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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医学·临床资讯·· 2026-10-13精选AI 评分68

胆道癌根治术后真实世界研究:肿瘤知情 ctDNA 预测复发优于 CA19-9 和 CEA,较影像提前 3.7 个月

胆道癌真实世界:肿瘤知情MRD优于CA19-9和CEA预测复发,为最显著预后因素,术后2–12周及监测期ctDNA阳性率23%和38%,较影像提前3.7个月

AI 导读

一项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显示,167例Ⅰ–Ⅲ期根治性切除胆道癌患者中,肿瘤知情 ctDNA 在术后2–12周 MRD 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检出率分别为23%和38%。

推荐理由

真实世界回顾性队列显示,肿瘤知情 ctDNA 阳性较影像中位提前 3.7 个月提示复发,优于 CA19-9 和 CEA,可为胆道癌术后风险分层提供参考。

正文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DeepEvidence为你支撑决策

简明总结

本研究纳入167例接受根治性切除的Ⅰ–Ⅲ期胆道癌患者,共分析751份血浆样本。肿瘤知情型ctDNA在术后2–12周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阳性率分别为23%和38%。多变量分析显示,ctDNA阳性是复发风险最显著的预后因素:MRD窗口HR为15.86,监测期HR为14.93;ctDNA较影像学平均提前3.70个月提示复发,复发检测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6%和95.7%。相比之下,CA19-9和CEA在两个时间窗均无显著预后价值。结果提示,个体化、肿瘤知情型ctDNA连续监测可补充影像和传统血清标志物,用于术后风险分层和复发预警,但基于ctDNA结果调整治疗仍需前瞻性试验验证。

摘要

背景

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循环肿瘤DNA(ctDNA)在胃肠道肿瘤中的预后和预测价值。本研究评估ctDNA作为预后生物标志物,用于检测已切除胆道癌(BTC)患者的分子残留病灶(MRD)和复发。

材料与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真实世界数据,纳入167例Ⅰ–Ⅲ期可切除BTC患者。患者于2020年7月至2024年2月期间接受个体化、肿瘤知情型16重多重PCR联合下一代测序检测(Signatera;Natera公司,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共采集751份血浆样本,采样时间包括术前、术后(2–12周;MRD窗口)以及纵向随访期间(根治性治疗后监测)。将ctDNA结果与传统生物标志物糖类抗原19-9(CA19-9)和癌胚抗原(CEA)进行比较。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21个月(范围2–97个月)。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ctDNA检出率分别为23%(19/82)和38%(31/82)。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ctDNA阳性均与较差的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总生存期(OS)显著相关。多变量分析显示,ctDNA阳性是与RFS相关的最显著预后因素:MRD窗口的风险比(HR)为15.86(95% CI 4.69–53.6,P<0.001),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HR为14.93(95% CI 5.33–41.9,P<0.001)。相比之下,CA19-9和CEA在任一情境下均无显著预后价值。

结论

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ctDNA阳性患者的RFS和OS显著较差,且ctDNA的准确性高于现有临床生物标志物。这些结果突出了ctDNA监测在改善BTC预后判断方面的价值,并有望通过更早发现复发来优化术后风险分层和监测策略。

引言

胆道癌(BTC)是一类罕见且高度侵袭性的恶性肿瘤,包括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胆囊癌和壶腹癌。尽管进行了根治性手术并整合辅助化疗,Ⅰ–Ⅲ期患者的长期结局仍然较差,复发率超过60%。影像学确认复发后的结局仍不理想,凸显出采用更精准工具进行复发风险分层并及时实施治疗干预的必要性。

目前,术后监测策略依赖横断面影像学检查以及CA19-9、CEA等血清生物标志物。然而,这些方法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并不理想,经常导致复发发现延迟或结果不明确。相比之下,ctDNA已成为多种实体瘤中的变革性生物标志物,可通过无创方式检测MRD,并可在影像学或临床进展前数月预测复发。

