床前研究推进到临床应用。多项试验正在进行中,早期结果令人鼓舞。在一项评估伊布替尼与CD19 CAR-T细胞治疗共同给药安全性和可行性的研究中,伊布替尼在单采前至少两周开始,并持续输注后≥3个月。与CAR-T单药治疗相比,联合组显示出改善的临床结局,ORR为83%,骨髓MRD阴性率为61%。CRS严重程度减轻,治疗总体耐受良好。类似地,在一项针对长期伊布替尼单药治疗反应欠佳的高危CLL患者的II期试验中,加入CD19 CAR-T治疗导致持久和深度缓解。3个月时CR率为44%,12个月时72%的可评估患者无可检测MRD。估计48个月OS和PFS分别为84%和70%。重要的是,该策略在遗传学高危人群中显示出疗效,包括TP53突变CLL,提示可能克服不良预后特征。值得注意的是,63.2%的CRS事件为1级,显著降低了3-4级CRS发生率,而ICANS发生率与历史数据相当。
一项在MCL(N=20)中的II期研究显示,从单采前到输注后≥6个月持续伊布替尼治疗,4个月CR率为80%,1年PFS和OS分别为75%和100%。CRS主要为低级别,仅15%患者发生3级事件。疗效不受既往BTK抑制剂暴露或TP53突变状态影响,突显了该策略在高危人群中的稳健性。这些发现得到多中心研究在BTK抑制剂暴露或难治性MCL中的支持,其中患者接受可选的基于BTK抑制剂的桥接治疗,但在CAR-T治疗期间未同时进行BTK抑制。在这种情况下,ORR超过90%,CR率高达67%,生存持久(1年OS约83%)。
在一项21例R/R DLBCL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基于泽布替尼的桥接方案联合CD19 CAR-T治疗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细胞输注前,61.9%的患者经历显著肿瘤负荷减少,靶病灶SPD缩小≥50%。中位PFS为12.8个月;1年PFS和OS率分别为52.4%和80.1%。CRS发生率为85.7%(均为1-2级);ICANS为9.5%(均为1级),从而支持泽布替尼桥接在不损害CAR-T安全性的情况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其他真实世界和回顾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泽布替尼联合CAR-T治疗产生约80%-88%的ORR和高达70%的CR率,持久缓解和可控的毒性特征,即使在具有TP53突变或双打击淋巴瘤等高危特征的患者中也是如此。
新兴临床证据表明,BTK抑制剂在MCL、CLL和DLBCL的CAR-T治疗中发挥双重调节效应:通过促进体内CAR-T细胞扩增增强抗肿瘤疗效并显著降低CRS严重程度。多项复发/难治性淋巴瘤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NCT05202782、NCT05744037、NCT04257578等)(表4)。
在初始抗CD19 CAR-T治疗失败的难治性B细胞淋巴瘤患者中,基于伊布替尼的挽救治疗继以第二次CAR-T输注与增强的CAR-T扩增和改善的缓解率相关。然而,CRS严重程度从第一次输注后的0-2级增加到第二次输注后的2-4级,可能由于更高的肿瘤负荷和改变的CAR-T扩增动力学。尽管增加,总体毒性仍可控,与历史CAR-T单药治疗相当,与临床观察一致,即BTK抑制剂暴露不会显著加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然而,BTK抑制剂本身的固有不良效应值得考虑。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在清淋期间或CAR-T细胞输注后立即给予BTK抑制剂会加剧毒性或降低疗效。应注意BTK抑制剂的固有毒性,包括出血风险、感染易感性和潜在药物-药物相互作用。特别需要谨慎使用伊布替尼,因其已明确与心脏心律失常相关,包括室性心律失常和猝死病例。因此,对于在CAR-T治疗后接受序贯BTK抑制剂维持治疗的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建议进行彻底的心血管评估和增强心电图监测。
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已证明CAR-T细胞与BTK抑制剂之间的协同相互作用,但最佳联合策略(序贯 vs 同时)、BTK抑制剂给药的时机(开始和持续时间)以及最可能获益的特定患者群体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鉴于CAR-T细胞制造时间(通常3-6周),治疗延迟可能导致疾病进展、功能性T细胞下降,甚至患者退出,约7%的患者在此期间死亡。这些挑战强调了桥接治疗在单采和清淋前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侵袭性疾病患者。重要的是,基线肿瘤负荷是关键预后因素,不仅影响CAR-T反应持久性,而且与CRS严重程度正相关。此外,预后分析已确定持久缓解与深度初始反应、低基线肿瘤体积、无髓外疾病以及最高水平的循环CAR-T细胞密切相关。
新兴临床证据表明,基于BTK抑制剂的桥接治疗不仅减少CAR-T输注前的肿瘤负荷,还可增强CAR-T细胞扩增和反应率。同时,BTK抑制可能减轻CRS严重程度,可能通过调节炎症微环境,尽管延长暴露可能增加某些情况下的血液学毒性和更高级别CRS。一致地,在接受CD19 CAR-T治疗的患者中,输注时较低的肿瘤负荷与降低的CRS发生率相关,进一步支持将BTK抑制剂作为桥接剂整合到CAR-T治疗策略中的理由。
多项临床研究已证实基于BTK抑制剂的桥接策略与CAR-T治疗联合的协同效应。在一项涉及既往伊布替尼治疗失败的R/R CLL患者的I/II期研究中,患者接受伊布替尼至少2周(单采前)并持续至CAR-T细胞输注后至少3个月。联合治疗组ORR更高,比CAR-T单药治疗更有效地防止因伊布替尼停药导致的疾病进展并降低CRS严重程度。机制上,单采时伊布替尼暴露与体外T细胞扩增增强和中枢记忆CD4⁺和CD8⁺ T细胞比例增加相关,可能有助于改善高危CLL中CAR-T疗效。
