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示DDR阳性晚期NSCLC患者免疫联合化疗获益显著,中位PFS达12.7个月
DDR通路基因检测补充PD-L1与TMB分层,PD-L1≥50%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59.5%为DDR阳性且中位PFS12.7个月长于阴性患者,或更获益免疫联合化疗
一项纳入121例PD-L1≥50%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59.5%的患者为DDR基因组改变阳性。DDR阳性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2.7个月,显著长于阴性患者的8.9个月(HR=0.542,p=0.045)。亚组分析显示,DDR阳性患者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PFS获益优于免疫单药,而DDR阴性组未见显著差异。
简明总结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改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结局,尤其是PD-L1高表达患者。然而,仍有部分患者获益有限,因此需要其他生物标志物指导治疗决策。本研究评估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DNA损伤应答(DDR)通路的基因组改变及其与免疫治疗结局的关系。携带多个DDR基因改变的患者具有不同的免疫特征、较高的持久临床获益率和较长的无进展生存期,并且似乎能从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中获得更大获益。结果提示,DDR基因组改变可能有助于识别更可能从个体化免疫治疗策略中获益的患者。
摘要
背景
尽管PD-L1高表达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后结局改善相关,但其仍不是一个完美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DNA损伤应答(DDR)通路改变与抗肿瘤免疫密切相关,并可影响肿瘤免疫原性及免疫微环境。本研究评估PD-L1≥50%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DDR改变的分布及临床影响,为个体化治疗选择和疗效预测提供依据。
回顾性纳入接受一线ICI为基础治疗且PD-L1表达≥50%的晚期NSCLC患者。采用综合癌症靶向面板对肿瘤组织进行下一代测序,并使用预先定义的35基因DDR面板识别和分类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DDR改变。研究评估DDR基因组改变状态与临床病理特征、细胞因子谱及免疫治疗结局之间的关系。
结果
121例患者中,根据DDR基因组改变,72例(59.5%)被归为DDR阳性,49例(40.5%)被归为DDR阴性。DDR阳性患者的DDR改变负荷及肿瘤突变负荷(TMB)较高;校正临床因素和TMB后,DDR阳性仍与结局改善独立相关。DDR阳性患者的持久临床获益(DCB)率及IL-2水平较高,而DDR阴性患者的TNF-α和IL-6水平较高。DDR阳性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长于DDR阴性患者,中位PFS分别为12.7个月和8.9个月;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获益主要见于DDR阳性患者。
结论
DDR基因组改变与不同的免疫特征相关,可能成为免疫治疗分层的潜在生物标志物。DDR阳性患者可能从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中获得更大获益,仍需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引言
NSCLC约占全部肺癌病例的85%,目前仍是中国及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在人群层面,关键基因组改变识别技术的进步以及ICI的出现,显著提高了3年相对生存率,并重塑了治疗模式。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是一种表达于肿瘤细胞及肿瘤微环境多种组成成分的免疫检查点配体,可与主要表达于活化T细胞的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结合。PD-1/PD-L1轴通过减弱T细胞活化并促进肿瘤免疫逃逸,构成免疫抑制的基本机制。
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等靶向PD-L1或PD-1的单克隆抗体,已在多种恶性肿瘤中显示显著临床疗效,并成为现代肿瘤免疫治疗的基石。PD-L1高表达定义为肿瘤比例评分(TPS)≥50%,是与ICI临床获益增加相关的公认生物标志物。Ⅲ期KEYNOTE-024研究显示,在TPS≥50%的晚期NSCLC患者中,一线帕博利珠单抗较含铂化疗改善临床结局;后续KEYNOTE-042和IMpower110等Ⅲ期研究也报告了相似的生存获益。