在结直肠癌和胃食管癌中,ctDNA纵向监测对复发显示出较高敏感度和预后价值,可为辅助治疗和监测情境下的风险适应性策略提供依据。然而,ctDNA在BTC中的预后价值尚不明确,评估其实用性的数据有限。早期研究提示,在预测复发和指导随访方面,ctDNA可能优于CA19-9等传统标志物。

鉴于BTC的侵袭性以及可靠复发监测工具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本研究探讨ctDNA作为已切除BTC患者复发预后生物标志物的作用。我们报告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评估ctDNA动态变化与复发风险的关系,并探讨ctDNA指导的监测能否在传统影像和临床评估之外提高复发的早期检出能力。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前瞻性采集的纵向血浆样本真实世界数据。多机构队列共包括223例于2020年7月至2024年2月接受治疗的Ⅰ–Ⅲ期可切除BTC患者。排除初诊为Ⅳ期(n=7)、肿瘤不可切除(n=4)、随访不足2个月(n=40)或缺少ctDNA数据(n=5)的56例患者后,共167例可评估患者纳入最终分析(图1)。所有患者是否接受外周血临床ctDNA检测(两管10 mL Streck采血管)由开单医师酌情决定,平均每例患者采集4.5份样本(范围1–18份)。连续两次ctDNA检测的中位间隔为90.5天(范围29–643天),影像学检查的中位频率为97天(范围0–357天)。

本研究遵循Natera方案21-058、《赫尔辛基宣言》、适用的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21篇、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以及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指南。依据45 CFR 46.116(d)和45 CFR 46.117(c)(2),本研究分别获准免除知情同意过程及知情同意文件签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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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研究纳入患者流程及不同胆道癌亚型的ctDNA检出率。BTC:胆道癌;ctDNA:循环肿瘤DNA;MRD:分子残留病灶。

个体化、肿瘤知情型ctDNA检测

所有生物样本均按照Natera公司(美国奥斯汀)经《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验证的标准操作程序处理。对于接受商业检测的患者,采用临床验证的个体化、肿瘤知情型16重多重PCR(mPCR)检测(Signatera;Natera公司)进行ctDNA分析。简言之,对每例患者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肿瘤组织以及匹配的正常血液DNA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根据WES结果,为每例患者排名靠前的16个患者特异性体细胞单核苷酸变异(SNV)设计mPCR引物。利用针对这些个体化SNV的mPCR引物,在相应患者的血浆游离DNA(cfDNA)中追踪ctDNA。若血浆cfDNA样本中检出两个或以上SNV,且超过预先设定算法的置信阈值,则判定为ctDNA阳性。ctDNA浓度以每毫升血浆中的平均肿瘤分子数定量报告。

统计学分析

主要研究目标为评估RFS,其定义为从手术切除日期至影像学/临床疾病进展或任何原因死亡日期的时间。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OS和RFS,并使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R 4.3.1版,R Found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奥地利维也纳)。在ctDNA分析中,MRD窗口定义为术后2–12周内的ctDNA检测时间点。根治性治疗后监测窗口定义为:未接受辅助治疗者从MRD窗口后的时间点开始;接受辅助化疗(ACT)者从ACT结束后2周开始;均持续至末次随访或复发。

生存分析排除临床复发后的所有ctDNA检测结果。为控制不死时间偏倚,仅纳入术后至少12周仍存活且无事件的患者,从而排除手术时实际已为Ⅳ期的患者。采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与RFS相关的最显著预后因素。所有P值均基于双侧检验,P≤0.05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ox比例风险模型使用时间依赖性协变量,并采用Firth惩罚偏似然法处理罕见事件造成的完全分离。模型假设在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连续ctDNA分析中不考虑受试者内相关性。