在MCL中,真实世界数据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观察。在一项95例R/R MCL患者的回顾性队列中,主要既往BTK抑制剂暴露(98%),包括高比例难治性患者(76%),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实现高缓解率(ORR 89%,CR 81%),持久结局(中位PFS 16.4个月;12个月OS 75%)。一部分患者接受基于BTK抑制剂的桥接(31%)或BTK抑制剂联合维奈克拉(14%),无表观疗效损害。在另一真实世界队列(N=66)中,所有患者均有既往BTK抑制剂暴露,56%为难治性疾病,CAR-T治疗实现ORR 86%(CR 77%),6个月PFS和OS率分别为77%和88%。值得注意的是,基于BTK抑制剂的桥接(单独或联合维奈克拉)在一部分患者中给药,支持该策略在重度经治人群中的可行性。尽管CRS在各研究中常见(约80%-90%),严重CRS(≥3级)发生率相对较低(8%-10%),毒性,包括神经系统事件和血细胞减少,通常可控。
在一项17例R/R DLBCL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所有患者在接受序贯CAR-T治疗前接受泽布替尼≥2个月(中位4个月)。中位随访30个月,最佳ORR为88.2%,CR率70.5%。24个月PFS和OS率分别为59%和71%,36个月OS率达到65%。尽管11例患者发生CRS,但所有病例均可有效管理。亚组分析显示具有高危特征(大肿块、乳酸脱氢酶升高、结外受累或TP53突变)的患者与无这些特征的患者之间无显著OS差异,提示泽布替尼可能减轻这些因素的不良预后影响。BTK抑制剂暴露的持续时间似乎也影响结局。一项近期研究评估了抗CD19 CAR-T治疗前BTK抑制剂桥接的不同持续时间,发现延长桥接(≥2个月)与更高ORR、增强CAR-T扩增、降低PD-1表达和增加激活相关基因签名相关。然而,延长暴露可能增加≥2级CRS和血液学毒性的发生率,而ICANS率基本不受影响。这种改善CAR-T适应性同时增加毒性风险的悖论可能反映了BTK抑制剂桥接重塑治疗前T细胞库的能力,产生更强大的效应群体,其初始激活驱动更强烈的炎症反应。总体而言,这些数据支持BTK抑制剂作为有效桥接剂增强CAR-T功能和抗肿瘤活性,尽管疗效获益必须与免疫相关毒性潜在增加相平衡。值得注意的是,PFS和OS在CAR-T单药治疗和CAR-T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之间没有差异,而伊布替尼可能在HSCT前作为桥接策略提供额外优势。
更新的临床指南支持将BTK抑制剂与CAR-T细胞治疗联合。2025年CSCO指南推荐BTK抑制剂作为桥接治疗以控制高疾病负荷和优化CAR-T输注前的患者状态。对于既往接受郭共价BTK抑制剂治疗的R/R MCL患者,CAR-T治疗是疾病进展后的适当后续选择,对于具有高危特征的患者可能应早期实施。BTK抑制剂与CAR-T治疗的同时给药也已被探索;尽管尚未获批,但这种方法可能使特定人群获益。然而,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和免疫毒性(特别是伊布替尼增加CRS和神经毒性风险)需要仔细监测。
当前证据表明,将BTK抑制剂合理整合到CAR-T治疗周期中(输注前或后)可以通过改善疗效和安全性拓宽B细胞恶性肿瘤的治疗窗口。伊布替尼目前拥有最有力的支持数据,其机制包括增强T细胞功能、调节肿瘤微环境和减轻CRS风险。尽管有这些前景,关于最佳序贯、患者选择和长期安全性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需要精心设计的多中心试验。正在进行的全球登记组研究预计将提供高级别证据以指导精准临床实施。
4.3.2 BTK抑制剂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多项临床研究评估了BTK抑制剂与ICIs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联合。一项单臂II期试验在17例复发/难治性经典霍奇金淋巴瘤(R/R cHL)成人中评估伊布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报告ORR为51.9%(CRR 29.4%)。值得注意的是,在10例既往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进展的患者中,ORR和CRR分别为50%和20%,提示尽管既往ICI失败,抗肿瘤免疫可能恢复。既往PD-1抑制剂暴露未显著影响PFS,支持伊布替尼在克服免疫逃逸中的免疫调节作用。在一项伊布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治疗R/R NHL和CLL的I/II期研究中,联合方案显示出可接受的耐受性,最常见不良事件为腹泻、中性粒细胞减少和疲劳;3-4级事件主要为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贫血,严重不良事件包括贫血和肺炎。疗效方面,CLL、FL和DLBCL中的缓解率与伊布替尼单药治疗报告相当,而在Richter转化(RT)亚型中观察到更高的缓解率,提示在这种生物学侵袭性疾病中具有潜在获益。另一项试验评估了伊布替尼联合PD-L1抑制剂度伐利尤单抗治疗R/R FL和DLBCL患者,报告了一致发现;ORR在FL中为26%,GCB DLBCL中为13%,non-GCB DLBCL中为38%,中位PFS为4.6个月,中位OS为18.1个月。机制上,non-GCB DLBCL依赖慢性活跃BCR信号并对BTK抑制敏感;NF-κB激活可能进一步使该亚型对联合BTK抑制和PD-L1阻断更敏感。然而该研究也报告了有限的总体疗效和度伐利尤单抗相关不良事件的高发生率,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疲劳和皮疹。在另一项研究中,第二代BTK抑制剂泽布替尼与PD-1抑制剂替雷利珠单抗联合用于R/R B细胞淋巴瘤患者。尽管早期数据表明一些抗肿瘤活性和可控的毒性特征,但DLBCL或FL亚组的具体疗效数据仍然缺乏。总体而言,尽管BTK抑制剂与ICIs联合具有强大的生物学依据和临床前支持,但迄今为止的临床试验尚未证明比BTK抑制剂单药治疗有显著优势,毒性增加加上有限的额外获益限制了其临床开发。