然而,单独检测PD-L1表达无法充分反映ICI免疫反应的异质性。TMB、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及免疫相关基因表达特征等其他生物标志物,可能为患者选择提供补充信息。
DDR通路改变与免疫治疗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并可能影响肿瘤-免疫相互作用和患者选择。在肺癌中,DDR改变相对常见,并与吸烟相关诱变和较高TMB有关。DNA修复缺陷导致的基因组不稳定性可促进肿瘤发生,同时也可能产生治疗弱点。DDR活性可通过影响肿瘤免疫原性、肿瘤免疫微环境及免疫检查点信号而调节抗肿瘤免疫。在部分情况下,DDR功能缺失可能增加肿瘤对合成致死策略的敏感性并增强免疫识别。这些相互作用为研究DDR改变的生物标志物作用以及探索DDR靶向治疗联合免疫治疗提供了依据。
鉴于PD-L1高表达NSCLC患者的治疗反应仍存在明显异质性,且DDR改变可能影响治疗敏感性,本研究对基因组突变数据开展单中心回顾性分析,以描述该人群DDR基因改变的临床和分子特征。研究旨在明确DDR改变谱并评估其临床相关性,从而为理解治疗反应异质性和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患者招募
这项探索性单中心研究回顾性审查了2022年12月至2025年4月在本院肿瘤科接受治疗、PD-L1 TPS≥50%的187例患者(图1为队列筛选流程)。主要纳入标准为:(1)经组织学证实的晚期NSCLC,且具有可用的PD-L1检测结果;(2)接受一线ICI为基础的治疗,包括ICI单药或ICI联合含铂化疗;(3)不存在敏感驱动基因改变,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重排及ROS1融合。应用预设入组标准后,最终纳入121例患者。

图1 患者筛选流程。最初筛选187例NSCLC患者,随后识别并纳入133例PD-L1高表达患者;其中2例死于非癌症原因,10例失访,最终121例进入分析队列。NSCLC:非小细胞肺癌;PD-L1:程序性死亡配体1;TPS:肿瘤比例评分;ICI:免疫检查点抑制剂;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ALK:间变性淋巴瘤激酶;ROS1:ROS原癌基因1受体酪氨酸激酶。
患者变量收集
收集的数据包括年龄、性别、吸烟状态、组织学亚型、PD-L1表达、TMB、基因组改变及基线细胞因子水平。组织学亚型包括肉瘤样癌、腺癌和鳞状细胞癌。本回顾性研究获得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由于研究采用回顾性设计并使用去标识化患者数据,免除知情同意。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
组织NGS与基因组数据分析
从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肿瘤标本中提取基因组DNA,采用覆盖DDR相关基因的靶向测序面板进行综合基因组分析。平均测序深度超过250×,超过99%的外显子区域覆盖深度达到100×以上。采用组织NGS识别缺失、截短及功能缺失事件,包括无义突变、纯合缺失、移码突变和基因内重排。随后使用整合基因组浏览器对所有候选变异进行人工复核。
TMB根据综合基因组分析覆盖的全部编码区计算,定义为每兆碱基非同义体细胞突变数(Muts/Mb)。计算时排除同义变异、非编码变异、胚系变异以及测序支持不足的变异。采用Dako PD-L1 IHC 22C3 pharmDx检测进行免疫组织化学评估,并依据厂商说明计算TPS:PD-L1染色肿瘤细胞数除以存活肿瘤细胞总数,再乘以100。
血浆细胞因子分析
在开始一线ICI为基础的治疗前采集外周血。经离心分离血浆,并于-80℃保存至分析。按照厂商方案,采用多重微球免疫测定(Luminex平台)定量检测循环白细胞介素2(IL-2)、白细胞介素6(IL-6)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所有测量均进行双重复,浓度依据重组细胞因子标准曲线计算,并通过内部质量控制验证。
评价终点
所有至少接受1次影像学肿瘤随访评估的患者均纳入疗效分析。治疗医师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版评估肿瘤反应。持久临床获益(DCB)定义为从治疗开始计算PFS≥6个月;在6个月内疾病进展或死亡的患者归为无持久获益(NDB)。PFS定义为从开始治疗至影像学疾病进展或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
统计学分析