结果

患者队列

分析最初纳入223例BTC患者。排除初诊Ⅳ期、肿瘤不可切除、随访不足2个月或缺少ctDNA数据的56例后,共167例可评估患者进入最终分析(图1)。其中53例(31.7%)曾纳入既往发表的较小队列;本研究对其继续随访并进行了扩大的多中心验证。按BTC亚型划分,队列包括74例(44.3%)肝内胆管癌、35例(21.0%)肝外胆管癌、30例(18.0%)胆囊癌和28例(16.8%)壶腹癌。患者及肿瘤特征见表1。每例患者包括ctDNA分析在内的临床病程见补充图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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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患者人口学及肿瘤特征。数据以n(%)或中位数(范围)表示。MSI:微卫星不稳定;MSS:微卫星稳定;RFS:无复发生存期。

不同时间点和亚型的ctDNA检出率

在具有可用ctDNA数据的患者中,ctDNA阳性率因检测时间点和BTC亚型而异。基线定义为术前30天内至手术当日采集的样本,13例患者全部为ctDNA阳性(100%);MRD时间点、治疗期间以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阳性率分别为23%(19/82)、25%(15/61)和38%(31/82)。MRD时间点各亚型的ctDNA阳性率分别为:肝内胆管癌22%、肝外胆管癌35%、胆囊癌13%、壶腹癌23%。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ctDNA阳性率从壶腹癌的27%至胆囊癌的50%不等,显示不同BTC亚型之间ctDNA检出存在异质性(图1)。

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ctDNA阳性的预后价值

在符合纳入标准的167例患者中,82例在MRD窗口(术后2–12周)具有ctDNA结果。与ctDNA阴性相比,ctDNA阳性与较差的RFS(HR 9.33,95% CI 3.40–25.64,P<0.0001;图2A)和OS(HR 5.29,95% CI 1.28–25.19,P=0.02;图2C)显著相关。MRD窗口ctDNA阳性和阴性患者的12个月RFS率分别为12.90%(95% CI 2.47%–67.40%)和75.30%(95% CI 62.30%–90.90%);12个月OS率分别为55.70%(95% CI 28.50%–100%)和95.80%(95% CI 90.10%–100%)。

在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情境中,ctDNA阳性仍与不良结局强烈相关。为按照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监测指南(每3–6个月影像学检查)保证充分临床随访,分析仅纳入随访至少6个月且未复发患者的ctDNA血浆样本。用于检测复发时,敏感度为80.6%,特异度为95.7%。与连续ctDNA阴性患者相比,监测期ctDNA阳性患者的RFS显著缩短(HR 18.12,95% CI 8.21–40.01,P<0.0001),12个月RFS更低〔32.26%(95% CI 19.37%–53.70%)对91.80%(95% CI 84.30%–99.90%);图2B〕,OS也更短〔HR 47.54,95% CI 2.31–976.40,P<0.0001;12个月OS:85.10%(95% CI 72.60%–99.80%)对98.0%(95% CI 94.20%–100%);图2D〕。

为比较ctDNA与其他临床病理危险因素的预后价值,研究者建立了多变量Cox回归模型,纳入ctDNA结果、BTC亚型、分期、分级和切缘状态。MRD窗口ctDNA阳性(HR 15.86,95% CI 4.69–53.60,P<0.001;图2E)和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ctDNA阳性(HR 14.93,95% CI 5.33–41.90,P<0.001;图2F)仍是统计学上最显著的复发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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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ctDNA状态可预测RFS和OS。A、B:按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ctDNA状态分层的RFS;C、D:相应OS;E、F:纳入ctDNA状态、胆道癌亚型及其他临床病理特征的RFS多变量分析森林图。未校正的风险比及95% CI以点和横线表示;垂直虚线代表无效假设。BTC:胆道癌;CI:置信区间;ctDNA:循环肿瘤DNA;HR:风险比;MRD:分子残留病灶;mOS:中位总生存期;mRFS:中位无复发生存期;NR:未达到;OS:总生存期;RFS:无复发生存期。