RT代表CLL进展的高度不良形式,特征是侵袭性淋巴瘤的发展。接受化学免疫治疗方案如RCHOP的患者通常达到低于40%的ORR和中位OS仅6-8个月,而包括ICIs、BTK抑制剂和BCL-2抑制剂的单药治疗在部分病例中显示出疗效。一项前瞻性、多中心II期试验评估了泽布替尼联合PD-1抑制剂替雷利珠单抗在RT患者中的疗效。在48例患者中,ORR为58.3%,CR率18.8%,PR率39.6%。中位PFS为10个月,12个月PFS率为46.9%。常见不良事件包括感染、胃肠道症状和血液学毒性。联合方案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和持久缓解,代表RT的有前景的免疫靶向策略。
近年来,将BTK抑制剂与ICIs联合在PCNSL中引起越来越多的兴趣。先前研究已证明BTK抑制剂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潜在疗效,特别是在携带CD79B和MYD88突变的患者中表现出高缓解率。然而伊布替尼单药在R/R PCNSL中的疗效仍然有限,强调了对改进治疗策略的需求。
ICIs已应用于多种肿瘤类型以延长生存,抗PD-1单克隆抗体在R/R PCNSL中显示出显著活性。在一例病例报告中,一名甲氨蝶呤为基础治疗失败的CD20阴性PCNSL患者仅接受两个周期泽布替尼联合替雷利珠单抗后达到CR,并保持缓解20个月,提示该联合方案的潜在协同效应。奥布替尼联合PD-1抗体信迪利单抗在R/R PCNSL中的II期研究初步结果也显示出有希望的疗效。接受每日奥布替尼和三周一次信迪利单抗的患者未发生严重免疫相关毒性。ORR达到61.5%,包括4例CR、1例近完全缓解(CRu)和3例PR,进一步支持BTK抑制剂-ICI联合在PCNSL中的治疗潜力。多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正在评估此类联合,包括阿可替尼联合度伐利尤单抗(NCT04462328)和伊布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NCT03770416)。
除阻断BCR信号通路外,BTK抑制剂还抑制NFATc1和STAT3的激活,导致PD-L1表达下调并间接调节肿瘤免疫逃逸。此外,由于BTK是CXCR4-CXCL12轴的关键下游介质,其抑制可能通过干扰CXCR4信号增强抗PD-1/PD-L1单克隆抗体的疗效。这些免疫调节效应为将BTK抑制剂与ICIs联合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该策略已在临床前模型和初步临床研究中显示出协同抗肿瘤活性。在多种B细胞淋巴瘤中,特别是在复发/难治性病例和分子定义的亚型中,该联合策略显示出有希望的临床潜力。
总之,当前的临床前和有限的临床证据支持BTK抑制剂与ICIs联合的可行性。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具有免疫抑制性TME或CAR-T治疗后T细胞耗竭的患者中。大规模、机制驱动的临床试验,对于确认疗效和安全性以及扩大这种策略在癌症免疫治疗中的临床效用至关重要。
4.3.3 BTK抑制剂联合CD20靶向抗体
BTK抑制剂与抗CD20单克隆抗体(如利妥昔单抗和奥妥珠单抗)的联合是最早进入临床实践的组合方案之一,在CLL/SLL、WM和选定的惰性B细胞淋巴瘤中广泛使用。机制上,BTK抑制剂可破坏CXCR4和CXCR5介导的趋化因子和整合素依赖性粘附,动员CLL细胞从淋巴组织进入外周血。临床上,利妥昔单抗或奥妥珠单抗的加入可加速淋巴结缩小并促进治疗相关淋巴细胞增多的更快消退,反映早期疾病动力学改善。
伊布替尼联合糖工程化抗CD20抗体或奥法木单抗在复发/难治性CLL患者中实现了高缓解率,ORR为83%。在既往未治疗的高危患者中,包括del(17p)、del(11q)、TP53突变或未突变IGHV,伊布替尼和奥妥珠单抗的联合显著延长PFS,3年PFS率为79%。基于这些结果,伊布替尼-奥妥珠单抗方案于2019年获批用于初治CLL。第二代BTK抑制剂(阿可替尼和泽布替尼)联合抗CD20抗体也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和持久疗效。在WM中,最近的汇总分析进一步表明联合伊布替尼和利妥昔单抗的获益是生物标志物依赖的,在携带CXCR4突变的患者中观察到最明显的优势。
尽管有这些获益,深度缓解在基于BTK抑制剂的双药治疗中仍不常见。III期Alliance A041202试验表明,伊布替尼联合利妥昔单抗与伊布替尼单药相比未改善PFS,尽管初始疾病清除更快。类似地,BTKi-抗CD20联合后MRD阴性率仍然较低,凸显了持续BTK抑制消除残留疾病的有限能力。缓解深度也可能取决于抗体选择,因为基于奥妥珠单抗的方案与基于利妥昔单抗的方案相比具有更高的完全缓解率。
当前研究已转向固定疗程、BTKi为中心的三联方案,如BTK抑制剂联合维奈克拉和奥妥珠单抗,与化学免疫治疗相比实现更高的不可检测MRD率和更优的PFS,从而支持无化疗策略。匹妥布替尼也正在一线中探索。一项正在进行的II期试验(NCT06333262)正在评估固定疗程匹妥布替尼联合奥妥珠单抗在既往未治疗CLL中的疗效。此外,固定疗程三联方案匹妥布替尼、维奈克拉和奥妥珠单抗已显示出有希望的活性,在12个月时达到80%-85%的不可检测MRD率,灵敏度为10⁻⁶。安全性特征与单个药物一致,正在进行更长随访以评估缓解持久性。
与这些发展并行,对将BTK抑制剂与CD20×CD3双特异性抗体(BsAbs)联合的兴趣日益增长,后者重新定向内源性T细胞以消除恶性B细胞。BTK抑制可能通过调节TME和改善T细胞功能增强BsAb疗效,从而促进更有效的免疫介导细胞毒性。早期临床数据支持这一概念。使用原代CLL样本的功能研究表明,CD3×CD20 BsAb 艾可瑞妥单抗可以效应-靶比依赖的方式诱导自发性T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且不受CLL细胞上CD20表面表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艾可瑞妥单抗活性在持续BTKi治疗或与BCL-2抑制剂维奈克拉联合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并与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中外周血和脾脏肿瘤负荷减少相关。这些发现支持BTK抑制剂作为合理免疫调节伴侣以敏化和巩固对CD20导向BsAb治疗的反应。与此一致,一项伊布替尼治疗B细胞恶性肿瘤的免疫分析研究显示CD8⁺ T细胞功能再生,并证明这种治疗状态可以通过使用CD20×CD3 BsAb 格菲妥单抗在功能分析中被利用,激发组合免疫治疗策略。临床上,早期联合数据现在正在惰性淋巴瘤中涌现。在2025年报告中,莫妥珠单抗(CD20×CD3)联合泽布替尼用于大肿块FL(包括未治疗和复发/难治患者),该方案在数据截止时产生92%的ORR,46%完全缓解。65%患者发生CRS,但主要为1-2级,提示在适当方案下BTKi-BsAb共同给药可行且急性免疫毒性可管理。在MCL中,一项评估格菲妥单抗联合非共价BTKi 匹妥布替尼的II期研究,纳入奥妥珠单抗预处理和格菲妥单抗剂量递增,评估终点包括完全缓解和MRD阴性,反映了一种旨在通过固定疗程方法结合MRD指导的治疗终止实现深度缓解的治疗策略(NCT05833763)。