使用GraphPad Prism 9.5.0版和R 4.4.1版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汇总基线特征;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和范围表示,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酌情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估算生存分布,并通过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估算风险比(HR)和95%置信区间(CI)。多变量Cox模型纳入具有临床意义的变量,包括DDR状态、治疗方案、年龄、ECOG体能状态、吸烟史、PD-L1表达水平及TMB。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0.05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患者临床特征
鉴于DDR网络复杂且功能异质,单个DDR相关基因改变不一定代表DNA修复能力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破坏。因此,在本项探索性分析中,DDR阳性定义为存在影响至少2个DDR相关基因的有害体细胞改变。这一分类旨在代表DDR通路受损的复合基因组表型,而非直接测量功能性DDR缺陷。有害改变定义为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变异,包括蛋白截短改变(无义突变和移码插入/缺失)、经典剪接位点变异及既往报道的有害改变。排除意义未明变异及缺乏明确功能相关性的变异。DDR相关基因改变少于2个的患者归为DDR阴性。
按DDR状态分层的主要临床病理特征见表1。共纳入121例PD-L1高表达患者,其中72例(59.5%)为DDR阳性,49例(40.5%)为DDR阴性。DDR阳性组诊断时中位年龄为67岁(范围44~85岁),多数为男性(77.8%)及腺癌(59.7%);DDR阴性组分布相近。两组吸烟状态、活检部位、基线转移负荷、淋巴结分期及免疫治疗方案均无显著差异。
DDR阳性患者中,46例(63.9%)PFS至少达到6个月并获得DCB,显著高于DDR阴性组的42.9%(p=0.026);NDB在DDR阴性组更常见。DDR阳性患者出现TMB升高(≥10个突变/Mb)的比例也更高(34.7%比14.3%,p=0.013)。

表1 患者临床特征(第一部分)。

表1(续) N:淋巴结;ICI:免疫检查点抑制剂;DCB:持久临床获益;NDB:无持久获益;TMB:肿瘤突变负荷;mut/Mb:每兆碱基突变数;DDR:DNA损伤应答。
PD-L1高表达NSCLC的DDR基因改变谱
表2汇总不同功能性修复通路中DDR基因改变的分布及其与临床获益的关系。DDR改变分布于多条修复通路,包括碱基切除修复、损伤感知、同源重组、错配修复、核苷酸切除修复、Fanconi贫血、染色质重塑及TP53通路。TP53通路改变在两组中最常见:DCB组和NDB组分别有63.9%和73.5%的患者检出TP53突变,提示其发生率虽高,但对临床获益分层的区分能力有限。
在SWI/SNF染色质重塑通路中,ARID1A突变在DCB组富集(18.1%比4.1%)。Fanconi贫血通路基因改变,特别是FANCA(11.1%比2.0%),也更常见于获得DCB的患者。相反,ATR(11.1%比22.4%)和CHEK2(1.4%比6.1%)等损伤感知基因突变在NDB组更常见,提示其可能与较差临床结局相关。BRCA1、BRCA2和PALB2等同源重组修复基因改变在两组均有检出,其中PALB2突变在DCB组略有富集(8.3%比2.0%)。错配修复及核苷酸切除修复通路基因突变频率相对较低,未显示与临床获益的明确关联模式。

表2 PD-L1高表达NSCLC患者DDR基因改变频率(第一部分)。

表2(续) 按碱基切除修复、损伤感知、Fanconi贫血、同源重组、错配修复、核苷酸切除修复、SWI/SNF染色质重塑及TP53通路列示各DDR基因改变频率。DCB:持久临床获益;NDB:无持久获益。各基因全称按原文表注保留于截图中。
DCB组与NDB组的DDR基因改变和TP53突变模式
按DCB状态划分的非TP53 DDR基因改变负荷见图2A。DCB患者倾向具有较高的非TP53 DDR改变负荷,存在至少2个非TP53 DDR改变的比例高于NDB组;相反,单个或无非TP53 DDR改变在NDB患者中更常见。需要注意的是,该分析描述非TP53 DDR改变负荷的分布,不应将其视为等同于后续预后分析中预先定义的DDR阳性/阴性分类。
TP53突变分析显示,错义突变是DCB组和NDB组的主要亚型,其次为无义突变。移码突变、插入/缺失、同义突变及多个TP53突变事件等其他亚型在两组中的发生率均较低(图2B)。两组TP53突变亚型的总体分布无显著差异,提示单独使用TP53突变模式区分有无DCB的能力有限。

图2 按持久临床获益状态划分的非TP53 DDR改变负荷(A)及TP53突变模式(B)分布。TP53:肿瘤蛋白p53;DCB:持久临床获益;NDB:无持久获益;DDR:DNA损伤应答。
DDR状态与细胞因子谱的关系