在39例临床复发且复发前ctDNA阳性的患者中,ctDNA阳性较影像学复发的中位提前时间为3.70个月(范围0.164–18.3个月)。24例具有复发部位信息,其中ctDNA阳性患者(14/18,77.8%)和ctDNA阴性患者(5/6,83.3%)均以远处复发为主;ctDNA阳性队列最常见转移部位为肝脏和淋巴结。1例ctDNA阴性患者和3例ctDNA阳性患者仅发生局部复发,另有1例ctDNA阳性患者同时出现局部和远处病变。

ctDNA状态及动态变化与辅助化疗的关系

研究进一步评估接受ACT和未接受ACT患者在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ctDNA阳性的预后价值。46例接受ACT的患者和36例未接受ACT的患者在监测期具有ctDNA检测时间点。与连续ctDNA阴性相比,ACT组和未接受ACT组的ctDNA阳性均与较差RFS相关。ACT组:HR 16.40(95% CI 5.46–49.28,P<0.0001),临床复发率88.23%(15/17),12个月RFS为41.20%(95% CI 23.30%–72.70%;图3A)。未接受ACT组:HR 28.72(95% CI 6.16–133.98,P<0.0001),临床复发率100%(14/14),12个月RFS为21.43%(95% CI 7.86%–58.40%;图3B)。

研究还依据最后一个可用治疗期间时间点的ctDNA状态,评估治疗期间任意时间的ctDNA动态变化与RFS的关系。与持续ctDNA阴性相比,持续ctDNA阳性(HR 41.38,95% CI 9.62–177.97,P<0.001)或末次时间点ctDNA阳性(HR 19.23,95% CI 3.65–101.39,P<0.001)患者的RFS较差(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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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治疗后ctDNA状态及辅助化疗期间任意时间的ctDNA动态变化具有预后价值。A:接受辅助化疗患者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按ctDNA状态分层的RFS;B:未接受辅助化疗患者的相应结果;C:辅助化疗期间任意时间ctDNA动态变化与RFS。ACT:辅助化疗;CI:置信区间;ctDNA:循环肿瘤DNA;HR:风险比;mRFS:中位无复发生存期;NR:未达到;RFS:无复发生存期。

与CA19-9和CEA的比较

随后,研究评估传统生物标志物CA19-9和CEA与队列RFS的关系。与ctDNA状态不同,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CA19-9和CEA水平均与结局无显著相关。MRD窗口有50例患者具有CA19-9数据,其中15例CA19-9升高,5例(33.33%)复发;35例CA19-9处于正常范围,其中15例(42.86%)复发(图4A)。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有62例患者具有CA19-9数据,CA19-9升高的25例中12例(48.0%)复发,CA19-9正常的37例中16例(43.24%)复发(图4B)。

CA19-9状态在MRD窗口不具有复发预后价值〔HR 1.22,95% CI 0.41–3.65,P=0.72;CA19-9正常与升高患者的12个月RFS分别为58.70%(95% CI 42.90%–80.20%)和65.50%(95% CI 44.90%–95.40%);图4A〕,在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同样无预后价值〔HR 1.32,95% CI 0.58–3.0,P=0.5;12个月RFS分别为63.70%(95% CI 49.60%–81.80%)和66.50%(95% CI 49.90%–88.70%);图4B〕。CA19-9检测复发的敏感度为42.90%,特异度为61.80%。

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分别有18例和15例患者具有CEA数据。MRD窗口有6例CEA升高,其中2例(33.33%)复发;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也有6例CEA升高,其中2例(33.33%)复发。CEA在两个情境下均不能预测RFS:MRD窗口HR为2.01(95% CI 0.31–13.17,P=0.47),CEA正常与升高患者的12个月RFS分别为64.80%(95% CI 39.31%–100%)和53.30%(95% CI 21.40%–100%;图4C);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HR为0.62(95% CI 0.08–4.57,P=0.64),12个月RFS分别为58.30%(95% CI 30.0%–100%)和66.70%(95% CI 37.90%–100%;图4D)。CEA检测复发的敏感度为33.33%,特异度为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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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MRD窗口及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CA19-9和CEA状态均不能预测RFS。A、B:分别为MRD窗口和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按CA19-9状态分层的RFS;C、D:分别为MRD窗口和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按CEA状态分层的RFS。若患者在治疗期间具有两个或以上ctDNA检测时间点,且至少一次ctDNA阳性、至少一次ctDNA阴性,则归入混合结果类别。CA19-9:糖类抗原19-9;CEA:癌胚抗原;CI:置信区间;ctDNA:循环肿瘤DNA;HR:风险比;MRD:分子残留病灶;mRFS:中位无复发生存期;NR:未达到;RFS:无复发生存期。