总之,这些发现表明BTK抑制剂联合CD20单克隆抗体仍然是加速早期疾病控制的重要治疗骨干,但该领域正日益转向更复杂的BTKi为中心的联合,包括维奈克拉为基础的三联方案和BTKi-BsAb方案,旨在实现更深缓解、MRD根除,以及最终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有限期治疗策略。
4.3.4 BTK抑制剂联合BCL2抑制剂
在B细胞淋巴瘤中,BCL-2作为促生存信号的一部分,其上调可导致对BTK抑制剂的耐药,提示BCL-2抑制可能恢复对BTK靶向治疗的敏感性。BTK和BCL-2抑制剂之间的协同作用主要通过抗凋亡网络的重编程介导。通过抑制BCR-NF-κB信号和破坏微环境来源的生存线索,BTK抑制下调替代抗凋亡蛋白如MCL-1和BCL-XL,增强线粒体启动,并将恶性细胞转向增加BCL-2依赖性。此外,BTK抑制剂损害CXCR4/CXCL12和整合素介导的基质相互作用,将肿瘤细胞从保护性生态位动员到循环中。这种互补靶向减少增殖和微环境支持,而维奈克拉有效消除静息循环细胞,实现更全面的肿瘤清除,并为MRD根除提供生物学基础。在伊布替尼耐药DLBCL中,TLR驱动的NF-κB激活可能增加BCL-2表达,进一步支持联合BCL-2阻断的理由。临床前研究一致表明联合方案比任一单药具有优越的抗肿瘤活性。
多项临床研究评估了伊布替尼和维奈克拉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联合。临床证据支持该方案作为一种有效的无化疗策略,能够在CLL/SLL中诱导深度和持久缓解。早期II期研究报告高总体缓解率和uMRD,PFS率为93%,66%患者达到骨髓uMRD。CAPTIVATE试验的MRD指导队列证实了外周血和骨髓中的高uMRD率,治疗停止后持续疾病控制。固定疗程方案具有持久PFS和可控的毒性,包括在有合并症的患者中。GLOW试验的III期证据和长期随访分析进一步表明,固定疗程伊布替尼-维奈克拉与化学免疫治疗相比可显著改善PFS,导致欧洲监管批准用于CLL。
除CLL外,该联合也在其他B细胞恶性肿瘤中显示出活性,包括DLBCL。在一项纳入复发/难治和未治疗DLBCL患者的II期研究中,71%达到完全缓解,67%达到MRD阴性,优于单药治疗的历史结果。总之,这些发现支持BTK抑制剂联合维奈克拉作为一种高效靶向策略,能够实现深度缓解和潜在功能性疾病控制。正在进行的试验正在评估下一代BTK抑制剂联合维奈克拉,包括泽布替尼(NCT05168930)和匹妥布替尼(NCT05734495)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疗效。
4.3.5 BTK抑制剂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在HSCT背景下,BTK抑制剂在疾病控制和移植后免疫调节中均显示出临床价值。机制上,BTK信号调节B细胞激活、抗原呈递和细胞因子产生,这些均有助于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的发病机制。在接受异基因HSCT的复发/难治性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中,移植前BTK抑制剂治疗,特别是伊布替尼,可作为桥接策略减少肿瘤负荷和改善MRD状态,从而优化移植时的疾病控制并可能降低复发风险。
临床观察进一步表明,伊布替尼在HSCT后复发的CLL患者中保持抗肿瘤活性且耐受性可接受,支持其作为移植后维持或挽救治疗的作用。TRIANGLE试验(NCT02858258)表明,在适合移植的MCL患者中,将伊布替尼加入标准化疗免疫治疗后进行ASCT和伊布替尼维持,显著改善3年无失败生存率至约88%,而标准化疗加ASCT约为72%,支持将BTK抑制整合到一线管理策略中。
除直接抗肿瘤效应外,BTK抑制剂可通过同时抑制B细胞中的BTK和T细胞中的ITK发挥免疫调节活性,从而减少Th2和Th17反应并减弱与cGVHD相关的促纤维化和炎症通路,这为其在GVHD管理中的使用提供了机制依据。临床前研究进一步支持预防作用,显示双重BTK/ITK抑制减轻急性和慢性GVHD并改善生存。在一项类固醇难治性cGVHD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中,伊布替尼达到约67%的最佳总体缓解率,持久缓解持续≥20周,并显著减少皮质类固醇需求。相关性分析显示炎症和促纤维化介质减少,以及多个器官系统的临床活性,提示移植后免疫平衡的恢复。这些发现导致FDA批准伊布替尼用于至少一种既往全身治疗失败后的cGVHD患者。
BTK抑制剂在HSCT环境中的潜在作用包括移植前桥接以优化疾病状态、移植后维持或复发管理,以及GVHD的治疗或预防。需要前瞻性随机研究来确定最佳时机、持续时间和联合策略,同时平衡复发控制与感染和过度免疫抑制的风险。
4.4 BTK抑制剂在实体瘤中的新兴作用
BTK是BCR信号的中心介质,既作为致癌驱动因素又作为治疗靶点。最近的研究已将BTK的致癌作用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扩展到各种实体瘤。BTK亚型的异常表达,特别是致癌性p65BTK变异体,已在结直肠癌、卵巢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以及一部分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被鉴定。在这些恶性肿瘤中,p65BTK表达升高与增强的肿瘤细胞存活密切相关,突显了其在实体瘤生物学中的关键作用。