队列中全部121例患者均有细胞因子检测数据。循环细胞因子谱的探索性分析显示,不同DDR状态患者之间存在差异(图3)。DDR阳性患者的循环IL-2水平高于DDR阴性患者(p<0.05)。相反,DDR阴性组IL-6和TNF-α浓度升高,IL-6(p<0.0001)和TNF-α(p<0.001)的差异更为显著。这些结果提示DDR状态与全身细胞因子模式相关,但这些外周免疫改变的生物学意义仍需进一步验证。

图3 DDR阳性与DDR阴性患者基线细胞因子水平比较。统计学显著性标记为:p<0.05,*p<0.05,***p<0.001,****p<0.0001。IL-2:白细胞介素2;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IL-6:白细胞介素6;DDR:DNA损伤应答。
按DDR状态和治疗方案分层的疗效
亚组分析按DDR状态及治疗策略(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与免疫单药治疗)分层。在总体队列中,DDR阳性患者的PFS显著长于DDR阴性患者(log-rank p=0.045;HR=0.542,95% CI:0.298~0.986),中位PFS分别为12.7个月和8.9个月(图4A)。
在DDR阳性患者中,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较免疫单药治疗与PFS改善相关(log-rank p=0.001;HR=0.537,95% CI:0.296~0.975;图4B)。DDR阴性亚组中,联合治疗也显示PFS数值改善趋势,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log-rank p=0.142;HR=0.586,95% CI:0.332~1.035;图4C)。
治疗与DDR状态的交互作用检验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不同DDR状态下治疗策略与PFS之间的差异性关联尚未得到统计学证实。

图4 DDR状态、治疗策略与PFS之间的关系。(A)DDR阳性患者的PFS长于DDR阴性患者(log-rank p=0.045;HR=0.542,95% CI:0.298~0.986;DDR阴性为参照)。(B)DDR阳性亚组中,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较免疫单药治疗与PFS改善相关(log-rank p=0.001;HR=0.537,95% CI:0.296~0.975;免疫单药为参照)。(C)DDR阴性亚组中,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较免疫单药治疗显示PFS改善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142;HR=0.586,95% CI:0.332~1.035;免疫单药为参照)。HR采用以疾病进展或死亡为事件的Cox比例风险模型估算。DDR:DNA损伤应答;PFS:无进展生存期;HR:风险比。
为评估DDR状态在TMB之外是否与PFS独立相关,研究进行了多变量Cox回归分析,纳入DDR状态、TMB、治疗方案、年龄、ECOG体能状态、吸烟史及PD-L1表达水平。校正上述协变量后,DDR阳性仍与PFS延长独立相关(HR=0.54,95% CI:0.31~0.94,p=0.020;DDR阴性为参照);TMB与PFS则无显著关联(HR=0.75,95% CI:0.45~1.25,p=0.262)。结果提示,DDR改变可能提供TMB以外的补充生物学信息,并可能成为PD-L1高表达NSCLC患者PFS相关的独立生物标志物。
讨论
晚期NSCLC中DDR通路与治疗结局的关系,既往主要在含铂化疗而非免疫治疗背景下进行研究。现有证据提示DDR功能状态可能影响治疗反应,例如ERCC1密码子118多态性可预测铂类敏感性;相比之下,XPD多态性并未显示类似预测价值,说明不同DDR组成成分存在功能异质性,并非所有DNA修复基因对治疗反应的作用相同。
目前很少有研究专门评估DDR改变是否影响PD-L1≥50%患者的免疫治疗结局,这构成基因组不稳定性与免疫治疗选择交叉领域的重要知识空白。从机制上看,影响DDR通路的基因组改变可能通过增加TMB和新抗原形成而产生免疫原性更强的肿瘤表型,继而影响免疫识别及ICI敏感性;但这一假设尚未在临床定义明确的PD-L1高表达人群中得到充分验证。
本研究综合评估PD-L1高表达NSCLC患者的临床结局、细胞因子谱与DDR改变状态之间的关系,并使用涵盖8条主要DNA修复通路、共35个基因的DDR靶向面板描述这一临床人群的DDR改变模式。通过整合分子和临床特征,研究结果揭示了PD-L1高表达NSCLC的生物学异质性,并显示DDR改变、免疫相关特征及治疗反应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帕博利珠单抗单药已成为PD-L1表达≥50%的晚期NSCLC患者首选一线治疗,使标准治疗从历史上的含铂双药化疗发生范式转变。无论非鳞癌还是鳞癌组织学类型均适用这一推荐,提示PD-L1表达对免疫治疗获益的预测作用可能强于传统组织学分类。然而,相当一部分PD-L1高表达患者仍无法获得持久临床获益,说明PD-L1不足以反映肿瘤-免疫相互作用的全部复杂性。
