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水土教授解读DLL3与B7-H3相继突破后的小细胞肺癌治疗格局之变
对话大咖 | DLL3与B7-H3相继突破,冯水土教授解读小细胞肺癌治疗格局之变
冯水土教授在学术大会访谈中表示,DLL3经双抗塔拉妥单抗Ⅲ期阳性结果证实靶点可行,多项B7-H3 ADC于2026年公布突破性后线数据,但均未在国内获批上市。他还介绍ETER701研究采用化疗+贝莫苏拜单抗诱导、序贯贝莫苏拜单抗联合安罗替尼维持,中位总生存19.32个月,较单纯化疗延长7.43个月,被2026年版CSCO指南列为广泛期一线I级推荐。
编者按
小细胞肺癌,长期被视为“靶点荒漠”。化疗时代结束后,免疫治疗虽带来一线突破,但复发耐药后的治疗选择始终捉襟见肘。直到2026年,DLL3与B7-H3两大靶点的临床数据相继读出,这一局面才开始松动。两个靶点的成功,不仅打破了“小细胞肺癌无可用靶点”的固有印象,更倒逼临床将DLL3、B7-H3纳入常规病理检测,推动治疗分层从模糊走向精准。
在2026“海丝侨韵·肺腑同心”惠世肺癌早筛早诊及精准治疗第二届学术大会上,【医悦汇】对话大咖栏目邀请到厦门市肿瘤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海沧院区)冯水土教授,围绕小细胞肺癌靶点成药之路、ADC与CAR-T的临床定位、免疫与ADC的协同前景,以及精准诊疗面临的核心挑战,展开深入探讨。
医悦汇:从临床医生视角看,B7-H3和DLL3这两个靶点的成药之路分别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它们的成功对于小细胞肺癌治疗格局的变革有何标志性意义?
冯水土教授:DLL3靶点的研发之路非常曲折。早期DLL3 ADC药物Rova-T一度被寄予厚望,但Ⅲ期研究失败,使行业一度怀疑该靶点的价值;直至DLL3/CD3双抗塔拉妥单抗Ⅲ期研究取得阳性结果,才证实该靶点可行,属于ADC踩坑、TCE双抗破局。
B7-H3靶点则经历了单抗、双抗的多次折戟,受限于靶点本身的免疫复杂性,直至新一代ADC技术迭代,连接子与载荷不断优化,2026年多项B7-H3 ADC公布亮眼后线数据,客观缓解率实现突破,使B7-H3从科研靶点真正转化为临床可用武器,但目前均未在国内获批上市。
两个靶点的成功,其标志性意义体现在两点:第一,打破小细胞肺癌“无可用靶点”的固有印象,同时为脑转移患者带来新的治疗机会,也倒逼临床将DLL3、B7-H3纳入常规病理检测,重塑全程管理思路;第二,推动治疗分层,未来可依据靶点表达状态,为复发耐药患者匹配个体化方案。
但我们也应客观看到,靶点检测标准化、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仍有待完善。与此同时,在广泛期SCLC一线治疗中,ETER701研究采用“化疗+贝莫苏拜单抗诱导,序贯贝莫苏拜单抗联合安罗替尼维持”的分段治疗策略,给出了高质量的中国人群证据,中位总生存期达到19.32个月,对比单纯化疗组延长7.43个月,被2026年版CSCO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列为广泛期一线治疗I级推荐。该研究也确立了“免疫+抗血管生成+化疗”四药联合的一线新范式,为中国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树立了新的一线治疗标杆,也为后续新型靶点药物联合提供了良好的免疫治疗基础。
医悦汇:请问您如何看待ADC与CAR-T这两类不同技术路径在小细胞肺癌后线治疗中的定位差异?临床医生应如何根据患者特征在这两类创新疗法中做出选择?