与造血细胞中表达的标准BTK不同,p65BTK通过与RAS/MAPK和ERK1/2等关键信号通路相互作用作为强效致癌驱动因素,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存活和化疗耐药。此外,BTK过表达与细胞骨架重塑、细胞粘附和细胞外基质组织相关基因表达增加以及肿瘤侵袭性增强相关,所有这些都与不良预后相关。
BTK抑制剂(如伊布替尼)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凋亡并增强化疗敏感性,同时通过减少免疫抑制和促进抗肿瘤免疫重塑TME。这些效应为将BTK抑制剂重新用于实体瘤并整合到联合免疫治疗策略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基础。
在卵巢癌中,体外研究表明BTK表达升高和癌症干细胞(CSC)标志物富集与顺铂耐药相关。伊布替尼与顺铂联合时表现出协同活性,提示作为铂类增敏剂的潜在效用。机制上,BTK通过激活JAK2/STAT3通路促进化疗耐药,上调下游效应如SRY-box转录因子2(SOX2)和BCL-XL以维持CSC自我更新和存活。早期转化研究和临床观察进一步支持这一潜力,报告铂类耐药病例中CA-125水平降低。
在乳腺癌中,特别是HER2阳性和三阴性亚型中,BTK和TEC家族激酶的异常表达与肿瘤进展密切相关。伊布替尼通过caspase依赖性外源性通路诱导HER2过表达细胞凋亡,并通过调节STAT3(Y705)和p21(T145)磷酸化促进细胞周期停滞。此外,BTK抑制通过与PD-L1阻断协同和促进MDSCs分化为成熟树突状细胞增强抗肿瘤免疫。联合其他靶向药物(如FTO抑制剂)的策略可进一步抑制包括c-Myc和E2F1在内的致癌通路。
在胰腺癌中,BTK抑制剂在临床前模型中已证明抗增殖和抗纤维化效应,并与吉西他滨联合时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伊布替尼还可通过抑制EGFR和AKT/mTOR信号通路作为放射增敏剂,从而诱导G2/M细胞周期停滞并促进凋亡以增强放疗疗效。
在结直肠癌中,p65BTK过表达与ERK1/2激活和不良预后相关,特别是在晚期疾病中。BTK抑制剂表现出剂量依赖性细胞毒性,靶向p65BTK可逆转耐药结直肠癌细胞、类器官和体内模型中的5-氟尿嘧啶耐药。此外,在CT26异种移植模型中,伊布替尼和PD-L1阻断的联合治疗诱导完全肿瘤消退并建立持久免疫记忆。类似地,在NSCLC、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和胶质瘤中,BTK或其亚型可通过RAS/MAPK、NF-κB和EGFR等通路促进肿瘤进展,其抑制可抑制增殖并诱导凋亡。
尽管有令人信服的临床前证据,但临床数据仍然有限且主要是探索性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联合策略上。例如,伊布替尼联合PD-L1抑制剂度伐利尤单抗的I/II期试验在实体瘤中显示出可接受的安全性但有限的疗效。在乳腺癌中,伊布替尼联合曲妥珠单抗的试验(NCT03379428)正在进行中,而胰腺癌的III期RESOLVE试验(NCT02436668)未能改善总生存并显示出较差的无进展生存期,表明这种方法不能被推荐。结直肠癌中伊布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研究同样显示出有限的临床获益。
这些多为阴性的结果凸显了临床前依据与临床疗效之间的关键脱节,归因于几个非互斥因素。首先,与B细胞恶性肿瘤中BTK作为中心致癌驱动因素不同,实体瘤中的BTK信号通常是背景依赖的,主要局限于肿瘤浸润免疫细胞而非肿瘤细胞本身;因此,其抑制可能不足以破坏核心肿瘤生存通路。其次,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限制可能进一步削弱临床活性,包括次优的肿瘤内药物渗透、TME内不完全或异质性BTK占据,以及外周和组织水平靶点接合之间的差异。第三,TME的复杂性和冗余性可能削弱BTK抑制的影响。尽管临床前模型表明BTK阻断可以重编程髓系细胞并增强抗肿瘤免疫,但这些效应可能不足以克服晚期实体瘤中的主导免疫抑制通路,如T细胞耗竭、基质介导的屏障和替代检查点信号。
总之,这些发现表明BTK抑制剂单独作为实体瘤的主要治疗策略是不够的。临床前疗效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药代动力学限制、TME复杂性以及BTK在这些癌症中作为致癌驱动因素的非主导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应集中于利用BTK抑制剂作为化疗增敏剂或免疫调节剂的合理联合策略。
5 BTK抑制剂在非恶性疾病中的应用
除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的既定作用外,BTK抑制剂已在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中显示出疗效,突显了BTK在适应性和先天免疫调节中的核心作用。自身反应性B细胞通过MHC-II介导的抗原呈递、共刺激致病性T细胞(如通过CD80/CD86)、分化为抗体分泌浆细胞以及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如IL-6)来促进疾病进展和维持慢性免疫激活。尽管伊布替尼验证了靶向该通路的可行性,但其脱靶激酶抑制和相关毒性限制了在非恶性疾病中的长期使用。这些局限性推动了具有改善安全性特征的下一代、更具选择性BTK抑制剂的发展,适用于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5.1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征为外周血小板破坏和骨髓血小板生成受损。在成人中,一线治疗通常旨在减少血小板破坏以最小化出血并快速增加血小板计数,但持久长期缓解有限。机制研究表明,IgG自身抗体结合巨核细胞上的血小板糖蛋白抗原促进凋亡,并通过脾和肝巨噬细胞上的Fc受体以及肝细胞上的Ashwell-Morell受体介导血小板清除。BTK是Fc受体介导的巨噬细胞功能不可或缺的,并调节自身抗体产生。尽管伊布替尼治疗B细胞恶性肿瘤伴ITP患者已达到高缓解率,但其因血小板中BTK表达而抑制血小板聚集,禁用于ITP。