讨论

本研究显示,MRD窗口和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的ctDNA阳性均与较差RFS和OS强烈相关,凸显ctDNA作为残留及复发疾病动态生物标志物的价值。研究结果支持ctDNA用于BTC术后风险分层和预后判断;BTC具有高复发率,而传统监测方法的敏感度有限。本研究进一步补充了支持胃肠道恶性肿瘤纵向ctDNA检测价值的证据。

BTC是一种侵袭性且异质性显著的疾病。尽管接受根治性手术及辅助治疗,超过半数患者仍会复发。目前可用的影像检查和血清生物标志物CA19-9、CEA缺乏足够敏感度和特异度,难以在早期、可能更适合干预的阶段可靠识别分子复发。在这一背景下,ctDNA是一种肿瘤特异且高敏感度的补充工具,可捕获残留或复发疾病,并常较影像学提前数月发现复发。

本研究中,MRD窗口ctDNA阳性与复发风险显著升高及相近幅度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相关,证实其在术后早期的预后意义。与近期真实世界和前瞻性研究一致,本研究还显示,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ctDNA阳性对RFS(HR 18.12,P<0.0001)和OS(HR 47.54,P<0.0001)具有很强预测作用,中位提前时间超过3.7个月。ctDNA检测复发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6%和95.7%,作为分子检测可补充影像,且优于血清标志物〔CA19-9分别为42.9%和61.8%;CEA分别为33.33%和55.6%〕。将分析限制在治疗完成后12个月内接受ctDNA检测的患者后,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检测性能仍高度一致,敏感度为80%(28/35),特异度为97.5%(39/40)。

与结直肠癌和胃食管癌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强调ctDNA监测可提供具有临床意义的风险分层信息,可能用于指导监测策略,包括影像检查间隔和临床评估时机。值得注意的是,CA19-9和CEA在本队列中未显示相当的预后价值,在时间依赖性分析中也均未与生存独立相关,支持ctDNA作为BTC更具信息量的监测生物标志物。

既往多项研究记录了ctDNA在BTC中的可行性和生物学意义。例如,Yu等既往发表的回顾性研究纳入本队列的一个子集,ctDNA检出了94%的复发,中位提前时间为3.7个月,并显著优于CA19-9。Hwang等也观察到晚期BTC患者ctDNA与肿瘤组织测序高度一致,尤其是IDH1、PIK3CA和BRCA1/2等具有治疗可操作性的变异;ctDNA敏感度为84.8%,预测值为79.4%。本研究在一个大型、多中心已切除患者队列中,按MRD窗口和监测窗口分层评估ctDNA,并描述了治疗相关ctDNA动态变化,从而扩展了既往工作。持续ctDNA阳性患者在辅助治疗期间的生存显著较差,而ctDNA阴性患者结局良好,提示分子反应监测可能为实时治疗决策提供依据。这与肝细胞癌和BTC的早期研究一致,即治疗期间ctDNA状态可反映治疗效果和疾病进展。

重要的是,ctDNA阳性是最强的独立复发预测因素,其预测表现优于CA19-9、CEA及包括肿瘤分期、亚型和切缘状态在内的临床病理特征。这进一步支持ctDNA不仅是一项相关性生物标志物,而且是一种潜在具有临床可操作性的工具,可用于风险适应性监测及辅助治疗强化。对于异质性和临床复发延迟发现会削弱根治性治疗策略的BTC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ctDNA可提供统一、动态的生物标志物,克服组织检测在生物学和实际操作方面的限制。