冯水土教授:ADC与CAR-T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逻辑。ADC是靶向细胞毒药物,现货可用、给药方便,B7-H3 ADC已有Ⅲ期阳性证据,属于当下临床可落地的方案;其短板在于疗效依赖靶抗原表达,需警惕ILD、骨髓抑制。
CAR-T具备长期应答潜力,但实体瘤瓶颈尚未解决,小细胞肺癌CAR-T仍处于Ⅰ期临床探索阶段,需经历细胞采集、体外修饰、清淋预处理、回输的完整流程,制备周期长,暂无获批临床适应证,目前仅限于临床试验。
在临床选择上,首先应进行靶点评估:DLL3、B7-H3表达水平是重要参考;其次评估ECOG体能状态与脏器功能。
对于体能状态好、靶标阳性、多线治疗失败的患者,优先考虑ADC。CAR-T目前更多集中于临床试验,适合愿意参与研究、经过充分筛选后ECOG良好、淋巴细胞储备佳、所有标准方案失败的患者,尚不能常规用于真实世界。此外,我们也在思考,ADC是否可以与贝莫苏拜单抗这类PD-L1抑制剂开展联合:ADC杀伤肿瘤释放肿瘤抗原,PD-L1解除免疫抑制,理论上具备协同潜力,值得开展临床探索。
医悦汇:您如何看待免疫治疗与ADC药物在小细胞肺癌不同治疗阶段中的协同潜力?
冯水土教授:机制上,二者具备协同基础:ADC杀伤肿瘤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释放肿瘤新抗原,将冷肿瘤转为热肿瘤,免疫药物则放大抗肿瘤免疫。但小细胞肺癌不同疾病阶段,肿瘤负荷、肿瘤微环境、免疫状态差异巨大,免疫与ADC的协同逻辑也各不相同。
第一,局限期SCLC根治后巩固阶段:目前标准为度伐利尤单抗巩固,但半数患者仍远处复发。现阶段ADC并不适合直接用于局限期巩固,局限期目标是追求长期治愈,ADC毒性特征尚不适合长期维持。未来可以探索:如果根治后出现微小残留、高复发风险人群,评估ADC联合免疫的研究价值。
第二,广泛期SCLC一线:当前标准已包含PD-L1抑制剂联合化疗,前述四药方案已实现优秀总生存数据。随着2026年ADC、塔拉妥单抗数据落地,未来1-2年,广泛期一线的精准联合方案将出现新的治疗准则。一线直接将ADC纳入是联合探索最热门的场景,有望克服一线免疫化疗耐药,但需谨慎平衡疗效叠加与毒性叠加。未来的研究方向不是简单堆砌药物,而是筛选亚组:例如肿瘤负荷高、神经内分泌亚型显著的患者,探索在免疫+化疗基础之上联合ADC,但必须做好安全性管控。
第三,复发后线阶段是免疫与ADC协同最有前景的场景。很多患者一线免疫治疗之后耐药,肿瘤微环境高度抑制。ADC有望将“冷肿瘤”转化为“热肿瘤”,重新恢复对免疫药物的敏感性。但此处仍有许多待解答的问题:联合顺序,是ADC与免疫同步,还是ADC序贯免疫;哪些生物标志物可以筛选获益人群;联合之后不良反应如何管理,均需要更多真实世界与临床研究去回答。
总体来看,ADC联合免疫虽有理论优势,但全部处于临床研究阶段,不能替代现有标准方案。
医悦汇:在新药密集涌现的背景下,您认为当前小细胞肺癌精准诊疗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冯水土教授:目前存在的挑战有很多,例如生物标志物体系不完善、真实世界与临床试验之间存在鸿沟、治疗决策越来越复杂、治疗排兵布阵没有标准答案、药物可及性问题等。
最大挑战是小细胞肺癌本身高度的时空异质性:原发灶、转移灶靶点表达不一致,经过化疗、免疫治疗压力后还会发生抗原丢失,单次活检难以代表全身肿瘤状态,造成靶点阳性但疗效不佳;同时DLL3、B7-H3缺乏统一检测判读标准,缺少成熟伴随诊断,筛选真正获益患者难度大;如何精准筛选获益人群,是当前核心难题。
面向未来,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国产创新药研发,另一方面,要推进检测标准化、开展更多中国人群真实世界研究,把临床试验的优秀数据真正转化为普通患者实实在在的生存获益。
写在后面
小细胞肺癌的精准治疗,正在从“无靶可打”走向“有靶可测、有药可选”的新阶段。但方向明确不等于路径平坦。靶点检测标准化、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ADC与免疫的最佳联合顺序、CAR-T在实体瘤中的瓶颈突破,以及小细胞肺癌高度时空异质性带来的“靶点阳性却疗效不佳”难题,仍需大量真实世界研究与临床探索去回答。正如冯水土教授所言,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精准筛选获益人群,而解决这一难题,既需要国产创新药的持续研发,也需要检测标准化与中国人群真实世界研究的协同推进。
从“有药可用”到“用得精准”,小细胞肺癌的精准诊疗仍有长路要走。但靶点成药之门的开启,已经让这个曾经被边缘化的瘤种,站到了创新治疗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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