相反,高度选择性BTK抑制剂rilzabrutinib不影响胶原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或在健康志愿者中诱导瘀伤或血小板计数波动。这种口服、可逆药物在持续性或慢性ITP的III期研究中显示出快速和持续的血小板反应、改善的疲劳和良好的安全性,成为首个获批用于该适应症的BTK抑制剂。此外,奥布替尼通过抑制浆细胞分化、自身抗体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分泌以及肝脾血小板吞噬,在活动性ITP小鼠模型中显著增加血小板计数,或可作为潜在治疗选择。泽布替尼通过将Fc受体平衡转向FcγRIb改善难治性ITP,一项II期研究证实其在皮质类固醇难治或复发疾病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5.2 系统性红斑狼疮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多器官、多因素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征是免疫耐受丧失和针对自身抗原的过度自身抗体产生,导致免疫复合物形成、炎症和多器官组织损伤。在SLE患者中,BTK表达和激活升高,促进自身反应性B细胞存活和激活、浆细胞分化以及通过Fc和Toll样受体介导的免疫复合物激活髓系细胞。在小鼠模型中,BTK抑制显著减少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浸润和积累;减少自身抗体产生和生发中心反应;并减轻肾损伤,提示潜在治疗获益。一致地,共价BTK抑制剂evobrutinib在SLE和类风湿关节炎小鼠模型中显示出疗效,体内研究证实了强效、高度选择性BTK抑制和高靶点占据。
尽管有这一令人信服的临床前依据,BTK抑制剂在SLE中的临床转化意外地具有挑战性。在evobrutinib的II期试验中,尽管达到高靶点占据,该药物未能证明临床有意义的疗效,提示单独BTK抑制可能不足以解决SLE的关键致病机制。类似地,在另一项涉及中度至重度活动性SLE患者的II期研究(NCT02908100)中,fenebrutinib表现出强效药效学效应,显著降低磷酸化BTK和CD19⁺ B细胞水平;然而研究未能达到第24周SRI-4反应的主要终点。
这些发现强调了SLE发病机制中生物学异质性和通路冗余。与BTK通常作为主导致癌驱动因素的B细胞恶性肿瘤不同,SLE中的炎症网络由多个平行和部分独立的通路维持,包括I型干扰素信号、T细胞介导的帮助以及BTK依赖性的长寿浆细胞。因此,尽管BTK抑制剂可以有效减弱B细胞激活和降低自身抗体水平,但这些效应可能不会转化为未选择患者群体的实质性临床改善。这种脱节提示未来治疗策略应超越单药治疗,要么通过识别更可能反应的生物标志物定义的B细胞驱动亚组,要么采用合理联合方法。例如,双重抑制策略(如将BTK抑制剂elsubrutinib与JAK1抑制剂upadacitinib联合)旨在实现更广泛的自身免疫网络抑制。
令人鼓舞的是,新兴临床数据表明这种精细化方法可能产生改善的结局。奥布替尼降低SLE患者抗双链DNA IgG水平,在轻至中度病例中耐受良好。一项II期研究评估了共价不可逆BTK抑制剂elsubrutinib,单独或联合选择性JAK1抑制剂upadacitinib(ABT-494),治疗轻至重度活动性SLE患者,显示疾病活动显著改善、总发作减少和首次发作时间延长。基于这些发现,多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正在评估evobrutinib、fenebrutinib、branebrutinib和elsubrutinib作为单药或联合治疗在SLE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5.3 类风湿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慢性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征为滑膜炎症、进行性软骨破坏和骨侵蚀,其发病机制涉及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Jansson等人鉴定了与关节炎易感性相关的X连锁基因,携带BTK突变的XID小鼠表现出关节炎发生率降低,表明BTK缺陷的保护作用。这些发现推动了多种BTK抑制剂在RA中的开发和评估。
BTK抑制剂可阻断B细胞增殖并降低自身抗体水平。在胶原诱导的关节炎小鼠模型中,它们抑制FcγRIII介导的TNF-α、IL-1β和IL-6产生。CC-292、GDC-0834、poseltinib、fenebrutinib和branebrutinib等多种BTK抑制剂已证明在减少关节炎症和骨损伤方面的疗效。早期临床研究支持这一治疗策略。在一项IIa期试验中,spebrutinib显著降低血清CXCL13和MIP-1β水平,与改善ACR反应相关。在一项针对甲氨蝶呤反应不佳患者的随机II期研究中,高剂量fenebrutinib显示出与adalimumab相当的疗效,证据表明可同时靶向B细胞和髓系通路。
高度选择性三环BTK抑制剂SOMCL-17-016双重抑制B细胞功能和破骨细胞生成,使其成为有前景的RA候选药物。Evobrutinib是一种能够穿透中枢神经系统的共价BTK抑制剂,在SLE、RA和MS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其他正在研究的BTK抑制剂(阿可替尼、NCT02387762;elsubrutinib、NCT03626502;branebrutinib、NCT04186871;BMS-986142、NCT02638948)增强了RA实验模型中的标准治疗疗效,但在中度至重度RA和甲氨蝶呤反应不足患者中未能赋予额外临床获益,强调了对精细化策略的需求。
5.4 多发性硬化
多发性硬化(MS)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CNS)炎症性脱髓鞘疾病,由异常免疫活动引起,导致神经传导和功能缺陷。体外研究表明BTK抑制剂抑制促炎性M1巨噬细胞的激活、分化和细胞因子释放。BTK抑制还减少B细胞中的线粒体呼吸,降低激活诱导的共刺激分子表达,并介导抗炎转变。在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模型中,BTK抑制剂通过B细胞非依赖机制表现出治疗疗效。