尽管尚缺乏前瞻性数据,BTC中正在出现的病例级证据提示,在特定分子背景下,根据ctDNA结果调整治疗可能可行。例如,一项近期病例报告描述了一例微卫星高度不稳定胆管癌患者,在影像学复发前因ctDNA水平升高而开始免疫治疗,随后获得持续的分子和影像学缓解。尽管证据有限,这些观察结果说明了未来前瞻性试验可探索ctDNA辅助决策的潜在临床情境。

近期前瞻性试验同时显示了将ctDNA风险分层转化为治疗获益的潜力与挑战。在Ⅲ期结直肠癌DYNAMIC-III试验中,尽管ctDNA具有很强的预后表现,ctDNA指导的Safe-SeqS治疗升级和降级策略并未较标准管理改善RFS,说明必须存在有效治疗选择才能对ctDNA阳性采取成功干预。相反,在已有有效治疗的情境中,ctDNA指导的Signatera干预显示明确临床获益。例如,在肌层浸润性膀胱癌Ⅲ期IMvigor011试验中,ctDNA指导的辅助阿替利珠单抗显著改善无病生存期和OS。BTC复发率高且治疗选择仍有限,本研究确立ctDNA作为稳健的预后及风险分层工具,并为随着治疗格局演变而开展ctDNA指导策略的前瞻性研究奠定基础。

研究局限

将ctDNA纳入BTC临床实践时,也必须认识其当前局限。研究的回顾性设计、ctDNA采集间隔不一致以及缺乏统一影像检查方案均可能引入偏倚,特别是在提前时间的评估中。本研究MRD窗口ctDNA阳性率为23%,低于历史BTC系列报告的累积复发率;然而,MRD阳性反映的是限定术后早期窗口内的分子检出,而非长期复发风险。单个术后时间点的ctDNA检出本身受到肿瘤脱落动力学和低疾病负荷限制;阴性结果不一定表示没有残留病灶,也可能反映分子信号尚未达到可检出水平。因此,传统诊断性能指标不能应用于单一MRD时间点,因为这些指标假设将静态检测与统一确定的真实状态比较,而这一假设不适用于ctDNA这种动态、时间依赖性生物标志物。

整个队列中42%的患者发生复发,与已发表数据一致。该数据集具有真实世界属性,MRD采样不统一、随访异质、影像检查安排不一,可能造成区间删失和误分类,进一步限制标志性时间点诊断指标的解释。此外,纳入异质性BTC亚型和分期〔包括17%的壶腹癌和21%的Ⅰ期疾病,两者分别与较好预后和较低ctDNA脱落相关〕也可能影响观察到的MRD检出率。

监测分析还可能受到保证时间偏倚(不死时间偏倚)影响,因为患者必须保持足够长时间无复发才能接受连续ctDNA检测。虽然采用时间依赖性协变量对ctDNA状态建模以减轻该影响,但在由医师决定检测间隔的真实世界环境中,残余偏倚仍不能完全排除。队列虽纳入所有主要BTC亚型,但样本量限制了稳健的亚型特异性或分子亚组分析。尽管如此,MRD、根治性治疗后监测和治疗期间各窗口的结果一致,显示ctDNA检测在已切除BTC多种临床情境中的广泛适用性。

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表明ctDNA阳性是已切除BTC患者复发和生存的高度预后性生物标志物,并可在根治性治疗后监测期作为分子复发的早期信号。将ctDNA与临床参数和影像学检查结合,有望实现个体化监测、为治疗升级提供依据并改善BTC患者的长期结局。未来需要前瞻性研究验证ctDNA指导的治疗策略,并明确基于分子复发的抢先干预能否转化为生存改善。

文献来源

Malla M, et al. Real-world analysis of ctDNA and other bio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curatively resected stage I-III biliary tract cancer. ESMO Gastrointestinal Oncology. 2026;13:100344. DOI: 10.1016/j.esmogo.2026.10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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