此外,临床指南纳入多种替代治疗策略,特别是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也进一步说明PD-L1≥50%本身不能最终决定最佳方案。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卡铂和培美曲塞、阿替利珠单抗为基础的三联或四联方案以及其他联合方案均可选择,因此PD-L1高表达患者是否都能从单药或联合方案中获得相同获益,仍存在不确定性。
多项机制假设认为DNA修复通路状态可能影响免疫治疗反应。DNA修复受损可因复制错误未被纠正及DNA损伤累积而增加TMB。本队列DDR阳性患者更常出现高TMB(≥10个突变/Mb),与DDR通路改变增加基因组不稳定性和突变负荷的既往证据一致。更高TMB可能增加新抗原生成并形成免疫原性更强的肿瘤表型,从而部分解释部分患者对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的敏感性增强。
重要的是,多变量Cox回归显示,在校正TMB及其他临床变量后,DDR阳性仍与PFS延长独立相关,提示DDR改变的价值可能超越其与TMB的关联。因此,DDR改变可能成为PD-L1高表达NSCLC免疫治疗分层的补充生物标志物,但其潜在生物学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DDR阳性患者的IL-2水平较高,而DDR阴性患者的IL-6和TNF-α水平较高。这些差异可能提示DDR状态不同对应不同的全身免疫活性。然而,循环细胞因子反映外周免疫活性,未必能完整呈现肿瘤微环境内的免疫状态。DDR阴性患者较高的IL-6和TNF-α水平可能提示促炎状态更强。近期研究还将遗传性DDR变异与包括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免疫特征在内的全身免疫特征联系起来,提示宿主遗传背景可能参与肿瘤-免疫相互作用。本队列不同DDR组之间的循环细胞因子差异,可能反映免疫反应类型而非仅仅反映反应强度。
从生物学角度看,PD-L1表达反映适应性免疫抵抗表型,但不能完整反映上游基因组不稳定性或下游免疫效应功能。因此,整合DDR相关生物标志物可能为患者分层提供额外信息。本队列中,获得DCB的患者具有多个DDR基因改变(≥2个)的频率较高,DDR阳性与PFS较DDR阴性延长相关,提示DDR改变可能与临床结局改善相关。
亚组分析还显示,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DDR阳性患者PFS长于接受免疫单药治疗者。然而,鉴于研究采用回顾性设计且治疗分配并非随机,这些结果应谨慎解释,不能据此将DDR状态确立为治疗选择的经验证预测性生物标志物。更准确地说,DDR改变可能代表一种与免疫反应性更强的表型及联合治疗获益更大相关的基因组背景。化疗诱导的肿瘤微环境重塑,包括抗原释放增加和免疫抑制成分调节,可能部分解释上述观察结果。仍需前瞻性研究进一步确定DDR状态指导免疫治疗策略的临床价值。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第一,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限制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第二,本研究分析基于外周细胞因子水平,可能无法完整反映肿瘤微环境;多重免疫组织化学或单细胞RNA测序等组织免疫分析有助于更直接地描述肿瘤免疫微环境。此外,本研究未直接评估治疗相关毒性,因此细胞因子谱与治疗安全性的关系仍不明确。最后,需要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评估DDR状态的预测价值,并明确DDR指导的治疗策略能否改善临床结局。
结论
研究结果提示,在PD-L1高表达的晚期NSCLC患者中,DDR改变状态与不同的循环细胞因子谱相关。DDR阳性肿瘤患者的循环IL-2水平较高,DDR阴性肿瘤患者的IL-6和TNF-α水平较高。DDR阳性还与PFS延长相关,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患者观察到较好结局。由于研究采用回顾性设计且治疗分配并非随机,应谨慎解释这些结果。仍需进一步开展前瞻性研究,以确定DDR状态能否用于识别更可能从免疫治疗为基础的治疗中获益的患者。
文献来源
Hao F, Zhang L, Zhong D. DNA Damage Response Alterations Stratify Response to ICI-Based Therapy in Advanced NSCLC with High PD-L1 Expression. Current Oncology. 2026;33:508. DOI: 10.3390/curroncol33090508.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来源: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 news.med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