这些发现提示BTK阻断可能代表MS的治疗策略,并可能增强抗CD20疗法如利妥昔单抗的疗效。某些BTK抑制剂穿透血脑屏障(BBB)并抑制CNS内在自身反应性B细胞和小胶质细胞激活。Tolebrutinib是一种不可逆BTK抑制剂,具有高BBB穿透性,结合C481位点,在MS患者的II期试验中导致12周治疗后新钆增强病灶剂量依赖性减少,耐受性良好且无治疗相关停药。Fenebrutinib是一种非共价、可逆BTK抑制剂,在复发MS患者的II期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并实现早期、持久和持续的新脑损伤抑制。Evobrutinib在75 mg每日一次降低复发MS患者MRI增强病灶数量,但未影响年化复发率或残疾进展,部分患者因肝毒性停药。需要更大规模研究以充分评估BTK抑制剂在MS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多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正在评估BTK抑制是否可以作为抗CD20疗法的替代或补充。
5.5 干燥综合征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SS)的特征是B细胞过度活化、自身抗体产生(抗SSA/Ro和抗SSB/La)以及唾液腺和泪腺的淋巴细胞浸润。BTK信号通路促进B细胞激活、分化和自身抗体分泌。先天免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通过TLR-BTK依赖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产生进一步放大腺体炎症,促进免疫细胞募集到外分泌组织。这些机制强烈支持BTK抑制作为靶向pSS中适应性和先天免疫通路的策略。
多种BTK抑制剂已在临床上进行评估,包括非共价抑制剂BMS-986142和共价抑制剂branebrutinib、remibrutinib和tirabrutinib。临床结局迄今为止令人失望:随机试验显示branebrutinib(NCT04186871)和tirabrutinib(NCT03100942)未能证明显著临床获益。BMS-986142单药治疗试验(NCT02843659)因未达到主要终点而终止,remibrutinib(NCT04035668)的临床数据仍然有限。这些发现表明,尽管有强大的生物学合理性,BTK抑制单独可能不足以逆转已建立的腺体损伤。未来工作应更好地定义B细胞和BTK在pSS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并指导更有效治疗策略的开发。
5.6 慢性炎症性疾病
除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外,BTKi也在慢性炎症性疾病中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这些疾病由Fc受体介导的效应功能、嗜酸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激活或持续先天免疫反应驱动。在慢性自发性荨麻疹中,remibrutinib在对抗组胺药难治的患者中显示出快速临床改善,疾病活动、瘙痒和整体疾病负担降低,具有可接受的安全性特征。特应性皮炎是最常见的湿疹形式,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尽管特应性皮炎的直接临床数据仍然有限,但在花生或树坚果过敏的成人和儿童中,伊布替尼可抑制IgE介导的肥大细胞活化和过敏原诱导的反应。BTK通路也纳入气道炎症性疾病中,包括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其中先天免疫细胞和促炎介质的持续激活导致气道炎症和重塑。一项II期概念验证研究目前正在评估rilzabrutinib在成人中度至重度哮喘中的疗效(NCT05104892)。
因此,BTK抑制的治疗潜力可能超越自身免疫性疾病,扩展至更广泛的慢性炎症和过敏性疾病。然而大多数适应症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需要进行额外的临床研究来确定在非自身免疫性炎症环境中的长期疗效、安全性和最佳患者选择。
6 结论和未来展望
本综述系统涵盖了BTK抑制剂的分子生物学、信号网络、药理学演变和在人类疾病中的治疗应用。BTK不仅仅是B细胞受体信号的线性介质,而是由BCR、TLR、趋化因子受体、Fc受体和BAFF受体通路汇聚形成的互连免疫信号枢纽。其核心生物学功能涵盖受体近端激酶激活、B细胞存活和分化、免疫细胞迁移、先天免疫调节和肿瘤微环境协调。这些相互关联的机制支撑了BTK靶向治疗的生物学和转化依据。BTK抑制的治疗范式已从直接抑制恶性B细胞存活转向整合靶向抑制、免疫重塑和合理联合治疗的更广泛框架。从共价到非共价抑制剂、双靶点药物和BTK降解剂的进展体现了这一转变,提供了改善选择性和克服耐药的多样策略。
6.1 BTK抑制不断演变的治疗范式
在过去十年中,BTK抑制剂重塑了B细胞恶性肿瘤的治疗格局,推动了从强化化疗免疫治疗向靶向、口服和无化疗治疗策略的范式转变。这种临床转化反映了BTK在致癌BCR信号中的中心作用以及其在恶性B细胞存活、增殖、粘附、迁移和组织归巢中的更广泛参与。通过中断这些相互关联的过程,BTK抑制剂已成为多种B细胞恶性肿瘤环境中的基础药物。
BTK抑制的治疗意义超越直接肿瘤细胞抑制。BTK抑制剂影响免疫细胞功能、重塑肿瘤微环境相互作用并调节细胞因子介导的炎症反应,为与细胞疗法和其他免疫为基础的模式联合提供了生物学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将BTK抑制剂与CAR-T细胞治疗整合提供了调节免疫微环境和潜在增强治疗持久性的新机会。
除血液肿瘤学外,BTK抑制剂已扩展到免疫介导疾病,如在ITP等疾病中的临床进展和监管批准所例证。这种扩展反映了BTK在B细胞和先天免疫区室中的表达和功能相关性,其中它参与自身抗体产生、Fc受体介导的效应反应、巨噬细胞激活、肥大细胞信号和炎症调节。BTK抑制因此已从专注于恶性B细胞信号的单药策略演变为整合靶向抑制、免疫重塑和合理联合治疗的更广泛治疗平台。
6.2 持久获益的生物学和临床障碍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BTK靶向治疗的持久疾病控制仍受到生物学、临床和诊断挑战的限制。获得性耐药是最突出的障碍。最初以损害共价BTK抑制剂结合的C481突变为特征,现在耐药被认为是一个更异质的过程,涉及非C481 BTK突变、PLCG2改变、替代BCR信号、旁路通路激活和激酶非依赖BTK支架功能。这些机制揭示,治疗失败不仅是药物-靶点结合减少的药理学后果,也是在持续治疗压力下克隆选择和适应性信号重连的产物。
长期疾病控制进一步受到累积毒性和缓解深度不足的限制。尽管BTK抑制剂在许多B细胞恶性肿瘤中实现高缓解率,但单药治疗通常无法诱导深度分子缓解如MRD阴性,需要无限期治疗。持续暴露可能加剧累积毒性和经济负担,同时增加治疗中断和克隆演化的风险。
6.3 免疫治疗联合:机制依据和临床不确定性
抑制BTK为基于免疫治疗的联合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生物学基础。除抑制致癌BCR信号外,抑制BTK还可以通过增强T细胞功能、限制肿瘤细胞归巢和减少免疫抑制细胞群体来重塑免疫景观。这些效应可能减轻T细胞耗竭、减少免疫检查点表达和增强抗原呈递,为免疫介导的肿瘤清除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然而,这些联合的机制基础仍未完全确定。提出的机制包括PI3K/AKT/mTOR信号串扰、自噬调节和T细胞耗竭逆转,仍主要由关联性或间接证据支持,而非确定性因果实验。这一局限性反映了BTK抑制在恶性B细胞、T细胞、髓系细胞和微环境区室中的多效性效应,以及传统同基因模型再现人类疾病中慢性抗原驱动耗竭的能力有限。因此,需要严格的实验验证来区分真正的机制驱动因素和相关性观察。更生理相关的模型,包括谱系特异性BTK缺失系统、慢性病毒感染耗竭模型和系列患者样本的纵向单细胞分析,可能有助于弥合临床前假设和临床验证之间的转化差距。
基于BTK抑制剂的免疫治疗联合的临床证据也仍然异质。大部分可用证据来自回顾性分析、小型单臂I/II期研究或具有异质性CAR-T构建和支持治疗方案的机构队列。BTK抑制剂也已在相对于CAR-T治疗的不同时间点给药,包括桥接期间、输注期间或输注后维持,但治疗时机对CAR-T扩增、持久性、功能适应性和免疫相关毒性的影响尚未充分表征。因此,需要具有标准化CAR-T平台和整合相关性研究的前瞻性试验来确定最佳序贯和持续时间,并评估疗效和安全性。
类似的考虑适用于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D20×CD3双特异性抗体和其他免疫为基础的方法的联合。尽管早期研究提示可行性和潜在附加或协同活性,但持久获益、最佳患者选择和长期安全性仍有待确定。未来研究应超越探索性联合设计,纳入转化终点,包括免疫分析、MRD评估、基于NGS的耐药监测和功能性免疫分析,以识别最可能从特定基于BTK抑制剂的联合中获益的患者。
6.4 下一代BTK靶向治疗的精准指导策略
新兴BTK靶向药物为克服耐药和改善临床结局提供了新机会。非共价抑制剂和双模式化合物(如LP-168)在突变依赖背景下结合BTK,增加耐药疾病中的治疗灵活性。BTK降解剂(包括NX-2127)可通过泛素-蛋白酶体系统消除BTK,可能绕过激酶受损突变,而双重LYN/BTK抑制剂如birelintinib(DZD8586)可抑制BTK依赖和替代BCR信号。这些药物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克服获得性耐药,并可能作为合理免疫为基础联合的更适应性骨干,包括CAR-T治疗、双特异性抗体、BCL-2抑制和检查点阻断,使得能够系统评估最佳联合伙伴和序贯策略,特别是在有限期治疗或MRD指导的框架内。
然而,创新本身并不能消除生物学限制。大分子降解剂面临药代动力学限制,安全性信号如心律失常已出现,耐药突变(如A428D)凸显了治疗压力下的持续进化适应。因此,下一代BTK靶向药物的临床价值不仅取决于效力或新作用机制,还取决于合理序贯、安全性优化和动态治疗监测。
展望未来,多个方向具有前景。首先,分子耐药检测和下一代BTK抑制剂开发应整合到BTK靶向治疗策略中,以阐明持续治疗压力下的克隆演化。靶向二代测序(NGS)为基础的分析,辅以cfDNA分析和单细胞基因分型(在适当情况下),可以在明显临床复发前检测新兴耐药亚克隆,特别是涉及BTK、PLCG2、BCL2和其他耐药相关基因的改变,将耐药监测从回顾性解释转向前瞻性治疗转换、联合强化和治疗序贯。同时,非共价抑制剂、双靶点或双模式抑制剂和BTK降解剂的开发应考虑明确的耐药机制、激酶非依赖BTK功能、药代动力学特性和安全性特征。其次,将BTK抑制剂与CAR-T细胞、双特异性抗体、ICIs或BCL2抑制联合的反应适应性试验应定义这些策略的最佳时机、持续时间、免疫背景和毒性特征。第三,多组学技术,包括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TCR/BCR库分析,可能描绘恶性、自身免疫、炎症和选定实体瘤环境中的BTK依赖免疫网络。通过定义B细胞、髓系细胞、肥大细胞、基质区室和肿瘤相关免疫生态位中的疾病特异性BTK活性,这些方法可能区分因果机制和相关性观察,识别反应、耐药和毒性的生物标志物,并指导BTK抑制剂合理扩展到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之外。这对于良性免疫介导疾病尤为重要,未来开发应通过患者选择、组织分布、长期安全阈值和疾病特异性机制指导,而非直接外推肿瘤学经验。
最终,BTK靶向治疗正在进入一个阶段,治疗成功将较少取决于扩大适应症,而更多取决于将正确的抑制剂、联合伙伴、治疗持续时间和监测策略与每种疾病的生物学背景相匹配。通过整合下一代BTK靶向药物、分子耐药检测、免疫分析和多组学指导的生物标志物发现,未来治疗模型可能从持续经验性抑制转向机制知情、反应适应性和潜在有限疗程干预。这种方法可能改善治疗持久性、减少不必要的毒性,并扩展BTK抑制在恶性和免疫介导疾病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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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